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传统美德的代表——仁义礼智信

　　中华民族的新道德必须与中国人意识和潜意识中的传统美德相承接，才能生根成活，才能持续发展。这样做也便于将潜藏于国人心中的传统美德复苏起来，培育起来。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指出，“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这是经过几十年、近百年的曲折才总结出来的正确方针。如果再说具体一点，以什么德目代表传统美德呢？我以为，作为整体德目，可以“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为代表。
　　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孟子就提出：“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由此“四心”产生的“四端”是人之常道。西汉时期的董仲舒首先把“仁义礼智信”作为整体道德要求概括为“五常之道”，东汉建初四年（公元79年）的白虎观会议之后，“仁义礼智信”被官方确认为整体德目“五常”。常者恒也，古人认为其精神可以超越时空永恒。在宋代，这五常就已经被整合成为一个整体道德体系，在中华伦理道德体系中一直居于核心地位。五常不仅是五种具体的核心道德项目（德目），成为其他诸多传统美德的“母德”、“基德”；而且形成并高度概括了中华传统道德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精神。作为中国传统伦理体系中的核心因素，在华夏神州已影响人们两千多年，贯穿中华伦理和中华文化的发展中，成为民族精神的构成元素，成为全世界华人文化的根，是中华文化能发挥凝聚剂作用的重要因素。
　　道德观念植根于一定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传统美德的合理内核包含着具有相当普适性的内容，但也要经过现代转换，才能适合当今新时代而得以传承。而只适合封建时代的那部分内容，就应当或予改造或予扬弃。仁义礼智信在当前仍有顽强的生命力，弘扬它们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经过我们的现代诠释，不但可以适应现代社会，包括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而且可以对市场经济所诱发的如过分重利等观念和风气，起某种调节和抑制作用。中华传统美德所重视的群体和谐精神，与西方道德文明所突出的个体人格精神，也可以“优势互补”，互相调节整合，这对于制约个人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倾向，将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我试对仁义礼智信作粗浅的诠释：
　　仁 仁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孔子倡导“仁者爱人”，并把仁爱由亲人推广到所有的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几乎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德和恒德，不仅是最基本的、最高的德目，而且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成为传统道德理念。至今仍称有德者为“仁人”，骂无德者为“不仁”。在中华文化中，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以仁为核心形成的古代人文情怀，经过现代改造，可以转化为现代人文精神，成为“以人为本”的精神资源。
　　世间万物万事中，人是最宝贵的，人是社会的惟一主体，是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是最应当受重视、关心、尊重、爱护的，是高于一切的。人文精神的核心，我理解为：对人的价值、人格尊严的尊重，一方面千方百计改善和提高人的生存状态、生存意义和人生境界，另一方面构建高尚的人类价值体系以引导人如何做人。长期的封建社会和封建观念就是不把人当人，只重权力不重人；到了资本主义那里则是只重金钱不重人，使人异化为物的附庸。要铲除这种人类不自爱的思想恶习可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在物质生产还不能充分满足人需要的历史条件下，在人类还不能平等相待的历史条件下，重权不重人、重物不重人、重钱不重人的恶习总会或此或彼露出头来。冷漠、缺少爱心，已成为当今的社会病，比如因没有谈好价钱，竟然见死不救，睁着眼看活泼泼的生命被吞噬。面对这种现实，我们应当大力弘扬和培育人文精神。而现代人文精神应是现代道德的重要基本元素，甚至是核心。
　　义 义者宜也，是合宜、应该的意思，是作为人，应该遵循的最高道义，应该依归的人间正义。把义作为人的根本特点和基本价值取向，是中华道精神的精蕴。在中华文化中，义是人的立身处世之本，是人之为人的根椐，对人生的终极目标和根本价值的思考与追求，体现为对义的思考与追求。义与仁并用为道德的代表：“仁义道德”，“仁至义尽”，“假仁假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义成为一种人生观、人生价值观：“义不容辞”，“义无反顾”，“见义勇为”，“大义凛然”，“大义灭亲”，“义正辞严”。义是人生的责任和奉献，义诊、义演、义卖、义务……，至今是中国人崇尚道德的代名词表现。
