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访古—寻古探幽—商王朝后期都城遗址殷墟

殷墟是商王朝后期都城遗址,位于安阳市区西北洹河南北两岸。西起北辛庄,东到洹上村,全长约

小屯一带占地名叫北蒙,又叫殷。商朝第十代王盘庚为缓和社会矛盾,巩固商王室的统治,于公元前14世纪末决定“震动万民以迁”。他率领贵族和平民离开了原来的都城奄(山东曲阜附近),西渡黄河，把都城迁到殷,自此，历史上把商朝常称为殷朝,或者殷商。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兴兵伐商,在牧野(淇县南)大战中,商“前徒倒戈”,帝辛(纣王)兵败自焚,殷商亡国,小屯一带的都城逐渐沦为废墟,湮没地下,后人因此称此地为殷墟。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王懿荣首先在被称为“龙骨”的中药上发现了契刻文字甲骨卜辞,后经罗振玉调查,弄清了甲骨卜辞出土于安阳市小屯村,并在甲骨卜辞上发现了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明这些卜辞为商代甲骨文。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王亥、王恒、上甲等商代诸先公进行考证,证实《史记》、《世本》所记载的商王朝世系是可信的。同时根据受祭的帝王有康祖丁、武祖乙、文祖丁(即康丁、武乙、文丁)之称,确定帝乙之世尚建都于此,从而确定《古本竹书纪年》所记载的自盘庚迁殷至纣之亡“更不迁都”之说符合历史事实。这一见解为大多数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所赞同。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纠正了自唐杜佑《通典》、宋吕大临《考古图》起,出现安阳西北5里、洹水之滨为河亶甲城的误传,证实《史记·项羽本纪》“洹水南为殷墟”的记载是正确的。这样,以商代甲骨的发现为契机，商代后期的王都遗址一殷墟遂告发现,开始了发掘和研究。

殷墟发掘始于1928年,到1937年止,10年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此共发掘15次,主要收获有:根据高楼应后岗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弄清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文化的时间先后问题；根据在侯家庄西北岗西区发掘的7座大墓中出土的丰富精美的随葬品以及大墓周围分布有1200多座排列整齐的小型墓和祭祀坑,从而断定这里是商代王陵所在地。另外,在小屯村东北还发现了商代建筑墓址34座,包括宫殿和宗庙遗址。特别是127号坑中,出土刻字甲骨17000万多块,丰富了商代历史文化研究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40余年来,在中国科学院(后改为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主持下,殷墟的发掘研究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其较重要的有:武官村大墓和妇好墓的发掘；西北岗祭祀坑与后岗祭祀的发掘；小屯村北宫殿区的发掘；苗圃北地商代铸铜遗址的发掘以及小屯南地甲骨卜辞的出土等。武官村大墓发掘于1950年,墓葬面积340平方米,容积为16.5立方米,是4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座商贵州墓。该墓呈“中”字型,早年被盗,且有焚烧现象,因此,棺木和墓主人骨骼巳损坏无余。椁外边满铺用竹木皮革做成雕花涂朱仪仗,可惜均已朽烂。东侧埋有男性17人,西侧埋有女性24人,没发现被杀戮和捆缚痕迹。从死者埋葬情况分析,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的亲信侍从和姬妾之类人物。在墓室上部还发现人头34个,均为回填墓室层层夯筑过程中埋进去的。虽然该墓早年被盗,但仍出土部分重要文物,其出土的虎纹大石磐,制作精致,音色优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武官村大墓的发掘,证实了文献中有关奴隶制社会中“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的残酷野蛮的人殉制度。因此,这些材料作为论证商代是奴隶社会的富有说服力的物证而引起人们的重视。1976年发掘的商代第二十三代王武丁的配偶“妇好”之墓,是一座在殷墟发掘史上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相印证而确定其年代和墓主人身份的商王室墓葬。该墓位于小屯村西北部,虽然其规模不大,与同类墓葬并无多少特殊之处,但墓中随葬物品既多而精,器类齐全,在殷墟考古史上是仅见的。墓中随葬物品总数达1928件,其中青铜器468件、玉器755件、石器63件、宝石制品47件、骨器564件。在200余件青铜礼器中,计有方鼎、困鼎、偶方彝三联甗、簋、尊、壶、瓿、缶、觥、斝、盉、爵、觚、盘等,各类齐全,几乎包括了殷墟出土铜器的所有品种。其中偶方彝、三联甗和鴞尊,都是前所见未见而富有特色的青铜器。玉器大多为现实生活中常见的飞禽、走兽、鱼鳖、虫蚁之类动物的玉雕，商代的匠人们运用线雕、浮雕和圆雕等不同手法,形象而真实地雕琢出虎、熊、象、鹿、马、牛、羊、狗、猴、兔、鹤、鹰、鸽、燕、鸱鴞、鹦鹉、鸬鹚、雁、鸭、鹅、鱼、蛙、鳖、蝉、蚕、螳螂、螺蛳等20多种动物,这些玉雕对于研究当时生态及自然环境是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妇好墓还出土了十多件玉雕人像和人头像。匠人们用写实手法,把不同阶层,不同性别的人物及服饰、发饰都作了比较细腻的刻划。有的高领窄袖、腰束宽带,有的无衣无褐、赤身裸体。人像的面部,都是粗眉大眼、高额骨蒙古人种的特征,十分明显。这些人物形象不仅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而且对研究人种和他们的社会生活,也是很宝贵的资料。另外,妇好墓中出土的两件象牙杯,通体镶有绿松石图纹,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妇好之名在武丁时期的卜辞中常见,据卜辞记载,她曾主持过许多重要的祭祀活动,并多次率领士卒去征伐夷方、土方、羌方、巴方等国,是武丁时代显赫一时的重要人物。因此,妇好墓的发现,对探讨商代礼制,考订殷墟商王大墓及青铜年代,研究商代社会历史都布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武官村大墓的南面偏东即西北岗一带,有奴隶杀殉坑4排17个,每座杀殉坑内埋10个被砍了头的奴隶。杀殉坑还有成排的乱葬坑,坑内全是无头尸骨,有些是把砍下的头颅连同尸骨埋在一起,这些是每年祭祀王陵时被当作人牲而惨遭杀害的奴隶。1976年,在对这一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勘探发掘中,在4700平方米的范围内,共清理191个祭祀坑,发现1178个俘虏和奴隶作为祭祀牺牲而杀戮。实际上,通过勘探得知,这一区域是商王室祭祀先祖用的公共祭祀场,面积约数万平米。解放前在这片祭祀场西北曾经发掘了1000多座小墓,其中有些坑中所埋的无头躯体、人头及禽兽、器物等,也是祭祀的牺牲和祭品,应属祭祀场的一部分。在这个祭祀场中,前后共杀埋了多少祭祀的牺性,目前虽还不能确知,但在卜辞里,有人曾找出有关人祭的甲骨1350片、卜辞1992条,共杀13052人。另外,还有1145条卜辞未记人数,如果都按1人记,全部杀人祭祀,至少在 14197人以上。

