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与气象——冯友兰论蔡元培

    
    北大哲学门第二次毕业师生合影，前排右四为蔡元培，冯友兰居二排左四。
    冯友兰与蔡元培曾是师生关系，但时间并不长，只有一年半而已。1917年初，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任校长时，冯友兰已是北大哲学门二年级下学期的学生。1918年暑假，冯友兰毕业离开了母校。当时，北大本科的学制是三年。他们师生之间的往来屈指可数，仅仅二三次而已。
    但是，蔡元培的君子的人格与气象，极大地震撼了冯友兰。他多次撰文予以高度评价，敬仰之情溢于言表。
    一
    冯友兰认为一个人的“气象”，在过去，又可称之为“气概”、“风度”、“气度”。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人格”、“人格美”。
    所谓“人格”，一般人解读为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或者指个人的道德品质。而冯友兰还用“价值”诠释了“人格”。他说：“一个人，于其在客观方面底成就之外，其一举一动，声容笑貌，亦可以表现一种价值。此种表现是其人格的表现。”
    至于“气象”，冯友兰说：“道学家认为，人的精神世界是内心的事，但也必然表现于外，使接触到的人感觉到一种气氛。这种气氛，道学家称之为气象……气象是人的精神境界所表现于外的，是别人所感觉的。”
    “人格”与“气象”之间的关系，冯友兰明确为“气象”取决于“人格”。诚于中，形于外。
    冯友兰认为：“大致说：伟大的人格，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如旧日所谓君子，一种是如旧日所谓名士、英雄、豪杰。”他说，“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君子与名士英雄两种人物。”并且，他进一步认为：“这两种人物的胸襟不同，其气象亦不同。”在冯友兰看来，《论语》记述了孔子的气象，孔子的气象是君子气象的典型代表；《世说新语》，记述了魏晋时代人的气象，大多是名士英雄的气象。
    冯友兰还提醒人们，要区分真假君子和真假名士英雄，不应将二者混为一谈。假君子是“乡愿”，假名士是“无行文人”,假英雄是“流氓无赖”。
    冯友兰认为孔子的“君子气象”的内涵是：“温、良、恭、俭、让。”冯友兰详细引证了朱熹及其私淑弟子真德秀的注释：“朱子注说：‘温，和厚也。’真德秀说：‘只和之一字，不足以尽温之义。只厚之一字，不足以尽温之义。温之义，必兼二字之义。和，如春风和气之和。厚，如坤厚载物之厚。和，不惨暴也。厚，不刻薄也。’‘良’，朱子注说：‘易直也。’又说：‘易有坦易之义。直如世人所谓白直之直。无奸诈险陂底心，所谓开囗见心是也。’‘恭’，朱子说：‘庄敬也。俭，节制也。让，谦逊也。’真德秀说：‘谦谓不矜己之善。逊谓推己及人。’”
    二
    冯友兰将蔡元培的气象，视之为君子的气象。他说：“说到君子这个名词，蔡先生可以当之而无愧”。又明确说：“凡曾与蔡先生接触过底人，都可以知道蔡先生的气象，确可以此五个字形容之。”冯友兰具体论述了蔡元培的君子气象：
    第一，有些人以为君子的行为多是虚伪造作，无真性情。冯友兰认为，这“以为”是错误的。因为，孔子最注重“直”，最厌恶“巧言令色”。但是，君子的率真，要“发乎情，止乎礼”。
    冯友兰说，据蒋梦麟说，有一次北大学生向蔡元培要求免收讲义费，争辩过久，蔡元培怒极，举拳向一位说话最多的学生说：“来，我同你决斗。”冯友兰说，用近来有些人提倡的行为标准说，这可以说是“敢怒”。接着，他又说，只说敢喜、敢怒、敢恨，这话就有不妥之处。这话的正当说法是：应该喜就敢喜，应该怒就敢怒，应该恨就敢恨。可见，在冯友兰的心目中，蔡元培的“敢怒”，决不是虚伪造作，而是直的真性情；不但“发乎情”，而且又“止乎礼”。所以，他说蔡元培的“敢怒”，其实就是“应该怒就敢怒”。第二，有些人以为，所谓君子，大概都是遇事毫无主张，随人转移。冯友兰认为，这“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遇事敷衍，八面圆融的人，是乡愿，不是君子。君子不是遇事没有主张，但其主张是经过“再思”然后决定的。不像名士英雄之多凭直觉。“再思”，属于理性；“直觉”，属于感性，二者是不同的。
    冯友兰说，蔡元培平日温、良、恭、俭、让，似乎是如一个普通好好先生，但遇到重要底事，他的主张，是非常坚决底。他的主张定了以后，无论什么人不能使他改变。此所谓“难枉以非其道”。这句话源于《孟子?万章上》：“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对于君子，可以用合乎人之常情的方法去欺骗他，但却不能用不合道理的诈骗术去蒙蔽他。
