俚俗化北味说法“一＋名”

    
    一
    “一＋名”是数词直接跟名词组合使用的结构，数与名之间不出现量词。所谓“名”，可以是一个名词，也可以是一个名词性短语。
    汉藏语言词类上的一个特点是有量词。量词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是汉藏语系语言共同的发展趋势。（参看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导言》，民族出版社2003）汉藏语言中各种语言量词使用的具体情况如何，相互间如何发生影响，诸多问题有待做进一步研究。可以肯定的是，汉语里的量词古代远非像现在这么普遍使用。甲骨卜辞里，仅有“朋、丙、卣”等少数几个量词；到了周秦，量词逐渐增加；到了中古和近代，量词又有进一步发展。（参看向熹《简明汉语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在现当代，量词同数词相伴出现，成了“数不离量”的常见现象。
    以数词“一”和量词配合使用的情况来说，比较一下上古的《论语》和现代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可以看得很清楚。《论语》里，“一”字出现32次。进入“一＋量＋名”格式的只有2次，即：“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卷二八佾第三）“一箪食，一瓢饮”，等于说“一竹筐饭，一瓜瓢水”，“箪、瓢”是量词。然而，《论语》里常见的说法却是以下两种：1）“一＋名”。即“一”字直接跟名词组合。例如：“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卷七子路第十三）∣“无求备于一人。”（卷九微子第十八）——前例意思是，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有这种事吗？“一言”等于说“一句话”。后例意思是，不要对一个人求全责备。“一人”等于说“一个人”。2）“一”字单用。“一”字统括“一＋量＋名”的意思，语表形式上不出现量词和名词。例如：“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卷二里仁第四）∣“回也闻一以知十。”（卷三公冶长第五）——前例意思是，我的学说可以用一个词贯穿。“一”等于说“一个词”。后例意思是，颜回呀听得一件事可以推断出十件事。“一”等于说“一件事”。
    至于朱自清1357字的散文《荷塘月色》，“一”字出现30次。涉及“数量名”关系的，几乎全是“一＋量＋名”。比如：一个人，一番样子，一些颜色，一片叶子，一团烟雾；又如：一条幽僻的路，一道凝碧的波痕，一层淡淡的云，一个热闹的季节，一些流水的影子。这篇散文中只有一处说成“另一世界”，没用量词。究其因，“另一世界”是个四字格，比起说成五个字的“另一个世界”，更符合汉人传统的审美语感。
    二
    总体看，“数＋量＋名”是当今占压倒优势的语法格局。但是，近年来，“一＋名”这种“数＋名”结构却在局部范围内“时髦”了起来，形成了一种带有“北味”的大众口语说法。“北味”，指以北京“平民”为代表的北方人说话所显示的情味。北京作家王朔和魏润身，作品中的语言有较浓的京味，“一＋名”的结构十分常见。王朔在《美人赠我蒙汗药》这篇小说中，连续使用“一俗人”。例如：“有一阵子，满世界都是‘咱也是一俗人’，就是想捞钱，想成为大众明星，怎么啦？……咱也是一俗人，是调侃，也是无奈；是自贱，也是贱人。”在这里，“一俗人”成了自我“调侃”的俚俗用语。魏润身在《顶戴钩沉》中这么写道：“你枝子还是古玩市场的后起之秀鉴赏明星，整个儿一二五眼，连你都是踹货，闷了吧，这么半天竟然连个屁都放不出一个来。”在这里，“一二五眼”是“一＋名”。查资料得知，名词“二五眼”来自京剧中的“板眼”。“板眼”有各种各样，就“两板×眼”来说，可以有两板三眼、两板四眼和两板六眼，但是不能有两板五眼。“二五眼”即两板五眼，指不着调，借指不中用没能耐的人。上例表述直白俚俗，读起来让人感到京味很足。
    俚俗化北味格式，比较典型的有两个。在其他作家包括老舍的作品中，没有发现或者极少发现。
    格式一：“S（就）是·一＋名词”。S代表主语。有时，“是”字前边不用“就”。例如：您是一大夫是吧？（王朔《刘慧芳》）∣哥们儿，他是一老绝户。（魏润身《顶戴钩沉》）∣红头胀脸的是一大胡子。（同上）有时，“是”字前边加“就”，强调意味加重。例如：不不，我就是一骚客。（王朔《你不是一个俗人》，骚客多用来形容不得志的诗人或文人）∣我就是一傻波依。（王朔《顽主》，波依即英语的boy，汉语的男孩）看电视连续剧，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你就是一这样的人啊！（《雪花那个飘》第7集）∣不管别人怎么看，你在我眼里就是一英雄。（《我的父亲是板凳》第9集）上网查看，经常见到这样的说法：天生就是一娘们。∣我就是一无赖。∣我就是一文坛老农。
