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钱钟书学术思想及治学方法之比较

    
    [关键词]陈寅恪；钱钟书；学术思想；治学方法
    [摘要]陈寅恪与钱钟书同为中国20世纪罕见的学术大师和文化巨人。他们在学术品格、治学兴趣、语言工具、材料基础、文化取向、打通意识、史诗关系和诠释向度等众多方面都既有惊人的类同之处，又有显著的不同之处。故探讨和比较两人的同异之处，找出其中所潜藏的规律性的成功经验，对当代学人无疑具有重大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中图分类号]K092=7；G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7)02-0090-14
    AComparisonontheAcademicThoughtand
    ResearchMethodBetweenChenYinqueandQianZhongshu
    DIAOSheng-hu
    (CollegeofLiterature,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024,China)
    Keywords:ChenYinque;QianZhongshu；academicthought；researchmethod
    Abstraet：BothChenYinqueandQianZhongshuarerareacademicmastersandculturalgiantsin20thcenturyChina.Theyhavenotonlyastonishingsimilaritiesbutalsooutstandingdifferencesintheiracademiccharacter,researchinterest,languagetool,materialfoundation,culturaltrend,collaborationconsciousness,relationofhistoryandpoetry,interpretationtendencyetc.Solookingintothe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betweenthem,andfindingtheirhidden,regularandsuccessfulexperienceshavegreatenlighteningsignificanceandreferencevaluetomodernscholars.
    作为中国20世纪罕见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和钱钟书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所关注的两大热点人物。前贤对陈、钱二人的生平事迹、思想倾向、文化观念、治学方法等诸多方面都曾有所涉猎，并取得了一系列颇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然而，排除掉其中的非学术因素，真正从学术层面上对两位大师进行比较研究的优秀之作却并不多见。①故这一领域尚有较大的开拓空间。有鉴于此，拙文试图从学术品格、治学兴趣、语言工具、材料基础、文化取向、打通意识、史诗关系和诠释向度等方面入手，力求尽可能客观全面地评述陈、钱二人的学术成就，比较其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异同之处，找出其中所潜藏的规律性的成功经验，以求对当代学人有所启示。
    一学术品格：独立精神与真理之勇
    作为一名现代学术大师，学术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是陈寅恪毕生所坚持并为之奋斗的目标。其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云：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1](p218)
    时过24年，陈寅恪在其著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再次强调这一原则：

