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访古—寻根中原—从河南周初青铜器看商周之际的文化整合

   一种外来文化对一种具有优势传统的文化造成冲击与变革时，前者会对后者的文化的形式、功能、意向进行有选择的采借。使之为自身新的用途和目的服务，于是，新的文化在旧的机体中生发和超越出来，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西周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母型之一，是在多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蔚为大观的，在近一千五百年的历史阶段内，周民族在黄河中上游的黄土冲积带上辗转经营，游弋于狄戎、姜羌、殷商和其它土著民族之间，吸收集聚不同民族的文化特性，从后稷居邵、公刘移豳、古公迁岐、到文王建丰、武王都镐，周人在泾渭河谷和关中大地上逐步崛起，成为可与中原大邑商王朝抗衡的西部强族。自武王克商后，商与周文化的激烈撞击，在中原一带产生的影响，远甚于其它地区。久居中原的殷商旧族在分化、迫迁中与西来就国的周民族汇流。周初的封邦建国，是华夏文化圈内，特别是中原一带各民族关系的重新聚合。周初最早的封建，多囿于殷商旧地，齐鲁燕之初封地，均在中原，鲁在河南鲁山，南燕在郾地，齐也在豫中齐原，周公东征平定中原后，才大举“封建亲戚，以蕃屏周”，一些姬姓和姜姓的贵族始由中原腹地迁往周边的新封地。“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鲁移至山东曲阜；召公之后移封北土，徙国易州建燕；申原在嵩山北麓之汜水，宣公以申伯镇南“于邑于谢，南国是式”。始移至南阳境内。而姜姓的向也是从河南孟县的向城迁往山东莒县；在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中列的二十个曾经迁移的国家中，多数初封地都在殷商旧地的中原，当时的中原，正是各族群文化聚散的中心地带。周王朝“胙土、赐姓、命氏”的封建形式，使得封国国君，不仅拥有大致疆域的土地，还有为之服务的属吏，若干成族的殷民，以及原本附于此处的土著。这是一个不同族属重新结合的群体。而这其中，携有先进文化因子的殷遗民，则是这个群体文化传递的主要载体。殷遗的文化优势传统对周王室迅速稳定民心，确立合法政体，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种历史真实，我们通过这一特殊历史变革阶段中的考古物证，特别是河南出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从其铭文、风格、组合等诸方面，可以见出。
    本世纪河南考古事业的发展，使得周初考古从过去的苍白逐渐走向丰满。可资参考的资料愈来愈多。周克商后，为控制中原及东方诸部在今洛阳所建立的新大邑。新邑的营建完全是按国都的规格，城内建筑布局“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既成后，成王以殷礼在此举行元祀大典，召告天下云：“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其意就是把洛邑作为四方诸侯云集朝会的政治中心。周公辅成王，在平定三监和东夷之乱后，迁殷遗，定九鼎，成周自此成为与宗周并立的，抚镇三事四方的又一王权所在地。解放前，从洛阳的马坡、  庙沟、北窑等地，出土流散至国内外数百件西周早期青铜器。这些传世的青铜器大多数制作精良、有铭文，具有浓厚的商殷遗风。其中矢令组器、臣辰组器、竞组器、 光组器等等。从铭文内容中可见，这些器物的拥有者，都参与过周初王室的祭典、朝会、征伐等大型活动，接受过周王及王家重臣的赏赐。从其社会地位和拥有的物质实力看，他们在周初社会中仍占有相当大的权势和财富。在他们所制作的器物，铭中仍保持着殷商贵族受祭者日名和族徽并存的习惯，其中的族徽如鸟册、光（先）、丙、子黑等都见于殷末的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中。无疑，这是迁居成周洛邑，臣事于周王室的殷商旧贵族，至少在殷墟晚期就是旧王朝的祝宗卜史，上层统治集团文化的持有者。在近几十，年来洛阳西周考古进展极大，西周墓葬和遗址屡有重要发现。在市区东部的  河两岸，西周初年的殷遗民墓葬和西周贵族墓葬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已出土的近百座殷民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上不仅带有商器所常见的族徽，而且其组合还保持着尊、觚、觯、爵酒器类占有重要位置的特色。其中“冈父丁”、“冈且丁”“子父已”“  射”“戈父已”等是商代金文与甲骨文中常见的族氏。这些青铜器为周代商立时洛邑内族群的结构分析，提供了切实的依据。
