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与中华文明的西传

　　丝绸之路的由来

　　用“丝绸之路”（Silk　Road）来形容古代中国与西方的文明交流，最早出自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所著的《中国》一书。由于这个命名贴切写实而又富有诗意，很快得到学术界认可，并风靡世界。那么，古代中国人的西方世界在哪里？从西汉张骞奉汉武帝派遣，三通“西域”（帕米尔高原东西），到东汉时期的官方使节甘英出使大秦（古代罗马帝国）；从唐初著名高僧玄奘西游印度，满载佛教经典而归，到明朝初年郑和七下“西洋”，遍访马六甲、波斯湾、红海乃至非洲东海岸，中华民族的先人，前赴后继，开辟了源远流长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向世界各地传播着中华文明。

　　最初，“丝绸之路”只是指从中国长安出发，横贯亚洲，进而连接非洲、欧洲的陆路通道。其后，又有了绿洲道、沙漠道、草原道、吐蕃道、海上道等等提法。“丝绸之路”的含义被不断扩大，被人们看作是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到今天，“丝绸之路”几乎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代名词。

　　“丝绸之路”与中华文明的西传

　　有人说中西文化交流，在古代主要是从东往西，是由于中华文明在近代以前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话确实有一定的道理。我国古代的许多重要物质文化，诸如丝绸、瓷器、茶叶以及许多重大工艺与发明，诸如造纸术、印刷术、罗盘与火药等，都是从丝绸之路传播到西方的。

　　中国外销的商品以丝绸最为著名。传说养蚕与缫丝技术是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的。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中亚的贵族葬墓里，就已发现了中国的丝织品。据说公元前53年，古罗马执政官、“三头政治”之一的克拉苏追击安息人的军队到了两河流域。酣战之际，安息人突然展开鲜艳夺目、令人眼花缭乱的军旗，使罗马人军心大扰，结果遭到了惨败。这就是著名的卡尔莱战役，那些鲜艳的彩旗就是用丝绸制成的。有学者认为，一些著名的古希腊雕像身上透明柔软的服饰，也是中国丝绸制成的。中国的丝绸在罗马世界很快流行开来。据记载，凯撒大帝和被称为埃及艳后的克里奥帕特拉都喜欢穿中国的丝绸。一次凯撒大帝穿着中国丝袍出现在剧院，光彩照人，引起全场的惊羡。开始丝绸的价格很贵，每磅要黄金12两。后来销售日增，以至平民百姓也纷纷穿起丝绸。著名地理博物学家普林尼曾抱怨说，罗马每年至少有一亿罗马金币在与印度、中国和阿拉伯半岛的丝绸与珠宝生意中丧失。

　　两汉时中国文化的西传逐渐扩展，除丝绸外，还有冶铁技术、打井技术。中国在商代已使用陨铁制造兵器，春秋时代开始人工冶铁。汉代，中国出现了低硅灰口铁、快炼铁渗碳钢、铸铁脱碳及生铁炒钢等新工艺、新技术。中国的铁制品沿着丝绸之路传入西方，在汉匈战争中逃亡到西域地区的士卒曾将铸铁技术传给大宛和安息的工匠。大约在公元前二世纪，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费尔干纳人从中国学得了铸铁新技术，然后再传入俄国。在丝绸之路上的中外贸易中，钢铁成为受西域欢迎的商品，安息人就曾努力获取中国的钢铁兵器，使之渐渐流入罗马帝国。

　　中国在西汉时期发明了造纸术，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方法。中国纸张的西传非常早，敦煌及甘肃西部都发现过汉代的原始纸。可以肯定，至少在七世纪时，中国纸已在撒马尔罕等地广为使用，在印度则不晚于八世纪。造纸术传入中亚通常被认为是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大约是公元751年前后）。唐朝的造纸工匠最先在撒马尔罕造纸，这里从此成为中国境外的造纸中心，在整个中世纪都名震欧洲。794年在大食首都巴格达也办起了纸厂，并聘中国技师进行指导。此后，造纸厂相继出现在也门、大马士革等阿拉伯城市。九世纪末，中国造纸术传入埃及，不久便淘汰了当地的纸草。12世纪，造纸术从北非传到西班牙与法国，德国的纽伦堡也于1391年建造了第一家造纸厂。纸的发明与西传对促进欧洲近代文明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印刷术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具体地说是在七世纪后期至八世纪上半叶。现在见到的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书是敦煌发现的现藏大英博物馆的《金刚般若婆罗密经》，上面标明的印刷年代是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即公元868年。雕版印刷术很早就传到了韩国与日本，人们现在还能见到公元八世纪韩国与日本的佛教印刷品。但是，雕版印刷术西传的过程则要晚得多。1880年人们在埃及发掘出的阿拉伯文印刷品，其年代被推断在唐末至元末间。据推测，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很可能是在宋元之际，通过蒙古人的西征或其他契机传到了中亚、西亚，进而传到北非与欧洲。14世纪初伊利汗国宰相、史家拉施德丁在《史集》中记录了中国的雕版印刷方法。活字印刷是宋代毕昇在1041—1049年间发明的。毕昇用胶泥刻字制板印书，王桢在1313年创制了木活字，他还提到元初已有人造锡活字。由于蒙元时代中西交往的频繁，很可能14世纪末活字印刷方法已传到欧洲。活字印刷特别是金属活字印刷在欧洲发扬光大后又于15世纪传回中国。