    ①据笔者所见，目前较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两项：一是胡晓明《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该文认为“陈寅恪与钱钟书代表着本世纪最重要的两大诗学范式”，前者“开创了一种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的学术方法，代表了古代的一个主流传统，即知人论世、比兴说诗的传统在现代新的复苏”；后者“开辟了一种以语言学、心理学、哲学和艺术学配合以说诗的学术方法，代表了古代的另一个传统，即修辞、评点、谭艺的传统与西方新学的融合”。该文论述精辟，惜其只限于诗学领域的比较；二是李洪岩《钱钟书与陈寅恪》(载《钱钟书与近代学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该文主要从“中体西用”与“融化中西”、“诗史互证”与“史蕴诗心”、“自由思想”与“优美文学”、“文学家”与“史学家”等四个方面讨论了陈、钱二人的不同之处。该文论述深入全面，惜其有明显的抑陈扬钱之倾向。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2](p111～112)
    由此可见，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不仅是陈氏安身立命的原则，也是其治学方法的根本基石。他把学术文化看作自己的生命，认为治学的目的就在治学的过程之中，排除一切私心杂念，不把学术沦为谋取功利的手段，“不籍时令”，“不假乎功名”，不受世局及外缘的影响，在学问上总是持“审慎态度”，“博考而慎取”，“有误必改，无证不从”，“惟偏蔽之务去，真理之是从”[1](p304)。惟此，才可以从治学中领略真正的乐趣，也才可以发现走向真理的坦途。其曾自述“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3](p144)，“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3](p162)；所愿在“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3](p162)，并说：“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3](p66)他曾赞扬王国维的学术成就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1](P219)这实际上也是他自己学术品格的体现。因此，主张为学术而学术，力主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反对外来的、强加的束缚，坚持心灵之自由、精神之独立，将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最高理想，可说是陈寅恪最为根本的学术原则和观念。
    真正的学术研究，是一种清雅醇正的境界，容不得半点私心杂念存于其间。钱钟书即是如此。其自述学术态度云：“其求学之先，不著成见，则破我矣；治学之际，摄心专揖，则忘我矣。”[4](p280)“及夫求治有得，合人心之同然，发物理之必然；虽由我见，而非徒己见，虽由我获，而非可自私。放诸四海，俟诸百世。”[4](p281)据此，钱氏云：“世间学问所证，至有我无我、在我非我一境而止。”[4](p281)在此思想的指导下，其平日不大会客，极少开会，保持独立的品格，自由的意志，专注于学术事业，淡泊名利，反对别人研究他，反对“钱学”之称。在《谈艺录》中，钱就痛斥“文人而有出位之思，依傍门户”的丑恶行径。[4](p87～88)认为“以举业为终身之学业，陋儒是矣；或以学业为进身之举业，曲儒是矣”[4](p353)。面对别人对自己的关注和研究，钱氏说过：“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生平寒士，冷板凳命运，一遇吹擂就如坐针毡。”[5](p771)对他而言，一切名利都如浮云，一切宣传都是干扰，惟有时间重于一切。他说：“世故澒洞，人生艰窘，拂意失志，当息躁忍事，毋矜气好胜；日久论定，是非自分。”[4](p333)这完全可以看作他的自白。不仅如此，钱氏一生为学，极力反对“附庸风雅，随声说好，做文字批评上的势利小人(snob)”，主张“谈艺论文，一秉至公，极力消除势力门户之见”。[6]对古今中外的名人、名作，他都一概不盲目崇拜和迷信，毫不例外“一秉至公”地对其进行评判。如对黑格尔称我国语言缺乏思辨之说，钱氏斥之为“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7](p2)。又如《诗经》，钱氏既肯定它“清词丽句”，“无愧风雅之宗”，又指出它“芜词累句”，“不啻恶诗之祖”[7](p152)；再如《楚辞》，钱氏既对其有高度的肯定，又中肯地指出诗中不乏“扑朔迷离，自违失照”[7](p592)、“无根不实”[7](p595)、“语意欠圆”[7](p598)之处等，与现今研究者专唱颂歌迥异其趣。这类例子在钱氏著作中比比皆是，构成了钱著的显著特色，也是钱氏独立不惧、刚直不阿学术品格的生动表现。那就是，无论鉴古以明今，还是察今以知古，事实是他惟一的依据，人格是他惟一的追求，真理是他惟一的归宿。无论是“巧宦曲学，媚世苟合；事不究是非，从之若流，言无论当否，应之如响；阿旨取容，希风承窍，此董仲舒赋所斥‘随世而轮转’也”[7](p922)者，还是“意马心猿，情常躁竞；波萍风草，行不贞固”[7](p926)者，都与钱氏品格水火不容。正因如此，他在谈及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文德》时，曾不无感慨地说道：“求道为学，都须有‘德’……一切义理、考据，发为‘文’章，莫不判有‘德’、无‘德’。寡闻匿陋而架空为高，成见恐破而诡辩护前，阿世哗众而曲学违心，均‘文’之不‘德’、败‘德’；巧偷豪夺、粗作大卖、弄虚作伪之类，更郐下无讥尔。黑格尔教生徒屡曰：‘治学必先有真理之勇气’；每叹兹言，堪笺‘文德’。穷理尽事，引绳披根，逢怒不恤，改过勿惮，庶可语于真理之勇、文章之德已。”[7](p1506)真正的学术研究，当以追求真理为最高目标，当以“真理之勇”为“文章之德”。这是钱氏毕生奉为法则并教诲我们的学术信条。
