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从哪里来？中国文化从哪里来？

象棋---中国政治的象征：一切都为了保帅。

麻将---中国国民的象征：互相算计，所做的一切只为自己。

京剧---中国社会的象征：所有的角色都已固化，从分工到举止。

围棋---中国思维的象征：一切都是非此即彼，一切又都有可能。

军棋---中国官场的象征：官大一级压死人。

大多数中国文明独立说者只看到了中国本土完整的“序列”，并陶醉于这些“序列”，但对于新内容的注意不够，比如马车的引进，青铜器冶炼技术的引进，瓷器(非陶器)在商朝的突然出现，文字在后商的突飞猛进，对于这些关键的文明元素都没有足够的重视。最重要的是，中国文明独立说的前提是建立在DNA技术应用之前中国也有猿人进化为中国人的幻想基础之上。现在当我们把人类的起源定位于非洲单一起源说之后，许多推论势必发生了动摇。

在过去的上万年里，应该源源不断地有外部的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到中国，定居下来，他们带来的文明与本土产生的文明一直在进行交流和本土化。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们奠定了部分的中华文明，但并不是全部，因为带来新文明的“三代”还没有到来。

我们近百年来,尤其是建国以来一直企图从考古发掘上掘取证据说明中国人是独立起源的,我们100万年以来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世界文明起源的单一起源说法或者中国文明起源的任何其他理论,都被作为别有用心的一部分,是的,我们发现了元谋人,那是什么呢?一个牙齿?国际上证明古人类存在的最起码依据是头盖骨,建国以来的大规模考古发掘一个也没有找到,唯一的证据受到国际公认的北京人,从体质和血缘上已经被证明和现代人类没有直接联系.

虽然北京人在50万年以前就开始取火,但他们早已灭绝,也确实不是我们的祖先.

然后就是几十万年的中断,国外发现人类生存遗迹都是连续的,中国则是有一个接近40万年的断层,直到大约10000年前的甘肃,陕西仰韶和南方的河姆度文化,不错这个时期是冰川结束的时候,这也同样可以解释在这个时期人类跨过白令海峡进入北美,为什么不能从中亚来到中国呢?

让中国的考古学者和政客们尴尬的是,越组织发掘发掘的东西就越证明中国人种和文明最初来源于中亚,无论是发掘的器物还是原始图腾.其实这个联系很容易得出,在中国早期的文字记载中你会发现,中国很早就对西域一带的地理状况相当清楚,关于西王母和昆仑山的传说非常完整,而对于当时来说更加容易到达的长江一带却十分模糊.这表明早期的中国人是头脑中带着祖先迁徙的地理概念而来.

中国人从哪里来?中国文化从哪里来?古埃及人与现代埃及人不是同一人种?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结合美国研究的人类迁徙图(起源非洲)：

中国汉族人，以蒙古族人种血统(不是说蒙古人，而是说人种发源地在蒙古)为主，并加杂着高加索人种(白种人)和马来人种(在中国又称百越种或者越南种，这是小黑人人种，是黑人人种的一个分支)

中国，凡是漂亮好看帅气英俊这样的词汇可以形容的人，都是沾了拥有更多高加索血统的光

根据考古学考证，中国人的祖先黄帝就是高加索人种，对，典型的白种人!!

孔子也是白种人,李白也是白种人

考古学家对山东地区不同时代墓穴遗骸的测量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西汉之前的基本上是以高加索血统为主,唐之前以高加索和蒙古种混血为主，但是高加索成分为主(类似今天的×人),从宋，元，明开始，蒙古种为主要成分开始占据越来越大的比例，一直形成今天中国人的主要人种成分...

如今非洲埃及已经是阿拉伯人(闪族后裔)和黑人(苏丹)的天下，信仰伊斯兰教，那些5000-6000年历史的古老埃及石刻、壁画和庙宇中常见的“黄种人”已经不见了，甚至有历史学家指出：埃及上古浮雕中的法老、贵族和平民形象，确实有很多和今天中国的黄种人比较相像。不像纯种白人，也不是黑人?

埃及王朝时间漫长(长达3000年)，但是上古埃及于4600年前结束(公元前3100-2650年)，这一时期中国4000年的夏朝还没有建立(前2070年)。现在占据埃及的阿拉伯人(闪族)和黑人(苏丹)都使用拼音文字，他们都不能阅读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而且人种面貌大不相同，怀疑他们并不是同一个种族延续的?从后期埃及壁画看，明显出现了大量的白人，文化×开始变化，以前的“黄种人”壁画逐渐消失，他们是迁徙了?还是被其他种族消灭、或者同化了?

1996年开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历时5年，考证中华文明4000年(夏朝)。基本解决夏、商、周历史年代遗留问题(与以前的历史考证不同)：

断代工程没有考证黄帝的年代，而1915年民国版的《辞源》记录黄帝距今4704年(前2697年);中科院考证夏朝距今4077年(前2070年)，1915年民国版的《辞源》记录夏朝4212年(前2205年)，现在比《辞源》减少135年;中科院考证商朝3607年(前1600年)，民国版《辞源》记录商朝3790年(前1783年)，现在比《辞源》减少183年;中科院考证周朝3053年(前1046年)，民国版《辞源》记录周朝3141年(前1134年)，现在比《辞源》减少88年。

因为确定为4000年文明(夏4077年)，而不是传统的5000年文明，所以争议比较大，而且西方只承认商朝为“文明期”3600年(实际承认中华文明3500年)?

黄种人原来在埃及中东阿拉伯半岛地区，后来迁徙到印度和东南亚地区，后来进入中国西藏蒙古朝鲜韩国日本，到达俄罗斯远东，以后到达南北美洲(包括格陵兰南部)，后来扩展到北欧俄罗斯地区，印尼、新西兰，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也有黄种人。

在2002年以后，中科院又开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探索4000年夏朝以前的“三皇五帝”文明起源期，就是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的历史，他们是历史人物还是传说?如何看待五帝时期复杂的历史记载?长期成为中外学者争论的焦点。

历时五年已有初步成果：追溯至4500年左右，中华各民族开始普遍种植稻谷、小麦，玉器技术成熟，青铜技术出现和进步，饲养黄牛和绵羊等，社会等级制度逐步出现，王权和国家逐步形成。

考察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这里古代文化相对集中，而且程度略高于其他原始文化的新石器时代地区，也考察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辽河流域(内蒙古)的红山文化等，这里的文化发展、社会演化也不亚于中原地区。

考察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新密新砦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襄汾陶寺遗址大型聚落遗址，发现这里宗族势力非常强大，血缘和地缘关系的政治延续到夏、商、周(包括秦汉)时期，农业、青铜、社会等级文化源头来自西边，精美的玉器来自东边良渚(江苏太湖)地区，良渚玉器古老悠久，来源地还需要深入考察。还有黄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等，以及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长江流域曲家岭文化等，这些文化都出现在5000年左右，集中在河流平原区。

目前的“探源”上限设定在6000年左右(公元前4000年)，以考古学为核心，以文物事实为依据，多学科相结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还将继续探索考证......

历史考古探源还没有完结，社会评议已有不少：

目前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显示，中华文明出现“爆发时期”，青铜技术，稻谷、小麦，社会等级制度在漫长的中华新石器时代并没有出现(玉器陶器存在)，但是集中出现在这一时期(4500或5000年左右)，而且是较为‘成熟’的文明技术，缺乏自然演化的过程和足够的时间，所以怀疑文明来源西方的欧亚草原和中东地区?

因为埃及文明6000年，巴比伦(伊拉克地区)文明5500年，印度文明5000多年，都比中科院考证的中华文明期4000年夏朝更长久，而且人类非洲起源说越来越确立，如果中国人的祖先全部来自非洲，那么必须穿越埃及、中东、印度或欧亚草原才能到达中国，所以人类文明也自然由西向东发展传播?

进入中国的路线应该是南北两条：北部经过欧亚大草原，南部经过印度到达云贵地区，现在考证水稻从南部进入中国，小麦从西北进入中国，新石器时代中国早期文化没有水稻、小麦，没有青铜器，缺乏社会等级制度?

“三皇五帝”到底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居民，还是外来民族?

文化争议很大，最大胆的说法是：黄帝属于西戎族，远古祖先源自埃及的部落民族?与黄帝征战的炎帝、蚩尤同样具有显著的埃及特色?建立夏朝的大禹家族也叫“夏甲”?属于埃及人与中东闪族人的结合民族?商朝民族(东夷)的祖先源自中东闪族与含族人的结合民族?周朝的“姬姓”为王，封地最多，还有“姒姓”、“姜姓”等属于周朝贵族，这些民族也是来自西北草原，与欧亚草原游牧民族有着天然的联系，怀疑其祖先也经历过中东地区的民族文化混血?

统一中国的秦始皇的先族，同样是来自西北的游牧民族，早期为周天子“放马”有功，所以得到秦国封地，秦始皇也姓“姬”(同时他又“嬴”)，为什么一族有两个姓氏?以后建立隋唐的两大强势家族(杨姓、李姓)，考证属于长期汉化的游牧鲜卑族(北魏后裔)?

如果这样颠覆历史，中国人的传统世界观和价值观将面临巨大挑战!?

当然，在地质纪年的时间尺度上谈人种并没有多大意义，不管黑白棕黄肤色如何，都是“线粒体亚当夏娃”的儿孙，我们都是十万年前走出非洲的人类祖先的后代，这是基因常识。而在以千年为单位的时间尺度上谈民族及其大义同样是毫无意义的。

【资料】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理论：

在生物分类学上，人类只有一个种。换句话说人类没有种间所存在的生殖隔离，甚至黄种人、白种人和黑种人之间连亚种都不存在，因而可以说，人类在历史上向地球的任何一处迁移的可能性都是合理的。常说的“人种”充其量不过是大的族群。人类虽然在形态上有很大差别，但分子水平上并没有特别大的不同。但是某些特定的DNA片段在不同族群明显不同，这些差异正是我们用来区别不同地区、跨越不同时代的人群的主要研究指标。

自1987年以来，遗传学家们通过检测世界各地现代人的DNA发现，世界各地的现代人都来自于一个大约20万年前的“非洲祖母”。大约从15万年左右，这位“非洲祖母”的后代开始走出非洲，向外扩散，进而演变成目前世界上的现代人群。也就是说，人类曾经有两次走出非洲，一次是200万年前的古人类，另一次则是10多万年前的现代人祖先。

但如果按照这个理论，那批200万年前走出非洲，散布在各地的远古人类的后代哪里去了呢?按照遗传学家们的解释，经过数百万年的沧桑巨变，他们要么根本没能生存下来，要么就是被更加适应环境，更加聪明的现代人类祖先所替代。

然而，中国的人类学家们却并不支持这一说法。自1920年代，“北京人”化石发现以来，中国就被认为是人类持续进化的中心之一。这似乎已经被中国境内发现的大量早期人类化石所证明。按照人类学家们的分类，人起源分为四个阶段: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而与之相对照，这个链条上的所有化石几乎都能在中国找到。

自1998年以来，中国的遗传学家们也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关中国人DNA与中国人起源的论文，通过检测，中国的遗传学家们找到了支持现代人中国人起源于非洲的假说。并推测，这批人在约6万前达到东亚南部，其中一些分支陆续进入现在的中国境内，进而演变成中国目前的各个民族。

遗传学家们还发现，在中国的古人类化石链条中，存在一个巨大的缺环，那就是10—5万年前这个区间，很少有人类化石存在,而这被认为是涉及到中国人起源的关键所在。尤其是，目前发现的晚期智人，也就是现代人祖先的化石几乎都没有超过5万年。

遗传学家们说，出现这种空档，显然不是偶然的，这恰恰是由于这个时间正处于第四纪冰川期，东亚地区的远古人类大都没有存活下来。遗传学者用DNA证实，东亚人群是距今4万年左右由非洲迁徙而来，然后从南向北迁徙分化，最后形成东亚大地丰富的的民族。东亚族群的祖先最初达到了东亚南部，约在在约20000到40000年前开始分化，一支自越南进入中国，并沿海岸线向北，成为百越和东夷的先祖，其中一个亚群在北部湾一带就转而南下，最终成为南岛语族的先祖。而另一支则向自云南穿过四川一直到达黄河中上游盆地，成为汉藏羌的祖先。其中一个亚群在约8000-6000年左右向东向南扩展，最终成为华夏族群的先祖。而另外的一些亚群则调头向西南发展，最终成为藏缅语族的祖先。尽管这个来自基因的迁徙路线也仅仅是一个草图，但那些在语言学界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似乎都能得到合理解释了。这就是为什么语言学家们在汉语中，既能与藏缅，又能与苗瑶、侗台、甚至与南岛、阿尔泰都找到亲缘关系的原因。

也就是说，著名的“北京人”根本没有后代延续到现在，更和目前的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

古DNA的最辉煌业绩，是对尼安德特人的DNA的提取。这支已经灭绝了的现代人类的近亲，曾经引起人们巨大的关注，许多欧洲人认为，自己可能是尼安德特人的后代，至少身上混有尼安德特人的基因。1997年，德国科学家帕波斯和他的学生马提亚·克里金斯在德国慕尼黑大学测出了距今3万多年的尼安德特人线粒体DNA中的379个碱基对。他们发现这些碱基对序列和现代人的对应序列很不同，这个结果实际说明，尼安德特人和现代欧洲人没什么传承关系，他们在50万年前从共同的祖先进化开来，两者没有发生融合。

当时，许多人不同意这些德国科学家的结论，他们认为帕波斯才得到379个碱基对，太少了。从心里说，许多欧洲人也情愿祖先是独立起源的尼安德特人。

但是，到2000年，又有奥奇尼科夫等人成功提取了尼安德特人256个碱基对，这些DNA的序列与帕波斯测出的只有3.48%的差异，而且这次实验分别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同时进行,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它证明了古DNA存在的可靠性。

到2006年，美国和德国的几个实验室从古DNA提取物中获得了65万个碱基对和100万个碱基对长度的尼安德特人的古DNA序列，另外，由加拿大、美国及德国科学家组成的一个研究小组，从猛犸象化石中获得了1300万碱基对的古DNA序列。

到这个时候，欧洲人对于现代欧洲人是从非洲起源，已经没有什么大的争议了。

在中国古人类的化石链上，今天测试的古DNA样本，都在几千年前左右，基本还没有超过一万年前的。这一方面是受限于技术，一方面，是古样本不容易得到。根据对一系列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的古DNA的测试结果，绘出了一张五六千年前中国的族群分布图。人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汉族祖先华夏族，还只占着中国的一个小角。将基因地图中的五六千年前中国人群的迁徙路线与考古学、历史学中的研究资料与成果衔接，可以更清晰地确定，这些灿烂一时的古代文化，当时是哪一个族群创造的。比如，良渚文化，那么优美绝伦的玉器，五千多年前就由古百越人，也就是带M119基因位点的那支人创造出来的;而距今四千多年的大溪文化，创造者是苗瑶族群，他们与汉族人群同样都带O3型染色体，但他们已经有点变异，是O3a4型，是在2万年前开始与汉族分开的。当时各个考古文化区域里的人群，相互是隔绝的，隔离程度相当高。良渚文化中都是M119，没看到M122。在大溪文化中，有很多属于苗瑶族群的M7。在山西陶寺文化中，就没有看到南方人的任何基因。大约15万年前，在东非分化出了很多人种与部落，其中就已经包含了现在的黑、棕、黄、白四个人种的祖先。Y染色体上的M168是目前发现的一个很古老的突变位点，这是人类在要离开非洲时产生的突变，大约发生在10万年之前。那些棕色人、黄种人就是带着这个古老的突变开始向世界扩散。除了非洲以外的现代人都具有这个位点的突变。10万年前，地球处于冰川期，大部分陆地被冰川覆盖。整个海平面比现在低120米左右，许多海床裸露在地面。在东非，各个部落拥挤在这块炙热的土地上，抢夺着有限的食物。或许是频繁发生类似于现在的卢旺达种族清洗事件，一部分人开始走出非洲。

