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访古—寻根中原—大道文化之源：华夏文明之根

    河南博物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举办的“文明探源：考古与历史的整合”学术研讨会在郑州举行，来自北京、上海、陕西、山西、山东、辽宁、河北、江苏、甘肃、河南等14个省市的80多位专家学者聚集一堂，从考古学、历史文献学等方面就华夏文明的源头，尤其是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中原是探索中国古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地区，同时还是文献记载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等史迹最为密集的地区。汉代司马迁所撰《史记》首篇为《五帝本纪》，记载了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时期的历史。对于这样一个年代湮远、扑朔迷离的历史时期，如何从考古学、历史学上去把握它，如何正视古史文献的记载，如何利用这些浩如烟海的古史文献和考古发掘的资料来重建上古历史，追溯华夏文明之源，成为这次会议讨论的重点。河南博物院倡导召开此次会议，一方面希望以此为契机，深化对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另一方面，希望关于五帝时代的研究能够引起学术界的争鸣，以致最终能够正确认识我国夏代以前的历史，填补我国五千年文明史的空缺。因篇幅有限，现将部分发言摘录如下：

    王  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这次会议的主题很有特色，我们文明中心在全国各地召开了六七次文明起源和文明化进程学术会议，但是像这次会议正面提出“历史与考古的整合”来探索我国文明的起源这是第一次，所以，非常感谢河南博物院张文军先生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先生倡议这个题目，有了这样一个主题，所以这次会议的内容才有新意。还有，这次会议是迄今为止内容最丰富、最广泛的学术会议。除考古新发现外，会议代表还论述了以五帝时代为中心的方方面面的内容，包括五帝时代的谱系、活动区域以及五帝时期都邑的判断，也包括洪水治理、五帝时代本身的年代的研究，另外还有一些理论问题，像酋邦、国家形成的标志、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特点，包括模式方面的探讨，另外还有各个区域之间区域文化与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在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作用等，这体现了我们一直所倡导的理念，也就是多侧面、多角度地研究文明起源，从代表们的发言可以看出，有的是从生产的角度、从生产方式的变化、手工业技术的发展、还有环境的变化、城市、文字、聚落形态，包括人口的迁徙、上层建筑、思想领域等，几乎涉及文明起源研究的所有方面，这些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特点。这次会议反映了目前中国学术界关于我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现状，虽然在考古与历史的整合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少的分歧，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今后我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趋势和方向，这无疑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陈爱兰（河南省文物局局长）
    河南是考古工作者的胜地，从我国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的发现、确立，第一次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发掘——安阳殷墟的发掘，到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配合科学研究和基本建设进行的考古发掘，在河南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一次次重大的考古发现，不仅仅引起世人的注目，更重要的是解决了千百年来悬而未决的学术课题。如仰韶文化遗址，是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史前村落遗址，它的发掘开创了我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先河，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基础；甲骨文的发现及殷墟的考古发掘，展示了商代文明最为辉煌的一页，向世人证明了殷商一代不仅在中国历史中存在，而且已达了相当高的文明程度；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不仅为夏代飘渺不定的历史打下了坚实的根基，而且为我们构筑了一个夏文化的时空框架；不仅证实了《史记•夏本纪》的可信性，而且在文物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掘出了一代王都；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遗址，作为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成为夏商文化分界的两个重要界标。凡此种种，这些重要发现，见证着河南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发展中的突出地位，彰显出中原文化的无穷魅力。

     张文军（河南博物院院长、研究员）
    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自成序列，前后发展连绵不断，并且在吸收周边地区先进文化因素的基础上，率先建立国家，进入文明时代。也正因为此，中原地区当然地成为探索华夏文明起源，追寻夏代以前历史的重地。近年来一系列的重大考古发现，如河南灵宝西坡遗址、新密新砦城址、登封王城岗城址、濮阳高城城址、郑州大师姑城址、偃师二里头遗址及山西陶寺遗址最新的考古成果，充分显示了中原在探索华夏文明起源与早期形成中的重要地位。中原在这个重要课题的研究中，占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如文化谱系的研究，聚落的研究，都需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中原地区还是文献记载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等史迹最为密集的地区。如何看待这些丰富的文献记载与史迹，这些文献和史迹与我们要追寻的夏代以前的历史有没有内在的联系，与我们所揭示的一系列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又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我们在文明探源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尤其是豫西灵宝、豫北濮阳一带，从古史传说中属于不同的族属，而且在考古学文化上也存在着地区性的差异，同时两个地区都存在着相当多的关于黄帝、颛顼等的史迹，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我们去思考。因此，在文明探源的过程中，我们将会自觉与不自觉地将考古与历史文献结合在一起。毫无疑问，文明探源考古学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但考古学研究同样需要更新观念，更新研究的方法和模式，在课题的组织上，吸收不同学科、不同单位的人来参加，这样才能取长补短。 