　　“义”与“利”关系的处理是价值观的核心，至今仍是道德的试金石。见利思义、以义制利、义以为上，是重要的中华传统美德，在市场经济中尤应大力提倡，以此来抑制见利背义、要利不要义、赚昧心钱、发害人财等道德沦丧之风。
　　礼 礼是中华文化的突出精神，其主要作用是规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礼的观念比较复杂。在政治制度层面，作为等级制度和伦理秩序，旧时的“礼制”和“礼教”，其特定的具体内容已经不适于今，应当扬弃。在精神文化层面，孔子说“内仁外礼”，礼与仁互为表里，人心爱人、恭敬谦让，是礼的内在精神，重礼是“礼仪之邦”的重要传统美德。《公民道德健设实施纲要》中20字基本道德规范就有“明礼”。
　　“明礼”从广义说，就是讲文明。从狭义说，作为待人接物的表现，谓“礼节”、“礼仪”；作为个体修养涵养，谓“礼貌”。这些行为规范都是提升人类道德修养和文明水平的途径，已经成为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一种表征和直观展现。北京迎奥运正大力开展礼仪教育。用于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谓“礼让”。如果一味讲竞争，就像一味讲斗争一样，会导致偏差。礼让与竞争是辩证的两面，应同时讲，才可能和谐。
　　“礼之用，和为贵”。“和”是礼的最高境界，其价值取向为“和谐”。继承发扬礼，不是恢复旧时的等级伦理，而是要构建在人格平等基础上的人际行为规范，以达于和谐。
　　智 智在传统美德中主要指明辨善恶是非，并能力行。孔子就以“知、仁、勇”为三达德，“知”通“智”，明智可以知仁遵道、明辨是非善恶。“智”从道德智慧可延伸到科学智慧，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和统一起来，这是我们今天仍要发扬的。科学发展观是治国的智慧。创新精神是智慧的重要品格。
　　“信” 信是做人的根本，也是社会正常运行的道德基础。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被儒家称为“进德修业之本”、“立人之道”和“立政之本”。讲诚信是中华民族共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美德。信用危机绝不仅仅是商业危机，而且是深刻的道德危机、精神危机；它不仅破坏经济，而且腐蚀人心、涣散社会、毒害民族。《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把“诚信”列入20字基本道德规范中，并将它作为当前着力抓的重点，是非常正确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家至国至天下，一切从修身做起。而修身的起点是“诚意正心”，要从根本的心、性修养起。“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心性是内在的，根本的，修养内化到心性才算修养到家，所以也是修养的目标。这也是古代的改造主观世界。心性不正，学一些政治用语，那只是外在的，只用来修饰门面，这就叫不诚。古人强调“诚为本，术为末；诚则人多自附，术则物终不亲。”这是对的。现在社会上有一股风，津津乐道如何弄权术、耍手腕，介绍历代名人的“谋略”、“智慧”、“权术”的书一套一套层出不穷，充斥书摊，有的简直就是改头换面的“厚黑学”，却美其名曰“领导艺术”。干部、政治家，尤重真诚，只有真诚才能取信于民，提高公信力，推动社会风气好转。弄权术可以耍弄人一时，但“终不亲”——被人民和历史所疏离。文学艺术中曹操“奸雄”形象之遭唾骂，就是证明。舍“诚”逐“术”是“讲正气”所应拒斥的，如果让它占了上风，我们的民族正气就遭玷污了。可怕的是受污染的一部分人还总以能耍手腕、善诡辩为聪明，笑诚实人是书呆子、傻瓜。这是善恶是非颠倒的大不智。
　　以“五常”为传统美德的代表，既不是说其中没有旧时代的烙印和封建性的糟粕，也不是说它已把传统美德全部包括。道德观念和道德人格的养成是整体性的。同一道德系统中各个德目之间的道德精神是相通的。古人说忠臣出于孝子。在家是孝子，一般说，在朝就容易是忠臣，因为忠与孝其道德精神是相通的。道德建设并非把德目列的越多越全就越好，而是要着重抓好基础性的母德或基德的养成，那样就可以收到举一反三、一通百通的效果。所以，传统美德的代表不必多，也不能多，要简明扼要、易记易传。我门要通过公开认可“五常”，并加以现代诠释，让人领悟传统美德的精髓，用以滋养我们的道德精神、培育我们的道德人格。
　　精神文明是整体性的系统工程，就道德抓道德是不够的。应当以文化涵养道德，以道德提升文化。传统美德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优秀传统文化是传统美德的重要载体，传统美德依托优秀传统文化而传扬。建议在学校教育和整个国民教育中加大优秀传统文化的份量。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纳入到学校的教学内容之中，逐步实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并落实到精神文明建设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