    1931年、豫北卫国故地出土周初成王期的沫司徒、沫伯器群约二十件，现在这批器物散佚世界各地。1932年，前中央研究院会同河南对浚县辛村卫国墓地进行发掘，共发掘墓葬82座，分大中小三型墓。在严重盗掘的随葬残余中，仍有珍贵的器物出土。中型墓M60出土的青铜尊上铭文可知墓主人是一从卫公到过宗周就职的殷遗陆姓贵族。鹤壁庞村西周墓出土的“冈父乙” 觯、“鱼父乙”卣等也带的浓厚的殷商遗风。
    康叔封于卫，周王室所授之民为殷余民，授之土为故殷墟，因此与殷余民的关系和政策至关重要，《尚书》康诰、酒诰、梓材篇中成王告诫康侯“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远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训。”这种顺从殷典、慰劳邦君、宽恕罪人，安抚百姓，以殷治殷政策，奠定卫之仁德立国的基础。在这种氛围中，旧殷的文化传统顽强的保存下来。在豫北的西周初年墓中。殷式器重酒的传统组合和殷式形制依然延续。传出于卫地的器物，如：沫司徒簋、“矣伯”组器、小臣 速簋、康侯丰方鼎、伯或方鼎等，都是西周初年在型制上同于殷式器的典型。而“矣伯”组器、浚县辛村墓60、1961年鹤壁庞村“伯”组器的组合，仍因守着殷酒器中尊、爵、觯、卣结合的习惯。而周之特点仅于卣盖与簋耳上有所表现，
    1956年上蔡田庄，出土西周早期青铜器7件，1951年鲁山仓头发现周初青铜器5件，这二处器物从组合和形制上都带有浓重的晚商遗风。其中上蔡铜觚铭为“作父辛尊亚矣”，鲁山铜尊铭“子孙父庚”，二处器形风格接近。且都有着晚商器铭常见的记铭方式。
    1976年在襄县霍庄村发掘的西周墓葬，其形式仍承殷制，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底中部设殉狗腰坑，出土的矢父辛组十件铜器中，酒器占多数，尊铭为“憂乆父辛宝彝”。这种以酒器为主的组合和卣、爵形制带有明显的晚商风格。而鼎簋尊形制和铭已有西周早期的新风格。这些周初器。多为商周交替时，殷人流迁南下在豫南鄂北所留下的足迹
    1986年信阳溮河港出土的父乙、父丁组器。因出土地点为河道淤泥中，不知原墓葬地点。这批器物造型优美，制作精湛，为同期青铜器中罕见的珍品。父乙组器有“晨肇贮用作父乙宝尊彝   册”铭；“父丁”簋底有铭“作父丁宝尊彝 若”，说明这批器物与西周初年封国 若有关。
    1997年在鹿邑县太清宫发现的西周长子口墓，是近年来少见的周初殷遗大墓。长子口墓是大型的土坑竖穴双墓道大墓，墓中殉祭人牲14，墓底中部有殉人与狗的腰坑，这是商代葬俗的完整保留。长国为商末周初中原属国。墓主作为商末周初长国诸侯身份应无疑。墓中出土有铭器50件，多数自铭为长子口，出土器物种类丰富。其中青铜器礼乐器的组合，特别是酒器的组合，与殷墟晚商墓葬的组合相同而更严谨。酒器中的方尊、方觚、方爵与安阳殷墟郭家庄160号墓出土的方形青铜礼器近似，从目前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方形器多出于商代王室成员和高中级贵族墓中，是商代统治集团权力和身份的标志。在鹿邑墓中出现如此集中数量的方形器，说明墓主人作为殷遗贵胄的地位。
    一个偏居西隅的小邦取代中原大邑商，周人为新政权的合法地位处心积虑，以天命观来解释周改殷命是顺应天意的义举，是周人革殷首要依据。在《尚书、周诰》十二篇中，“天命”之辞多达七十三处。《逸周书、克殷》篇，对武王克商作了最好的解释，在牧野之战的次日，武王在商王宫殿告天行祭，表示“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是为解商邑百姓于商纣昏暴统治中。武王在殷都的几天中，所作的几件事，都是着眼于稳定政局，安抚商民。立纣子武庚禄父以继殷祀；释放被囚的王族箕子和殷民百姓。表彰殷贤商容和诤臣比干。特别是在牧野对殷民百姓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更使商民感激“若崩厥角稽首”。天命靡常，唯德是亲，是周人在商人神道为政的民人×观基础上，寻求到的最为坚实的政权立足点。与周初这种怀柔政策相关的是周人对商文化的认同和有选择的扬弃。中原青铜器多数是属于殷系器物，在称谓、干支记名、器型等诸多方面直承商习。与商文化在周初的完整留存关系极大。
    在河南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可以见出周初周人对殷文化的承继方式，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民族意识面对优势文化的客观和现实的态度。首先，周人广罗商王室之人才，在始封地和王室中起用旧殷官吏，保留旧殷职官。浚县传出于30年代的沫司徒器，沫为妹邦，据考为殷王畿之卫地旧名。沫司土应为妹地之伯，为殷地之职，沫司徒器铭之末，带有商氏族之徽号“ ”。其为臣服于周王室所封于卫地的康侯之殷遗。在浚县辛村墓地中出土的M60出土的  尊，腹底铭文二十四字云：“隹公原于宗周，陆从公亥雉格于官。赏陆贝，用乍父乙宝尊彝”据郭宝钧之考，公当为卫康叔之后，铭器者是卫公之家臣陆，以干支为父祭，是殷人之俗。铭文提到陆从公曾到宗周，用宗周之称，至关重要。