又过了几千几万年，现代人在Y染色体基因突变M168基础上又出现了2个突变类型，M130和M89.前者发生在8万年前，后者发生在4万5千年前，人类已通过北非进入了欧亚大陆。最早出来的是棕色人。他们主要是在海边捕鱼为生，并捡食滩涂上的高蛋白食物。他们拿着旧石器和尖木叉，在印度洋岸边走着。公元5万年前，他们已占领了南亚和东南亚的陆地和岛屿。在之后的几万年里，散漫的捕捞捡食生活让他们沿着无边的海岸线，一路走到东亚，形成“马来人”的先祖?之后可能穿过白令海峡到达北美和南美洲。黄种人走出非洲的时间要比棕色人晚了近5万年。但他们的扩散速度很快。他们只用了棕色人1/5的时间就到达东南亚。取样的1万2千个中国人的样本中有11311个样本在M89的位点上发生突变。而这个突变标记在黄种人到达东南亚时就已形成，并且一直在这里做了很长久的活动，之后他们将要进入中国，分化出现在的汉族。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及日本东京大学人类学系分子进化研究室合作，对山东省临淄地区的两个不同历史年代古墓群中的古人类DNA进行了分析研究。成功地从2500年前、2000年前的古人骨和现代人样本中提取和纯化了DNA，并用PCR(链式聚合酶法)成功地分析了线粒体DNA中人类族群差异比较明显的D环区域。比较了不同历史时期山东半岛两个不同古墓群中人群的分布及遗传结构与现代人的异同性。我们将获得的结果与目前国际上有关数据库进行了比较，并且绘制了表示人群可能关系的聚类图。这种关系在本研究中提示了古代临淄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定地点墓葬群中埋藏着与现代人的某些遗传标记差异较大的人群，2500年前临淄墓葬人骨基因片断与现代欧洲人非常接近，而2000年前人骨DNA则与西亚和中亚人群相似。众所周知，临淄为齐国古都。“齐、许、申、吕由大姜”，全是姜姓，与出于羌族的姬周世为婚姻。此亦羌人是印欧人之反证。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人类的迁徙和混血，而不是所谓的“基因突变”引起的。

汉藏同源。很难让人相信汉人和藏人本出同源，最早提出汉藏同源的是中国的一些语言学家。原本在语言学界认为南方的侗傣语和汉语最接近，后来发现与汉语最接近的是藏语。藏语中大多数字的发音在中国东南部的方言中都能找到，而且字义相同。藏语和汉语之间存在的不是一般意义的对应关系，而是系统性的对应。在语言上，汉族和藏族表露出非同一般的关系。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于1996年在DNA中找到了汉藏同源的证据。发现汉人和藏人在M122以及在其分支M134上都有相同的突变。通过对Y染色体主成分分析，发现藏族的突变频率与汉人最接近，这意味着在藏缅语系的诸多民族中，藏族和汉族最接近。他们分化的年代约在5000年前。

其实中国利用DNA分析自己祖先的迁徙路线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中科院云南动物研究所、哈尔滨医科大学、中科院细胞遗传学院等都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只要把各自分散的路线拼合起来就是一条完整的中国人迁徙路线。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华夏56个民族和东亚、东南亚各民族都是由南亚语系的先民分化出来的，因为他们身上都带有M122的突变。M122突变大约发生在三万年前，那时中国陆地上的许多山脉被积雪常年覆盖。除了有少数棕色人在黄河、长江流域活动，更多的地方显得空茫一片。这时候，在东南亚的缅甸一带，黄种人的部落已经取得一定势力，棕色人不断向南退缩。当中国陆地上的冰川不断地消融时，一支带有M122突变的南亚语人群开始进入了中国。目前发现关于南亚语先民进入中国后的分化路线有3条，共有2个入口，一个是云南，一个是珠江流域。

其中一支沿着云贵高原西侧向北跋涉，他们最终在距今1万年前的时候到达了河套地区，黄河中上游的盆地。这批汉藏语系的祖先也被后人称之为先羌，他们也就是汉族与藏族人的共同祖先。这一支南亚先民在出发时的头颅还很圆，又因为地中海贫血基因的关系，出现了大鼻子、厚嘴唇等特征。但他们顺着江，走着河谷，从云南来到甘肃，人体形态也发生变化。而到了高原之后，不再受疟疾影响，加上缺氧，地中海贫血基因的人不容易存活。于是存活下来的人，脸都变得很长，线条、棱角变得刚硬、如同刀削。在漫长的行进中，他们使用的语言也发生变化。有一种理论认为，这是口耳相传所带来的变化。听的人觉得你在讲另一个字，复述的时候就变成另外一个音了。更重要的是，经过这1万多年的迁徙，在他们的体内M122的基础上又诞生了一个新的突变，M134.这样一直到5000到6000年前，人体内部的DNA又开始“不安分”了，那时，由于粟谷农业的出现，新石器文化开始在这个地区发展。

人口的增长使群体必须扩增新的居住地。汉藏语系的两个语族开始分野。其中一个亚群在M134的基础上又发生了M117的突变。他们带着这个突变向东行走，一直到渭河流域才停留下来。他们掌握了农业文明，开始以农耕为生。这个群体就是华人，也就是后来所称的汉人。M117是汉人身上很古老的一个遗传突变。另一个亚群被称为藏缅语族群体。他们离开黄河流域，向西向南迁移，最后在喜马拉雅山脉南北居住下来。在迁徙的过程中，这个群体就像细胞在不断裂变，分化出了藏、羌、彝、景颇、土家等。华人在渭河流域磨砺出一支骁勇善战的秦人，他们盘踞在关中，积聚着实力。还有一部分华人则出了潼关，受到夷人龙山文化和苗瑶文化的影响，分别形成了‘齐’语支和‘楚’语支人群。秦汉时期，四分五裂的中国被统一，从语言、文字到货币、计量单位等文化层面上，汉族的整体意识真正形成。

加上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统治，之后汉族就没有再出现分化。而文化上的强势让汉族像是一滴浓酽的墨水滴在了中国的版图上，他们带着M117突变迅速地向四周渗透。模糊的南方民族身份。经研究发现，南亚先民沿云贵高原西侧北上形成汉藏语系的同时，从中分离出一支南亚先民朝东南方向迁徙，绕过老挝的崇山峻岭，距今1万多年前，南方的北部湾形成了澳泰语系祖先。这一支黄种人带着M119突变从越南、广西方向进入中国，沿着海岸线往东北走，形成了百越民族。具有M119突变的族群在民族学上又称为百越民族系统，他们历史上的覆盖范围是从越南北部的交趾分布到江浙一带。在千百年的分化中，诞生了黎族、侗族、水族、仫佬族、仡佬族、高山族、壮族、傣族。这些民族在语言上、文化上有很强的一致性，所以也统称越人。

目前在上海调查‘吴人’和‘越人’究竟是一个民族还是完全分属两个民族。之前在语言学界有观点认为他们同属一个民族，因为他们之间的语言能相互沟通。经研究发现，他们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民族。越人在七八千年前就在上海的松江发展。吴人要到3000年前才进入上海。越人各民族的身上有大量的M119突变。吴人则很少有，他们更多的是M7突变，那是从苗瑶语系分化出来的。当初南亚先民从云贵高贵西侧进入中国后，还有一支人群与汉藏民族分开了，他们沿着长江往下走，这个时候，他们DNA链上位点在M134的基础上发生了M7的突变。这个人群在洞庭一带形成了苗瑶语系。吴人就是苗瑶人东进和南下的汉人同化后形成的，所以他们遗传结构的变化多而复杂。

东南亚是一个民族分化中心。从目前来看，在此次“人类迁徙遗传地理图谱计划”中涉及关于中国人迁徙路径的研究已相当清楚，现在只需要做些收尾和补充工作。有研究发现，在2万多年前，澳泰语系形成的时候，就有一支部落沿着海岸线往上跑。几乎就没有留下沿途停滞的痕迹。他们一直跑到西辽河流域再停留下来。他们是‘阿尔泰’语系的核心。后来夷人上去了，华人也上去了，在那里进行了一次民族大融合。形成兴隆文化。这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进入新石器文化的地方。之后那些‘阿尔泰’语系的先民又朝周边迁徙，往西分化成蒙古、突厥，往东进入朝鲜、日本，向北穿过白令海峡踏上美洲。

这个地区的DNA采样相对做得薄弱些。在这一次的遗传地理图谱计划中，这些都会加以完善。更多的重点将放在对东南亚的研究上。一些著名民族学家，商讨如何制定采样地点和路径，东南亚是个民族交汇领地，共有近2000个民族，世界上四分之一民族都在东南亚。由于非洲人很早就抵达了东南亚，在这里分化的时间也长，所以东南亚是一个民族分化中心。在那儿几乎一个岛就是一个民族，翻过一座山又是一个民族。研究应该先从老挝、缅甸入手，因为那里还有很古老的人群部落。从非洲迁徙来的黄种人先抵达缅甸，在那儿形成南亚语系。而目前关于南亚语系的采样很少，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进行得很缓慢。这次人类迁徙遗传地理图谱计划的工作重点将会落在老挝、缅甸身上，毕竟，南亚先民是东亚人共同的祖先。这部分人群的遗传结构搞清楚了，将会对整个人类迁徙历史提供很大的贡献。

汉族源于中国北方的华夏部落，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个民族的文化逐渐由北向南扩散到了中国南方。那么，究竟是大规模人口迁徙带动了汉文化的流动，还是汉文化自身在静止不动的人群间扩散?最新研究发现，答案就藏在11.6亿汉族人的基因里。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汉文化的扩散的确伴随着大规模人口迁徙，但这场由北向南的人口迁徙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男性。汉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群体，其人数约占我国总人数的93%，占世界总人数的五分之一。汉族大约始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居住于黄河流域中上游的华夏部落。后来随着历史的变迁，汉族人逐渐向南迁移，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直至台湾岛和海南岛。汉民族在迁移过程中，北方×与当地居民不断通婚，北方先进的文化不断向南方扩散，汉民族在交融中逐渐形成。

语言和文化的扩散一般存在两种模式：一为人口扩张，即人口迁徙模式;另一种为文化传播模式，即人群间有文化传播，而基因交流却很有限，那么，汉文化在由北向南传播的过程中是否也伴随着这两种模式?南北汉族在父系上基因十分相似，在母系上基因差异显著。人体共有23对染色体。其中，Y染色体是由父系遗传的一种性染色体，由于在人类遗传过程中不会出现重组，因此能稳定而丰富地记录人类遗传信息，通过对Y染色体的研究，能较为直接地揭示人类起源和演化的过程。测定和分析了来自南北28个地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汉族人群的Y染色体非重组区和线粒体DNA，这些样本覆盖了中国绝大部分的省份。将汉族线粒体DNA序列归入不同的世系类群并统计出其分布频率，结果发现，南方汉族与北方汉族的Y染色体类型及频率分布非常相近，说明南方汉族在父系上与北方汉族非常相似，受到南方原住居民的影响很小。

母系方面，北方汉族与南方汉族的线粒体类型的分布非常不同，南北汉族之间有极其显著的差异，南方汉族受到南方原住民族的影响较大。总体上，北方汉族对南方汉族的遗传贡献父系比母系高得多，南方汉族中北方汉族的贡献比例由北向南递减。北方汉族人群带到南方的先进文化将南方人群同化，但无法改变当地人身上的遗传基因。汉族人口的迁移带动了汉文化的扩散，文化无法改变遗传基因。源于黄河流域到后期始于长江流域的向周边和边远地区的扩张，在遗传上并没有取代这些地区以前存在的人群，相反，只是从文化的角度将当地人的基因库同化为汉族的一部分。中原地区汉族人群向南方和西南方向的扩张是一个政治和军事上的征服过程，直接结果是汉文化的渗透和同化。

我国的汉族只是文化上而非血缘上的完整群体。汉族本身是多源的基因库被同一个文化(汉文化)同化、融合和统帅的产物。虽然人群的迁移性很大，由此导致较高的基因流，这虽然或多或少地模糊了人群扩张分化的历史，但历史的痕迹显然在遗传上还是有所保留。汉文化的扩散中确实发生了大规模的人群迁徙，汉文化向南扩散的机制符合人口扩张模式。几乎所有的汉族群体的Y染色体单倍群分布极为相似;其次，北方汉族对南方汉族的遗传贡献无论从父系还是母系方面都十分可观。在汉族的扩张过程中，南方汉族与南方原住民族发生了基因融合，但这一融合具有性别偏向性：融入到南方汉族中的南方原住民族女性远远多于男性，而北方汉族的男性对南方汉族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发生了许许多多像楚汉战争、黄巾之乱、靖康之难等一系列导致社会动荡的历史事件。

大批北方汉人由于受北方战乱和饥荒的影响，开始向南迁移。这些迁移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南北朝时，当时北方流民(以汉人为主)为躲避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混战而大量南迁，这次南迁对中国人口版图的划分具有重大意义。当时部分士族为逃避赋税还隐瞒了部分人口。史载，当时成功向南实施迁移的人群以身强力壮、勇于拓荒的男性农民为主，很多女性在迁移的途中由于体弱多病而较少存活在遥远的路途之中?历史上的南方多为边远蛮夷之地，各朝代多于此驻军屯田，这对所在地的性别和基因构成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元、明两代及清初接连不断向云南、贵州地区派去大量军队，实行屯田制度。四百年内，移入云贵地区的人口达百万之多，对南方基因影响较大。

古埃及人种：就绘画雕刻观察，埃及人一般的形状特点为：肩宽、腰细、足平、唇厚、身材矮小、肌肉发达。埃及统治者即上层社会人士之形状，其特色和一般人略有不同。这些人大致都：高大、细长、四肢均匀、鹅蛋脸、悬胆鼻、额头高耸、双目炯炯。最突出的，是其皮肤。据记载，他们生下来都是白的，后来变黑??，是受到阳光的影响。就这一点，史家推断他们系来自亚洲而不是非洲土著。埃及上层社会人士的皮肤，尚有奇怪之点。在画家笔下，一律涂成红色，女性之脸，一律涂成黄色。为什麼?合理的推断，当系受化妆习尚之影响。

埃及奴仆的形状，和上述两种人又自不同。这些人，大半身材短小，形态粗劣。鼻梁低、鼻窦宽、秉性聪明，行动笨拙(童姥姥注：这种形容词童姥姥也看不太懂，只是照原文全录)。埃及人的头发，黑而微曲，但不做卷发状。妇女一律把头发剪得很短，恰像美国少女最摩登的发型一样。男人一律修面而戴假发。大都把头剃光。贵妇欲戴假发，亦有把头剃光者。Iknaton母后Tiy及其显例。埃及习俗，假发的长短和社会地位成正比，全国以国王的假发最长。

