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堂山石窟的书法和刻经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便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开来，成为我国儒、道、佛三教之一，佛教的传播形式多种多样，丰富多彩，这远远超过了儒、道二教。广设寺院、建塔、画塑佛像、传抄佛教经典等等，到了东汉末期便出现了摩崖造像，至南北朝的北魏，佛教发展达到了顶峰，到了北朝末期的北齐时代，在佛教文化传播中，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摩崖刻经。即把某部佛经的全书或其中的一个章节书刻于摩崖石壁上、石坪上，或书刻于碑石上。这一形式，在我国延续了一千余年，不仅丰富了佛教传播的形式，也作为佛教史上的一种文化现象和佛教遗留下重要遗迹，为研究佛教史保存了重要的资料，同时在我国书法发展史上也占有了重要位置。
    位于峰峰矿区的南北响堂山就是佛教刻经最早的石窟寺。本文所节选的响堂十八品是指刻在石窟内外的经文、发愿文、佛名号等。经文、佛名号等多为北齐之作，发愿文中有北齐之作也有隋唐之作。这些铭文中有些在过去诸多金石著作中曾有记录，我们在此也一并注出，以示学人研究之便。
    一
    1、《大方广佛华严经》（图一）
    东晋佛驼跋陀罗译本，刊刻年代为北齐，书丹不详。位于南响堂石窟第一窟内。第1窟为中心方柱式塔庙窟，经文刻在洞窟主室的右壁和前壁，场面宏大，自右壁东端至窟门右壁终。右壁计155行，行40字左右。前壁左侧计46行，行58字左右。前壁右侧计42行，行55字左右。字径2厘米。内容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四谛品末、如来光明觉品第五、菩萨明难品第六、净行品第七、小师愿及来来”结束。（案该品在《畿辅通志》卷148、《广平府志》卷35、《续寰宇访碑录》、《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十八卷》有记）。
    2、《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密经》（图二）
    梁曼陀罗译本。刊刻年代北齐，书丹不详，位于南响堂第二窟内。第二窟的洞窟结构、规模与第一窟相同，也为中心方柱式塔庙窟。该经刻在主室前壁甬门的右侧。计10行，行14字，字径9—1305厘米。另外，在该窟中心柱的后部甬道内，也有“善男子……”等刻字。计20行，行8字。疑为《般若经》或《无量义经》。胡适之先生疑为《修行道地经》。（案《畿辅通志》、《广平府志》、《历代金石分域编》、《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十八卷》有记）。
    3、《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图三）
    姚秦鸠摩罗什译本，刊刻年代北齐，位于南响堂第四窟内。第四窟为三壁设坛式佛殿窟，刻经在主室左右壁及前壁的上部，自右壁东端始。右壁41行，行13、14字不等；前壁37行，行15、16、17字不等；左壁35行，行13、14字不等。字径5—6.5厘米。（案《畿辅通志》、《广平府志》、《续寰宇访碑录》有记）。
    4、《滏山石窟之碑》（图四）