    张忠培（原故宫博物院院长、研究员）
    关于考古与历史的整合，“整合”这个词不是大陆的词，是从台湾进过来的。石兴邦先生提到台湾关于历史与考古整合的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我也提交了一篇文章，也就是《关于考古学与民族学的几个问题》，这篇文章反映了我关于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整合的基本观念，我到今天还是基本上保持这个意见。我认为历史是一个有不同的侧面、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层次的一个客观存在，所以我们就需要用不同的学科、以不同的角度以及不同的透视能力去研究客观存在的历史。严格来说，虽然需要有很多学科去研究历史，但是在我看来，基本上就两个学科，一个就是历史学科，一个就是考古学科。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到今天，就需要我们如何把两个学科的成果整合起来，使我们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地去观察客观存在历史，我们这次会议主题的副标题，就是这个意思。考古学和历史学是两个独立的学科，它们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理论有所不同，所以二者也就存在一个如何整合的问题，但是考古学和历史学各自所具有的优势和缺陷使得我们必须由材料牵着鼻子走，考古和历史有可以整合的一面，也有不可以整合的一面，这就是我关于考古与历史整合问题的看法。我觉得我们探索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有一些成功的经验，也就是顺藤摸瓜，沿着已知的线索探求未知的领域，比如以二里头遗址为基点探索先夏文化，以殷墟为基点探索早商和先商文化，以及以斗鸡台遗址为基点探索周代和先周文化，这些探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所以，我们要考古与历史整合，就应从已有的经验转化为某种理论，然后用来指导我们未来的实践，而且又在未来的实践中去不断地修改我们不合适的理论，这也是我们探索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所取得的宝贵的经验。

     石兴邦（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国历史与考古学文化的整合研究会议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1997年在台北举行的，张光直先生说：中国古史研究与考古学的发现成果的间距，比海峡两岸的距离还远。我们两岸学者有责任通过我们的工作让她整合起来。我希望今天这会开了后，使这个距离要缩短，更整合一些。中国历史和世界史一样，可分三个大的范畴，即(一)史前时代(原始公社和氏族社会时期)；(二)文明形成与国家出现阶段；(三)历史时代(典章制度的制订与各种文明性的创造发明，包括文字、金属等)。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是：遵循“一元多支”和“众支融合”的模式和过程，而发展和壮大起来的。文明形成于原史时代(传说中的五帝时代，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具体表现为：有一个强大而凝固的氏族部落文化基础，并形成大小不等的系区组织及方国集团；构成文明要素的且具有神圣意义的各种文化类型品的出现，有用陶、木、玉、石和铜制的相应的礼器，灵器、兵器和文字等化品；大型和特大型聚落的出现和二里头、陶寺遗址的发掘和发现，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原史社会文化可靠的基点；已经发现的史绩证明与传说中的我们五帝时代(尧、舜、禹时代)的史实是相整合的。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对问题已提出数据和认识。我们发现了“百宝箱”，但还未打开，或者揭开看了看又合上了，内涵还不够清楚，掘识面还深度不够，工作进行缺乏持久性和组织性。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计划性和持续性，要有较大规模的进行，并对有关遗址深入一步的调查、核实并保护好，以期有效持续地进行工作始能取得成果。

