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天文学手段研究上古史

    科学史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问。说它古老，是因为它的源头几乎可以和历史学一样久远；说它年轻，是因为只是到了上世纪20年代末，科学史才开始获得建制化所必需的学术基础与社会动力，而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赢得普遍认同的局面至50年代末才得以实现。
    我关于中国科学史学科建设的一点认识是通过多次阅读席泽宗先生的几篇文献而逐渐形成的。这里我想着重介绍一下席先生在《科学史与历史科学》一文中表达的思想。
    文章一开头，作者先引述了美国科学史家库恩（ThomasKuhn）的观点，说明“一个历史学家，如果要深入考察历史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或者要探讨价值观念、人生态度和思想意识变迁的话，那他就必须涉及科学史。”接着分“科学史的性质”、“科学史和历史学分离的原因”、“科学史的纵深发展”、“科学史和历史科学的互补关系”几个方面展开了自己的认识，结论是：科学史是一门具有特殊研究对象的历史科学，其研究者除了要接受历史学的训练外，还必须有自然科学的素养，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科学发展自身的规律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这两方面，而这种研究对于从事科学研究、制定科技政策、搞好科技管理，乃至进行科技教育都具有参考价值，对在更深的层次上认识人类社会也是必要的。特别是在论述科学史与一般历史科学的关系的那一节，席先生提出，要消除斯诺（C.P.Snow）所说的“两种文化”之间的隔阂，学习科学史是一条可行的途径。至于科学史对于一般历史科学的意义，席先生列举了四条有力的理由，那就是：一、生产工具的进步是历史发展的重要标志，而生产工具的制造有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二、精神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科学理论对人类世界观的演进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三、考古学上的新发现要求科技史家更多的参与；四、就传统史家的四大看家本领之一的年代学（其它三项为职官、版本、目录）而论，绝对离不开天文学的方法。后来构成“夏商周断代工程”基础之一的天文断代方法，实际上就是席先生在这里所强调的借助天文学手段研究上古史的路数。
    以上所述，仅仅涉及眼前这本席泽宗院士的自选集《古×新表与科学史探索》中的很小一部分内容，席泽宗先生在科学上最重要的贡献当然是他1955年的《古×新表》及其前后发表的几篇相关论文。由于早有专家介绍，这里不复赘言。值得指出的是，王绶院士将席先生的这一成果称为天文学史研究中的珍品，而后又举出喜帕恰斯发现岁差、哈雷预测以其命名的彗星、竺可桢倡物候学这几出科学史上的大戏，认为它们都是“古为今用”的典范。此外，席先生关于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及彗星图的解读，关于甘德肉眼观察到木星卫星的推测，关于敦煌历书和星经的分析，以及关于《周髀算经》中的陈子模型的研究，都是富有创见的重要科学史文献。
    《古×新表与科学史探索》席泽宗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