今天埃及的主体民族是阿拉伯人，他们并不是古埃及人的后裔。从古罗马帝国时期开始，古埃及先后遭到多次异族入侵，在异族的统治下，古埃及人的×、语言和风俗习惯等逐渐变得面目全非。现代埃及的“科普特”人，就是古埃及人的后裔。科普特这个词在古希腊语中意思是“埃及人”，在埃及全国，科普特人占总人口的15%左右，他们也讲阿拉伯语，科普特语仅仅是“×语言”，在×场合使用。现在的埃及人以阿拉伯人血统为主，古埃及人的确切种族不太清楚，从语言上来说，都属非印欧语系的闪含语系;古埃及人的后裔可以在今日埃及的“科普特”人中找到，但这只是在文化(语言、×等)的意义上，种族上的古埃及人是早已消亡了。

“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只是习惯上的称呼，实际上种族的划分并非按肤色，而是有着一系列复杂的特征标准;欧罗巴人种(即俗称的“白人”)中的地中海类型肤色就很暗，如北非、南欧和西亚的大部分人群都属其中;古埃及人的血统尚纯，后来混入希腊、罗马、阿拉伯、突厥等因子，便成了今日的埃及人，但是阿拉伯人对它的影响是最大的(这是×的力量)，因此埃及人基本同化於阿拉伯人，更进一步，由於埃及的古老文化及它在蒙古、突厥侵略时表现出的顽强抗争的精神，埃及渐渐赢得了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并一直在其中居於重要的地位。

是否可以大致上说古埃及人是早期白人?理由如下：1、古埃及壁画和描述的古埃及外貌，不能完全作为判断人种血统的依据，因为肤色可以受气候环境而变化。2、早期白人与现代白人的界定区分是不同的。古代的地中海沿岸古国，由于开化较早，文明程度较高。与更内地的土著相比，他们自称“白人”而称那些土著为“黑人”。这些早期白人包括：古埃及人，遍布北非的腓尼基人，现在以色列人的祖先希伯来人，红海沿岸的闪米特人(现在埃塞俄比亚的民族)，以及南欧的拉丁人等等。那个时代的人们，在编纂神话时，已经将地中海、红海沿岸的国家、势力纳入一个体系来考虑。而现在白人，在地中海文明时，还只是居于更北方的蛮族，他们被早期白人认为是“红种人”(恰恰是因为他们皮肤更白，一旦毛细血管充血，皮肤就显得发红)。综合上述，西方大致认为古埃及人是早期白人。

多区起源论!

2002年，中国科学家对具有解剖学上现代人特征的柳江人进行重新测定，得到的结论是：柳江人生活在距今约七万年至十三万年之间的华南地区，用有力的实证反驳了中国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观点。这一发现，颠覆了美国《科学》杂志2001年5月刊登的论文的说法。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慰文认为，用基因研究结果推测人类进化的过程，无论如何是间接的，而来自化石的证据是直接的。柳江人化石年代的测定，直接证明了在七万年至十三万年前或更早，柳江人已经生活在华南地区，不可能是在这之后才从非洲迁移而来。

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大地上几十个地点发现的包括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的化石，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中国古人类进化链，证明了中国古人类有着明显的体质特征的连续性。因此可以说，中国人的主体是东亚大陆的土著居民。“多区起源论”认为，地球上各地区的现代人类是从各地区的早期智人进化而来的。地球上的早期文明是多元的，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都是相对独立起源的，缔造各种文明的古人类，理所当然应该是多元的——多区起源。当然，迄今为止，非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历史最为久远。

目前国际学术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大约距今七百万年以前的非洲，开始出现了人的系统和猿的系统的分离;大约在距今二百五十万年以前，在非洲诞生了最早的人类——“能人”;大约在距今二百万年以前，地球上出现了直立人，它的化石在非洲和亚洲都有发现。在人类进化史上，一千万年前地球上有很多猿类;五百万年前有了原始人类的留世记录。在史前考古中，一千万年至五百万年之间，人类的始祖与猿分离，这一演进过程的物证却少而又少。在非洲中部的乍得，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头骨化石。中国科学家的判断，中国最早的古人类化石是二百万年前的巫山人化石(清江人)，在中国出土的各时期的古人类化石都有共同特征，如铲形门齿、长方形眼眶、扁平的脸等，这表明至少在二百万年以来，中国人的进化是在中国本土连续不断演化的。

“同源西来”假说?

根据基因染色体分析，人类“走出非洲”是可以确认下来的，所以“同源说”具有很大的可信度。为什么是非洲而不是别的地方?懂点地质学的应该知道，和人类生存性命攸关的一个小冰河期发生在一万两千年前后，那时候地球绝大部分地区不适宜人类生存，但赤道附近的气候还可以维持，那里的人类也就存活了下来。随着气候的逐渐变暖，人类也遵循着传统的迁徙习性，逐渐的由非洲向北向东迁移。这个时间和人类的“旧石器时代”进化事件是相吻合的，而“新、旧石器时代”是人类进入史前文明的主要分水岭。随着人类不断迁移的脚步，一个一个文明也先后诞生了。

古代文明的脉络大致和这条路线一致：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恒河流域、黄河流域，在现有的考古资料上基本前后有着一两千年的时间差距，从距离上看，大致符合人类学上的人类迁徙速度。至于后来各文明的盛衰消亡，客观因素太多。可能有人会有疑惑：我国境内相继发现清江人、北京猿人、元谋猿人、蓝田猿人等等，他们都生活在几十万年至200万年前的中国本土，怎么反倒是一万年前的非洲“小黑子”成了人类祖宗?这些确实是人类的祖先，但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些中国人类的祖先还没有定论，他们是否灭绝了也需要考古和基因证明，这有赖于进一步的科技来解决。书读得少，不敢妄下结论，就理解来看，支持“同源西来”假说。

有人认为在中国与中东同时发展了文明，甚至早于中东发展出文明。当然有可能，但是概率不大。从非洲出来的人类一直向四面八方扩散。由于他们没有发达的组织纪律，也没有国家、民族概念，那么这个自由迁徙的态势就应该一直存在。什么时候这个状态才会停止呢?这个问题的回答最为关键。它将触击文明产生的的源流问题。人类一直相对自由迁徙，第一次在中国方面的受阻是中国人认为的夏王朝吗?即大约4000年前。但真正的形成严重的致命阻隔应该是在东周时期。在这个模式下中国的夏商周应该有浓重的外来色彩，或者说有外来的极大可能。

“中国文明独立说”通常把现代人迁徙的中断表述为大约2万年前。他们为什么在2万年前突然停止?在这个时间里，全球气候或地理只因为第四次冰期的结束而变得方便，所以把人类迁徙设为在2万年前突然停止迁徙就显得没有道理。但是不让人类在2万或1万年前停止向中国走来，那么中国的文明起源就不纯洁，不能说明中国文明是自己起源的。所以人类必须停止迁徙(实际上不可能)，中国人才能创造自己的文明。近来考古检测山东临沂的东夷古墓，发现东夷古人遗骸具有中亚白种人基因。《易·系辞》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重门击，以待暴客。……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说明黄帝、尧、舜等族的文化程度高于当地人，他们是本地产生，还是外来传入?下面是中国古人内部迁徙图：

中科院考证：中国4000年以前没有“国家”，属于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不低于8000年或10000年，明显区别于旧石器时代，江苏太湖地区的良渚(玉)文化成为杰出代表。三皇五帝就是4000年国家前期的重要文化人物，历史传说纷繁复杂，三皇可能包括三个种族?五帝可能是五个部落领袖?中亚的“伊塞克湖”位于中国×以西，曾经是中国领土，现在属于吉尔吉斯，伊塞克湖的发音叫“Isaac”，中东“闪族”也有一支叫“Isaac”族，有历史联系吗?中国西域自古就有白种人，不知道与古老的闪族有没有联系?据说古代中东的“含族”与“闪族”不一样，含族成为古埃及人?

古埃及人的壁画并不像纯白种人，头发眼睛黑，皮肤黄，甚至还有黑人。现在证明到达印度创造文明的‘雅利安人’，是来自中东伊朗的，接近闪族人，印度因为靠近中东迁徙路线，所以人种基因比中国复杂，黑白黄三种人都有。而意大利也是非洲人类迁徙欧洲的“通道”，所以人种基因比北欧复杂。青铜器在中国出现比较“突然”，没有找到青铜器的过渡产品，比较直接的进入了青铜的相对成熟期，青铜器是铜锡合金，属于古老科学发明，应该有一个比较缓慢的研究发展过程。夏朝大禹建国以后，废除了尧舜的禅让制，直接把王位传给了儿子“启”，中国的世袭王位制由此开始，一直沿用到清朝灭亡的1911年。

世袭王位制是源于古埃及的，而且大禹很善于‘治水’，治理黄河淮河，埃及人在5000年前就有水利工程了，中国夏朝历史是4000年。中国远离了人类迁徙的“中心”中东地区，所以文化保持得比其他民族长久?而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过于远离了人类迁徙的“中心”，难以接触到大面积文明活动，所以社会发展缓慢?夏、商以前的中国人应该比较自由，因为没有“国家”，而夏朝建立了国家体制以后，法律税收与大规模的战争也来临了。

中国古代神话经常将西北昆仑山想象成重要的地区，为什么喜欢西北荒僻的昆仑山?几乎已经到达帕米尔高原了，也许这里是非洲古人类到达中国西北的必经之地?而现在中国的内地人没有多少愿意去昆仑山的。中国的“贾”字是“西贝”，中国古人为什么用贝壳作为货币或代表贸易?而且是西方来的贝壳或商品，不是东方的?大海就在中原的东边，不算远。西藏青海的羌族人认为炎帝是他们的祖先，不是黄帝，为什么?长沙出土的西汉马王堆“帛画”和尸体防腐技术(2000年干尸)，是否具有埃及辗转而来的某些文化特征和技术?

中国古代王族死后都有殉葬的残酷风俗，直到汉代才被杜绝，而殉葬与从葬最早是古埃及法老定的：让仆人陪葬。秦始皇的方锥型陵墓在春秋战国流行，怎么有点像金字塔?古埃及人死后制作木乃伊的时间一般为70天，分为10个7天，中国农村安葬以后，把日子分为“头七、二七、三七……”。四川三星堆文化比较特殊，年代古老，3000多年，没有文字，以后也没有在四川延续三星堆文化，青铜器水平高于中原地区，青铜器人物造型不像黄种人，谜团很多，如果是外来的，应该经过印度和云贵地区到达四川?属于南方路线?

美洲有印第安部落自称他们来自中国的殷商，南美洲玛雅人与中国草原民族的许多习俗传统相近，玛雅人历史短却具有高超的数学、天文历法和医疗，建筑等文明成就，玛雅人的智慧是“天生”的吗?如今玛雅人属于蒙古黄种人的结论，已经被科学认定。文字起源也是多样化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中原六国都有自己的文字，这已经是距今2200年的事，那么更远的商呢?距今3600年，文字只有一种吗?秦国统一文字使用篆书，应该属于甲骨文的延续，但是不同于甲骨文。今天的伊拉克人读不懂巴比伦的文字，现代埃及人读不懂古埃及的文字，玛雅人读不懂古玛雅人的文字，但是中国人还能读懂一小部分甲骨文，虽然生活在同一地球，但是文化和种族的延续却不一样。

逆向思维也存在：如果人类文明源于美洲，那么应该沿着中国向中东和欧洲传播;如果源于中国，应该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向南也有传播。但是欧亚大陆西部的文明比东部早，埃及巴比伦印度都比中国的4000年文明古老，所以逆向思维难以成立。中国自古就不产狮子，为什么长时间的统治象征都是狮子?神话传说的‘麒麟’大概是狮子，但是中国本土人没有见过狮子，如何去想象?所以狮子形象属于外来的?非洲、中东和印度，古代都产狮子，而且位于中国人的迁徙路径上。传说中国最早铸鼎者是夏朝大禹，目的是辨“神、奸”，所以笨重的“鼎”成为中国王权的象征，中国商朝最大的鼎‘司母戊’竟然达到800多公斤，精美的雕饰和铭文都证明了青铜技术的成熟。

全世界只有中国人用鼎代表王权，为什么?鼎本来是食用器皿，可以烹煮肉什么的，相当于“锅”?大概与“吃”和“食物”有关?“民以食为天”，食物丰富能显示王权?后来演变为政治意义的礼器，贵族大王可以使用九鼎，次等贵族的用量逐渐降低，最小的贵族只能用一鼎，而平民百姓根本不准用，也用不起，属于早期的资源垄断?两河流域5500年历史的苏美尔石雕既有高鼻深目的白人，也有五官平和的“黄种人”，中国商代墓葬壁画中也出现不少西域人，形象不同于中国人，随葬的武士佣也有很多深目高鼻的“白人”形象，都说明西域游牧民族源源不断到达中国，产生多种影响。

梁启超说“苏美”是中国人?中东两河流域(现在伊拉克)早期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型文字是最早的人类文字，其实也“接近”甲骨文，楔型文字是世界上所有象形文字的鼻祖，后来影响到埃及的象形文字。中国象形文字明显晚于他们，是否受到外来影响，研究点应该在甲骨文。苏美尔还有著名的“彩陶文化”，时间比中国“仰韶文化”早，中国“仰韶文化”还有一个代称，也叫“彩陶文化”。还有接近的：有三块古老的苏美尔泥版，列举了几百种植物的名称，都是草药，还提到动物的药用功能和矿物的药用功能，苏美尔人看病甚至要“望闻问切”，然后对症下药。

苏美尔人盖房子多使用泥砖，而且涂白墙，但是不使用石头材料，古埃及人的文字也有刻写在兽骨上的，但是不使用龟甲。中国历史学者曾经提出有趣的观点：中国的先秦史籍提到“胥靡”，可能是‘苏美’的译音?因为“胥靡”的汉字意义不明显，可能属于外来语?正如现在考证出“敦煌”的语音来自大月支人，敦煌的汉语意义也不够明显。“胥靡”也许有苏美尔战俘或居民?“胥靡”是春秋时期郑国的古邑(河南偃师)，它的名字应该有原因。重要的是，埃及和苏美尔人里本来就有不少“黄种人”，当然也有其他人种。

苏美尔楔形文字，属于象形图画文字，用“口”表示动作“说”;用代表“眼”和“水”的符号来表示“哭”等等。随着文字的推广和普及，用一个符号表示一个声音，如“箭”和“生命”在苏美尔语中是同一个间，因此就用同一个符号“箭”来表示。后来又加了一些限定性的部首符号，如人名前加一个“倒三角形”，表示是男人的名字。与中国甲骨文和汉字都有一定联系。

黄种人大概出现于3-4万年前，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500年建立起本行星的第一个文明。苏美尔人有两项重大发明，即冶炼青铜和楔形文字，划出了全人类文明和野蛮的界线。他们的语言与汉语接近，楔形文字和中国甲骨文和汉字关系密切。中国“甲骨文”是中国文字的先祖，大约是3600多年前(商代时)使用过的最古老的文字，它刻于龟甲或是兽骨之上，是已失传的文字。中国发现甲骨文距今才一百多年，在已发现的的近5000个甲骨文单字中，能够释读的约1500字;余下的3000多字多属地名、人名、族名，可知其意，但不可读其音;其中也有不少字因后世不再沿用，给研究带来了极大困难，而且甲骨文的起源还是迷。