    二治学兴趣：历史考论与文艺鉴赏
    就治学兴趣而言，陈寅恪重在史学和文化方面，最终成为杰出的历史学家，钱钟书则重在文学和艺术上，最终成为杰出的文学家和学者。就是对同一研究对象，陈重在其思想，而钱则重在其艺术。
    钱钟书家学深厚，自幼年起就对经、史、子、集各部典籍均有广泛涉猎，尤其是他酷爱文学，不仅系统阅读过《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典籍，而且对中国古今小说、译林小说以及外文原版小说也是痴迷有加。其在《谈艺录》开篇即云：“余雅喜谈艺。”[4](p1)又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再次表明自己的学术兴趣：“我想探讨的，只是历史上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8](p7)这就决定了钱终其一生的研究重心在于文学艺术的鉴赏和评判上。如钱氏虽然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明确标举中国诗的正宗是向有“史诗”之称的杜诗，然而尽管《谈艺录》与《管锥篇》引述的杜诗句多达二百余条，却没有一条是知人论世的读杜心得，其着眼点全在于杜诗所蕴含的诗艺渊源、审美情趣、风格意蕴、诗律规则、修辞技巧等内容。而与一般艺术鉴赏著作相区别的是，钱著乃是立足于古今中外作家创作的实际情况，重在揭示“诗眼文心”的著作。如：“余尝谓长吉文心，如短视人之目力，近则细察秋毫，远则大不能睹舆薪”[4](p46)；“陈王植《求存问亲戚疏》：‘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何焯批曰：‘悱恻动人，颇似中山靖王《闻乐对》。’连类故事，未为漫浪；抉发文心，殊嫌皮相。”[7](p1064)又如他通过杜诗中“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一句，发现文学的“避愁莫非迎愁”的心理吊诡，凭借杜诗中“尔汝”一语，透视出中国诗歌艺术中人心与自然生命之间一份亲密和谐的关系，等等都是如此。因此，本身就是诗人的钱钟书，在其学术研究中，并不专注于“作者之身世交游”之类的考察①，而是沉浸于诗中，以诗人的眼光，用志不分地对历代作家、作品，抉幽探微，辨别是非，从而达到对“诗眼文心”“莫逆暗契”[4](p346)之“禅彻悟境”[4](p595)。这就体现了钱氏独特的风格和魅力：其创作有学者的风格和魅力，其学术有作家的魅力和风格。可以说，钱钟书的创作是“学人之创作”，钱钟书的学术是“作家之学术”。
    而相较之下，陈寅恪则将更多的兴趣和精力倾注于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上，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在史书的研读上所下功夫最大。在陈寅恪的早年笔记中，除语言学习之外，多记载为佛经、中亚、×古碑文，以及大量史地书目。这就说明陈自始就对历史、语言和文化研究很感兴趣。其常对有关典籍，“时用密点，圈以识其要，书眉、行间，批注几满，细字密行，字细小处，几难辨识。就字迹、墨色观之，先后校读非只一二次……而行间、书眉所注者，间杂有巴利文、梵文、藏文等，以参证古代译语”[9](p88)。只因国史为陈氏毕生治学之重心，故其对史部书籍可谓无书不读。他自称：“寅恪平生颇读中华乙部之作，间亦披览天竺释典。”[1](p232)无论是正史还是别史、杂史、史钞、史评、传记、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诏令、奏议等，都在其批阅范围之内。
    二是研究著述也主要集中于历史文化方面。从陈寅恪所授课程与著述次第来看，其治学以历史为中心，兼及佛教及文学。其治史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期即四十岁前后，治学中心为佛经与边疆民族史；中期即五十岁前后，治学中心转至中国中古史，尤其是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代，所涉范围至政治、×、社会、学术各方面；晚年虽仍有两晋至隋唐史论文问世，但代表作转为《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因此，陈寅恪之学术重心，虽几度变迁，但其核心指向和主要兴趣仍在史学范畴之内，其学术成就也以此领域最为突出。
