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船载酒，浮生行云

    
    一画船载酒醉斜阳
    江南多湖泊，城市多河道纵横，初春时节，士女游春，舟船不仅是必备的出行工具，也隐含着某种传统。南朝《荆楚岁时记》记载：“元旦至于月晦，并为酺聚饮食。士女泛舟，或临水宴乐。”所谓晦日，是指农历每月的最后一天。这天参与之人，不分男女，大家吃喝玩乐，有的还去到河边洗裙子，消灾解厄，有祓禊的意思，而据说正月晦日还与“送穷”这一风俗有关。
    唐德宗在贞元四年（788年）九月下过一道诏书：“今方隅无事、烝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官僚选胜地追赏为乐。”于是，正月晦日就成了国家法定节日，这天大家都要春游，而且是君臣同乐。这样的法律很有人情味道，倡导这个福利措施的唐德宗还给官员们赐钱，真是属于带薪休假。这种风俗以后逐渐流行，古人春游，喜泛舟而出，风俗大约即在此。宋朝范成大在苏州隐居，曾经提到过自己的一次泛舟出游，目的也是消灾解厄：淳熙丙午重九后十日，家人辈以余久病，适新修小舫，劝扶头一出，以禳祓屯滞。
    二珠帘画舫醉为乡
    《苏州府志》称，“春时用六柱船，红幕青蓋，载箫鼓以游虎丘灵岩为最盛。”
    有声有色，好一幅行乐图。
    扁舟一叶，未免萧疏。为了纯粹的游乐而出现的画舫，其源头可以从盛唐气象里寻找。唐朝时的苏州“人家尽枕河”，船是普遍的交通工具。在从最早建城算起，苏州内城的河道连同众多的桥梁，位置、格局两千多年来几乎没有大的变动。白居易做过苏州刺史，他在〈登阊门闲望〉里赞叹：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他也曾在太湖泛舟五日，“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太湖心”这意象是大写意泼墨，又是何等工整呢。如果说，这里的船还只是交通工具，楼前的歌舞声色只是某种装点，譬如垂柳依依，那么在若干年后，白居易回忆起自己的苏州往事，在《忆旧游》里却直白的写了香艳情怀，“阊门晓岩旗鼓出，皋桥夕闹船舫回。修蛾慢脸灯下醉，急管繁弦头上催。”
    载不动的，总是相思。
    金庸小说里可爱的阿碧，也是坐了条小船，穿过满使荷叶的水面，带着段誉进入“燕子坞”，接着还要走“四九水路”，去阿朱的“听香水榭”。
    宋代的泛舟游赏活动声势更浩大，《嘉泰会稽志》记载，当时“大姓皆楼船载萧鼓，鸣榔游饮，姚人谓之游江”，“好事者多以小舫往游，因置酒舟中，高钉杨梅，与樽罍相间，足为奇观”。
    前文诗人范成大的那次坐船出游，线路是“至北城检校桃花坞出关，傍漕河，望枫桥横塘，中路而还”，所乘的“小舫”很不错，“舫后装儿女，舻前酌弟兄”，空间不小，而一路“醅香新曲嫩，茗味小春轻”，在舱中可以茶酒自娱，安稳招待，这正是船的好处。有意思的是桃花坞的地名，那的确是有一个叫桃化的船坞了。从桃花坞出发的还有唐伯虎，他住在明朝的“桃花坞”，传说里的唐伯虎也是春游去，在虎丘山寺看见了秋香，追求的办法很方便-----他叫了条小船去追赶佳人坐的大官船，一路追到了无锡。弹词里的船家为了好处银子，卖力划桨，一路唱着调情的船歌而笑话不断。比他更早的昆山顾瑛，是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富豪，号称海内第一。他不光有钱，更喜欢读书，顾家有私人园林“玉山佳处”，“声伎书器玩甲于江南”，是江南文人诗酒觞咏的一个俱乐部，他每日与名士们鉴赏古书古画，摩挲鼎彝秘玩，豪侈无比，但他也喜欢泛舟出游：
    枫叶荷花暗画船，银筝断绝十三弦。
    西风只在寒山寺，长送钟声扰客眠。（顾瑛〈泊阊门〉）
    倪云林也经常参加顾瑛组织的雅集活动，他更夸张，因为讨厌家乡官吏的骚扰，干脆放弃了自己祖上传下的豪宅，二十年隐迹江湖，泛舟五湖，夜宿僧房，以舟为家，漂泊无定。所交皆“烟波钓艇江海不羁之士”，是真正的一个烟波钓徒。
    三东风齐放木兰船
    没有什么比春天，泛舟，丝竹相随的看花人更幸福了。