      许顺湛（河南博文物考古学会名誉会长、河南物院研究员）
    五帝时代是传说时代还是历史时代？如果把五帝时代视为传说时代，以传说为基点来进行研究，研究的结果还是传说，许多重要的考古资料不能为研究传说者所使用；同样，许多有价值的古史文献也不能为考古研究者所使用。有关五帝时代的记载，虽然是后代学者的追述，但很多是非常有价值的，从不同角度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虽然文献记载有牴牾、有疏漏，但从客观上来看必须认可五帝时代，司马迁把它作为历史时代写入《史记》的首篇是有道理的。《史记•五帝本纪》中的五帝，是指具体的人，是若干代的具体的人，其名字是族团领导的世袭名称，也是族团的名称。研究五帝时代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年代框架，对它的上下限不确定，就无法在历史的长河中定位，不定位的研究是盲目的，是不科学的。根据《春秋命历序》结合其他文献进行分析研究，笼统地说五帝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大体在距今6400年至今4100年之间。有五帝年代框架大体定位后，就可以与考古学文化对应。凡是与五帝时代年代对应的考古学文化，都可以称为五帝时代文化，但是不能称为五帝文化。目前关于五帝文化的具体确认还很难，黄河流域特别是大中原区域内，可能是五帝文化的主要地区。五帝时代在神州大地出现了不少区域性的文明中心，反映了华夏文明起源是多源的。诸多文明中心由于各种原因，百川归海，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华夏文明，其中黄河文明、中原文明独领风骚，成了华夏文明的主干，成了连绵不断的华夏文明的代表。五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初级阶段，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

     郭大顺（原辽宁省文化厅副厅长、研究员）
    史前考古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使其与古史传说五帝时代的整合已渐成熟，这是文明起源研究深入的必然结果，也应作为今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点课题。目前，对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五帝时代的整合研究，有以下方法和观点值得重视：一是以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为指导，确定五帝时代的时空框架。五帝时代可分为前后期，即以黄帝为代表的前期与以尧舜禹为代表的后期。大约以距今5000年为界的仰韶时代晚期到龙山时代（早期），与五帝时代前、后期有相互对应关系。五帝时代主要部族集团的活动，以中原及其周边的东方、东南沿海，以及以辽西为重心的燕山南北地区为重点。二是文献记载五帝时代的时代特点及其在史前考古中的反映。各区域主要考古文化同步发展但有主有次，入主中原的时间有先有后。区域考古文化个性化充分发展并频繁交汇和相互吸收，是文明起源的原动力，并导致诸考古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走向最初的文化共同体即“共识的中国”。三是从各区域具主导性考古学文化迁移传播的线索，寻找五帝时代诸代表人物的活动踪迹。以四周向中原聚集为主的汇聚型，而不是以中原向四周放射为主的扩散型，是五帝时代诸考古文化发展交流的主流态势。不同经济类型不同文化传统的区域文化，在充分发展个性的同时，不是分道扬镳，而是向一起汇聚。五帝时代，既是中国跨进文明社会的时代，更是由文化认同达到“共识中国”的时代，还是中华传统（礼）初现的时代，是为中华文化、中华国家的形成奠基的一个伟大时代。

     沈长云（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目前考古界的同志引用文献资料已蔚然成风，但普遍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将自己掌握的考古资料和许多相关的文献资料全部罗列出来，看看自己的考古资料与哪些历史文献能对得上。这里面就存在一种主观因素。五帝时代我们不能否认。司马迁写五帝，在其之前已有五帝的说法。但怎么看“五帝时代”，邹衡先生认为我们不能把其看成是纵向的系统，而是看成横向系统的。同顾颉刚先生提出打破三皇五帝系统的提法一样，横向系统就是五帝不是前后相承的这么一个顺序，不是像史书讲的那样彼此之间有亲属关系，如父子关系、祖孙关系等。古文献将夏商周祖先也都看成是黄帝的后代，现在看来这种纵向关系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我们横向地看就很好理解。我想，如果要给传说中的中国五帝时期亦即前国家社会发展阶段做一个理论概括的话，那么，酋邦这个概念就是最好的选择。实际上，酋邦就是我国古代文献中常常提到的“天下万邦”的“邦”，亦即今日治先秦史者屡屡提到的“族邦”，考古学或称之为“古国”。我国古代文献所记载的从尧舜禹族邦（酋邦）联盟过渡到夏的家天下的故事，反映了“从酋邦到国家”这一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具体途径。