苏美尔第一个懂得了耕种，第一个创造了文字(而且其字符结构、语法和发音规则接近甲骨文和汉字)，第一个架设了屋顶，第一个开凿了水利设施，第一个发明了陶器，第一个编写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农书，不厌其烦的讲述应该如何务农，要注意的各种事情：怎样节省灌溉用水、不要让牲畜践踏田地、驱赶食谷的飞鸟、及时收割等……苏美尔人和某些古埃及人可不可能是炎黄的祖先?中国西北有丝绸之路，南部有茶马古道(四川穿越云贵缅甸到达印度)，正好位于南北的迁徙路线上，当然现代作为“商业贸易”路线考察。文化起源淡漠了，在汉朝张骞开辟“官方”丝绸之路的时期，这条路线早已存在;南方茶马古道同样悠久，是中国南部通往印度的“渠道”。

中国南北人口为什么有些差异?怎样形成的?北方的游牧后裔比南方多，B型血比南方多;南方的原始居民后裔比北方多。大概是南北两路进入中国的?南方早于北方，因为南方气候比北方好，食物比北方丰富，非洲埃及中东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缅甸，进入云贵西藏，一部分南下到东南亚，马来西亚印尼，一部分北上四川湖南广西进入长江流域，怀疑太湖的良渚文明属于“南亚人种”创造?北路从非洲中东伊朗阿富汗中亚进入×(昆仑山区)，或许停留，或许东进北进，北部进入蒙古向东向北，到达朝鲜日本俄罗斯远东，超越白领海峡到达北美加拿大，穿越美国进入墨西哥，到达南美洲，巴西智利阿根廷什么的地区。

南下进入中国，北路人种比较强悍，混杂白种人，现在×维吾尔属于突厥民族，与土耳其同源。因为北亚寒冷缺乏食物?他们主要从中国西北进入，生活方式以游牧为主，中国早期朝代几乎都是西北民族建立的。在黄河以南和长江以北，南北亚人种开始冲突与交流。三星堆，以前认为的“金腰带”的争议，现在认为是“金权杖”了，金权杖也是埃及法老的权利象征。金腰带因为不仅是捋直了这样简单，金箔是“中空”的，内部有木棍遗痕，外部有纹饰，如果是金腰带难以解释。三星堆还有大量青铜面具，文物距今3250年。面貌不像黄种人，文化与中原迥异。

三星堆青铜器水平高于中原商朝，时间正好是商朝距今3600年与周朝距今3000年之间。三星堆在四川嘉陵江流域(广汉)，离成都不远，距今3600年的商朝恰恰没有控制四川地区，三星堆的青铜器水平如何高于商朝?而距今3000年的周朝可以控制四川了，三星堆就在距今3000年左右灭亡了，大量青铜器被集中埋葬，估计被周朝灭族了?但是奇怪的是没有明确的历史记录，周朝没有，古代蜀国也没有，不过可以推测：周武王灭了商纣王以后，率领300辆战车和5000虎贲，用了三年时间，消灭了99个方国，臣服了652个方国，俘虏了410万战俘《逸周书·世俘解第四十》。周朝军队占据四川以后，会不会把三星堆也灭了?确实成为历史谜团。2005年，复旦大学的一位本科生闫鹏荣曾经对著名的四川悬棺中的古尸进行了古DNA的测试，得出结论是悬棺古尸是古百越人的后代，而不是广泛传说的巴人。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也曾试图对人们疑惑不解三星堆之谜进行探索，可惜对其古尸的DNA提取没有成功。那里太湿了，头骨和土都在一块,把土弄掉，骨头就碎了，DNA没有提出来。

“中华文明西来说”作为一种历史假说，最初的提出是在袁世凯那个时代，有一个从瑞典请来的工程师安特生。他学过地质学，地质学跟考古学相关，他有基本的考古知识，他在中国西北地区(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发现很多彩陶(红陶)，他发现这些地方的陶器跟西亚和中亚的非常接近，尤其他提出更具体的是与中亚今天土库曼斯坦的安诺非常接近。考古学有一个原则，两地某个物种很接近你可以判断它是同源的，他就提出了“中国文明西来说”。这个学说提出来以后，当时的人比较接受。因为中国没有自己的科学家，考古学是西方人建立的，所以西方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它有一个好处就是相对比较客观，不带民族感情。当中国人自己掌握了话语权之后也是有好处有坏处的，坏处就是有一部分人科学观念不强，一涉及到人文科学就不理性、不客观，只听从感情的，那就会出现问题。“文明”的界定标准是什么?每个流派不一样，但是基本有这样的条件，同时有这几个因素可以称之为文明时期：第一要有文字，不是简单的符号，要有成句成章的东西才是文字，甲骨文就是文字，之前没有文字。光这一条就把中国文明限制到殷墟这个时期(3300年)，其它几个是国家的产生、复杂的行政管理机构、王朝、金属冶炼技术，这些东西必须有共同存在的时候才是文明，没有这几个东西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明”。 西亚、古埃及的这些条件全部都比中国早一两千年，每一项很均匀的，这个是公认的，即便是我们国内的学者也公认这些条件。我们的学者想把我们狭义上的文明提至四千年到“夏”这个朝代，但至今我们没有找到夏朝的王城、文字、大规模金属冶炼，所以西方还不承认这一块，西方只承认商朝的中晚期。

“西来说”就是指中国文明从西边过来;另外一个名称我们可以叫“全球文明同源说”，简单讲就是“同源说”;还有一个说法是讲中国的文明怎么传播进来的。三星堆与众不同，就是它里边有“人面”，明显雅利安人种或者说白人大鼻子、深眼窝：你一看就不是黄种人，三星堆不奇怪，只是给了你人面的证据，放到大的“西来说”上可以这样解释，就是大约在中国“三代”时期，这个时候重要文明标志是青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中国几个不同地点同时出现了跟三星堆一样的大规模青铜点。

事实上我们真的知道夏商周的人群的特征了吗?比如说夏商周的人种，这是最敏感的一点，也是最突出的一点。假如我告诉你我们上古的统治者或者文明的发起人(带动者)他们就是一批非我们这样的人，长得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我觉得一般的人会很吃惊，想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另外一些人可能会出于民族感情(的角度)很拒绝，他们觉得怎么可能?在南殷墟(商朝出甲骨文的地方)里面有一条通道，在道路两边竖立了像真人大小的浮雕，这些都是殷墟发掘起来的原来雕塑的“拷贝件”，以前可能是几厘米现在都扩大到人那么大了。如果你去过那里你会发现，它(浮雕)这些人种都是非常杂的，里边既有汉人、也有卷发的人，当然卷发不一定是西方人，但是非常标准的卷发可能跟我们有点儿不一样。同时里面还有黑人。

而且越是开始的时候，中国的文明开始的时候他们是白种人的可能性更大一点。白种人未必是欧洲的，你不要把这个“西”和这个白人跟欧洲人联系在一起，因为雅利安人在中国夏商周的时期一直在离中国很近的地方，比如中亚、西安、伊朗、印度、中国的西域白人很多，甚至在汉朝同期，历史上有一个“大月氏”他们生活在中国的甘肃地区(祁连山附近)在汉朝前后才迁出去的，他们就不是黄种人。所以我们不能在人种这一方面想得太死，一定是怎么样的。

孔子有1.94米(按现在来推论他的高度)，你觉得中国人有这么高吗?老子“生而白发”，他不是黑的，那哪些地方才是白的，浅色的呢。为什么老子说他来自“西方”还要回到“西方”去，他是哪个“西”呢?还有《三国》里面为什么强调曹操是“白脸”不是黄脸，如果熟悉《三国》都知道对长江流域下游的孙权的描述是蓝眼睛黄胡子，我们黄种人是这样吗?显然不是。李白身长七尺有余(约1.83米)，生于安西都护府碎叶城，原本就是欧洲雅利安白种人，四岁时，跟随其父亲入了中国籍，因为没有汉姓，就借用了“李”姓这个唐朝的国姓，又因为是白种人，所以名“白”，长大后，旁人讶异，都说这人肤色太白了，所以又字“太白”。浪漫主义诗人在中国并不多见，而欧洲文化较中国传统文化更为浪漫，李白或有基因传承的因素。国学大师陈寅恪和郭沫若都得出李白是白种人的考古结论。把这些聚集起来以后有很多疑问，但是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讲他们是什么人种，但是我们可以怀疑，还有一些抽象性的东西。

在“三代”(夏商周)之前人种都是高度复杂的，不论是欧洲还是中国。有一个关口发生在大约春秋前后，国家比较定型了，所以人相对不能随便迁徙，你到我的地盘我们要打仗的，假如这里水草丰美我在这里好多年了，你来这儿要把我赶走，我们要打仗的，这样跟原始社会就有了本质不同。

我们讲甲骨文的“六书”造字方法，跟西亚一模一样，并且人家比你早一两千年。全球的文字创造有一个规律，或者是因经济而起。文字产生有商业的需要，它要记录交易的情况(定合同，当然那时是比较早的合同)，后来是为国家、行政服务。

全球还有一个人种的现象，随着社会格局发生了变化。一般而言也就在2000多年前，旧大陆的东西方人种上渐趋稳定、分化，就是说黄种人稳定在东方，白种人趋向于西方，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机制，导致了这种分化愈演愈烈。这种分化大倾向的同时伴随着几千年来的同化在发生，如果说在西方白人占70%欧洲也有黄种人，两个地方有自己的偏重，再过几千年就看不到少数人的影子了。

我们可能都接受了DNA的学说，DNA认为整个人类都是从非洲(北非东部)来的，人类起源于这里，然后向不同的地方扩散出去。对于DNA的学说，它的出现就是大家来理解我刚才讲的人种，从技术上、情感上你可能都容易接受得多了。我们都是从非洲来的，当然有中间的环节还在研究之中，我们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分出黑白、高矮的，这也是另外一个话题，全世界有很多人来研究中间环节。

话题越远、时间点越远研究起来越困难，很多是有断点的，很多有关时间的东西都是建立在假说之上，包括DNA、“西来说”都是假说，只有我们传统历史的中国文明“独立起来说”不是假说，其实这是违背科学的，史前史都是假说，都是建立在很薄弱的证据链上，这些证据链的提供都要依靠无意中发掘出来的文物，某一天假如我们发掘的文物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我们的很多假说多会坍塌，我们就要推翻之前的假说。

刚才说了DNA、人种、人的流向，跟我们传统的历史观——“中国文明独立起源说”配套的是“中国人种独立起源说”，也就是说这两个之一发生了变化，那另外一方就要受到影响。事实上我的研究本身是受到很多人的攻击的，但是很多人接受了DNA的学说，认为所有的人都是从非洲出来的，是几万年前来的，有的说十五万年前、有的说是七万年前，还有人说五万年前到中国的，这个跟(远古)北京人没有什么联系的。如果我们接受了人种起源，中国人种独立起源是不攻自破了，原来认为交通不方便所以过不来，但是现在都说是从那边过来的了，所以我都不用再继续做工作了，用DNA来解释文明起源就可以了。但是想详细的解释这个问题的话，有非常非常多相关的课题要研究，比如当时的气侯、交通、交通工具，具体道路是怎么走的，很多东西是要研究的。

中国近代的落后是地理因素。中国的近现代的落后不是人种问题，也不是一个中国的问题，是整个东方板块离文明的源头越来越远了。现在很多人经常提“复兴”，或者中国的文明是不是可能再做 “领头羊”，我觉得也有这样的机会，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短期的文明的小高潮是可能有的，但是长期的中国文明这一块要看整个的东方之势，讲文明 “场”文明“势”，起码印度、俄罗斯跟中国能不能一起起来?如果这些地区都起不来的话，我觉得中国独起是比较困难的。我的意思远东地区从来就没有“先进”过。

甲骨文跟古代印度文字像表兄弟。中国早期的文字跟印度非常接近，但我还不能说我找到了甲骨文的对应区，我也不认为中国的甲骨文是照抄或是从西方直接移过来的，与中国古代象形文字相向性最高的地区是印度文字，但是一模一样的非常少，但是一看就感觉是两个表兄弟一样，一般人想不到他有血缘关系，但是我有“西来说”的思想基础以后，我一看就觉得真像。

“西来说”属于历史范畴，我们就先来谈谈对历史的一般看法。

每家都有镜子。镜子这个东西，你平常没有怎么注意到，但假如真的没镜子的话，你就会感觉到不方便了。假如你需要一面镜子的话，你想要一面什么样的镜子?是要一个可以极力美化你的朦胧镜子，还是一个可以反映你真实面貌的镜子?这是问题。

有的人假如长得不那么正确，他可能就希望买一幅模糊乃至能歪曲事实的镜子。聪明的人，即便长得不是很正确，但是通过客观了解自己的容貌特色，通过巧妙的化妆，最终能够使自己看起来比较正确一些。所以，镜子对于一般人而言，最好是精确、客观、清晰。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需要镜子来观照的。历史就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镜子，所以有个成语叫“以史为鉴”，鉴就是镜子。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它的成长历史轨迹、通过文明趋势的研究，来判断他的兴衰与发展，所以有“以史为鉴、知兴衰”。

每个地方的地方志的序言里你都能找到一句格言：“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是以历史为依据来制定国策的。但是，许多道理大家是看得到的，但真正的实践中人们是否会遵从理性，还是个问题。

国家与个人的成长是一样的，都有他自己特定的童年、青年和老年，我们通过观察一个人的童年青少年时期，就可以判断他的成年行为。你要判断一个国家的未来，尤其是大的国家与地区，你就必须进入或者找到他的童年的根脉，去寻找这个国家之所以为今天这个状况的原因所在。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找出对策、制定明天的决策，就显得比较有依据。昨天的历史就是一个国家的镜子。所以研究历史，从实用的角度，就是要提供给一个国家或民族一面清晰的镜子。

但是，许多人不愿意要一个清晰的历史，就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要一个清晰的镜子，有的人希望要一个美化的、模糊的、朦胧的镜子，要这个镜子只是为了能摆在那里，好看，是装饰品，这就是所谓“爱国史观”。出发点可能不错，为了所谓爱国，但是没用。“爱国史观”不科学，不客观，不理性，没有用处，反而还有害处。这样的所谓“爱国观”，只是一种狭隘、落后的“小农意识”，是一种愚昧。

假如坚持模糊的甚至扭曲的历史观，长期下来，这就会在许多大的决策方面形成严重的问题，给一个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因为它意味着人们会在不科学、不理性、不真实的基础之上运行一个国家，制定国策。现在我们讲要“科学治国”，我认为也应该科学地研究历史。

比如上个世纪下半叶，中国人提倡一个口号叫“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其实它的另外一个意思，实质上就是“闭关锁国”，它所带来的结果是灾难性的。而当时恰好有一种历史学观点受到严重的批判，而另外一种历史观却受到称赞。这就是“中国文明西来说”受到批判，“中国文明独立起源论”被树立起来，从此以后“中国文明独立起源”成为定论，在中国。“中国文明独立起源说”与“自力更生”的国策之间可能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假如中国当时接受的是“中国文明西来说”，那么实际上“自力更生”这样明显“闭关锁国”的口号就不可能叫得那么响，“自力更生”就不可能成为一项长期的国策。这就可以说，我们当时国家的镜子出了问题。试想，假如当时的历史观认为，中国的文明源头就是来自外部，就是外部催生的中国文明，没有外部的文明就没有中国的文明发展，假如人们认识到没有开放就没有中国的发展，那么谁还会理直气壮地提出“自力更生”这样的口号呢?