    隋刻。书丹沙门道净。位于南响堂第二窟门外左右侧圆拱尖楣龛内，是将原龛内力士像凿平后补刻的。左侧碑首书“滏山石”，右侧碑首书“窟之碑”。内容记录南响堂石窟的初创、破坏、重修情况，是研究响堂石窟的重要资料；碑中记载南响堂石窟“草创于灵化寺比丘慧义，时有国大丞相淮阴王高阿那肱羽帝出京，憩驾于此，因观草创，遂发大心，广舍珍爱之财，开此滏山石窟至若灵像千躯……然功成未几，武帝东并扫荡塔寺，寻纵破毁。及周氏德衰，擅归有道，隋国建号，三宝复行，嘱有邺县功曹李洪运，伤此雕落，顶礼无所，为报亡考之恩，修此残缺之迹……有沙门道净，因过□永，嗟曰：大功劂无文记，将来道俗谁识根由，遂建此碑，寄传不朽。”凡20行、行17字，字径8.5厘米，其碑自明代始埋于建筑物之下，故金石著作多未提及，1986年石窟清理时才出土。{3}
    5、袁子才造像记（图五）
    隋开皇八年刻，书丹不详。位于南响堂第一窟主室左壁中央。凡8行、行11、12字不等，字径2—3厘米。全文如下：
    开皇八年四月八日佛弟子袁/子才仰亡父母敬造释迦像/壹躯所愿父母托零净域/游神佛土上可国祚永隆圣躬/常乐次及现在眷属恒居昌/乐一切品物皆犹于妙果龙花/三会俱登正觉/袁子才并妻吕一心侍佛
    （案《畿辅碑目》、《宇访碑争光录》、《畿辅通志》、《历代金石分域编》、《广平府志》、《艺风堂金石文字目》有记；《畿辅通志》卷148，金石类名“袁子才造释迦像”云“开皇八年”。《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卷二云“袁子才造像”，“开皇八年在直隶磁州响堂山”）。
    6、翊军将军造像记
    隋开皇四年刻，书丹不详。位于南响堂第六窟门外右侧门框上。凡8行，行10字，字径2.5厘米，全文如下：
    大维开皇四年岁次甲辰/九月庚申朔二十一日庚辰/佛弟子军顺阳郡/□□为亡妻女华/敬造阿弥陀佛壹躯观世/音二菩萨愿法界众生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愿从今/身乃佛身共一切大同/诵大乘。
    （案《畿辅碑目》、《寰宇访碑录》、《畿辅通志》、《广平府志》、《艺风堂金石文字目》、《求是其碑目》、《历代金石分域》有记）
    7、十六佛名号（图六）
    北齐刻，位于南响堂第2窟主室周壁列龛的龛柱上。该窟内旧有“沙门统定禅师敬造六十佛”铭记，疑此十六佛也为定禅师所造。十六佛名号刻石自窟室右壁前端始，左壁前端终。字径10—15厘米，字体遒劲有力，惜字多磨泐。现可辨认出“第三师子音佛，第四师子相佛……第六常灭佛……”等。《妙法莲花经•化感喻品》第七记“第一阿闷佛；第二须弥顶；第三师子音；第四师子相；第五虚空住；第六常灭；第七帝相；第八焚相；第九阿弥陀；第十度世间一切苦恼；第十一多摩罗梅檀香神通；第十二须弥相；第十三云自在；第十四云自在王；第十五坏一切世间怖畏；第十六释牟尼佛。”由此可见，此处所论十六佛名号，当是出自此经。
    8、唐邕写经碑（图七、八）
    北齐天统四年（568年）刻，唐邕书丹。位于北响堂南洞外北侧崖壁上。凡19行，行34字，字径7厘米。碑文记录了北响堂刻经是由“晋昌郡开国公唐邕……眷言法宝，是所归依，以为缣湘有坏，简策非久，金碟难求，皮纸易灭。于是发七处之印，开七宝之函，访莲花之书，命银钩之迹，一音所说尽勒名山，于鼓山之所，写《维摩诘经》一部，《胜蔓经》一部，《孛经》一部，《弥勒成佛经》一部。起天统四年三月一日，尽武平三年岁次壬辰五月二十八日……山从水火，此方无坏……。”该碑对研究我国的佛教刻经具有重大意义。（案《畿辅碑目》卷上云“唐邕写经记”，“武平三年，在磁州鼓山”。《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十二云“鼓山唐邕写经铭”“在磁州鼓山”。《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卷二记“晋昌郡开国公唐邕写经碑”，并注云“武平三年，在直隶磁州”。《河朔金石卷四》、《河朔访古新录》卷五记“北齐晋昌郡唐邕刻经记”，“武平三年在鼓山响堂寺”。此外《金石存》卷十一、《畿辅通志》、《广平府志》、《武安县志》均有记。）