    一般人家在春天的短途旅游方式，是告别城市，到郊外的山水间放纵身心。人在旅途，乘船旅游的感受应该更惬意，因为是漂移在水面上，借助水的浮力，身体似乎更加舒展开来，象一枚收藏的明前绿茶，放在渐渐告别火气，得滋润而神清气爽，这与陆地行走，或轿或马，一路驰骋是全然不同的享受。苏州人看石湖串月可以乘船，上山进香可以乘船，人家宅地前面是轿厅，后面临水是自家码头，考虑到古人的生活节奏，慢慢乘船由城市而城廓，终于进入完全原始自然的湖光山色，欸乃桨声里，泛舟本身就是一种娱乐，清风明月下孤舟一叶，似乎完全解脱了日常生活的观感。这体验是陆地上所没有的。泛舟出游，可以夜宿船上，一应酒水饮食连同文房四宝、游山工具，都可事先准备，弃舟登岸，访友问道，探幽寻芳，随波逐流，适意自在。明清以来隐逸文人常有卖舟出游，穿州过府、历数月、行千里的漫游经历，即使一般百姓，坐了船出去旅游，一次走上百里水路都很普遍，清代沈朝初《忆江南》云：
    苏州好，鼓棹去探梅。公子清歌山顶度，佳人油壁树间来。元墓正花开。
    由苏州而至光福，水路不近，而要去洞庭东西两山，非舟楫不利。
    《正德姑苏志》：
    二月始和，楼船载箫管游山，其虎丘、天平、观音、上方诸山最盛。山下竹舆轻窄，上下如飞。
    明朝莫旦《苏州赋》注曰：“吴俗好邀游，当春和景明莺花烂漫之际，用楼船箫鼓，具酒肴，以游上方、石湖诸处，上巳日为最盛。”去观音山多为上香，这样的安排，也许还有方便豪门女眷的意思，当时闺阁中人游春之风也很盛，船就是很好的私密空间。
    游山而坐船，这船就叫“游山船”，从语意上分析很怪诞。不管怎样，能坐着游山船春游，是苏州人的福气，因为有山有水。所谓“楼船”，不是什么小划子，船体敞阔，外表豪华，彩旗飞扬，锦绣堆砌，船舱里布置的舒适文雅，可以安排班子，专门表演丝竹节目，这一路开来，形式上显得格外隆重，既有主人夸富炫耀的意思，也是正式的社交礼节。
    苏州旧时风俗，清明以后，士人有画舫之游，“舱中男女杂坐，箫管并奏，宾朋喧笑。船娘特善烹饪，……传餐有声，炊烟渐上，飘摇柳外，掩映花间……”这个季节，苏州城里的河道变得更加拥挤，前后尾随的画舫犹如巡游船队，浩浩荡荡，是太平岁月，是歌舞升平。
    清朝人写的《吴郡岁华纪丽》里提到，苏州春天有“荡湖船”，此船没有桨也没有帆，“状戢然如小阁子”，流线型的船身装饰华丽，珠帘织绣，金光耀眼，船娘妩媚，娇滴滴的模样，一看就是不会划船的。水波荡漾，春情荡漾，大些的船舱里可摆两桌酒席，小点的船可以同时招待五六位客人。
    清明时节，举家出门祭扫先人墓庐，江浙多水路，船应该只是交通工具，不必奢华。而张岱《陶庵梦忆越俗扫墓》条说，越俗扫墓，男男女女都要穿着时髦华丽的衣服，一路画船箫鼓，好象不是去祭祀祖先而是去参加圣诞派对，所谓厚人薄鬼，借这个由头游山玩水，率以为常。他记得二十年前，中等人家坐的不过是“平水屋帻船，男女分两截坐，不坐船，不鼓吹。”大家的心情是愉悦而端庄的，后来风气一变，虽是一般人家，也派头十足，把扫墓完全解构成了一次郊游，“男女必用两坐船，必巾，必鼓吹，必欢呼畅饮。下午必就其路之所近，游庵堂寺院及士夫家花园。”接着还要看戏。
    船上的光阴伴着绍酒的芬芳，人生如水，随波逐流，飘荡在河流上，或者面对浩荡的奔腾流逝，孔子式的哲人思考也许过于沉重。子弟们在追逐享受生命的质感，比起感念先贤的庄严，也许，等待香火供养的祖先们都会大度包容吧。
    四银勒牵骄马，花船载丽人。
    春游西湖，当然要泛舟湖上。从南宋起，西湖就出现了专门专游人乘坐赏景的游船，大者可容百余人，中等画舫能载客五十人，另有轻便小舟，沿湖岸均可呼唤。这些游船种类繁多，有百花、十样锦、七宝、金狮子、劣马儿、罗船、金胜等各色名号。《都城纪胜》说：“西湖舟船，大小不等，……无论四时，常有游玩人赁假。舟中所须器物，一一毕备，但朝出登舟而饮，暮则径归，不劳余力，惟支费钱耳。”《梦粱录》载，西湖上还有一种特殊的小脚船，“专载贾客妓女、荒鼓板、烧香婆嫂、扑青器、唱耍令缠曲”。〈马可波罗游记〉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意大利人的观感：