中国的历史上发生过不只一次的“闭关锁国”，每一次都使中国倒退许多年，与世界的差距进一步拉大。那么如何能够彻底阻止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呢?我认为首先就是要清晰、准确地认识中国的历史，认识中国的文明源头是怎么形成的，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文明趋势将怎么走，大势如何判断。否则，在源头都没有清楚之前，怎么走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结果有可能是好的，有可能是不好的。要把一些大的历史问题给稿清楚非常关键，尤其是不能给假的，要给真实的。

开放，交流，是有条件的。只要哪里交通、通讯这些交流工具发达，哪里就能迅速发展。交通和通讯这些沟通手段决定了文明信息的传播。哪里交通不便，通讯不发达，就成了文明的死角。信息交通决定交流程度，决定文明发展。其实古代也是一样的，只是一切的速度都放慢了。并且，不仅中国地区如此，而且全球都如此。另外，交流的前提条件还要看与文明核心地区的距离远近，距离也是个决定因素，因为交流的成本就会很低，速度就会很快,但这个也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是开放的，无边界的，假如提倡“自力更生”的国家，那你怎么着都没办法，比如朝鲜。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一个特定地区的文明发展趋势。那么，研究中国过去几千年，尤其是文明起源，可以说，中国之后几千年的文明发展趋势，在几千年前一些根基就已经奠定，后面我会简单阐述一下我的看法。

“西来说”：实际上就是讲文明信息的交流，讲的就是外部文明，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的一个过程，但是，“西来说”中的“西 ”不是政治学中的“西方”，不是欧洲，不是指今天的发达国家，而是中国地理之西的西方，比如西亚，中亚，印度、古埃及等，所有这些处于中国西方的地理范围。而且“西来说”有其特定的时间性，就是新石器时期前后的文明，而非其他任何时间的文明交流，核心时间集中在5-3年前吧，还没有人来严格的限定过。

“西来说”的另外一个名字叫“传播学”，就是研究文明传播的规律、内容、方式、工具等等所有涉及到的项目。或者说，“ 西来说”包含在“文明传播学”之中。比如现代西方文明的传播，也应该属于“文明传播学”研究的范畴，中国的改革开放，从西方接受了哪些东西，怎么接受的，通过谁倡导传播的，交通通讯工具啊，这些都是重点研究的对象。“西来说”是个特定的用语，不仅有时间性的界定，而且它立足于中国这个地区，研究世界文明传播到中国这个现象和规律。

实际上“西来说”也可以看作是“研究文明趋势规律”的，就是研究文明趋势是怎么发展，中国与世界文明是怎么联动的。所以，这个研究必须讲实话，不能只讲好听的，否则对中国一点好处也没有，说假话就没有了科学指导意义。

在全球的文明发展史中，中国早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和位置?看一下世界地形图，情况基本上一目了然，这个早期的趋势一直影响到今天都没有太大改变。这个话题从头讲起。

所谓人类文明至今大约有1万多年的历史，就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12000年吧，以农业出现为主要标志。之前的各种麦子或稻谷的野生母本可能已经存在了一百多万年，但是他们一直都是野生的，人类还处于野蛮状态，尽管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特殊的事情，我们所知道的是，人类突然之间在12000年前开始变得聪明了，也就是变得文明了，竟然开始主动培育农业植物。随后一系列的文明事件逐个发生，一直到今天，文明在进行着加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高级。之前的阶段不在我们研究的范围。之后的文明传播，就是文明传播学，那么在中国就是“西来说”，因为西来说建立在全球文明同一个源头的基础之上，所以也叫“同源说”。

(地球气候大的变化周期，10万年，冰川。比如最后一次冰川的结束是在1.1万年的话，那么上一次就是11万年前后/ 42%的“属”在地球上消失，然后同时人类文明出现。)

人类文明的起源，公认的在两河流域，然后南北扩展到北非的古埃及，北边一直到中亚地区，还有东欧。这些地区，为什么连片发展?首先是因为地理方便，距离近，那里只要有合适的农业条件，很快就发达起来。然后逐渐扩展到印度河与地中海。最初，远东，也就是中国，在文明圈外。一句话来总结的话，早期中国与世界文明核心地区处于一个“相对隔绝”状态，中国比较隔绝，但又并非完全隔绝。从地理上这个现象可以得到解释。这个隔绝只是起到了一个交流延缓，交流速度慢了，但是并没有真正隔绝。

地理上非常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如此。中国东南两边是水。尽管人类很早就会使用船只了，独木舟、木筏，竹筏很早就有了，但毕竟只是少数人使用这些工具，前提也是这些人必须住在水边，要善水，这就制约了数量，水上的数量交流制约了质变。所以，量变制约了质变。中间陆地直接联系的这一部分是高耸的青藏高原，茫茫大高原，阻挡了大多数人的脚步，平均海拔在5千左右，是世界屋脊。它基本上成为一堵天然的隔绝文明的大墙。只有西域地区可以形成与外部的沟通，但西域离中国内地核心区又很远，并且已经错开与核心地区最近的直接对应，所以，这个文明传播到中国地区是非常困难的。今天有这么发达的交通通讯工具，想起来×也依然是个遥远的概念;还有，沙漠化在几千年前已经在西域开始出现，所以西域本身只有一些零星的文明点，并无文明大国的出现，这也影响了传播的力度，打排球我们知道“二传手”的质量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不行，整个团队就也不行。所有这些外围状况就传播来讲，对中国是非常不利的，它影响了中国在早期快速接受最先进的高等文明的传播。在文明开始的几千年里，也就是新石器时期的晚期，中国一直都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这个落后的时差大约在2千年左右。一开始中国，或者远东地区就已经落后，可谓先天不利，在文明发展中，中国一上来就获得了一个后手。

就各种文明指标，比如文字、国家出现、金属冶炼、马车、农业等，中国地区比文明核心地区都要晚1、2千年，非常有规律地晚1、2千年。1、 2千年的差距，既是时间反应，也反映了一个距离，距离核心地区太远。传播是需要速度的，需要介质的，距离和介质或工具都决定了传播的效果。文明传播与时尚的传播是一样的，需要时间，今天交通、通讯发达，缩短了时间，古代工具落后，所以传播速度最初是非常之慢的。现在一种时尚几个月甚至几天就过来，欧洲国家之间传播时尚那是非常快的。当时可能传播一种时尚，需要上千年。慢不表示没有，因为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毕竟有交流的通道存在，比如通过西域，通过水路，通过北方草原，甚至通过青藏高原，都是交流途径。中国与外界没有彻底的隔绝，只有相对的隔绝。这个相对的隔绝造成了中国早期以及后来历史时期的独特的文明发展格局。

对早期文明史不熟悉的人可能不清楚，被中国的“爱国史观”给搞昏了头，以为中国是什么“四大文明古国”，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就在当时的文明核心地区，巴比伦、伊朗、埃及、印度、赫梯帝国、叙利亚等等，这些国家起码就有十几个，文明都比中国早一两千年，怎么数都轮不到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

假如有机会到埃及博物馆里走一走，在那里你会看到满馆都是4千年以上的各种雕像和王室用品，黄金饰品，那时候你会感叹说，中国与古埃及一比简直就是个没历史的国家，你就再也不敢说“四大文明古国”了。不知道这些国家的真正悠久的历史，你会觉得自己的历史悠久得不得了。这就是夜郎自大，就是视野的闭塞。因为你不知道别人的，只看到了自己，还特别当真，就让人家笑话。当然中国有还是有自己的东西，要与那些建国历史短的相比，也是相对悠久的，但与世界上真正的早期文明国家相比，根本中国与他们就不在一个等级之上，包括印度、希腊，中国与他们都不在一个等级之上。但中国人估计在情感上是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的。中国人对于自己历史的看法基本上属于一种夜郎自大，一种狭隘的美化。

中国地区很明显是外部文明的接受者，而且还是一个比较晚的接受者，这方面有点世界史常识就可以了，不需要很多的论证，几乎一目了然。同时，这个世界文明核心是有规律地向四周传播，就象水中扔了一块石头一样，波纹效应，向全世界传播，不仅仅是向中国地区传播。中国地区仅只是全球整个文明发展中的一个中间链条而已，其中一环。中国一点也不特殊，既不特殊好，也不特殊坏，就是处于远东这样一个地理位置，直接决定了他的文明发展趋势是“这样”的，跟人或民族没有关系。但有人相信中国是地球上的一块飞地，它就那么特殊，别的地方都是有规律地接受文明传播，全世界一盘棋，只有中国没有受到世界人类文明主流的影响。这是非常可笑的，只有一些落后国家才搞这些“特殊论”，因为现代的落后，自信心不足，所以就向历史中捞一把，要遮羞。

中国不是唯一一个认为自己“文明独立起源”的国家，好几个落后国家都与中国一样，强调自己的文明是独立的，比如一些东南亚国家。发达国家没有，他们不介意历史如何，他们介意当今如何。甚至象英国这样的国家，每年在固定的纪念日里还故意在一些古代战场演出当时被法国侵入的历史剧，既是一种对历史的纪念，同时也是一种吸引游客的好玩举动，他们根本不把历史与祖先什么的话题牵在一起。要知道法国与英国的关系就如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而且很多战例英国是战败国，但英国人照常按照历史事实去演。这说明，这个国家现在很放松，心态很开放。中国人就放不开，看看我们的奥运会就明白了，浓墨重彩自己的历史，那个厚重啊，那个沉重啊。你看人家英国，拉一辆公共汽车，踢一脚足球，就完了，花钱很少也让你觉得很好。这才是一个真正大国的风度，地理小，但胸怀大，气派大，每件事情上都让人觉得举重若轻。中国相反，举重若重，放不开;历史研究也是如此，非常紧张，紧张得几乎发抖，放不开，还不让人随便发表意见，把历史当作祖宗看，非常落后，不是大国胸怀，当然也不科学。

中国文明不是独立起源，全世界都知道，就中国人自己捂着。最新出版的《新全球史》，美国人写的，世界上1000所大学都采用了这个教材，也就是基本上大家都接受这套理论，只有中国人自己不承认。它其中谈到中国的文明起源，就是“西来说”。它这样说：“技术有助于解释商朝的兴起和昌盛，青铜器冶炼可能也使商朝的统治者取代了夏朝。青铜冶炼技术从西南亚传来，随之传来的还有马、马拉战车和其它带轮的运载工具。这些技术是随着早期印欧民族的迁徙传到中国的，同时也传到了印度，其中一些技术早在公元前2000年就传到了塔里木盆地。早期中国的战车和伊朗高原发现的印欧人的战车模型很相像，古代中国用来表示车轮、车辐、车轴和战车的词汇都从印欧语词根派生而来。”这就是西方国家现在公认的一种理论。这就是“西来说”言论，这就是“中国文明起源西方的学说”。

我认为，从“传播学”或“文明趋势发展格局”而言，在西亚以东地区，文明趋势一直是向东、向东、再向东，这样一个传播规律，通过印度、中国也向中国以东的地区传播，比如从中国向朝鲜半岛、日本半岛传播。在西亚以西地区，则是向西、向西、再向西。

世界文明早期的发展主要是在旧大陆展开的，美洲没有参与，而且主要集中在欧亚非连接处。中国文明是一种传播发展的文明，是向东发展中的其中一块，印度、中国、日本这样过来的一块。由于地缘关系，向东传播不便，文明的核心，从西亚，在大约2500年前“轴心时代”开始，文明核心离开西亚附近地区，开始转向西方，向欧洲方向蔓延发展，整个世界文明的大势开始向西(或许可以把希波战争看作一个转折点)。这主要与全球气候开始变干，欧洲开始适宜大规模农业化生存，而西亚开始大规模沙漠化，文明核心点一个个在畏缩和衰败，与这些因素有关。在向西的过程中，经历了希腊文明，罗马扩展，×化，然后接着是文艺复兴、哥伦布发现开拓美洲，全球海洋扩展，商业金融经济模式的建立，启蒙运动等等，这些文明化运动可谓此起彼伏，蓬勃发展。总之在思想、政治与经济方面，西方一个台阶接着一个台文明阶顺利递进，一发而不可收。文明核心从西亚和古埃及等地逐渐地转移到了地中海北岸的希腊，再到其临国的意大利，然后有了罗马帝国，经过×文明后从意大利再到法国，英国，一路向西，一棒接一棒，最后到美国。就是向西、向西，再向西。

文明的发展有其偶然性，但也有其必然性，有一定的规律，可以探讨。人类文明核心向西的发展过程决非偶然，而且文明的发展过程有其特殊的规律和趋势，不是那么轻易掉头，说哪里发达了就领导全世界文明潮流了，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中国人都知道，许多事物的发展讲“势”，形势的“势”。“势”不到什么都不行，“势”到了什么都好说。那么西方为什么在近两千年一路发展，就是得到了一种文明之“势”。这种“势”有的是偶然得到的，有的是必然的。因素：地理，是必然的，希腊文明和×可能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在西方逐渐发展文明的过程之中，文明核心距离东方世界愈行愈远，完全被甩了，最后发展到东方直接受西方奴役，印度和中国都成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东方都不行了。西亚、中亚、古埃及早都也不行了，中国俗话叫“败了”。有一句俗话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概用到文明大势的来去与兴衰是很恰当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是东方落后世界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也不是中国这一个国家落后，也不是中国人不行，这里面就存在着许多可研究的历史空间。大势向西，谁也挡不住，东方落后想说谁的责任也是不靠谱的。有人就说，日本为何可以先进，一个是船小好掉头，一个是它自觉地从“明治维新”前后开始明确提出，要全面学习西方，提出“脱亚论”，又加上临水这么一个方便的交通条件，临水就意味着是交通便利，“亚洲四小龙”都是临水的，因为海运成为近现代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在中国也一样，只要临水就发达，为什么?就是占了交流方便的先机。现在海运占据了几乎一半的交通量。但中国整体是个典型的内陆型国家，这次我们海军出征大家更能体会到只国海上力量的薄弱，并且是中国整体文化特征的一个标志，所以中国要走的路还有许多要调整。

文明这个东西是有生命的一个肌体，它有自己的性格与道路，不是随便你让它掉头他就能掉头的。文明也是逐渐成长的，它是需要条件才能成长的，尤其这么大面积的一个板块的文明启动或衰落，都不是几个人主观能动的结果。中国不是日本，但中国可以学习日本。所以在看到今天中国很有希望的时候，也不要过分指望中国这里可以一夜之间就变成发达国家，超越西方国家，短期内就更没希望，那需要整个文明调头，决非中国一个国家的事情。整个东方世界，比如印度、俄罗斯都发达了，才能造成一种东方文明之势，否则，最多只能持平。当然，中国想在短期之内大力开放形成一个小高潮也并非没有可能，中国还是有自己的先天优越条件的。并且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发展成为接近西方国家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内地西部地区没有特殊的条件的话，在未来会进一步加大与西方的距离，这都是“ 文明趋向研究”中可以看到的。