    9、维摩诘所说经（全本）（图九）
    姚秦鸠摩罗什译，北齐天统四年至武平三年刊刻，唐邕书丹。位于北响堂南洞前廊周壁。为《维摩诘所说经一名不可思议解脱》全本。自廊前右侧东壁始，左侧东壁终。计22000多字。（案《畿辅通志》、《广平府志》、《武安县志》、《艺风堂金石文字目》、《河朔金石卷四》、《河朔访古新录•卷五》、《历代金石分域》中有记。）
    10、《无量义经》（图十）
    南齐摩伽陀舍译本，为《无量义经•德行品第一偈赞》。刊刻年代北齐，书丹不详。位于北响堂南洞主室前壁甬门左右侧。右16行、行21字，左18行、行21字。字径7厘米。（案《畿辅通志》、《武安县志》、《广平府志》、《艺风堂金石文字目》、《河朔金石卷四》、《河朔访古新录卷五》、《历代金石分域》、《八琼室金石补正》有记。）
    11、李君巧造像记（图十一）
    隋大业七年刊刻，书丹不详。位于北响堂南洞南侧小洞内，凡11行，行10余字，全文如下：
    大隋大业七年岁在辛未/九月癸未朔二十四日丙午/李君巧为亡妻敬造阿弥/陀像一铺资益之者远离/三涯超登彼岸常闻正法/又愿见存父母眷属恒蒙/福当来见在值善值佛/上为皇帝陛下巨僚百/官下及蠢类众生同沾斯福。
    南无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之菩萨
    （案《畿辅通志》卷148金石类记“李君巧造像记”引《金石分域编》正书，大业七年正月二十四日；《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卷二名“李君巧造像”云“正书，大业七年岁在辛未九月癸未朔二十四日丙午，在南响堂山。”《河朔金石目录》《河朔访古新录卷王》云“在北响堂寺”。《艺风堂金石文字目》言“在南响堂山”当为记述错误。《武安县志.金石志》云“李君巧言造像.正书，大业七年响堂南堂左小洞东摩壁”，亦为“李君巧”之误。此品在《再续寰宇访碑录》二卷，《历代金石分域编》仪有记。）
    12、会福寺主□岚造像（图十二）
    唐显庆四年，书丹不详。位于北响堂中洞前廊南侧，字多磨泐，凡13行，行8字不等，全文如下：
    方地□□其/□□显庆四年/岁次已末七月十五/日滏阳县会福寺主/岚慕想真容寻思/体于此山所上为/皇帝文武官人师僧/父母存亡眷属制造/释迦像一龛其像荧/□□玉真并□/莲金□□/□□善□□题福/□□灵俱登正觉。
    （案《畿辅碑目》卷上云“滏阳县会福寺主岚造像记”，“显庆五年，在磁州。”实为“显庆四年”之误。《畿辅通志》卷148，金石类名“会福寺主[]岚造像记，显庆四年”《武安县志》云“滏阳县会福寺主[]岚造像”，“正书，显庆四年[]月”云“鼓山响堂刻经造像碑记多在南响堂惟此记与宋康定二年观七佛题字在北堂外小洞内。滏阳县会福寺造像遍相名二州，在当时必为规模宏广之寺焉”。案《武安县志》在北堂外小洞内有误，《艺风堂金石目》误入安阳。《河朔金石目》、《河朔访古新录》、《河朔新碑目》、《广平府志》亦均有记。
    13董智力母阳氏造弥勒像（图十三）
    大周圣历二年。书丹不详，位于南响堂第一窟主室中心方柱左面基坛，凡7行半，行9字，字径1.5—2.5厘米，全文如下：
    大周圣历二年相/州滏阳县弟子董智力/母阳为亡兄智俨敬造/弥勒像一铺上为/天皇天后师僧奉为七世/先亡见存眷属福置庄/严法界苍生同得安/乐俱登正觉。
    （案《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卷四云“董智力母为亡儿智俨造像”“圣历二年，在直隶磁州南响堂山”。“亡儿”应为“亡兄”之误。《畿辅通志》、《广平府志》、《畿辅碑目》有记）。
    14、十二部经名刻石（图十四）
    无纪年，无书丹。位于北响堂南堂上层摩崖，凡8行，行5—7字不等，字径9厘米。全文如下：