　　欧洲人用作导航的罗盘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虽然中国人对磁石指南性的认识，在战国《韩非子》、东汉王充《论衡》中已有记载，但将它用于航海导航，大约是在11世纪末。北宋末年朱彧的《萍州可谈》是世界上最早记载此事的著作，书中谈那些往来广州的舟师们懂地理，在海上航行时，“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甚至推测在九、十世纪的中国可能就已经在航海中应用指南针了。为了便于在航海中确定方位，人们将它置于圆盘内，圆盘上划分刻度，于是发明了罗盘。至于它是怎样传到欧洲的，目前还是一个谜。从阿拉伯文献提供的材料可知，在13世纪初，阿拉伯海员已经使用罗盘，1230年成书的波斯佚文集《故事大全》中记载了一个用指南鱼探寻航道的故事。这个故事中的指南鱼与沈括《梦溪笔谈》中的水浮针法有类似之处。1281年，阿拉伯人的《商人宝鉴》问世，书中说从埃及亚历山大城到印度洋的水手都懂得将磁针×在浮于水面的木片上，用来辨别航向，又提及用磁铁制成鱼形投入海中，以指南针的头尾指示南北。显然，这些方面都显示出他们曾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丝绸之路：中西文化的双赢格局

　　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其实早在汉代张骞“凿空”西域之前已经长期存在。否则，张骞就不会在月氏（阿富汗北部）的市面上发现邛杖和蜀布。但是，官方中西交流渠道开通之后，中国历代政府为维护这条东西文化与经济交流的大动脉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据《史记》记载，汉代派往各国的官方使者，“相望于道”。出使西域的团队大者数百，少者亦有百余人，所带汉地丝绸物品比博望侯（张骞以功被封为博望侯）时还多。这样的使团，每年多的要派十几个，少的也有五、六个。使者们携带大批丝绸物品出境，又从远方带回各种珍奇物品，形成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高潮。汉代为了保护丝绸之路，在河西地区设置了张掖、武威、酒泉、敦煌四郡，在西域地区则设置西域校尉进行管理。唐太宗曾经力排众议，在今天的吐鲁番地区设置西州，加强管理，为丝绸之路的畅通以及中西文化的和平交流提供了保障。

　　值得指出的是，和平的文化交流，从来都会创造一种互动的双赢格局。以中国外销丝绸瓷器为例，就出现了一种中外文化双向互动的现象。考古发现了许多带有异域装饰图案的中国丝绸织品和瓷器制品，有一部分是作为外来的新的“胡风”时尚供应中国本土市场，更多的是作为外销商品，迎合西方买主而生产的。中国外销丝绸中最典型的异域图案是萨珊式联珠对兽对鸟纹，如吐鲁番阿斯塔那东晋升平十一年（367）墓出土的一双手工编织履，履面上有对狮纹，并织有“富且昌，宜侯王，天延命长”的汉字，明显是专为外销而生产的。阿斯塔那所出的6世纪中叶以后的织锦中，汉锦纹饰几乎趋于消失，被联珠、对禽、对兽纹所取代，如18号隋墓出土的一件对驼纹织锦织有汉字“胡王”，更说明它是中国制的萨姗式图案外销品。这些采用异域图案的外销丝织品，除了极少部分可能在吐鲁番生产，绝大多数应产自内地，特别是当时丝织业最发达的四川地区。如阿斯塔那发现的一件龙纹绮上留有墨笔题记，说明是唐景云元年（710）“双流县”（今四川成都近郊）织造。外销织物中除联珠、对兽、对禽纹图案外，还有莲花、忍冬、迦陵频迦（双手合十或持花作供养状的人面鸟形象）图案，大概是专为外销中亚佛教地区而制。瓷器在唐中后期成为另一大宗外销品，当时的中国工匠已经懂得用西亚的式样和装饰图案烧制瓷器以广开国外销路，如唐代长沙窑，宋元外销瓷器以及明永乐、宣德之间的仿西亚金银器外型的瓷器都是典型例子。这一时期外销商品采用异域图案的做法，同18世纪中期以后南方沿海地区为扩大欧洲市场而仿制欧式图案的瓷器和绘画一样，虽说主要是供外销，但异域风格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中国本土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