有人会说，中国也曾经“富过的”，但我认为，包括中国的汉、唐，都被“爱国史观”给夸大了。其实中国地区就是大而已;大，当然就有力量，皇室的奢靡集中了全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的力量，其实就是少数人的腐败级别高点，但这被许多中国人看作是一种“先进”，这根本就是一种错误。它对人类文明进程没有贡献。你说汉唐提出了什么新的社会观点?发展了那种适用于全人类的科学?建立了新的商业模式?都没有。从严格的“文明”标准而言中国一直没有给世界文明做出过什么明显的可以共享的贡献。你说唐诗宋词很美妙，我也承认，可是它对一个非汉语国家，它们又有什么价值呢?即便人家莎士比亚戏剧你现在哪个国家都可以欣赏，但你的唐诗宋词西方人都很欣赏吗?能欣赏吗?不承认落后不行，承认落后才是进步的起点。即便是咱们近几十年实践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那也都是西方人搞出来的，我们现在只是拿了人家西方人的理论在试行而已。这几千年中国几乎一无所有，从大的方面。不过，这不是中国人笨，不是人种问题，而是有些天然的条件限制了中国。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寻找这些条件，进而克服这些条件，但是这首先需要承受历史真相的勇气，需要清醒地认识自己、批评自己，而不是文过饰非，自我美化，自我逃避，给自己找台阶下。

研究中国文明源头，我还有一个体会是，从文化性格而言，远东这个地区似乎天生就是很保守的，从一些新石器时期开始的文物造型上就能看出来。中国地区的物品笨重、刻板，与地中海北岸地区相比，也就是与欧洲老祖宗相比，差异非常大，那边一直是非常妖娆浪漫的，比如杯子，他们的把手可以双把儿的，并且把儿高超过杯沿，我们这里从来不越规矩，把儿从来就在沿之下，假如在之上凤毛麟角。可以说从几千年前开始，中国这一块似乎就奠定了今天的保守与滞重，一脉相承。那么认识这些有什么价值，认识之后可以能动地打破这些，假如连认识的层面都没有达到，那就是拉车不看路了。这些基本的认识工作，可以说就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但前提依然必须是，要让历史学家们说真话，而不是说假话。

“西来说”中国人就不爱听，认为自己不光荣了，认为是承受者，就不伟大了，不让说。“文明独立起源说”有什么好处?很简单，光荣。我们国家历史短，但是我们很独立啊，很独特，所以我们还是很光荣。这还是个自信心问题。对自己的历史不自信，觉得短，所以还老喜欢在外人面前显摆历史的独特性，比如奥运会，全是历史题材，但其实你又不是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自己看着过瘾，别人怎么评论我们也不知道。属于眼界不行，还是“小农意识”。

落后国家首先是科学的落后，科学落后的原因之一，在人文学科领域的表现，就是不以事实为根据，也不敢面对现实，喜欢弄虚作假，通过假象来鼓舞自己。其实，说白了，落后就是愚昧。愚昧就不可能讲科学，只能讲讲面子。东方国家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把历史学给弄的更糟。远东国家都是宗法社会，把家族和祖宗特别当回事儿，历史学就是族谱的延伸，同时，把祖宗和国家历史挂钩，最后就是祖宗等于历史。那这样的历史其实是没法研究的，因为祖宗是不能随便动的，祖宗只能是光荣的，只能贴金。所以，在这些国家，历史科学被祖宗绑架了，历史学成为一种简单原始的祖宗崇拜。这就是中国历史学的一个侧面，一个悲剧。历史学就不是纯粹的科学，是牌位学。科学还是有一点，足够装门面，但主体还是供牌位，恭恭敬敬的，不能随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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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是有很大成绩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历史学界基本上是个例外。尤其是史前史这块，就等于祖宗，因为一提就是三皇五帝，谁也不敢动，甚至会牵涉到一些更为敏感的东西，比如孔子为什么1米9多，老子为什么是白头发?孙权为什么是红发紫髯?这些问题说实在话，一般中国老百姓的心理素质确实没有达到可以坦然接受的地步。历史学也乐意保持，并且有条件保持不动，因为很冷僻，因为很少人喜欢谈论新石器时代的东西，个中原因很复杂，但也不奇怪。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面对着一群雅利安人种的面孔，却不敢对三星堆下结论说他们是外来的，很荒谬，睁着眼睛说瞎话。

“西来说”作为一个学说它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我们现在也可以看一下，从“西来说”起起落落中也可以看到中国近现代人文科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脉络。

“西来说”就是“传播学”，就是讲文明从西亚等西部地区传播到中国这么一个学术课题。这个课题的起源确是西方人提出来的，是大约100年前一位叫安特生的瑞典人根据中国西北地区的彩陶(仰韶文化)，河南、陕西、甘肃、青海这些集中地的彩陶，与中亚土库曼斯坦地区以及西亚的一些彩陶类似性做出的判断。考古学中有所谓“类型学”，就是不同地区接近的物品类型都可以判定为是一种相互学习交流的结果，是同源关系。彩陶就是这样。

最初中国人并没有狭隘的民族意识，上个世纪中国的民族意识是逐渐加强的趋势。所以在袁世凯当政时期，连国歌里都唱的是中国文明西来的意思，“华胄以来昆仑巅”，就是从西方而来的意思。中国人当时实际上是接受“西来说”的，觉得无所谓。西方人当时在中国一直占据着考古学的主流位置，因为考古学是西方人建立的，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中国当时还没有考古学，所以就全听西方人的。许多中国早期的考古学成就实际上都是在西方人的主持下完成的，但后来就不提这些西方人了，只提其中的中国人的名字，比如“北京人”的发现等，其实都是西方人主导的考古项目工程。

到了上世纪下半叶，“帝国主义”专家全被赶走了，中国历史就成了中国人想说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科学精神，没有了，有“亩产万斤”的勇敢精神，有“自力更生”的勇气;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当时全部是反西的，所以人们“谈西色变”，最后连历史学中的“西来说”也没有幸免于难。“西来说”其实作为一种假说并不是所有学者都反对或都赞同，一直是有不同意见的。但到了上世纪下半叶，就不是正常的学术批判了，并且也不是一下子就被批倒了，但还是有一个过程，到“文革”期间批判“西来说”就达到一个顶峰，也就在这时被彻底反掉了，还被盖棺定论了。这中间还有一些具体的学术原因的，也不是简单的政治行为，因为毕竟这还是一件学术的事情。“西来说”的彻底倒台与70年代大规模的殷墟发掘有点关系。现在讲几句这个事情。

中国人一般口头上喜欢说“上下5千年文明”，这样比较文学性表达是没有问题的，就好象我们谈论全球人类文明有万年的历史一样，其实从新石器时期开始就可以算起，无所谓，不那么严格，或者说是对农业起源的一种认定。但是这个“文明”假如放到严肃的学术领域里，是有明确界限的，在考古学与人类学中都对“文明”的界定，到什么时候、什么程度可以叫“文明”，是有标准的。并且有好几套标准，其中一套标准是以产生文字、国家、金属冶炼等这些为基准的。没有这些就不叫“文明”时期。对于中国严格意义上的文明时期，大家是有很大分歧的，中国与外边的科学家有分歧，中国内部的科学家也有分歧。这很正常。

多数爱国的学者认为中国文明没有5千年也起码应该有4千年，也就是从“三代”开始算起。三代，就是夏、商、周，夏从公元前2046年起算。可是西方人不同意中国历史学界的这一看法，认为“中国文明史”严格地讲应该从西周的公元前841年“共和”开始算起，因为在那之前中国没有信史，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中国地区有合乎标准的“文明”。

但是由于上世纪殷墟的大规模发掘，甲骨文的研究也推前了一大步，金属冶炼也从殷许文物出土中得到证实，一个大规模的王室得到证实。所以中国“文明”的时间就提前到了殷许的时间，大约3300年前。这是正确的合理的改动，尊重事实。国际上确实也很快承认了殷许的时间性，不再坚持认为是西周时期。现在国际上一般认为中国的文明就是大约3500年的历史，就是取的殷许的时间。但是，由于殷许的这一发现，推翻了西方人一直坚持的中国文明是从2841年前开始的这一结论，所以在当时的背景之下，中国人觉得从气势上很狠打击了“帝国主义”学说，中国学界干脆就认为他们西方人什么都是错的，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把基本上与此无关的“西来说”也给顺便清算了，“西来说”就这样在中国一命呜呼。这中间没有什么逻辑可言，因为文明起源与文明的时间长短之间不是直接的对应关系。从2800年前，推到3500年，但这没有改变彩陶文化的起源。严格意义上的文明，西方的西亚依然是从大约5千年前，依然是在殷许之前的，和殷许没有构成一个并列关系。殷许的发现没有改变“西来说”的证据链，但也糊里糊涂都给打垮了。这些都是发生在不正常的年代的怪事，但却受到一般中国人的欢迎，所以这个让中国人高兴的结论却一直维持到今天。大家也看到了这个事实，是中国民众更愿意维持这个现状，历史学界也很乐得不动。

事实上，殷许的青铜和马车等技术，反而是一看都是西方的痕迹，正是殷许出土的文物本身更能证明了“西来说”，那里的一些雕像也说明了人种不是单一的，应该有明显的外来痕迹。但是，这一页就那么已经翻过去了，想再反过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同时，老的“西来说”也是很粗糙的，作为一种假说，它只提出了粗陋的方向，更细致的具体的传播只是有一些设想，并且有的在细节上现在看也是错误的，所以，这都给重新提出“西来说”带来了困难。再提出“西来说”，必须是新的“西来说”，这需要许多工作去做，但假如体制内的专业人士不做，别人做起来是很困难的，因为具体的证据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方向是对的，细节不一定是对的。这就牵涉到史前史的研究特点了。

研究特性：史前史，也就是研究有详细历史记载之前的历史学，西来说或者独立起源说，都属于史前史，它是一门特殊的学问或学术，因为没有任何文字的记载，仅只靠一些不完全的遗留物品的推测，那么这个推测实际上都是建立在有限物证的基础之上，都不会很牢靠，所以史前史结论经常会面临着随时大面积被推翻、被改写。比如西方人曾经说中国历史只有2800年，就被无意中发掘出的殷许给推翻了。也就是，地下文物决定了史前史的命运，而不是人可以绝对主导的。而地下的许多文物都是无意中被发现的，不是有计划，那么比较薄弱的证据链就会很容易被打破。实际上对于史前史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与观点，是非常正常的，几个流派并生共存都是合理的现象。史前史从本质上就是一种假设或假说，随时随地的会发生变化，会被推翻。中国文明起源这个话题呢，实际上西方人几百年前就已经注意到了，到100年前安特生这个时代其实是比较学术化的一个总结。那么中国自己成长起来的历史学家或者考古学家，有不同的看法也是正常的，但是刻意地压制不同学术声音却是不正常的。

我认为“中国文明独立起源说”，是错误的，“西来说”的方向才是正确的，但究竟是怎么西来，是个尚有待探讨的问题。

文明从中东向欧洲和东亚同步发展。比如大约3800-3500年前以色列人居住在古埃及，而腓尼基人也发源于埃及(从神话)，古埃及人与今天的埃及人不一回事，今天的是阿拉伯人。不过阿拉伯人与以上的几个民族也有同源关系。

三星堆文明之迷无非是起源不清，但是从青铜器入手，从那些面具入手问题就简单了。其实大家注意的三星堆就那几个面具，而非别的。

中国的青铜成批量地出现一般多在商朝，也就是大约3500年前这个时期开始了中国的青铜文明。中东的青铜器出现的时间大约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大规模传播到中国经过了1千多年的时间，符合总体新石器中期的文明传播规律，1-2千年从西到东传播到东亚。尤其黄河流域的马匹与马车中国学界已经认定为西(北)方传来，与之基本同期出现的青铜似乎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更何况中国一直没有找到青铜冶炼的研制过程，直接出现在中国的就是极高水平的青铜文明，比如焊接比如铸造工艺等。不过其实也高不到那里去，三星堆的许多铜器上金属比例不匀，偏差到有些人根本不相信实验室里出现的结果;另外一件奇怪的事情是，三星堆青铜器里的发射性成因铅方面显示，该地与江西新干大洋州的青铜器金属含量接近，而且类似铅在中国地区再无出现过。而该种含量的原料只有朝鲜半岛南部与西边的某些地区有产，中国地区似无发现。

中国地域内的分布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同样，并且可以说他们都围绕水系分布，仅说长江，从上游到下游，有几处非常著名的商中晚期分布，他们主要有三星堆、长沙宁乡、黄陂盘龙、江西新干。从青铜标志上看，与其说各地有交流和联系，毋宁说他们之间有鲜明的各自特色，实际上我想说他们很可能相对独立。这些不同的青铜文明点与黄河的商朝到底是什么关系，现在不好论断，不过确实整体文明商文明要高一些，因为他们有文字有马车，而南方的这些都没有发现，或暂时无发现。但确实也可以说三星堆的青铜文化高人一筹，就其高大、就其工艺等，在整个东亚都是一绝。

中国整体可以大约分为两个部分：南北。中国南方(长江)接受的水上文明，他们主要来自中东的南方，黄河的则同时接受了中东北方的文明。中国的沿海古文明多与南方挂钩。这样一来，事实就相对清楚了，长江文明有埃及特色，这些人肯定善水，当然他们也爬山，因为他不太相信他们是绕过中南半岛来到中国的，大多数的人很可能从印度半岛越过高山大海来到中国西南，如贵州、云南以及四川盆地。看看三星堆所处的位置就明白了，这里是一个“南方典范”。其实，后来的楚文化中埃及色彩已经非常鲜明，如马王堆，如楚文化中的玻璃质何露斯之眼等。

奥地利考古学家在21王朝的古埃及木乃伊中发现的蜀锦确切地证明了在3000年前的西周四川与古埃及就发生了商业或政治联系，与之时间接近的晚商我想结果如何是可以想象的。

我认为，甲骨文是一种借鉴了全球当时各种文明地区的文字的一种合成，但主要与“印度河”流域的联系可能比较大一些，但也并不全是印度河的借鉴。世界公认最初文字的起源都与商业贸易有关，要记录商品和贸易合同。中国第一个出现文字的王朝就叫“商朝”，并且就在这个商朝出现了文字，两者之间决非偶然。当时最大宗的国际商品贸易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丝绸与青铜器。在大约3300年前左右，几乎同时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出现了几个大规模的青铜制造点，真叫雨后春笋，他们不约而同地在中国地区出现：一个是殷许，就是商朝出甲骨文的地方，一个是江西新干县的大洋州，一个是湖南长沙旁边的的宁乡，还有一个就是三星堆。他们同时出现不是偶然的，是一个潮流，是一种时尚，是一个文明在远东地区的的突然传播。不可能是各个地区独立起源，青铜制造是一种技术，不是一种天然的矿物，需要有比例，选矿、冶炼、造型等等，一系列很复杂很专业的技术。所以，是有几批同时在西方文明核心地区掌握了这一技术的人进入到中国地区，另外，他们在大约3300年前同时进入到中国说明当时可能出现了某种先进的交通工具，比如船舶。有一大批人，他们以搜寻青铜矿料为目的的国际商人，进入到中国领域。以上的几个具有青铜技术的文化遗址都有明显的外来嫌疑。

通过研究文字符号，进行比较，我发现无论是三星堆还是江西的大洋州，甚至殷许甲骨文，都有非常浓重的印度河意味，但并不全是印度的东西。他们之间还是有一些分别。大家不要简单认为，这些文物和这些人都直接来自印度，问题不是这么简单。这主要牵涉到当时全球青铜贸易的特点，以及印度河文明的商业运转特点。另外，印度河今天也不属于印度这个国家，而是属于巴基斯坦。

印度河流域在当时实际上是一连串的商业点，它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实际上也多是传播作用，它联系着当时全世界的水上贸易线，比如波斯湾、红海、地中海等。所以只能说，这些中国的青铜点与印度附近的商业点转送有关，沾染了印度河的特色，但具体还携带了其他哪些文明核心点的特色，还有待继续研究，比如有没有西亚的、古埃及的等等，这还需要研究。