    十二部经铭/修多罗祗夜和伽罗那伽陀师那/尽陀那阿波陀那/侠帝日多伽陀/伽毗佛略阿浮陀/达摩优婆提舍/归命真觉藏识诲。
    （案《武安县志》云：摩崖一方，分书，无年月，二寸半字。刻于三佛名下，在北响堂南堂左小洞佛龛顶。《河朔金石目》、《河朔新碑目》、《河朔访古新录》、《艺风堂金石文字目》有记）。
    15、三佛名号（图十五）
    大字，无年月、书丹。位于北响堂南堂上层摩崖。凡3行，行3字，字径33厘米。全文如下：
    弥勒佛/师子佛/明炎佛
    （案《大藏经•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云“……为护佛法令得久住。为将来菩萨显示法明，求无上道心不疲懈，佛喜王，汝今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唯然世尊原乐欲闻，尔时世尊，即说诸佛名……南无弥勒佛，南无师子佛，南无明焰佛……”“南无明焰佛”当为“明炎佛”。此品《艺风堂金石文字目》、《琼石金补正》有记）。
    16、王辉儿造像记（图十六）
    隋开皇八年。位于南响堂第六窟外左侧。凡9行半，行8—10字不等，字径3.5厘米。全文如下：
    维大隋开皇八年四月已/亥朔廿一日一酉/佛弟子王辉儿敬造阿弥/陀像一躯并二菩萨原现/身适年无诸苦患卷/属生生世值遇又原七先亡及法界苍生/同诘此福所愿如前明威将军金卿县……
    （案《畿辅通志》卷148金石类名“王辉儿造像记”“开皇八年在磁州响堂寺”《艺风堂金石文字目》云“王辉儿造像”“开皇八年在直隶磁州南响堂山”；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购碑第三隋碑条“王辉儿造像（有穆子容碑阴）”。此品王辉儿造像记依崖壁而刻旁侧有造像龛。康氏所言“有穆子容碑阴”或为误讹或非同一处。《畿辅碑目》、广平府志）、续寰宇访碑录》有记）。
    17、重修石窟寺碑
    隋开皇十三年，无书丹。位于南响堂第五窟外左侧，字多磨灭。字凡20行半，行28字不等，字径3.5厘米。有“大隋秉运……以开皇十三年二月……”等字可辨。（案《金石分域编》、《畿辅通志》云“重修滏山响堂寺记”在磁县。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购碑第三•隋碑条有“石窟寺修佛经石像碑”，当是指此碑。《广平府志》作“重修滏山响堂寺”，并引编《金石分域编》“开皇十七年”之语。又云“今字多剥蚀，约计正面20行，第十行为‘江东桑泉人也，开皇十三年月剖此县……’。第十四行又有‘开皇十……’字，在响堂寺洞门内”。“在响堂寺洞门内”应为记述错误。
    18、三十五佛名（石柱佛名）（图十七）
    无年月位于北响堂南洞前廊廊柱上。有残，字径10厘米。
    宝莲佛、精进喜佛、宝火佛、宝日光佛、观无愚佛、……佛、竖德佛、檀功德佛、无量究佛
    财功德佛、德念佛、善名称功德佛、弘炎幢佛、步佛、宝莲华善住婆罗树五佛
    案《河朔金石目》、《河朔访古新录》、《广平府志》、《续寰宇访碑录》有记。《武安县志》云“分书，无年月，寸半字，刻于响堂南堂石窟卷门外石柱上。”
    二
    关于无纪年品的刊刻年代
    在上述十八品中，有纪年的共有九品，其中北齐二品（《唐邕写经碑》《维摩诘所说经》）。隋五品（《袁子才造像》、《翊军将军造像》、《李君巧造像》、《王辉儿造像》、《董智力母阳氏造弥勒像》。无纪年的有九品。即《大方广佛华严经》、《文殊利所说般若经》、《妙法莲花经》、《滏山石窟之碑》、《十六佛名号》、《无量义经》、《十二部经名刻石》、《三佛名号》、《三十五佛名》。
