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读书之道

　　清朝康熙皇帝是中国封建时代一位贤德有为的君主，其功业事迹广为人知。康熙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与其多年的知识积累和能力训练有很大关系。康熙勤学好读，在古代帝王中是少见的。“帝王勤求治理，必稽古典学，以资启沃之功”，“未有不以讲学明理为先务”。为此，他身体力行。据其自述：他五岁即知读书，八岁登基后学业大进，到十七八岁，更笃于学。他每天五更(凌晨三到五点)起床先读书，晚上处理完公务，再和大臣讲论研习，以至一度积劳成疾，“痰中带血”，但即便如此也没停顿学业，可见其用功之勤。成年之后，日理万机，仍学习不辍。“朕于政务余闲，惟日研精经史。”每天他坚持与文臣讲说经典，虽风雨寒暑，南巡北狩，都不间断。康熙的读书治学态度，久为后人所称道。

　　以经典著作为阅读根本，同时博览群书

　　康熙的阅读书目，以中国传统经史典籍为核心：“自古经史书籍，所重发明心性，裨益政治，必精览详求，使成内圣外王之学。”特别是对儒家经典，更是视为根本，反复研习。他评论“五经”：《周易》有天人感应的奥义，《尚书》有帝王政事的法则，《诗经》有表达人情的道理，《礼记》有讲求礼仪的内涵，《春秋》则有先圣的褒贬寓意。这些经典都是“智识精明，涵养深厚”，为“畜德”(积蓄德性)之根本。史书记载历代兴衰、治国之道，经验教训尽在其中，记事之间又往往暗寓褒贬，启德益智，也同样为历代帝王所重视，成为继儒家经典之后的又一类必读书籍。众多史籍中，《资治通鉴》“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最受推崇。经史典籍中所灌注的儒家学说，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和主流思想，自然受到康熙的推崇，而达到其树立权威、为民轨范的效果。作为一位封建帝王，他所看重的经典以及秉持的观点、态度，当然有其保守迂腐的一面，但单就这种重视经典，重视核心价值，重视精神力量，希望通过经典弘扬道德、匡正世风的做法，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不同于多数被深宫遮蔽了眼目的封建帝王，康熙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求知欲望。在康熙的书单中，除了经史典籍这些“传统科目”外，还有中外古今方方面面的书籍。从诸子百家、佛经道藏、医卜星相、书画法帖，甚至西方舶来的天文历算等，康熙都有不同程度的研读，可谓是博览群书。对有些方面的知识，甚至还颇为精通。比如，他自称曾学习算术天文地理，“靡不详究”;音韵学研习了二十年，即便没去过的地方，当地人的口音都知晓;地理学也是自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号，哪怕边境荒野，也要考据书籍，务得其正。其中虽不免有些自负，但终可见其用功之深。当然，康熙选择“杂书”的标准，还是要看其是否符合儒家经典的“义理”。对那些他看来是“芜秽不经之书，浅陋之文”，是绝对摒弃，甚至禁绝的。以经典义理为品评书籍的尺度，是否恰当?见仁见智。不过能依循一定的标准，处理好读书“精”与“博”的关系，还是非常必要的。

　　读书应树立志向，持之以恒

　　康熙认为，读书能坚持下来，学有所成，首先必须树立志向：“志为进德之基……志之所趋，无远弗届，志之所向，无坚不入。”立下读书的志向，学习才有了前进的根本支撑和动力。立志之后，还要坚持不懈加以施行，不能间断。因为人心是最灵、最聪明的，但最灵、最聪明，也就最容易被诱惑、起杂念。即便立下了志向，也会变动不居，难以实现。所以必须坚持，才能心无旁骛。为此，康熙还特别撰写了一篇《读书贵有恒论》，告诫人们读书学习就怕始勤终惰。只有持之以恒，敦行不怠，才能“智日广而能日崇”，切不可朝勤夕懈、进锐退速，结果一事无成。