    格式二：“（S）整个儿·一＋名词。有时，句首出现主语。例如：我也整个儿一母猪眼。（魏润身《挠攘》）有时，句首不出现主语。例如：整个儿一傻×。（同上）∣不是人，整个儿一造粪机器。（同上）∣见异思迁比陈世美还陈世美，对那娇滴滴的母百灵合笼几天就腻就啄妻灭子，不换新的就跟四爷吊腰子不唱不叫——整个儿一花花公子纨绔子弟。（同上）“整个儿·一＋名词”，不仅文言文、古白话作品里没有，现当代作品中也没有，老舍作品中也看不到。不过，通过上网，可以见到不少用例。例如：整个儿一人精∣整个儿一显摆。（“显摆”就是炫耀）还可以见到“整个儿”和“一＋名词”之间嵌入“就是”的现象，说明这一格式跟格式一存在相通之处。例如：安辰整个儿就是一醋坛子。∣我的腿整个儿就是一象腿，怎么办呀！
    三
    说说几点认识。
    第一，北味“一＋名”几乎可以出现在名词结构可以出现的所有位置之上。除了以上两个格式，还可以看到以下种种情况。比如：过去唱歌老百姓就知有一郭兰英。（魏润身《挠攘》）∣小卖部最近换一河南丫头叫爱香。（同上）——前例，“一郭兰英”充当“有”的宾语；后例“一河南丫头”充当兼语（既是“换”的宾语又是“叫爱香”的主语）。
    第二，新潮北味“一＋名”实际上已经溶进了共同语。其使用者，除了王朔和魏润身，还有其他北京作家，而且并不局限于北方官话区的作家。例如：队长家确有一棕色母狗。（北京王小波《黄金时代》）∣盒中有一红花瓷碗。（山东莫言《檀香刑》）∣不能这样躺在竹床上，要垫一床单。（湖北刘醒龙《菩提醉了》）∣洛兵来赴约时，穿一普通的素色衬衫。（江苏张欣《爱又如何》）∣曾有一畅销文艺作家……在封底印上自己的玉照。（台湾鹿港席绢《女作家的爱情冒险》）事实表明，北味“一＋名”已经在不大为人所注意的情况下，成了共同语里一种具有特定语用价值的用法。
    第三，“一＋名”并非都是新潮北味说法。有的一直以来都在使用，属于原有说法，比如“一人”。此外，还有多种情况。举例说：可以是习用性表述。比如，剧本中人物对话之间通过括号插入了“一士兵上”。也可以是文言色彩较重的话语。如：“妾一妇人，少更世事。”（姚雪垠《李自成》）还可以是诗句形式的话语。如：万马军中一小丫，颜似露润月季花。（曲波《林海雪原》）
    第四，原有说法的保留，新潮说法的出现，使得“一＋名”结构扩张了活力。语言运用的雅与俗，都具有美学意义。雅有雅的美，俗有俗的美。看电视连续剧，每一听到操着京腔的人物使用“一＋名”结构，都觉得别有一番风味。再查看文学作品，查看网上相关的语料，终于心有所悟。比如这个例子：“走前她给每人都化了妆，怎么怯怎么捯饬：光宗扣一绿帽子，老丫头戴一花头巾，小真拎一人造革的大黑包，四爷叼一长烟袋。”（魏润身《挠攘》）——这里连续使用四个“一＋名”，前头还用上“怯”和“捯饬”两个北京方言词，言语便因为很土俗很平民化而显得鲜活。王朔魏润身这些作家，对语言的发展是有所贡献的。应该顺带指出的是：在他们笔下，就“一＋名”而言，有的也有具有书卷气。比如：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王朔《无人喝采》）∣元豹似听非听，不置一词。（王朔《千万别把我当人》）——这两例书卷气就比较浓。书卷气和俚俗味，往往跟语境的管控有关。假若上下文出现较多的俚俗词语，就会显示出“一＋名”的俚俗味；反之，假若上下文书面用语较多，就会显示出“一＋名”的书卷气。俚俗味和书卷气说法的交错使用，“各显神通”，正好表明汉语中累积起来的不同风格的语言因素各有其生命力。
    第五，方言一直在推动着共同语语法的渐变性发展。比方说，南片方言语法前些年奉献了“有没有＋动”问句。例如：“你有没有去过三亚？”又比方说，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方言，本来就是共同语的基础方言，现如今又奉献了新潮“一＋名”结构。如果比较一下“我想买一只小洋狗——我想买只小洋狗——我想买一小洋狗”，就会觉得，单用“一”的更为俚俗，更能反映说话人的文化背景。王朔在《美人赠我蒙汗药》中这么写过：“我觉得现在这种嘲笑中已经没什么了，就是一种北方方言，供大伙儿一乐的俏皮话，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在《玩儿的就是心跳》中又这么写过：“这一切多陌生又多熟悉，我几乎已经思想起住这院里的刘小力是个多可爱的姑娘，一嘴京片子，穿着小花袄，身材窕窈，一笑银铃般地清脆。”这些句子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他想利用京味来激活语言运用的企望和追求。
    第六，子曰：“辞达而已矣。”所谓“辞达”，既指达意，自然也包括传情、调味、添彩等等切合需求的取向。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已经一语道破了语用需求引领语法格式及其语义内容发展变化的真谛了。群众创造语言，群众使用语言，群众发展语言。研究语言，顺应民心民情，贴近语用实际，这是一大原则。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