    《大方广佛华严经》刻于南响堂第1窟内，从主室右壁始为第四品末，至前壁终。而主室左壁上为隋唐补刻的小龛，依洞窟结构和刻经布局分析，初稿设计可能以左壁开始过后壁绕于右壁，再至前壁结束。其最初的设计方案与石窟初开时的规划是相吻合的。再从字体结构来看，它又与北响堂南洞由北齐晋昌郡开国公唐邕天统四年所写刻的《维摩诘所说经》的字体相同。结体丰腴、秀美遒劲，应属同期作品。
    《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密经》刊刻于南响堂第二窟前壁，字体宏大，丰肥适宜。壁面平整，而其下部被唐代雕刻的五个小龛打破。其中有“景龙二年……”“开元五年……”两方铭记。可知《般若经》开凿的下限不晚于唐景龙二年。再以其字体风格来看，其刊刻的年代应在齐末隋间。
    《妙法莲花经》刻于南响堂第四窟周壁上部。下部原为圆雕的佛像，现像已残毁，但残迹仍有。刻经与造像同处一个壁面，相得益彰显然是当初开窟造像时统一规划设计而成。第四窟在响堂山石窟开凿过程中属第三期（4）因此，其刻经时间也应在北齐晚期。
    《滏山石窟之碑》位于南响堂第二窟窟门外的左右侧大龛内，该龛如圆拱尖楣形，龛内原雕有力士像。现龛顶还残留有力士的宝缯痕迹。《滏山石窟之碑》是将力士像磨平后补刻的，碑中记载“周氏德衰，隋国建号……邺县功曹……”可看出该碑应刻于隋代。
    《十六佛名号》从其所在位置可看出，应该与第二窟同时代，其下限也应在齐末以前。
    同样，位于北响堂刻经洞内外的《无量义经》、《十二经名》、《三佛名号》、《三十五佛名》的刊刻年代，也应在齐末，隋间。
    十八品的书体
    响堂十八品中，有十一品为分书。它们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文殊师利所说般若经》、《妙法莲花经》、《滏山石窟之碑》、《十六佛名号》、《唐邕写经碑》、《维摩诘所说经》、《无量义经》、《十二部经名刻石》、《三佛名号》、《三十五佛名》。七品为正书，它们是《袁子才造像》、《翊军将军造像》、《李君巧造像》、《会福寺主[]造像》、《董智力母阳氏造弥勒像》、《王辉儿造像》、《重修石窟之碑》。分书多为北朝晚期之作，正书则为隋唐之作；上述十八品中有六品被康有为推崇为学书必购之碑。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购碑第三》中说：“学者欲能书，当得通人以为师……吾为学者寻师，其莫如多购碑刻乎。……今将南北朝碑目，必当购者录如左……造像记佳者，亦附目间下论焉，……北齐碑，《晋昌王唐邕写经碑》、……《华严经菩萨明难品》（有干余字腴整）、《鼓山石经》……隋碑……《王辉儿造像》、《石窟寺修佛经石像碑》（开皇十三年）……《李君巧造像》（大业七年）……”康氏所列的响堂数品显然不为全面。只是依据自己手中所掌握的碑拓而谈，并未对响堂的碑刻进行深入考察和综合研究，有些碑拓仅为局部，如康氏所言《华严经菩萨明难品》（有干余字，腴整）。而响堂所刻的《大方广佛华严经》自四谛品第四未至净行品第七未总1万多字，《菩萨明难品》只是第六小节。响堂十八品历北齐、隋、唐代，上至北齐天统年间（568年），下至武周圣历二年（667年），历时一百余年，此间。在我国书法史上正是北碑向唐楷转变的过程。响堂十八品表现出的书体转变，脉胳明显，自成一体，浓缩了我国书法艺术发展过程中的阶段历史，响堂十八品所列的北齐诸碑《维摩诘所说经》、《华严经》、《唐邕写经碑》等等，其书法以隶取势，较多地流露出北碑遗风，由此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北齐“刻经体”。北魏以来诸碑多雄健逋峭，如刀斫斧凿，气势桀敖至北齐之“刻经体”则资致峻整，丰而不肥，硬儿不瘦。佳品者则数《文殊师利所说般若经》。该品以楷法作隶，并间以意，是魏碑以来最新出现的一种法书，具有承魏启唐之重要作用，是北碑中难得之品，而到了隋的《翊军将军造像》、《袁子才造像》、《滏山石窟之碑》，虽然与北齐刻经相去不过数年，却发生了很大变化。