古代名人—孙奇逢

孙奇逢（约1584-约1673）    字启泰，号钟元，原籍明直隶保定府容城县（今属河北省），后迁居河南卫辉府辉县。明清两代，他十一次拒绝朝廷征聘，人称孙征君。晚年讲学于辉县夏峰村，学者称夏峰先生。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从祀文庙。

孙奇逢“少历经于贫贱，老困踬于流离”（《夏峰集》卷七《柬三无道<!--ADV_CONTENT-->人》），亲身经历了明亡清兴的朝代更迭。天崩地解的严峻现实和颠沛流离的贫困生活，造就了他探求治世之道、整治人心风俗的人生理想追求。他虽然一生身居山野乡村，却始终心系国家社会。在其社会政治活动中，他倡扬正义痛斥邪恶，慷慨不顾生死，誓不为官以明志节，德操声闻朝野，充分展示了儒家学者居仁行义深造自得的至善刚健人格精神。

少年时代，孙奇逢居贫力学，志慕圣贤，以求有为于民生社稷。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得中举人，后四次会试终皆落第，但他一以儒学砥砺身行，沉潜传统学术思想。明天启年间，朝政腐败黑暗，宦官把持大权。在东林党人与朝廷腐朽势力的严酷斗争中，孙奇逢主持正义，推重东林党人力担世道、学窥本原，认为“阳晦之时，孤阳一线，则东林实系绝续之关。”（《理学宗传》卷一一《顾宪成》）他自称是顾宪成、高攀龙的私淑弟子，并同东林名士结成生死之谊，往复议论针砭时蔽。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阉党魏忠贤残酷迫害东林人士，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人被诬入狱，孙奇逢挺身而出不惧祸难，组织畿南士民进行营救，并书请兵部尚书孙承宗入朝阻恶。后左光斗、魏大中等人身死诏狱，孙奇逢乃经纪其丧，归葬其籍。“燕赵悲歌慷慨之风久湮，人谓自先生再见”（《明儒学案》卷五七《诸儒学案下五》），时人誉称他与另外组织营救活动的鹿正、张果中为“范阳三烈士”。

明朝末年，在国危民难、内忧外患的危机局势下，孙奇逢一方面愤斥空谈心性不重实行造成的灾难祸殃，一方面率领乡民奋起抗击清敌的侵伐攻扰。他说：“事坏全由于持论者恣口阱而逞心兵，当局者炽空言而实受祸。”（《夏峰集》卷一二《公祭鹿伯顺文》）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九年（公元1636年），他两次率领乡里民众击退了清兵的侵扰，保住了容城的安危。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他又率领百户乡民，转移到易州（今河北易县）五公山，结寨屯驻，修武习学，抗敌自保。明朝灭亡以后，清廷五次诏征其入朝，甚至聘以国子监祭酒的高位，他都坚守志节，拒不赴召。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清朝贵族将其家园圈占，他被迫举家迁徙南下，七年（公元1650年）行至河南辉县夏峰村，遂定居于此，创办书院，教授士民，著书立说，传播儒学。

孙奇逢在其一生的学术活动实践中，精研儒学义理，博稽方志史实，尽心教化士民，勤力著述立说，尤能坚守学以致用的治学宗旨。他认为，学术的存亡兴废，关系着国家的强盛衰落，为学重在阐明义理以求切近人事，躬行践履以达经世宰物，而不可空谈身心性命，沉溺章句训诂。故他说：“遇事敢言，见危授命，而经世宰物，随地自见，此圣门之所贵于学，而其用甚大。若平居谈身心性命，一遇事便束手，此腐儒曲士之流耳，实足为理学之诟厉也。”

因此，孙奇逢所倡导和坚守的学以致用的治学宗旨，力摧了明末以来空疏清谈之陋习，开创了清代初期黜虚务实之新风。

孙奇逢在儒学研究中，皆从主于实用的原则出发，详加评析儒学思想的义理要旨和各家学说的轻重得失，尤能兼采众家之长，归本孔子之道，提倡明体达用，主张学行合一。他的理学思想宗本阳明，兼合朱熹，展示了清初折衷于理学与心学之间儒家学者的学术特点，体现了清初儒学发展演变的思潮趋势。在其史学研究中，孙奇逢注重究治历史事实探讨国家兴亡的原因，用心考查现实问题以关切民众生活的疾苦，颇加重视地方史志的编纂整理，着力彰扬志士仁人的嘉言懿行。他在明史研究中，著有《取节录》、《乙丙记事》、《甲申大难录》等，详记明清之际反对阉党、农民起义和抗清斗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他在地方史志的研究中，著有《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二书，选取明代河南、直隶之理学、经济、忠节、清直、方正、武功、隐逸等人物，分别立传，加以评说，以彰“文以经邦，武以勘乱”之迹。孙奇逢在教育活动中，因材施教，诲人不倦，坚守为学识道、学以致用之旨，提倡执德有弘、立志笃守的刚健精神，尤能激发学者深造自得以砺学识身行，引导士民贫富穷达不改居仁行义。故其在夏峰村讲学时，四方学者慕名而至潜心受学，门人弟子达数百人多有成就。如汤斌和费密即是其弟子中的两位代表人物。汤斌官至工部尚书，身体力行，不尚空论，为政清廉，颇多政绩，教人必先明析义利之辨，人称其为真经学真道学。费密一生治学，力倡实事实行，反对空谈性命，实开颜李学派之先声。故黄宗羲在称赞孙奇逢的教学活动时曾言：“北方之学者，大概出于其门。”（《明儒学案》卷五七）孙奇逢一生著述颇丰，他的学术著作主要有：《理学宗传》、《圣学录》、《北学编》、《洛学编》、《四书近指》、《读易大旨》、《书经近指》等。后人编有《夏峰集》、《孙夏峰先生全集》等。孙奇逢的社会活动和学术实践，有力地推动了社会道德的归正，促进了儒学的发展传播。时人曾以“始以豪杰，终以圣贤”（ 申涵光：《聪山集》卷三《征君孙钟元先生诔词》）的美誉，以示对他的人格和学识的敬佩和称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