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三宋”堂上客——沈从文

    
    “任何一种工作，必须要锲而不舍的从事多年，才能有点成就，当行与玩票，造诣分别显然，兼有几种长处，所谓业余嗜好成就胜过本行专业的，自然有人，但这种人到底是少数。”（沈从文《谈写字》）
    沈从文便属于这兼有几种长处的少数人。先生早年即致力于文学创作，一时名噪文坛，并在三十年代以《边城》、《长河》等一系列作品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坛的坚实地位；建国后，又由于政治原因，转向了文物考古领域的研究，筚路蓝缕数十载，累累硕果亦令人击节称许，然也正是因为前诸方面高山仰止的造诣，多少掩去了他书法“票友”的身份。
    先生年幼肆学于家乡私塾时，即以写作与书法闻于乡里，其业师谓之“才峻而气清，怀虚而志亢”，显示出了过人的天赋。十三岁时，家道中落的他不得已而投身行伍，就在几年最为艰苦的军旅生涯里，写字却成了其不可或缺的乐趣：王羲之、褚遂良、虞世南是他缘吝一面的函授老师；《兰亭叙》、《夫子庙堂碑》等等亦成了必修课本。“机会既允许这个人在这方面费去大部分的时间精力，我也不能放下这点机会”“努力去写小楷，一写便是半天”，从这些真实的叙述中不难看出先生用功之勤。他还先后寄居于芷江熊公馆和保靖陈渠珍的军部会议室，帮助整理文物，见识了大量的断简残碑。这些似乎都是命运给予他习字的种种便利，清梁山舟《答张芑堂书》谓学书有三要：“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写又次之”。也是这三个方面的综合作用，筑构了他坚实的书法根基，他也自视书法为立身之本，将“胜过钟王，压倒曾李”作为其毕生真确不移的艺术追求。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五四运动所引起的社会震荡波及到湘西，暴风骤雨般席卷了这块古老的地域。新的思想，新的事物……突如其来的一切不啻一剂药石，强烈地震撼着这位年轻学子的心，他无法压抑对山外世界的憧憬，经过复杂的思想斗争，终于，背负着他的梦想走出了湘西，做出了他一生中这至为关键的决定。二十二岁的他只身来到了北京，开始了艰苦的奋斗历程，从伊始的旁听、自学、写作，到后来的文学创作、报纸编辑、大学任教，辗转于南北之间，辛苦于笔墨之役，文学创作上达到了少人能及的高度，这也使得他少多闲暇耽沉于翰墨之娱。尽管如此，先生的书法在这一时期却享有着较高的社会位望，不但有着一定的理论建树，还时有鬻书捐助之事；虽然总体基调上仍然走的是二王一路，但实际很大程度上已摆脱了传统的束缚。我想，这似乎是与其写作风格的暗合，先生文学作品的内容往往和政治保持着相当距离，而其书法也同样摆脱了其时碑派与帖派的纠缠，选择了少人关注的章草，别开径蹊。清朝书法家杨守敬在《学书迩言》曾对梁舟山的观点（上段中引用）进行过两点补充，似乎恰可作为先生书法第二个发展阶段的注脚：“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二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沈从文先生用他不落尘俗的高尚品格，丰实厚重的学养建造了一个清新秀雅的美学世界；用特有的审美理想关照于书法，最终形成了殊于万般、独具一格的艺术风貌。
    “心不能妙探于物，墨不能曲尽于心。”艺术家们用他们细微的洞察力、热烈的情感、高度的艺术抽象体现着人生的意义。在中国，能将主体情感迹化为客观事物最具张力的即为书法。解放后，先生象一个虔诚的信仰者，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始终不忍割舍与书法的血肉联系。“对客挥毫小小斋，风流章草出心裁。可怜一管七分笔，写出兰亭醉本来。”用三寸小管在历史博物馆里写标签，用自己书作的旧体小诗答客酬友，整日乐此不疲。用这生命另一种律动重新建构着关于人性的生命神庙。
    先生独特的理论见解也为书法界做出了重要贡献。脱稿于
    1937年5月和1948年7月的两篇《谈写字》是他一生中难以多得的书法论著，作者以其高屋建瓴的思辩较为全面的阐释了当时整个社会文化失落下书法面临的种种困境，站在独具的审美立场充分肯定了书法的艺术价值，为书法发展的选择提供了不少参考。由于频繁的迁徙和政治变动，先生的书作散佚甚夥,书法方面的文论亦难于幸免，实可谓遗珠之憾！
    熟书技，晓书理，通书韵是整个书法学习由浅入深的三个过程，先生却在人生的三次重大择决中完成了各个阶段的承递，诠释了书法的全部涵义。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曾将艺术创作分为两类：一者为抛物线型，达到最高点便下滑；一者为斜线上升型，越到生命后期越成熟。而两者却在先生身上得到了奇妙的整合，文学作品讴歌生命神性的主题与建国后政治形势的二义背反，致使先生的文学创作由颠峰跌入低谷；而书法却成了沈从文晚年如影随形的寄托，为之痴心不改，矢志难移。
斯人已去，而其留下的大笔文化财富还有待我们的发掘整理。先生文学方面的煌煌巨著已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然书法之识荆者，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