当时全球的青铜贸易实际上相当于今天的石油贸易一样，是经济命脉，对许多文明点对它不可或缺，并且与红海咽喉地方也很有关系。大家知道今天的索马里海盗很厉害，当时红海咽喉地区也出现了大的帝国，很可能就是因为青铜贸易必须走水路的原因。青铜很重，运输不方便，当时青铜贸易多数就是走水路的，和今天石油一样。所以，这给三星堆人的来路就圈定了一个水路范围，他们从南方、从水路进入中国的可能性大一些。那些中国的青铜点不在长江就在黄河，距离主干道都不远。而且黄河这边也是在中下游，而非上游，都指明了水路。理解三星堆从这些方面就比较容易了。

中国地区就青铜文明而言，也与全球同步，或者说又是整体稍晚于西亚等发达地区，很明显中国青铜文明属于外来。另外，三星堆遗址中的人们明显为雅利安人种。今天四川一带的大山里也居住着许多具有明显雅利安人种的人。这些都说明，三星堆文明就是外来者，而同期的其他几个青铜点，比如江西的、湖南的以及河南的，仅只是没有提供人像而已，其实他们的人种应该上比较一致的，有很重的外来特点。从文字上我认为三星堆有些印度河的痕迹，但从文化上，从那些青铜物品的崇拜精神上，三星堆却有一些古埃及的色彩，2个月前刚出版的《谈天说地》这本书部分讲了我这些观点，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有关人种问题，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给了我们证据，他们是白人为主的。我们现在长什么样子，不能反映我们远古祖先的样子，就象回民，他的其中一位祖先是西亚人，但是经过在中国的反复融合杂交，你现在已经看不到他们祖先过去的印迹。所以，不要轻易地认为你祖先中没有其他人种，同化很容易，需要的只是时间。比如李小龙的外祖母是德国人，到他这一代假如不说一般人也不知道他有外来血统

现在大家都承认DNA的研究结果，我们来自非洲。但是真正让我们接受，我们显赫的祖先中有人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许多人是难以接受的。比如黄帝，颛顼，假如你说他们是白人，你情感上是不能接受的，这就是个问题。实际上旧大陆地区的人种在远古时期是杂驳状态，什么人都有，商朝的雕像中就反映了这一点，三星堆就更明显。中国人接受达尔文理论，也就是“我们是从猴子变来的”，这还容易一些，但假如让我们接受我们的祖先中有一些比猴子更好看的人，比如说是白人，那却并不太容易。这是为什么?大家可以回家去想一想是哪里出了问题。

中华民族与古犹太人血缘关系的破解

戴金面罩青铜人像

面罩用纯金皮捶拓而成，上齐额，下包颐，两侧过耳，双眉、双眼及耳垂穿孔，镂空。头发在脑正中编结成辫，辫上端用宽带套束。面部较瘦削，粗眉，立眼，直鼻，鼻梁较短，阔口，下颌宽，颈直，颈下端前后铸成倒尖角，前短后长。(摘自三星堆博物馆简介)

正是这个给我留下最初的印象,但没有听到有关这个面具的具体介绍.但它那形状略显夸张的眼窝,他嘴角的微笑,给我留下了似曾相识的感觉.它的微笑牵引着我的目光,想要穿越3000年的时光去发现一个"蒙娜丽莎"似的千古之谜.

青铜纵目面具

耳、眼采用嵌铸法铸造。方颐，倒八字形刀眉，眼球呈圆筒状向前伸出约16厘米。鹰钩鼻，鼻翼呈旋涡状，阔口，口缝深长，舌尖外露，下颌略向前伸。大兽耳向两侧展开。在额正中及耳前上下各有一錾凿形成的方孔。眉、眼描黑色，口缝涂有朱砂。(摘自三星堆博物馆简介)

节目在探讨这件面具前,详细描述了在三星堆发现的人类颅骨的奇异之处.

那些被发掘的颅骨中很多都有穿孔,这些孔有些是不规则的图形,有些则是边缘很平滑的圆形穿孔.

前者是由于病变造成的,而后者则是缘于×.

3000年前的三星堆民族中的萨满法师通过在头颅的特定区域开孔(具体头颅开孔的部位节目中有介绍,但我不慎遗忘)的方式象征着天眼的开启.打开"天眼"便于巫师自身的灵魂可以更为自由地离开肉身与神明或他人交流.(很想知道颅骨开孔的过程是怎样的,是否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

而病变造成的颅骨穿孔被考古学家怀疑为早期开颅手术后的痕迹.(如果那个时代就掌握了开颅手术的技术,那么现代医学的发展究竟是倒退,还是停滞不前)

奇妙的是这样类似的两种颅骨开孔现象并不仅限于中国巴蜀地区,在世界各地,非洲,中东,南美那些拥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明的地域都有发现,且大都距今3000年前,也就是与三星堆文明属于同一时期.用笔将地图上的这些地区连接起来,就会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发现,这些地区构成了一个规则的半圆的弧形.

上面图中的青铜面具有5个孔,这5个孔分布于面颊周围和额头中央.

位于脸颊四周的4个孔可以将面具与配套的青铜头像(类似第一幅图中的青铜头像)固定在一起.

换言之只需要4个孔就可以戴在青铜头像上的面具为何会有5个孔,为何双眼正上方,额头天门处会多出一个孔.这显得十分突兀的第5个孔与挖掘出的开孔人类颅骨,与当时的×文化有何深厚的联系,还是一个倍受争议的谜题.

青铜跪坐人像

该像宽脸方颐，耳垂穿孔，呲牙咧嘴，神态严肃。上身穿右衽交领长袖短衫，腰间系带两周。下身着犊鼻裤，脚上套袜，手腕带镯，双手扶膝，坐姿。(摘自三星堆博物馆简介)

初次看到这个铜像并没有给我以深刻的印象,比较之上述两个面目清晰,表情奇特,气质诡异的铜像,它显得模糊,斑驳.

它的神情怪诞,龇牙咧嘴,双目圆睁,似猴子一般.然而当我听到这个铜像竟然将三星堆文明与古埃及文明联系到一起时(三星堆文明与古埃及文明的联系线索诸多,这是其中之一),我不禁激动万分.

(在这之前从没想到,三星堆文明居然与古埃及有关)

由于三星堆文明中出土的文物与华夏文明差异很大,与中国其他地区,出土的先秦文物缺少相似点.三星堆文明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众多的未解之谜.

现代部分考古学家将三星堆文明与外来文明联系在了一起,其中本期节目中主要介绍的就是埃及文明与犹太文明.(而我的耳朵听到的,记在心中的主要是将三星堆与古埃及的联系在一起的"蛛丝马迹")

上面这个青铜跪坐人像被考古学者认为是由古埃及神明中的侏儒神贝斯 Bes 转化而来的.

贝斯 Bes

本为非洲的原始信仰，十二王朝时期方进入埃及，是一有胡子且好笑的矮子，充份显示出想像力聚集的成果，是以往的埃及人所没有的。贝斯相貌丑陋至可以吓退邪恶幽冥,所以埃及百姓家中常供贝斯神像,以庇佑家宅平安,

同时他也是妇女和儿童的守护神.

能力有限没有能够找到贝斯神的雕塑,节目中展出的古埃及贝斯神雕塑与三星堆青铜跪坐人像非常相似.

他们都有相近的坐姿,面部表情和头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贝斯神雕塑所戴的羽冠为独特的三重羽冠.这与三星堆青铜跪坐人像的头戴的多重羽冠非常近似.(有学者认为三星堆青铜跪坐人像可以肯定就是贝斯神像)

金杖

金杖系用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木杖上;出土时尚见金皮内残留的炭化木渣。金杖长1.42米,直径2.3厘米,净重约500克。金杖上端有46 cm长的平雕纹饰图案，内容为鱼、鸟、人物等。其内涵尚待深入探讨。(摘自三星堆博物馆简介)

上面图片里的黄金权杖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古埃及的黄金权杖.是的,金杖在古埃及以及黑非洲部落中都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王权.在现今非洲部分国家的部落中黄金权杖还是会被首领持在手中.可见金杖这一标志性器具在非洲文明中的悠久传统.但也正是这个传统使考古学家进一步质疑三星堆人以及三星堆文明的由来.

因为在中国的奴隶时代象征皇权的器具不是金杖,而是鼎.所谓"问鼎中原"就是由此得来.金杖这一特殊而敏感的器具与中国的传统习俗就显得格格不入.除非这是一件普通的装饰器具,但那么简单的理由不能解释金杖周身所纹饰的富有内涵的图画的意义.那么也许只有一种解释,它缘自外来×传统.是古埃及或者是其他非洲国家.

而另一个将三星堆与古埃及联接在一起的是蜀锦.

20世纪末,奥地利考古学家在21王朝的古埃及木乃伊中发现的了丝绸(节目中有木乃伊和陪葬丝绸的照片,两者均呈黑色)

这具古埃及木乃伊距今3000多年,而当时中国正值奴隶王朝商朝末年.商朝末期丝绸生产力低下,所产丝绸尚不能自给自足,更无力通过外贸传至古埃及.只有中原以外的巴蜀地区丝绸除自给之外,还有存余,有能力与异域进行贸易.而经过考察古埃及木乃伊中的丝绸确实为巴蜀地区所独有的蜀锦.

这一发现证明了在3000年前的晚商时期,巴蜀地区与古埃及就发生了商业,政治,文化的联系.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在张骞开辟丝绸之路之前的千年,三星堆人就开辟了一条属于他们古道,这条古道将巴蜀,将华夏文明与古埃及,中东,甚至更遥远的南美玛雅文明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条神秘的古道在哪里,现在它依然如同那面具上的微笑般隐晦.

奇异的青铜跪坐人像,不可思议的金杖,以及难以解释的古埃及木乃伊身旁的蜀锦似乎正在拭去覆盖了三星堆的秘密数千年的厚厚的尘土.如果青铜跪坐人像和金杖都还欠缺力证的话,那么被发现的古埃及木乃伊身旁的蜀锦则有力的证实了3000多年前三星堆人与古埃及的经贸交流.

然而在得知这一切后,一个新的谜团在人们心目中生起.三星堆人这个独特神秘的民族究竟是华夏大陆本土所产生的民族,还是从异域迁徙而来的异族呢?

从三星堆出土的部分雕塑,器具与古埃及有着很深的渊源

(除了青铜跪坐人像,金杖以外,还有其他雕塑铜像被认为与古埃及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网,但这期节目没有涉及其他)

而蜀锦也使我们了解到两个文明的直接联系.那么三星堆人有可能是古埃及人的一支吗?有可能,但不确定.

因为考古学家表明三星堆出土文物很复杂,它可能牵涉到多个文明,其中非常重要的除了以埃及代表的非洲以外,就是犹太人代表的中东.

在三星堆被挖掘的文物中有些是完整无缺的,但有些则成了无法修复的碎片.这些碎片并不是自然造成的,也不是后人在挖掘过程中的不谨慎,而是作为先人的三星堆人人为破坏的,这样的破坏不是一种野蛮无礼的行经,而是符合一个地区的×习俗.这个地区就是现今的以色列.古犹太人在祭祀活动中会将神器焚烧,这与三星堆文物中发现的碎片不谋而合,.这些碎片,例如象牙,玉器身上都有严重的焚烧痕迹.由此或许可以推出三星堆人的历史中曾经与古犹太文明有过交错.

三星堆民族这个失落的民族仿佛是一条链锁,它使得古埃及,古犹太,华夏这三个悠久灿烂的文明碰撞在了一起.但它同时也是一把铁锁,将这段往事尘封在幽深的泥土之下.假如三星堆人确是外来民族,无论是古埃及,还是古犹太,或者是他们两者甚至更多的融合.那么为什么这些异邦的人们要远离故土,跋山涉水来到中国呢.因为这里是东方.

青铜太阳形器

圆形，正中的阳部凸起，周围五芒呈放射状，芒外为圆形晕圈、芒端与晕圈相连接。在阳部中心及晕圈上，均有小孔，起固定作用。(摘自三星堆博物馆简介)

这个内心酷似五芒星的青铜器被定名为青铜太阳形器.这件器具的出土表明三星堆人对太阳的崇拜.而对太阳的顶礼膜拜也是西域诸多古老民族的共同特征.对×的狂热与执着促使他们向遥远的东方前行,并在这里扎下根来.

科学家就曾对山东一地区.(具体名字我忘记了

好象是淄博)当地人作过DNA化验.

通过排列母系基因图表证明了此地区的人口DNA与欧洲,中亚地域人口基因异常接近.

而中央10套"走进科学"曾播出过一期节目"消失的军团"讲述在中国某偏远山区(好象是山东或四川,名字又忘记了

)内的一个小村落,村人都是黄褐色头发,灰蓝色眼睛.调查后发现当地人竟然是古代西罗马军团的后裔.那支古罗马军团曾经是西罗马侵略安息的远征军,但在战斗中失败,后下落不明成为西方历史中长期的不解之谜..

但是汉书中的记载告知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原来这个军团在逃跑中误入匈奴领域,被匈奴人俘虏,编入军队中.在一次匈奴与东汉战斗中,这支军团不敌,被东汉军队俘虏.最后这些漂泊多年的罗马人被东汉的皇帝统一安排住在一个地区,那里就是今天的这个无名的小村子,那些黄发蓝眼的人就是他们的后代.

这些真实鲜活,富有传奇色彩的例子证明了异域民族与华夏民族的交融.

既然那盛及一时的古罗马文明曾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留下了他们的血脉,那同样富饶强盛的古埃及,拥有比古罗马更为丰富,璀璨的历史文明的古埃及是否也曾在这块东方的土地上诞下自己的子孙,并使他们的血液融入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未来的DNA鉴定技术将会告诉我们一个最准确的答案.但在这之前,我从心底深深的希望三星堆人就是古埃及人的后裔,无论他们的血缘是远还是近.

三星堆文明的由来也许很快就会公诸于众,也许直到我们死去也无从得知.

但对三星堆的探询真正想告诉我们的或许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事实,而是通过这个探询的过程在诉说华夏民族的源头.

正是这许许多多的不同的民族交汇,华夏文明才得以诞生,那些不同的民族曾经来自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名字,但是现在他们都叫中华.

无论是3000多年前,还是3000多年后中国都不曾孤独.

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们来到这里.为这里带来生机,中国对于这些人们而言曾经只是异国他乡,但千年岁月的积淀将他们融入了这片东方的土地,为这里写下真正属于自己的文明.

我想古埃及也许离我们并不遥远,那份挥之不去的千年情怀就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血管之中.也许在我们的血肉里还埋藏着一粒黄沙,那是前世的记忆.