殷墟的中心是商王居住的宫殿区,坐落在洹河南岸小屯村北一带,目前,发现的王宫建筑墓址已达50多处,这些建筑墓址或者排列成行,或者互相连接。据发掘资料推断,这些建筑物建在厚实的夯土台基之上,由夯土墙、木质棵柱、门户廊檐、四柱屋顶等部分组成。宫殿基址的形状多种多样,有矩形、方形、凸形、凹形,最大的南北长约85米,宽约14.5米。殷墟宫殿建造的过程基本上是先奠基,然后置础,置础时先挖一方坑或圆坑,夯打后即放置柱石,柱石直径约10—13厘米,部分也用铜础。柱子则直接安立于柱石之上。其中一座规模较大的宫殿,就有3行34个柱础。在发掘宫殿基础的过程中,大都发现杀牲甚至杀人的祭祀坑,有一座规模较小的宫殿,在它的屋基前面,便发现埋有1个人、10头牛、5只羊、21只狗。这些仅仅是奠基和置础用的,建筑物安门时,在门的左右两侧和前面埋有持戈执盾的武装侍从,人数达五、六人,其中有不少是活埋的。更为残忍的是,埋在门下的还有几岁的小孩。

文字是文明社会的标志。商代后期,文字的使用已相当普遍。90多年来,殷墟出士的带字甲骨总共布16万多片,4500多文字。从文字结构方面考察,除了象形以外,形声、会意、假借等比较进步的方法已经普遍应用。甲骨文是占卜后的刻字记录,即卜辞,占卜记录的内容,多是王室的祭祀、天象、田猎、年岁、农业、征伐、王事等各方面的资料,可以说是商王室的档案资料库。为研究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殷商时期是我国青铜文化的繁荣昌盛时期,制造出大量的造型艺术和工艺技术部十分精湛的青铜器。1939年出士的“司母戊方鼎”,是殷商青铜器的第一重器,其形式雄伟,纹饰壮丽、精致,集中体现了殷商晚期冶铸业的技艺水平和生产能力。殷墟的青铜铸造作坊,位于殷墟东部的苗圃北地,1959年在此发掘出土数以千计的各类陶范及大量的坩埚残片,是殷墟范围内较大的一处铸铜作坊遗址,发现有直径约80厘米的熔炉遗迹,估计应为浇铸司母戊方鼎的熔铜炉。

60年来,通过对殷墟发现的重要遗迹和遗物的研究成果表明,殷墟作为迄今3000多年前的城市,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也是世界东方文明的象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此专门设立机构进行殷墟的发掘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