    据田炯锦（1923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说，有一次蔡元培出国访问期间，北大教职员因向政府索发欠薪而罢教。政府补发后，即停止罢教并复课。但蔡元培回国后，大不以为然。曾召集北大教职员痛切地说：学校教育青年，教职员应为学生模范，岂可因索薪罢教，贻误后生？因此，他坚决要求把罢教期间未为学生上课而领得的薪水，交出归公。并断言，如认为政府太坏，不能合作，尽可自动辞职，另谋他就。如大家都求去，亦可使政府惊觉反省。岂可既不辞职，又不尽教学责任，贻误青年？于是，教职员接受了蔡元培的提示。“以此可见蔡先生作人处事之严正，从此再未发生教职员罢教情事。”
    第三，有些人以为，所谓君子，必是规规于尘网绳墨之中，（规规，惊视自失貌。尘网，犹尘世。绳墨，比喻规距法度。这意思是说，君子一定会惊讶自己已陷于尘世的礼法束缚之中——引者注）必不能如名士之超然物外，潇洒不群。冯友兰认为，这“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名士虽然超然物外，但也放弃了社会的责任，而君子则既能为社会尽应尽之责任，又能超然于物外。这由于君子做事，是因其当为而为之，并不是因其是可以致功名富贵而为之。他虽可以在功名富贵场中，但功名富贵并不在他的心里。正如孔子所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朱熹注：“不与，犹言不相关，言其不以位为乐也。”——引者注）
    冯友兰指出，蔡元培在民初即做部长，后来官做到院长。无论做多大的官，他总有“有天下而不与”的意思。他既在官位上，又能超越于官位之外。沈尹默说：“蔡先生是旧中国一个道地的知识分子，对政治不感兴趣，无权位欲。”蔡元培在为官生涯中常常“难进易退”，并根据以上分析，得出结论明确说：“蔡先生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
    三
    蔡元培不仅自己具有君子人格，作为教育家，他十分重视人格教育。他把培养“健全人格”，作为学校教育的目的。为此，他要求做到“处处要使学生自动”，他批评“通常学校的教习，每说我要学生圆就圆，要学生方就方，这便大误”。他提倡“最好使学生自学，教育者不宜硬以自己的思想，压倒学生身上”。他又说：“知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蔡元培力主通过“崇尚自然”、“发展个性”、“自学为主”的自由民主的教育理念来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
    蔡元培还将“健全人格”、“完全人格”的培养，推广到国民教育，认为国民的真假爱国主义取决于国民有无完全人格。他说：“盖国民而无完全人格，欲国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虑焉。造成完全人格，使国家隆盛而不衰亡，真所谓爱国矣。”并强调男女国民，都应具有“完全人格”，而不应有所区别：“完全人格，男女一也。”所以，蔡元培把“养成共和国健全人格”作为国民教育的目的。
    蔡元培甚至认为对人格重视之不同，成了区分文明人与野蛮人之依据。“他认为野蛮人与文明人之大别在于人格观念之轻重。”
    蔡元培的“君子气象”，在学生中广受欢迎，反响很强烈。冯友兰说：蔡元培之“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柳亚子先生在《纪念蔡孑民先生》一文中也说：“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
    在当年的北大，蔡元培的气象和人格，终于转化为新气象，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张申府概括地说：“在蔡元培校长的革新精神指导下，北京大学气象一新，在全国教育界、学术界以及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心。”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高度评价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所以，冯友兰对蔡元培气象的论述与弘扬，对我们加强道德修养，进行人格教育，不断提升人格，不无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