    孔子《论语、为政第二》曰：“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王朝对商代典章制度、文化传统的继承，大多是通过殷遗臣而实现的。在《尚书．酒诰》中，周人对殷制的追述是持肯定态度而且在新邑成周中保留了职官体系。“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越在内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外服\par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并在几篇诰书中再三申明商原有社会结构不必改变。《尚书、多士》“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在营建成周过程中，周王是通过商固有的社会阶层动员殷之庶民，新都既成，周王又诏告天下“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以殷礼作新都的元祀大典，等于周王全盘接过了对殷商神灵与祖先的祭典。洛阳出土的殷遗中乍册祝史之器，正是当时这种文化移入的参与者。洛阳出土的令彝之器铭者，是服务于周王室的殷遗臣作册矢令，受明公令同卿事僚，赏其  金小牛，感而作此器以追祭其父丁的。作册矢令本人，据器铭末的徽识，应是殷商作册之遗族，铭中有关对成周百官的称谓，实际上是对殷系贵族阶层情况的概述：“－－明公朝至于成周， 造命，舍三事命，    卿事僚，诸尹，   里君，  百工，  诸侯、侯、甸、男，舍四方命。－－”从铭中可见，参与周王在成周大典和朝政议事者，许多是来自商代社会的贵族统治集团。
    “国之大事，有祀与戎”，国家的政治活动，对内是有关政治×的各种仪式庆典，对外是邻国外族的征伐讨檄。为了新政权的稳固，平定周初此起彼伏的叛乱。周人在这一时期所采取以夷制夷之方法，利用殷系氏族军队，去讨伐诸殷方国诸侯的叛乱。洛阳所出令簋 、圜卣以及浚县所出小臣   簋铭中，都提到旧殷诸师随周王征伐的史实。令簋铭“隹王于伐楚伯在炎，隹九月既死霸丁丑，乍册夭令尊宜于王姜——”； 圜卣铭“隹十又九年，王在干，王姜令乍册圜安尸白——”；小臣   簋铭“且 东夷大反，白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殷八师即成周八师，是迁洛殷遗多士构成的军队，这是多数学者认同的看法，周王将洛邑成周作为平定东方的桥头堡，而成周八师频频出征，周初师旅鼎铭所载的正是由殷系将领所率部下规避出征之事。
    我们有足够的文献与实物来证明商周二个民族文化的同与异，但是否认真考察过两种文化产生碰撞时微妙的对抗和融合过程，当一个民族战胜他的对手时，是否有能力从对方的优势中选择自己可利用的东西，而屏弃那些所深恶的，将可资利用的特质重新熔铸，使其符合自己的需求和目的，是一个民族文化生命力产生飞跃的关健。周人在这个华夏诸民族文化的积淀中重生，也为我们留下了关于文明生死循环的永恒课题。

    参考文献：
    《尚书、周书》武成、召诰、多士、洛诰、康诰、
    《诗经、大雅》鲁颂、崧高
    《论语、为政第二》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1955、1956
    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1952
    唐兰《西周铜器分代史徵》
    郭宝钧《浚县辛村》1964
    许倬云《西周史》1994
    杨育彬、袁广阔《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
    周到、赵新来《鹤壁庞村出土青铜器》
    河南博物馆《河南襄县西周墓发掘报告》《文物》1977、8
    刘东亚《河南上蔡出土一批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7、11
    裴琪《鲁山县发现一批重要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8、5
    信阳地区文管会《河南信阳县师河港出土西周早期青铜器》    《考古》1989、1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鹿邑县太清宫西周墓的发掘》        《考古》2000、9
    露丝、本尼迪克《文化模式》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