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明变为宗—评蒙文通著《中国史学史》

    
    蒙文通著的《中国史学史》最近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这为广大史学史研究者阅读该书提供了方便。
    蒙文通是研究史学史的名家。1946年，顾颉刚在评论当代中国史学及史家时，就提到蒙文通的史学史成就，他说：“前四川省立图书馆馆长现任华西大学教授蒙文通是治史学史最有成就的一位，虽然他不长于外文，但是他能批判接受西洋史学史权威的方法。”此前史学界已经出版了三部以“中国史学史”为书名的专著，按出版先后分别是魏应麒的《中国史学史》、王玉璋的《中国史学史概论》、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蒙文通30年代就在四川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但他的讲义那时并没有出版。王玉璋在撰著《中国史学史概论》时，曾向蒙文通请教过，但未阅其讲义，对此王氏还深感遗憾。60年代初，根据高教部的指示，中国史学史教材被纳入了文科教材编写规划中，白寿彝负责主编中国史学史教本的古代部分。为了编写教材，白寿彝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专门成立了史学史教研室，创办《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现在的《史学史研究》前身）。当时，白寿彝也很想参考蒙文通的讲义，但无从得到，在《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中只登载了蒙氏的讲义目录。长期以来，蒙氏的中国史学史讲义，对研治这门学科的学者来说，一直有着特殊的魅力。
    蒙氏的《中国史学史》，的确有自己的特色。20世纪前期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尽管详略有所不同，但大都受到梁启超提出的史学史框架的影响，即讲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等。蒙氏的书却未见受梁氏影响的痕迹，他很重视论述历史哲学的问题，重视史学与经学、文学的关系。该书共有四章，第一章是晚周至汉；第二章是六朝至唐；第三章是中唐两宋；第四章是明清。由此章节安排可以看出，蒙氏没有以朝代的更迭作为划分史学阶段的依据，依据的是史学思想的变化。他说：“窃以中国史学之盛，有三时焉。曰晚周，曰六朝，曰两宋，皆思想廓落之会也。体制革新，陈义深远，宏文迭出，名家踵武，虽汉唐盛世，未足比隆。”“舍此三时，虽有纂述，才记注耳”。因此，晚周、六朝、两宋在这部书中所占篇幅最多。蒙文通的史学史研究，以明变为宗，在史学转变处，着墨较多，而对一般史学史重点论述的《史记》、《汉书》以及唐朝的八书、《通典》等却写的很少。蒙氏重视学术思潮、学术派别的梳理，如把晚周史学分为三系：北方功利说、南方神怪说、东方圣智说，并指出这三系所对应的思想体系，很有见地。对两宋时期的史学派别如经制派、义理派、事功派以及地域性史学等，他都旁征博引各类资料，将其源流梳理得井井有条。他还认为史学与哲学关系密切：“哲学发达之际，则史著日精，哲学亡而史亦废”。他把史学思想置于当时的哲学思潮下进行分析。深厚的经学史修养，使他在史学思想的论述上，表现出高屋建瓴的气象。蒙文通的《中国史学史》，语言古雅，思想深邃。其中的很多观点，令人深思；其研治中国史学史的路数，也值得今人借鉴。
    蒙文通曾受业于廖平和刘师培，于经学甚有研究，所作《经学导言》，为廖氏称赞，谓“文通文如桶底脱落，佩服佩服，将来必成大家”。其《经学抉原》，对经学源流之爬梳，多有独到见解。他写的《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廖季平先生与清代汉学》、《井研廖师与汉代今古文学》，对研究近现代学术史具有重要的价值。他的《评〈学史散论〉》（《学史散论》为刘咸α所著），反映了他对中国学术的总体把握，很能体现他研究学术史的见识。蒙氏关于经学史、学术史的著述与史学史有密切的关系。该书编辑了12篇这类文章作为附录置于后面，与正文相得益彰，增添了其《中国史学史》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