     李  民（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中，有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古代统一国家出现之前，是否应有其“过渡”阶段，也就是说是否有一个国家的雏形阶段。《尚书•尧典》中较早提到帝尧时“协和万邦”，“万邦”即可用以概括这个“过渡”阶段。在古代的万邦时期，产生了国家文明形成的诸多因素，具备了氏族制度解体并进入国家阶段的重要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阶段应该被视为国家的雏形。使用中国古代文献早已有的“万邦”一词，比使用“城邦”、“酋邦”等更加切合中国古代历史的实际。“万邦”是中国古代国家萌芽和产生时期的一个特有的历史现象，“万邦”正处于氏族、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的历史时期。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邦都已具备国家的要素。在“万邦”时期，只有个别的大邦进入了国家。从万邦林立到统一国家的出现是社会第一次急剧变革的时代，但这一变革也并非是一朝一夕所完成的，统一的夏王朝并非是突然从地上冒出来的。我们从《尧典》的“万邦”时期看出，那时的诸邦，像是一片树丛，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向上分化，最终形成统一国家。都城的出现，应是统一国家出现的一个重要标志。

     朱乃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信息中心主任、研究员）
    中原地区是夏商周立国之地，因此这里自然就成为中华文明探源的主要区域。20世纪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历程表明，中原地区是最早开展探索文明起源的区域。已形成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突出地表明这里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最重要的区域。尤其是自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和第一阶段“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来的近五年内，对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偃师二里头等一批重要遗址的大规模发掘所取得的一系列的突破，更彰显出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核心地位。然而，目前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认识，分歧仍然存在。考古发现与探索方面的缺憾，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探索与研究的进程；尤其是由于考古学与历史文献的整合研究对于揭开传说时代的史实还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夏王朝最初确立的史迹，以及尧舜禹的史迹等仍然处于艰难的证实之中；考古学的个案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推进。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需要由中原地区的有关研究突破才能够得到更好地解决。所以，中原地区的文明起源研究，以及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尚存在着相当大的研究与探索的余地。

     江林昌（烟台大学副校长、教授）
    从时间的角度看，五帝时代跨度一千年以上，当时氏族如林，部落众多，并非仅有五个帝号。我们应该将五帝时代的各种帝号全面蒐罗，然后大致分组分期，如：黄帝、炎帝、蚩尤为第一期；颛顼、烈山、共工、太昊为第二期；少昊、帝喾、祝融、梼杌为第三期；尧、舜、四岳、后羿、皋陶为第四期，等等。至于这些不同期的帝号与考古文化之间的关系，目前只能做出部分推测，还很难坐实，如陶寺文化与唐尧等。然而，推测也是深入研究的第一步，应该倡导。从空间角度看，存五帝传说大都集中在中原地区,而考古发现表明,五帝时代，除黄河流域外，在长江流域、长城内外已有许多文明同时兴起，表明这些地方也有许多先进民族及其首领英雄的神话传说。如，良渚文化的英雄传说、红山文化的英雄传说，等等。这些英雄传说到了夏商周以后，在“夏夷之辨”、“中原政治文化一元论”的影响下而被逐步删掉了。五帝时代研究还有许多空白，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民族调查加以补充。从气候地理环境角度看，大约距今8000-3000年之间，由于“冰河期”结束，地球开始转暖。气温上升，导致冰雪融化，河水泛滥。这期间，黄河正是洪水滔滔，泛滥成灾。其中有两次改道，直接影响到中原地区部落联合体的形成与布局。

     许  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无法说清楚二里头文化是如何在纪元前第二千纪的前半叶崛起于中原的。但无论如何，作为东亚地区首次出现的强势核心文化，它的登场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其都邑中心的庞大化与复杂化，二是其大范围的文化辐射。这二者在东亚地区都是史无前例的。在华夏文明与国家形成史上，二里头文化以其高度发达的文化内涵和大范围、跨地域的文化吸收与辐射，形成辐辏之势，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二里头遗址是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目前学术界倾向于认为它是夏王朝后期的都城之所在。二里头遗址宫城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宫城遗存，中心区纵横交错的道路网是中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网，双轮车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车辙痕迹，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也是同类遗存中前所未见的。二里头遗址宫城方正规矩、宫殿建筑中轴对称、呈封闭式结构、宫殿布局多进一体，大型宫殿建筑群具有明确的中轴线规划。上述要素，都开中国古代宫室建筑和都城规划制度之先河，是中国传统宫室制度的最早范例。二里头遗址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源流具有重要的标尺性意义。