　　为了坚定志向、鼓励坚持，康熙还强调读书学习不可有畏难情绪。他嘲笑那些读书时总抱怨“我不行啊”“我做不到啊”的人纯粹愚人自误。学习，特别是初学，确实艰难辛苦，这时决不能畏缩放弃，一定要有“坚定不移之志”，同时又要具备“勇猛精进之心”“贞常永固、不退转之念”，锲而不舍，才能学有所成。

　　“读书”“讲论”“思虑”“行事”相结合

　　对于学习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康熙有一个“读书”“讲论”“思虑”“行事”四位一体的办法。他曾引宋儒之说：“穷理非一端，所得非一处。或在读书上得之，或在讲论上得之，或在思虑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读书”的好处是多，“讲论”的好处是快，“思虑”的好处是深，“行事”的好处是实。四者虽然并行，但实则不可偏废，要综合并用。康熙自己正是如此实践的。

　　康熙读书之多，前文已述，自不必说。“讲论”上，康熙认为单纯的阅读或听讲，往往一带而过，无法深入思考，甚至会使学习活动流于形式，所以必须通过亲身讲解、论辩，复述知识，整理思想，才能使学问深入扎实。所以在宫廷讲学活动中，康熙特别要求每次讲官讲完，他自己再讲一遍。遇到有一字一句疑惑未明之处，都要和大臣们反复讨论，一定要到义理贯通为止。而讲论的根本在于“思虑”，他曾说：“学问之道，在于实心研索。”读书讲学之后，若不思考，便是徒务虚名，于身心何益?所以康熙说他每次讲读学习之后，都要再三深思推究，务要做到道理明彻。

　　在思考和讲说之外，康熙还非常重视“行事”，也就是实践。他认为做学问当不尚空谈，唯有亲身践行，方能得益。而实践的对象，在康熙看来，就是平常的人伦日用：修身先从谨言慎行做起，齐家先从尊亲敬长做起，穷理先从读书论道做起。只有把崇高的理想、目标转化为“至近至易”之事，才好去践行、去贯彻，也才最容易见成效。为了对书本知识加以验证，康熙甚至进行科学试验。比如他利用旗子测风向，发现各地在同一时间风向不一，于是认为古语“隔里不同风”所言准确。他还用来华欧洲人传授的单摆测定声速法，实验《易经》中“震(雷)惊百里”的说法，也认为可信。总之，康熙力求把读书、思考、讲论、实践贯通起来，以不断提升学习的效果。

　　不可尽信书

　　由于在读书学习中重视思考、实践，康熙也养成了不尽信书的阅读观。他曾指出很多书籍，包括一些古籍正史的内容，往往不可完全凭信。记事出错，尚在其次，若是观点、道理谬误，则更加危险。所以他告诫子孙，看书不可被书所愚弄。他还例举汉代大儒董仲舒文章中的话“风不鸣条，雨不破块，谓之升平世界”——刮风不吹动枝条，下雨不冲散土块，就是升平世界——果真如此吗?康熙大不以为然：果真风不鸣条，那草木如何振作生长?雨不破块，田地又怎么播种耕耘?如此写法，无非是粉饰空文而已，不可信以为真。即便一些书中道理看来不错，康熙认为也不可过分拘泥。他举《礼记》中“昏定晨省”(即孝子侍奉父母，晚间要服侍就寝，早上要省视问安)为例，告诫皇子说：昏定晨省，无非是要告诉人们，做儿子的要竭尽孝心。读书人得其意蕴即可，不应拘泥文辞，非要每天早晚刻板执行。他拿自己打比方：朕子孙众多(康熙仅成年的皇子就有24人)，每天早起都挨个来给我请一次安，晚上再都挨个来给我请一次安，估计我这皇帝连吃顿饭的闲功夫都没有了，根本行不通。所以“凡人读书，俱究其本意而得之于心”，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