    三是具有极强的考证意识和求真精神。考据方法和求真精神是史学家的本质所在。在这方面，陈寅恪作为一名大师级的历史学家实乃当之无愧。陈氏治史，始终以自觉地去蔽求真为指导思想。他说：“夫考证之业，譬诸积薪，后来者居上，自无胶守所见，一成不变之理……但必发见确实之证据，然后始能改易其主张，不敢固执，亦不敢轻改，惟偏蔽之务去，真理之是从。”[1](p304)不仅如此，陈的研究还常常从考证具体问题始，而不在具体问题终，而是借助考证寻求一些规律性的现象。对此，季羡林归纳说：

    ①尽管在《管锥编》中，笺注、训诂、校勘随处可见，但这却并非其治学重心之所在。
    寅恪先生继承了清代朴学考证的传统，但并没有为考证所囿……但陈寅恪却最注意探索规律，并不就事论事。他关于隋唐史的研究成果可以为证。[10]
    汪荣祖也评价说：
    就方法而论，上承乾嘉考据学之遗风，而求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以考据为求证史实，解识史事之步骤，然而再就既证之史实，说明其意义，即所谓从史实中求史识。更有史识归纳综合，为唐史之发展提出若干新颖而有启发的概念……皆为前人所未发。[11](p219)
    季、汪二人的评价都很到位。陈的具体做法是，每研究一个问题，总是先调集各方面的详细史料，对史料的可靠性逐条加以辨正，尽可能做到多方参证，追根溯源；对于可靠的史料，再联系史料的来历、作者的身份背景，进一步判断其可信程度如何；又进而联系各方面的史料加以疏通、诠释，以明了此一史料所能说明的历史事件或社会情状的真相，究其前因后果；最后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综合各方面的史实，阐发历史演进的趋势，求得规律性的见解。[12]
    三语言：治学工具与研究对象
    正如陈寅恪所说，研究文化本原，“首在通达其言语”[9](p86)，语言文字是最为基本的研究工具，任何一位大师级的学者，无不精熟于此，陈寅恪与钱钟书二人更是如此。钱曾留学英、法等国家，学习过英、法、德、意、西、拉丁等众多语言。陈则在13岁到32岁这前后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先后留学日本、德国、瑞士、法国、英国、美国等诸多国家，学习和研究了大量语言文字。陈寅恪到底掌握多少种语言，学术界至今没有统一说法。王永兴言其“具备阅读藏、蒙、满、日、梵、巴利、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十三种文字的阅读能力”[13]。许冠三判断其通晓17种语言。[14]而汪荣祖则说他能运用二十几种外文来治史。[11]丰富的语言知识为其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如陈寅恪笺证白氏《城盐州》运用了藏文，笺证《阴山道》利用了突厥方言的对音，均取得了特殊的收获。又如佛教传人中土后，虽然研治者甚多，但常因语言文字的限制，治者常无法与原本或其他语种的译本对勘，经常导致以讹传讹的现象发生。而陈则因长期致力于梵文，并同时学习了其他大量诸如藏文、蒙文、巴利文、日文、德文等与佛教史有关的文字，从而发现和解决了长期留存下来的学术疑案。如其利用梵文知识，研究出“菩提树为永久坚牢之宝树，决不能取以比譬变灭无长之肉身”，因此禅宗六祖以身比菩提树的法偈实在不是一个恰当的譬喻。[1](p177)
    在科学研究中，语言既可以是研究的工具，也可以成为研究的对象。对语言的高度重视和大量积累，促使陈、钱二人都有意识地对语言现象进行研究。陈寅恪深受清代乾嘉学派的影响，但他所超越于前人之处却在于，其运用小学而又不限于小学，研究语言又不为语言本身，而在于发掘潜藏于各种语言现象背后的历史、文化、×、哲学、政治与文学等更为深刻的内涵。早在1935年陈寅恪作《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时，就批评乾嘉学派研治经学的“谨愿者”“既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1](p128)而在作于1923年的《与妹书》中，陈氏即明确表达了自己运用比较法研究语言，以及自己的主要兴趣不在语言本身而在历史与×之学术旨趣：“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者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一佛教……”[15]而最能体现这一旨趣的便是其发表于1937年的《狐臭与胡臭》一文：“疑此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倘仍以胡为名，自宜有人疑为不合。因其复似野狐之气，遂改‘胡’为‘狐’矣。若所推测者不谬，则‘胡臭’一名较之‘狐臭’，实为原始，而且正确欤?”[3](p142)这里，陈寅恪运用语言学和医学知识，通过对这两个名词产生渊源的考证，一方面辨析了两个语言术语，另一方面说明了古代汉语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情况。