     何  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陶寺早期城址在陶寺中期扩展成为中国史前最大的城址。中期沿用早期的宫殿区。但是中期王级贵族墓地与早期王级贵族墓地不同茔域，暗示陶寺城址的掌权家族易手。观象授时祭坛的存在，不仅标志着历法作为王权一部分在陶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标志着陶寺城址的王都性质。最高权力控制的大型窖穴仓储区的存在，是国家社会储藏贡赋、备战备荒不可或缺的设施。陶寺晚期凸显暴力行为，伴随扒城墙、毁宫殿、捣王陵，政治报复行为特征显著。这些迹象都一再告诉我们陶寺文化的国家性质，陶寺城址的都邑功能。我个人认为，尧都平阳的史籍传说变成信史不会太遥远了。在不久的将来会有越来越充分的考古资料引导我们走出“尧舜禹传说时代”，用更详实的考古资料续写他们辉煌历史的细节。

     袁广阔（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历史上濮阳曾称帝丘。《汉书•地理志》：“东郡濮阳故帝丘。”文献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关注，上世纪60年代，廖永民在濮阳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高城村南遗址，有古城墙存在。2002年，濮阳文物保管所对遗址进行钻探，发现遗址北城墙。2005年初，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濮阳市文物保管所对遗址四面城墙进行钻探和试掘，发现这是多个历史时期相叠压的古城址，确知有东周大城一座，面积约520万平方米，四面城墙保存完好，城墙高度约6－7米；在东周城下有一座甚至多座早于它的城址。由于发掘面积所限，下面城址的时代和面积不详。从初步发掘可知城墙的夯土分三部分，即平夯、圜底夯和无夯窝夯土。从文献可推断目前发现的东周城应为卫国晚期的都城。其下面的城址，《汉书•地理志》云：“濮阳本颛顼之墟，故谓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文献记述的帝丘、昆吾故城都与现今发现的高城遗址发生了联系，但哪一条正确，待今后的考古工作来证明。因此濮阳特别是高城遗址的进一步发掘为研究卫国，夏、昆吾以及先商的历史都十分重要。

     马萧林（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现有两座特大型半地穴式房址，解剖了壕沟，揭露二十余座墓葬。西坡遗址的发现，使我们认识到，中心聚落很可能从仰韶文化中期（约公元前3800~3300年）开始，与普通聚落产生功能上的差别。位于遗址中心、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具有公共礼仪性功能建筑的发现，以及大型墓葬和高规格随葬品的出现表明，中原地区的史前社会结构从仰韶文化中期开始出现了意义深远的复杂化倾向。“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原定研究时段为公元前2500-1500年，西坡遗址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处被列入探源工程的早于公元前3300年的遗址。西坡遗址的发现，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仅把探源的时间向前推进了数百年，更重要的是为研究者提供了认识中原文明起源的特点、进程、动因的切入点。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探源。通常意义上的文明探源，就是向前追溯文明因素的起源，因而也往往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看作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时间上的追溯。这反映的是典型的由后往前逆推，或者说从流到源的研究方法。西坡遗址的发现及对社会结构复杂化的研究，可以说开辟了一条从源到流研究文明起源的新思路。

     张得水（河南博物院研究员）
    中原文明的形成并不是孤立的，是在吸收、借鉴周围地区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同时也是中原与周边地区文化融合的过程，文化的融合性是贯穿于中原地区文明进程的主旋律。河南史前的玉文化并不发达，或者说是缺乏尚玉的传统。与大量的陶器、石器、骨角牙制品相比，玉器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品类。而且，多为生产工具或装饰品，并没有成为主流的礼制的物质载体。然而，到了龙山时代的晚期及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玉文化逐渐发达起来，并最终形成中国玉文化的第二个高峰期。中原地区夏商周三代的古玉文化，显然不是本土固有文化的传承，而是受到周围地区先进玉文化传播、影响的结果。中原地区古玉的发展受到北南两系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与中原地区地缘相近的周边诸文化，如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无疑起到了二传手的作用。同时，中原地区在接受周边玉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并不是被动的吸收，而是更多的融入了自身的文化因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原地区在文明化进程中并不是孤立的，周边地区先进文化因素的传播与影响，也是中原文明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