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的春天——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百年回顾

世纪之交的2000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敦煌学也将走过百年历程。全世界敦煌学学者和关心“敦煌”的人士都在关注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当我们为祖国古代文明辉煌的时刻而自豪时，怎能忘却辉煌曾受到的凌辱和羞耻；回首新中国保护敦煌文物的成就，我们也深深地感受到，江泽民同志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是十分正确的。

敦煌莫高窟，始建于公元366年（东晋十六国的前秦建元二年），到唐代立莫高窟碑时，已累建起大小窟龛1000多个。那时，虽已经千余年的风沙侵蚀及人为的毁损，但仍保存较完好的洞窟有数百个。它是中国石窟寺中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也是最古老的宝窟之一。敦煌艺术是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伟大艺术宝窟，也是全世界人民的艺术财富，然而，敦煌历经磨难。20世纪初叶，敦煌密室宝藏曾遭到一场帝国主义疯狂的劫掠。公元1035年（宋仁宗景佑二年），为逃避西夏入侵抢掠，莫高窟和尚和当地豪绅把历代宝藏、经卷、画幅、古文艺手抄本、契约三万余件封藏在第16窟甬道北壁耳洞中（编号第17窟），并将洞口堵塞，画上菩萨像伪装壁画。西夏占据敦煌百余年，封藏文物的主人逃难一去不知所终，从此该洞近千年来无人得知。直到公元1900年5月27日，才被居住下寺的王圆篆在清理流沙时偶然发现。他和当地土豪及外国盗宝者奥勃布鲁切夫、斯坦因、伯希和先后盗去数以万计的手抄经卷，以及绣像、幅画等，最后只有8000余卷经卷、文书劫后余生，送至北京（现存北京图书馆）。

宝藏屡屡被劫！如此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却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护和珍视。1943年3月的一天，已誉满中外的画家常书鸿首次站在这个曾经震动世界而今已空无所有的经洞中央，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垣残壁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继续遭受大自然和人为毁损的厄运。眼前，这空空荡荡寂静幽暗的洞室，像是默默回顾着她的盛衰荣辱，又像无言地怨恨着她至今遭受的悲惨命运。忽然一声巨响把我从沉思中惊醒，原来是三层上面的第444窟的危檐下崩落了一大块岩石，随之是一阵令人呛塞的尘土飞扬。我不胜感慨：负在我们肩上的工作任务将是多么艰巨沉重啊！”1944年被国民党中央教育部任命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先生50年后，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这样记述。

这个所谓国立的艺术研究所，事实上连招聘的文书、会计在内只有6人。他们在几乎无人出没的戈壁滩上，开始了艰难的保护工作。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使这一前无古人的事业寸步难行，就连常先生要筑一个1000米长的土墙，防沙挡人，也未得到中央政府一分钱的资助。各级官僚倚仗权势，盯着莫高窟，寻找投机自肥的机会。敦煌县县长带来一个国民党部队军官，公然拿走石窟中一件北魏彩塑的菩萨像。政府经费不能到位，常书鸿等借钱度日，债台高筑。

虽在困境中，但研究所人员以强烈的爱国热情消除洞窟积沙，绘制莫高窟全景图，考察洞窟并逐窟作内容目录，并开始临摹壁画。正当研究所举步维艰时，1945年7月，研究所又接到国民党教育部一道命令，宣布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命令常书鸿等把石窟交给敦煌县政府。常书鸿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使我愤怒、憎恨的是国民党政府。在我们为敦煌艺术献身的日子里，总是掀起一阵阵险风恶浪……”

荣辱盛衰几千年，雄鸡一唱天下白。1949年，敦煌莫高窟终于迎来了黎明。敦煌石窟留存下来的艺术遗产正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保护和重视。

在国家的特别关爱和支持下，敦煌研究所对莫高窟进行了全面的抢救性修复保护工作，原状恢复了5座行将倒塌的宋代木构窟檐；扶正和加固修复了倾倒和骨架腐朽的彩塑；抢救了大量空鼓有脱落危险的壁画；1956年和1963—1966年先后两次对莫高窟南区长570米的危崖、358个洞窟进行了加固工程，使濒临倒塌的洞窟、损坏的壁画和彩塑脱离了险境，得到了妥善保护。

为了鼓励研究人员扎根戈壁，从事石窟研究保护，党和政府想方设法改善职工的生活和工作条件。1954年，中央文化部拨专款购置了一台15千瓦的发电机和一部电影放映机，配备了卫生员，办起了托儿所。文化部还专门配备了车辆给研究所，从北京调来摄影器材并配备了专业摄影人员，从敦煌县城到莫高窟架设了电话专线。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陆续为研究所输送了一批大专毕业生，充实业务技术力量。敦煌保护研究顺利、快步地向前迈进了！

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实施，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科学保护时期。在开展多项保护科学研究工作时，培养了一批保护人才，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开展了工程阻沙、化学固沙、生物固沙相结合的综合治沙试验，全自动的气象环境监测与洞窟环境监测，壁画颜料变色机理、胶结材料、修复材料的研究，莫高窟区地震危险性分析，榆林窟危岩铆索加固与裂隙灌浆，壁画图像数字化处理和计算机存贮等近30项研究课题，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

与此同时，敦煌石窟遗址的科学管理工作也列入议事日程，敦煌研究院制订了《莫高窟总体规划》及一系列管理制度，充实了管理机构，使敦煌石窟的管理工作逐步纳入科学化、正规化、法制化的轨道。1997年，莫高窟获得“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在敦煌艺术研究方面，仅敦煌研究院共临摹石窟壁画2000多幅、彩塑30多身，制原大洞窟模型8个，使该院在壁画临摹方面处于国内领先水平。通过敦煌石窟历史考古研究，整理公布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等一批基础资料，成为敦煌学研究的必备参考书；依据洞窟艺术风格，采用考古类型学进行了分期断代研究；结合敦煌文献考订出了一批洞窟的修建年代及其窟主，勾勒了敦煌石窟营造史的轮廓；清理发掘了南区窟前殿堂遗址和北区洞窟；调查、考证、解读了大部分壁画的内容，探讨了壁画内容产生的背景与石窟的性质；在此基础上，敦煌研究院又正在按佛教、社会、艺术的分类对壁画的内容进行全方位的系统的研究。

目前的敦煌研究院已是国家特设的专门从事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的机构，也是我国石窟文物保护研究的基地。现有在编职工242人，兼职职工15人。研究院设有石窟保护研究所、美术研究所，考古研究所、文献研究所等10余个部门，是全世界最大的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专业实体。

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的对比，充分证明了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论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敦煌莫高窟的今天！

《光明日报》2000年0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