    西湖上有许多游艇和画舫，长十五至二十步，可乘坐十人、十五人或二十人。那些爱好泛舟游览的人，或是携家带眷，或是邀请一些朋友，雇上一条画舫，荡漾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上。画舫上桌椅板凳，宴客的设备，无不布置得整齐清洁，舒适雅观。……整只画舫，油彩斑斓，五光十色，还绘上无数的图形，越加美丽。船身的两侧均有窗户，可以随意开关，便于游人坐在桌旁，倚窗眺望，饱览沿途绮丽的湖光山色。
    明清两朝，秦淮画舫闻名天下。秦淮是南京城里的河，朱元璋建都南京，秦淮河成为富贾士人追欢逐乐的风月场，《板桥杂记》载：“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槛，绮窗丝障，十里珠帘。”明朝文震亨对南京的这些画舫有过描述，冬天的时候，这些船都在桃叶渡一带搁浅着，〈竹枝词〉说“一夜渡头春水到，家家重漆赤栏杆”，为一年生意开张做准备，春天桃花汛一到，船家的生意眼看就要兴旺呢。张岱《陶庵梦忆秦淮河房》条记载，秦淮河两边的房子称为河房，当时房价极贵，可每天生意好到没有空房，“寓之者无虚日”，原因很简单，“画船萧鼓，去去来来，周折其间”，船上的美女一度让复社的才子们流连忘返。
    余怀的《板桥杂记》中是这样记载的:“嘉兴姚北若，用十二楼船于秦淮，招集四方应试知名之士百有余人，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梨园一部，灯火笙歌，为一时之盛”。这姚北若出身监生，屡试不第。崇祯九年(1636)，就试于南京，招集了一批复社名流，载酒征歌，大会于秦淮河，成为一时之盛。江南画舫之多，似乎有湖山胜景，就有香舟歌女。姚北若的家乡是嘉兴，张岱在《陶庵梦忆》里也提及了嘉兴烟雨楼畔莺泽湖的画舫，而他的态度，似乎是相当的道学：
    湖多精舫，美人航之，载书画茶酒，与客期于烟雨楼。客至，则载之去，舣舟干烟波缥缈。态度幽闲，茗炉相对，意之所安，经旬不返……柳湾桃坞，痴迷伫想，若遇仙缘，洒然言别，不落姓氏。间有倩女离魂，文君新寡，亦效颦为之。淫靡之事，出以风韵，习俗之恶，愈出愈奇。
    清代，扬州画舫大概天下第一，别的不说，一本《扬州画舫录》就是其他地方难以企及的，而所谓“扬州瘦马”，烟花成行，画舫出游，是徽州盐商大贾的排场了。
    有意思的是扬州的画舫还真是与盐商有关系，画舫前身是“鼓棚”，原是一种运盐的驳船，后来改成游具，架以枋柱顶棚，顶棚上仿照厅房，彩绘人物故事，清代的扬州也“以园亭盛”，经济发达依赖盐业，带动服务行业畸形繁荣，康乾之际，扬州城内的官河和郊外的瘦西湖上，画舫无数，各呈其妙，有富商专用的，也有供游客租用的。画舫大者，舱内可置三席，谓之“大三张”，也有小的，称为“小三张”。还有用小舢舨改制的“丝瓜架”以及“草上飞”、“双飞燕”、“牛舌头”、“太平船”等诸名色。画舫前行，后头更可雇一艘茶酒船跟随，茶酒船上专备炉灶，有厨师在船上烹调“船菜”。这画舫就绝无一点烟火气息，纯是一个温柔乡呢。
    苏州七里山塘的画舫，与扬州大致相仿，清代西溪山人仿扬州故事，有《吴门画舫录》，苏州画舫最密集的自然是七里山塘，七里山塘七里船：
    吴门为东南一大都会，俗尚豪华，宾游络绎。宴客者多买棹虎丘，画舫笙歌，四时不绝，垂杨曲巷，绮阁深藏。
    顾禄《桐桥倚棹录》记载，“自半塘至山麓，红栏碧树，与绿波画舫相映发，为游赏最胜处。”这真是船上的人看风景，自己也成了一道风景，“游船多停泊于虎丘野芳浜及普济桥上下岸”，画舫云集，游船里面的陈设极其讲究：
    灯以明角朱须为贵，一船连缀百余，上覆布幔，下舒锦帐，舱中绮幕绣帘，以鲜艳夺目较胜……炕侧必×一小榻，与栏楹桌椅，竞尚大理石，以紫檀红木镶嵌。门窗又多雕刻黑漆粉地书画。陈设则有自鸣钟、镜屏、瓶花。茗碗、吐壶以及杯箸肴馔，靡不精洁。
    当时有竹枝词赞叹：苏州好,载酒卷艄船。几上博山香篆细,筵前冰碗五侯鲜,稳坐到山前。
    即使当年，这也是烟花金粉的消费，常人难以企及；今天，早已云烟散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