    钱钟书同样极其重视语言的功能和作用。他在《管锥编》和《谈艺录》中对此多有论述。如：“语言文字为人生日用之所必须，著书立说尤寓话焉而不得须臾或离者也。”[7](p406)“诗籍文字语言，安身立命；成文须如是，为言须如彼，方有文外远神、言表悠韵，斯神斯韵，端赖其文其言。”[4](p412)“毛德纳尝以言语与行走呼吸等视。窃谓人非呼吸眠食不生活，语言仅次之……潜意识之运行，亦无外言言语语。”[4](p413)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钱氏对语言对于艺术和人生的决定性意义有深刻的认识。
    与陈氏相较，钱氏在继承传统训诂学遗产的基础上，冲破传统训诂着重于词语训释、名物阐解、文字考订、章句串讲的框架，而让训诂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展开，为“诗眼文心”找到“莫逆暗契”的恰切训释，从而把训诂引进了艺术规律的探究与文艺鉴赏的殿堂，这就是钱氏独创的“训诂移笺法”。①这种独创方法的运用，使训诂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艺术个性，训诂与鉴赏十分巧妙地融为一体，可以说是达到了“本其旨而俪比事例，澜翻云诡，遂成佳观”[7](p516)的美妙效果。正是借助于各种移笺式的训诂方法，钱氏实现了对传统训诂学仅限于知识层面的浅层互训之成功超越，而使训诂学获得了哲学的、审美的、文化的深层价值。对于传统训诂学的现代转型，钱氏可谓功高盖世。
    修辞是造艺为文的重要手段，故探讨文心必须借助修辞，而传统训诂学家特别欠缺的素养也正在于此。钱氏对前人的超越亦见于此。他说“比喻是文学语言的擅长”[8](p44)，也“正是文学语言的特点”[8](p42)，博喻的妙处在于“如四面围攻，八音交响，群经折轴，累土为山，积渐而高，力久而入”[7](p14)。在此基础上，钱氏对比喻的想象、形象、拟象以及两柄、多边等内容都进行了深入广泛的探讨，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学术资源。②不仅如此，钱氏还深刻辨析了说理性比喻和词章性比喻的区别：
    理赜义玄，说理陈义者取譬于近，假象于实，以为研几探微之津逮……及道之既喻而理之既明，亦不恋着于象，舍象也可。[7](p11～12)
    这就是说，以《周易》为代表的说理性文章，其设比用喻，意在说明事理，事理既明，比喻大可功成身退。而在以《诗经》为代表的艺术创造中，比喻的功用就大为不同了：
    词章之拟象比喻则异乎是……《诗》之喻，文情归宿之菟裘也，哭斯歌斯、聚骨肉之家室也。[7](p12～14)
    可见，艺术创造中的比喻本身就代表了诗的逻辑，是“体示意义之迹”，而且诗的意义也只有附丽于比喻才得以显现，是“比喻不离”的。
    除比喻之外，通感也是钱钟书极为重视和经常关注的修辞方法。他说：“通感很早在西洋诗文里出现。”[8](P72)而这种“描写手法”，中国“古代批评家和修辞学家似乎都没有理解或认识”[8](p63)。1962年钱氏发表《通感》一文并在《管锥编》等著作中不断加以论析，从而将中西文学中的通感现象加以沟通比较。另如双关、委婉、含蓄等众多修辞，钱氏都曾多方论述和运用，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四材料：研究基础与观念载体
    丰富而准确的材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性条件，陈、钱二人对此都十分重视。陈寅恪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人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p236)陈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加上异常勤奋，集中于发掘罕见的新材料，如清廷档案、满洲老档、敦煌石室、佛典道藏乃至海外史料等。陈哲三说：“在清华时，不论天气多冷多热，他常乘车到大高店军机处看档案。清时机密都以满文书写，先生一本一本看，那是最原始的史料，重要的就随手翻译。”[16](p100)借助这种刻苦博览的精神，陈氏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为其研究中国语言、文化和历史奠定了常人所无可比拟的基础。吴宓云：“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9](p83～84)今人王子舟曾对陈氏著述《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总计论文89篇(除去《论再生缘》，外加《学衡》发表之《与妹书》)，专著三部，进行参考、引用文献统计，得知陈氏90年代前发表77万字的学术著述(《再生缘》、《柳如是别传》未计)，共参考、引用各类文献达907种，6144次之多。③而许冠三对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所用史料情况有抽样统计，言“仅《复明运动》一卷(三九六页)，所用素材共在三百一十种以上。其中诗文集八十五种，包括《左传》、《史记》在内的史传二十三种，地方志二十四种，纪闻、纪略类十九，杂记、随笔类十六，丛话、野史类十二，年谱九，实录四……《别传》的广收博采几乎到了极限。”[14](p277)

