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文章的文化情怀

    
    一提起“考据”，无疑首先让人想到的就是“实事求是”，一种饱含科学色彩的事实判断，而“文化情怀”则首先会指向一种价值判断。这二者本来可以而且应该相容于同一个问题的讨论，普特南的书正专门为此而写【(美)希拉里•普特南：《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当代实践哲学译丛”，应奇译，东方出版社2006】。但二十世纪以来，太过强烈的“科学”追慕又使得后者往往会被人以缺乏客观性而在无意中冷落，思考的视线会不自觉的凝聚到前者身上。所以，一些往往能将二者很好结合起来的文章，就显得格外值得注意。
    去年10月间，师友间一个偶然的讨论让我再次想到中国史上一个特殊的文化部落——遗民及其文学、文化。数年前做毕业论文，曾经接触过其中的少数个案。记得当时还曾有过两个疑问，久久难得其解：一个就是“遗民不传代”的问题。宋遗民知道很少，可所见有关明遗民的记载中，不少人是自己不出仕，却不反对甚至鼓励后人出仕的。王士祯之祖王象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易代之际，出处属大节大义，照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大是大非问题。他们何以会有这样一种让人不免感觉有些自相矛盾的行为？另一个疑问就是，有些遗民并不象一般想象的那样，或隐遁山林，或逃归释老，而是在生活中并不乏与新朝官员的交往。清初三大家的顾、黄皆如此，黄梨洲后来还变相的参与清人史局之设。史载，不但“其子百家得预参史局事”，而且，“宗羲虽不赴徵车，而史局大议必咨之”（《清史稿•黄宗羲传》）。时人、后人对此多有所议。此后读书，虽常见不少材料对上述问题有所解释，可感觉并不太深，倒是无意中看过的一篇“考据文章”让我流连再三，似有所悟。
    这篇文章，就是著名音韵训诂学家周祖谟64年前的《宋亡后仕元之儒学教授》【1944年6月。收入傅杰编：《20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下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该文倒不是有关遗民的，恰相反，讨论的是“变节”而屈身入仕新朝的人群。而且，周先生虽系语言学名家，但此文也并不是语言学方面的，而是一篇地道的史学考据文字。细读此文，不仅可见老辈学人把笔为文之际出入文史两面的不隔不滞、悠游不迫，也深感真正的考据文字原就是融大识大义于枯燥繁冗的史料排比之中，在冷眼冷面之下含藏一份具大识度、大气魄的文化情怀。
    文分六节：
    一、宋亡后元之搜访遗逸
    二、元之儒官及出仕之山长学正
    三、出仕之儒学教授
    四、出仕之原因
    五、出仕后之自悔
    六、诸公出仕之评论
    前三部分属史实考证，不详举。看第四节，开首即有几句议论。大意是说，人之出处有如嗜欲之好尚，本“未可强同”。但是——“惟当易代之际，主忧臣辱之时，则出处取予授受之间，不可不慎焉”。因此，那些原本热衷功利、荣华的肖小并不在其议论之列，而作者要说的是那些无奈而屈身的“教授、山长、学正”们。文章指出，这些人仕元的原因有三：其一生活所迫，辱身出仕完全是因为一口“嚼谷儿”、几两维持生计的散碎银子。二是为躲避徭役，本来生活就穷迫已极，列身儒籍可以豁免。说到底，还是生计问题。三是为躲避种族歧视，弄个小而又小的公务员帽子，可以逃避不必要的凌辱。此节结论说“以意推之，诸公之为八品儒官，盖不出此三因也”。读到这里，不免疑问：如果真的考诸史实，诸公出仕之主要原因肯定不出此三因吗？很显然，作者在此有其强烈的价值判断在——列入讨论范围的只是这三种人，而之所以要讨论这三种人，原因在于确立这一研讨范围的背后有可资当下思考的元素。
    此下两节，一方面考述出仕之人的自悔，以及难免的时人及后世对他们的批评、呵责。但文章第六节引述了出仕人群一个代表戴表元的几句话：
    古之所谓士大夫者，少而学成于其身，壮而材闻于其国，及其老而无志于用，则退而以其学师于其乡，是故有以一人而成千万人之俗。
    戴是宋末元初重要的诗人，才名远播。元初曾出任信州教授，后以病辞归。他的这些话，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戴的自我辩解，但同时也包含着这些“变节”之士的另一层胸怀。周文正是从这里入手，做了一番引申发挥：
    观此则儒者之为儒官，在化民成俗，以保读书种子，亦隐然有其职志存焉。且当举世掓扰之际，无知之氓行且为背礼犯义之行，而诸君施教于下，使民德归厚，不为恶俗所染，则瘴疠之气化为祥淑，此皆儒者之大用，用不期然而然者。且自江汉先生赵复传程朱之学于北方之后，其道大行。此后南北之间凡儒冠儒服者皆互为师友，以相砥砺，其成效虽至微至隐，而于外族蹂践之下犹存一脉生生不息之气者，端赖此耳。
    很显然，前面考证的目的在说明这些小而又小的儒官之所以出仕实有其不得已的隐衷，此处又揭出其潜在的保存一线文化血脉的广大胸怀。紧接在上述文字之后，周文还认为：
    且诸君之为教也，非但化民成俗而已，并隐然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之意，盖知异族之侵扰横暴，必不可久也，故教后学，勿以当前进取为功，而以潜藏待时为用，使深蓄其力以待剥穷必复之机，则于人心亦不无小补。
    这里，这些教授、山长、学正直可看作一个个的程婴、杵臼，其苦心孤诣之中埋藏有深沉浓烈的匡复家国之志和意绪久远的战略战术思考。而这些，却未必能为一般人所认识到，所以周文指出：
    今诸君之仕元而为教授，能凛然以古道自持，知其出仕之非，而能勤其所事之重，则元之立朝不及百年而亡者，又未始非传朱学者之力也。此固非诸人之所及知，而后之人亦鲜有论及之者，是不可不说。惜乎！史家讥其晚节不终，而适中其短也。
    就文章表面上看，作者意在为仕元之儒学之士做一翻科学的考证工作。但细读上引诸多文中议论，周文的深意则在表见一种特殊的价值判断。周文写于60余年前的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如果说文中之“古典”在仕元之儒士，那么所有抗战期间身处东来之寇仇统治下为生计而“树新义”的知识分子则应是该文之“今典”所在。这些人未能“义不食周粟”固然不乏可议处，但他们未必没有程婴、杵臼般之气魄、胸怀、识断，未必没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所在。在当日之中国，怒斥敌仇或洁身自守固凛然不可辱，但甘愿尝勾践之苦胆、匿淮阴之孤愤，又何尝不需要略作告白。因为，后者同样表露出中国传统儒学之一种真价值，后人不可不知：
    抑又有论之，儒者之为道，立乎忠信，合乎仁义而已。若宋儒之学，固时有迂阔之论，然所以正人心化风俗者，莫不三致意焉。夫自南渡以来，国事已危如累卵，其能赓续一百五十年不即颠覆者，正在儒者迭生其间，以沈潜刚克之气约束人心，以果敢强毅之行攻发奸佞，有以全济耳。及乎德佑丙子之后，乃有忠臣义士至死不易其节，此尤非一手一足之烈所幸致，而皆先民之心力所陶育而成者。是知儒者之为学，在于教人厚风习、明义理耳。读古圣贤之书者，岂可不自知蹈历乎？
    作者简介：项念东（1976－），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