《翊军将军造像》则变成了以楷取势，兼以隶意。表现出了此时期楷书已成为书法的主流。但仍然没有摆脱北碑的羁缚。而到了隋晚期的《李君巧造像》（大业七年），又发生了质的变化。有些字已经不含有任何隶意，形成了标准的楷书。如“常”“类”“观”等字，只是极个别字上才能找出一点点隶意。康氏在《广艺舟双楫》碑评第十八中言“李君巧如闲庭卉木春来著花”。因此，《李君巧造像》的出现，开启了唐楷的先河。到了唐显庆四年“会福寺主[]岚造像”之时，楷书已趋于成熟。
    十八品中的异体字和简化字对研究我国文字的价值
    响堂十八品不仅表现出了我国古代书法的演变，而且对研究我国文字和文字改革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响堂十八品中的北齐诸品中不仅出现了许多现在的简化字，如“无”等，而且出现了许多异体字。如（寂），（最），（喜）（答）等等。武周圣历二年的“董智力母阳氏造弥勒像”中，则反映出了武则天时期独有的文字。如（圣）、（年）、（日）、（月）等等，为研究我国的文字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三结语
    响堂十八品刻于响堂山石窟内外，十八品中所列的五部北齐刻经，也仅是响堂山石窟刻经中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在北响堂第三窟（刻经洞）内外，还镌刻有大面积的佛经。{5}据《唐邕写经碑》可知，这些经文当是《孛经》一部、《胜曼经》一部、《弥勒成佛经》一部。它们与《维摩诘经》一样，均由北齐大丞相唐邕于齐天统四年（568年）刻写的，书体风格也可看出与《维摩诘经》同出一手。
    响堂山石窟中大面积的刻经出现，与北魏太武，北周武帝的两次灭佛运动有直接关系。佛×们在经受了一次毁像焚经的太武灭佛以后，可谓说心有余悸，而在周武灭佛以前，又多次召开过“论证会”，齐境内早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于是“眷言法宝是所归依，以为缣湘有坏，简策非又，金碟难求，皮纸易灭……山从水火，此方无坏”（《唐邕写经碑》），其根本目的不言而喻。“金石难灭，托以高山，永留不绝”（引铁山石颂），由此，而出现大面积刻经。
    刻经的出现还可能与当时的末法思想有关，在佛教经典中，有关末法思想的论述有很多，东汉支忏翻译的《般若三昧经》、西晋竺法护译的《当来变经》及所译《弥勒下生经》中均有末法的内容。姚秦鸠摩罗什译的《妙法莲花经》、《大智度论》，刘宋求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及《法灭尽经》等经籍中也提及正法、像法等思想。此外，在敦煌遗书中也保存有《佛说小法灭尽经》。北魏时期昙曜译成的《付法藏因缘传》，本身就有为了抵抗末法，“针对魏太武帝所做灭佛行为而著，显示佛法传承之宗，宣教佛法不灭”（张总《末法与佛历之关联初探》）。而关于佛灭正、像、末法说出现的时间，学术界尚有不同见解。响堂山石窟的刻经无疑为进一步研究末法论及三阶教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刻经的出现也为营造石窟的×氛围起到一定作用。使人一进洞内首先从视觉感观上产生一种×心理，由感官的刺激而达到思维的觉悟。
    响堂十八品自北齐、经隋，至唐武周时期虽然历经仅百年，但却处于法书变化时期，从文字变革上讲，也处于一个革新期。因此，对响堂十八品的研究，不仅能管窥出中国文字隶楷变化的演示过程，而且对研究我国的文字改革具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