    ①关于钱氏“训诂移笺法”，请参阅冯芝祥编《钱钟书研究集刊》(第一辑)中《钱钟书独创的训诂移笺法》一文，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②陈子谦对“钱学比喻论”有深入的论述，可参看其专著《钱学论》，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③详情参见王子舟《陈寅恪读书生涯》，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学术研究不仅需要充分而准确的材料，而且需要有足够的运用材料之能力。陈寅恪的过人之处正在于此。他说：“史论者，治史者皆认为无关史学而且有害者也；然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之社论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故苏子瞻之史论，北宋之政论也；胡致堂之史论，南宋之政论也；王船山之史论，明末之政论也。今日取诸人论史之文，与旧史互证，当日政治社会情势，盖可借此增加了解，此所谓废物利用，盖不仅能供习文者之摹拟练习而已也。”[1](p248)这就是说他很善于运用材料，极善于从习见的材料中提炼出新的观点。如《旧唐书•哀帝纪》(卷二十下)载：“丙申，敕：‘福建每年进橄榄子，比因阉竖出自闽中，牵于嗜好之间，遂成贡奉之典。虽嘉忠荩，伏恐烦劳。今后只供进腊面茶，其进橄榄子宜停。’”陈批注云：“唐代荔枝疑与此有关，然则亦关高力士，不独杨玉环也。”[17]姑且不论陈之推想是否正确，仅此思路就令人赞叹。因为倘确有几分真实，则不仅可以看出中国历史上歧视女性，视女人为祸水的演变轨迹，而且唐代开元、天宝一段历史恐怕也要有重要改动，此时宦官与帝王后妃如何影响朝政以及对地方的影响，将有必要进行新的探索。[18](p224)
    陈寅恪虽然极为重视史料，但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思想。相反，他做到了史料和解释并重，从而使史料无堆砌之弊、解释无空疏之失。具体说来，在考证上，他并不止于校勘、辨伪，进而建立信史，而是善于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探索主要的环节，再从环节的掌握说明史事的演变，以及旁出的问题。他因而能从“小事”见“大局”，此种“尺幅千里”的工夫，实是陈氏史学的最高境界。[11](p221)故陈寅恪的学术是有思想的学术，他的思想也是有学术的思想。
    钱钟书同样很是重视材料。他说：“要自己的作品能够收列在图书馆的书里，就得先把图书馆的书安放在自己的作品里。”[19](p19)故在实践上，钱凭借自己惊人的记忆力和超常的刻苦精神博览群书，占有了极为丰富的一手材料，其著作即明显体现出材料宏博之特点，乃至于有人批评其只有材料而无观点，说他是在掉书袋，炫耀自己的博学，其著作缺乏理论体系，甚至难入专著之列。这未免有些皮相化。如最为学术界推重的《管锥编》便是一部以古雅文言文和札记形式写成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学术专著。内容涉及《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10部中国古代重要经典750余则，他们分属经、史、子、集四部。不仅如此，钱氏还以此书为基点，追根溯源，贯通中西，中间涉及英、法、德、意、西、拉丁等众多语言和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民俗学、文化学、人类学等众多学科，而且引证中西作家4000多位万余种著作，其中包括1780种数种语言的著作。又如《谈艺录》是中国诗话集大成之作，仅古代诗话就包括宋、金、元、明、清等130多种，而且还涉及了古今中外大量作家作品，包括中西文艺理论、哲学、艺术、×、心理学等著作，所征引的书籍就有1100多种，其中包括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英伽登等500多人的论著。再如钱氏在《谈艺录》中仅论古诗中虚字的使用情况就列举出从古代到近代125位诗人的296首诗作。所有这些都充分证明钱著材料之丰富和钱氏知识之渊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