三星堆位于我国四川省成都平原的德阳广汉，总面积12平方公里。上起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至商末周初，距今3000年至5000年左右的古蜀文化遗址。其中心区域是一座由东、西、南三面城墙环抱的古城。据考证，它是3000多年前古蜀都邑，规模与河南商城相当。平畴之上，有三个起伏相连的黄土堆，宛若三颗星辰，古名“三星堆”。

在三星堆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体量很大的青铜人像、青铜神像、青铜树、黄金人面、包金竹杖等，在中原青铜文化系统及其亚系统中都从来没有见过，故早在三星堆器物坑刚刚发现的时候，有的学者就认为，三星堆青铜人像也见于古代埃及和希腊，三星堆“金面罩”具有迈锡尼文化的特点，从而暗示了三星堆器物坑中有域外西方文明的观点。以后，更有学者提出，古代巴蜀与古代埃及、希腊从地域上来看，还横亘着辽阔的古代西亚，二者的青铜文化差别也较大，三星堆文化有联系的不是爱琴文明和尼罗河文明，而应当是西亚文明。还有学者基于四川南面古代还有所谓“南方丝绸之路”的考虑，从而进一步提出，以三星堆青铜像为代表的文化是在蜀国自身青铜冶铸技术的基础上吸收了近东文明因素形成的，近东西亚文明传入四川地区的传播途径，不是通过中亚和中国西北地区，而是通过南亚和中国西南地区的。

可以说，三星堆的发现，是真正颠复性的，它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的社会发展史、冶金史、畜牧农耕史、艺术史、文化史、军事史和×史。许多约定俗成的观念都必须改变。比如：中国的青铜时代，过去一向是从商朝算起，也就是3000多年。河南安阳出土的中国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铜方鼎是最典型的代表，然而"三星堆"千多件的青铜文物，其数量，质量(高超铸造工艺)都说明，早在夏朝之前700年，就已进入到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

大约距今5000年前，古巴比伦人便开始铸造青铜器，提前迈入了青铜文明，而这时候的古埃及、古印度乃至中国还尚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千年以后，古巴比伦人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如同森林大火一样散布到其它国家，几乎引燃整个世界，近水楼台的古埃及人、古印度人最早得到真传。从古埃及第十二王朝开始，古埃及的艺术家获得了铸造青铜艺术品的权利。几百年后，古巴比伦的青铜铸造技术又被古埃及人传播到了古希腊，我们现在看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的青铜雕像，大抵会有如下发现：首先是他们的主题和内容，神话传说和国王题材是这几大青铜文明之间永恒的主题;其次是锻造技术上，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人主要采用捶打技术，在不改变材料质的情况，在模具上敲打压制成型，大抵还只是一种再加工。

这两个内容都可以在三星堆青铜雕像中找到对应的方面。首先是题材，三星堆的一切都似乎是神秘而陌生的，当时的艺术家塑造的是一些巨大并且五官不成比例的面具、具有同一种表情的青铜人头、高大的青铜立人，这些造型和模样，以前谁也没有见过，这让中外考古学家觉得诧异：这到底是来自何方的青铜文明?尤其是高达260.8厘米的青铜大立人，从高度上来说，已经超过了古巴比伦的祭师铜像，古埃及、古印度更是没有青铜雕像可以与之相比。这样的青铜立人的意义不言而喻，3000年前的中国人不但可以铸造大型青铜雕像，而且还可以铸造世界上同时期最大的青铜雕像。

三星堆艺术家喜欢用抽象、变形等方式加重雕像的神秘感和立体感，这些独特的艺术风貌让他们的青铜雕像成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体系。他们精美的青铜器完全可以和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同时期的青铜文明相媲美，惟一不同的是，三星堆是区域文明，而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则是一个个辉煌的文明古国。3000年前中国西南的三星堆文明最终成为中国青铜雕像的代言人，它自成体系无人能解的青铜雕刻内容，成为世界文明悬而未解的谜团，也成为世界青铜文明的至高。

将三星堆文化中不同于中原文明的因素视为西亚文明的因素，以及极端的将三星堆文明的创造者视为以犹太人为主体的人群，目前都还是一种猜想，还缺乏足够的证据。

自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人们陆续在成都平原发掘出一些明显区别于黄河流域的各种文物，尤其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在几个工地偶然出现的大批以青铜器和玉石为主的出土文物，不仅震撼了中国人，而且也震撼了全球考古界。

这些与中国商代并行的3000多年前的文物特点明显有“西方”特点，比如青铜面具大都鼻子高挺、眼睛奇大，最奇特的是那里还发现了一根西方王室常用的金质王杖。一时间猜测四起：这些相貌奇特的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呢?甚至有人说：他们来自外星文明，并且又回到“故乡”去了。

近日，一个叫苏三的网络作者更是把这种观点发展到极致，在她刚出版的一本《三星堆文化大猜想》的书中，她提出这样的观点。三星堆主要属于犹太文明，并且得出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结论：来到中国的以色列人主要构成了中国的夏、商、周，中国人是这些犹太人的后裔。

事实果真如此吗?记者专程采访了对三星堆有深入研究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孙华教授。

争论一：三星堆属于外来文明还是本土文明

关于三星堆遗址，历来说法不一，许多人认为三星堆文明决非内生，它属于外来文明。苏三所持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思路。她认为，三星堆文明来源是“西方”，具体而言，这个文明的创造者主体为红海沿岸古闪族人，以及沿途的伊朗人和印度人。他们来华的路线不是北方的丝绸之路，最有可能选取的是南丝绸海路。

三星堆闪族人的迁徙有可能是一次性完成，也可能是数次积累。迁徙的时间大约发生在4千年之前为多，最迟不会超过公元前5世纪。这个外来文明的独立特征逐渐衰亡恰好在中国文字出现前后，所以在中国现有的史料中看不到对于他们根源的准确记载也是合理的。

那么三星堆是否属于外来文明呢?孙华教授认为，三星堆文明有它自己本身的传承，在三星堆以前，四川成都平原有像三星堆一样的文化遗址九座，三星堆只不过是其中之一。三星堆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确实加入了一些和以前文化不一样的新的东西。但从目前的情况来说，还看不出外来的痕迹。

从大型的青铜器和祭祀器皿来看，主要还是来自中原的夏商。用玉和用金是中西文化之间的最大差异。三星堆出土的玉器远远比西方发现的要好。黄金器只是发现了极少的一部分，比如说，贴在脸上的金箔，另外一个是金杖，都是比较小的器物。像西方发现的比较发达的黄金器皿都没有发现。三星堆发现的文物主要仍偏重于玉石系统，是东方传统，不是西方传统，它仍然属于中国的玉石文化圈。

从三星堆的建筑来说，不管从建筑的形状，还是建筑的材料来说，都没有西方的传统。这些建筑的遗迹是当地的传统加上长江中游这一带的传统构成，比如说它的夯土技术、土木结构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还有，从它日常使用的器物，比如像陶器系统看，一部分是从当地史前文化蜕变过来的;另外一部分是从它的东面，即从夏人那里传入的，像一些铜盒和铜杯。

再则，从发掘的器皿的装饰纹样来看，虽然它们的纹样很有特点(比如说兽面纹)，但这些纹饰在中原文化圈里都能找到它的联系。

所以，孙教授认为，三星堆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联系，远远大于其它任何文化的联系。它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本土文化，即本地就有源缘(土著文化过渡而来的);另一个是中原文化传入的，即长江流域，也包括东亚，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始终的。

那么，三星堆有没有其它文化的东西呢?不能说一点也没有。比如说海贝，海贝来源于沿海，但它们到底是从西南直接传入，还是通过其他地区转送了一下(比如从长江中下游地区，就像中原的海贝一样)再传入，现在还不好说。

争论二：悬棺葬俗、石头崇拜和出土文物能否作为证据

苏三认为三星堆主要属于犹太文明，其中几个重要证据是：在三星堆几个大型祭祀场所，都有摆放石子的习惯，并且这些石子相当于祖先牌位;另外，悬棺同样多出现在四川以及其他长江流域这一现象。世界上只有犹太民族既有悬棺葬俗同时又有石头崇拜的传统。而且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和黄金权杖推断，都和西方人有关。

孙华教授认为，三星堆文化存在的时间应当在夏代后期至商代后期，大概在公元前1800年至前1200年之间，但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悬棺不是在四川，而是在武夷山，这些悬棺被摆放在悬崖上的山洞里，也叫崖棺。从年代上判断是商代的。

四川发现的悬棺年代最早的是战国时期的，其次是汉代的。主要分布在三峡地区，四川西南的悬棺是元明时期的。从地理位置来看，越往西年代越晚。

在整个成都平原，除了三峡之外，还没有发现悬棺。在成都平原西北部，岷江流域发现的是石棺杖，而石棺杖在西藏高原东麓，沿着这个大的传播带一直向东部，到中国的东北地区。三星堆还没有发现有悬棺的葬俗。

关于摆放石子的习惯和石头崇拜，孙华认为，羌族就有这一传统，而在三星堆却看不出摆放石子的习惯。石头崇拜在四川是比三星堆更晚的蜀人，文献记载，战国时代的蜀人有石子崇拜。整个三星堆遗址根本就看不出石头崇拜的痕迹，而且连一个石头建筑都没有看到，有的只是玉石崇拜，而玉石崇拜则明显来源于长江流域东边的三个玉石文化圈。

至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有人认为不像蒙古人种，但孙华说，他也不像欧罗巴人种。这些面具鼻子那么宽，眼睛那么大，脖子那么长，他们不像现在所属的任何人种。他们本身就不是一种写实的手法表述的，可能只是一种艺术的夸张而已。

关于那支让许多人浮想联翩金质王杖，孙华认为它是不是杖，现在也不能肯定。这个器物出土的时候不是直的，而是一个圈。那么它是一条带子还是一个杖，现在还不能肯定。而且就中国自身的传统来说，当时有权力的人也会拿着杖。所以根据这个去和西亚进行联系，是比较牵强的。

争论三：东周之前中西是否已经开始联系

苏三认为，人类最早的自然迁徙总是向着东方，其根本动力就是原始的太阳崇拜。起源于中东的人类文明不停地向着东方太阳的方向一路走去，而文明则随着迁徙播撒了一圈。

具体到中国文明，苏三是这样分析的：在所罗门时代，她一共娶了4个妻子、生了12个儿子，其中一个叫“犹大”的儿子就是今天犹太人的祖先，但是其余10个儿子却离奇失踪。所以今天的犹太人不能作为古代以色列人的整体代表来看待，其他10个支系中完全有可能有黄种人。

耐人寻味的是，苏三关于三星堆属于古犹太人的猜想，也呼应了此前美国历史学家沃尔夫的一个观点。据悉，1969年沃尔夫在考证完阿富汗与印度的一些古犹太人遗址后就推测在史学上曾经被认为消失了的一批古犹太人很可能去了中国。

而另外一些关于萨满教的研究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苏三的假说。萨满教是人类产生文字之前就存在的原始×，而新近的一些研究表明，它在东北亚的传播路线与苏三猜想的文明传播通道也暗相符合，即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一个“中转地”，特别是在大航海时代之前，中国是中东文明与美洲之间的惟一“中转地”，并途经东北亚的白令海峡进入美洲。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苏三认为中国人跟犹太人同源。而那些迁徙到中国的古犹太人，“他们就是创造三星堆文明的闪族人，” 苏三认为，这些来到中国的以色列人主要构成了中国的夏、商、周文化，而且他们是群体迁徙，中国最早的朝代夏朝很可能就是由迁徙到中国的闪族人部落形成的，并且这些朝代也很可能与中东母国曾经保持着神秘的联系。而这种关系的动摇出现在东周，中国人彻底摆脱中东的控制是在战国时期。其主要研究结论为：

夏朝：公元前2070年开始的中国夏朝为《圣经》中希伯来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后妃夏甲(Hagar)所建。夏甲的身份符合“夏后”朝的概念。西方公认亚伯拉罕生活的时间也恰好在大约4000年前这个时段。另外，夏后朝的国姓为“姒”，是“妾妃”的含义，合乎夏甲的身份。《圣经》中也记载了夏甲和儿子去到东方建立国家的事实，留在中东的是正妻撒拉和他们的孩子。

殷(商)：此朝根源来自亚伯拉罕的孙子以扫(Esau)。时间大约在3900年前。《圣经》告诉我们：以扫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色”，“殷”的汉字含义正是“红色”。中国甲骨卜辞中“殷”字常做“衣”，故而“以扫”的读音“Esau”实际上也就是“衣扫”或“殷扫”(“殷”很可能古代曾经读“yi”)。另外，据《圣经》记载以扫的妻子名叫“Judith”，实际上她很可能就是中国的商朝之母“简狄”，发音基本一致，两个声母一模一样,并且他们最终到达了美洲;。他们的第14代孙“汤”在1600年建立了殷商。《圣经》中同时记载以扫还迎娶了夏甲的孙女为妻，这是一种实质上的政治联姻，也说明了夏商之间的多重族源关系。

周朝：“周”就是“Jew”(犹太人)，其建立者之一为以色列12支系之一：“但(dan)家族”，也就是周公旦的家族。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即为以扫的双胞胎弟弟。周的时间理应在殷商之后，这符合以色列的历史记载，并且商周之间有族源关系。

但是，今天为什么没有看到关于他们的文字记载呢?“在距今大约2000年前的秦代，历史上有过一次著名的‘焚书坑儒’。焚书坑儒，正好造就了一个文明断代。在这个文明断代中，中华文明的起源永远成了一个谜。”据此，苏三认为，在中国现有史料中，看不到对于中华文明根源的准确记载也是合理的，但这个外来文明的独立特征也由此逐渐衰亡，中国人自己的文字则开始出现了。

孙华认为，以上的这些说法是一种“完全不尊重史学传统的瞎猜”，这种只根据一个名称的相似就推断二者之间一定存在联系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他指出，夏商周三个朝代的来源都不相同。说中西文化在东周之前就存在联系，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猜想而已。

孙华说，夏起源于我国东部的本土地区，夏文化崛起明显是吸收了周围龙山时代好几个文化的成就。商起源于东方，而周则起源于西部陕西甘肃一带。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三个文化根本不是同一支人。

在东周之前，从现在的考古发掘来看，中西文化是隔绝的。中亚和西亚文化深深影响中原地区恰恰是在东周时期。东周时期，由于北方草原民族的形成，由于北方民族的大迁徙，通过这些北方游牧民族作为中介，带来了中亚和西亚的一些技术和文化，技术方面像制蜡、冶铁术都是从东周时传入的。另外，文化方面，比如北方草原民族的一些装饰品、一些野兽纹的图案都在那时才开始出现。

三星堆的七大“千古之谜”

三星堆遗址及其出土文物的许多重大学术问题，至今仍是难以破译的千古之谜。虽然专家学者对其中“七大千古之谜”争论不休，但终因无确凿证据而成为悬案。

第一谜，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目前有其来源与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有关、与川东鄂西史前文化有关、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关等看法，即人们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彼此融合的产物，是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但究竟来自何方?

第二谜，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为何?目前有氐羌说、濮人说、巴人说、东夷说、越人说等不同看法。多数学者认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三星堆关系密切，其主体居民可能是来自川西北及岷江上游的氐羌系。

第三谜，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形态如何?三星堆古蜀国是一个附属于中原王朝的部落军事联盟，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已建立起统一王朝的早期国家?其×形态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还是神灵崇拜?或是兼而有之?

第四谜，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是蜀地独自产生发展起来的，还是受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或西亚、东南亚等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

第五谜，三星堆古蜀国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

第六谜，出土上千件文物的两个坑属何年代及什么性质?年代争论有商代说、商末周初说、西周说、春秋战国说等，性质有祭祀坑、墓葬陪葬坑、器物坑等不同看法。

第七谜，晚期蜀文化的重大之谜“巴蜀图语”。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等器物上的符号是文字?是族徽?是图画?还是某种×符号?可以说，如果解开“巴蜀图语”之谜，将极大地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

华夏文明背后的苏美尔密码

猜想:一支古老的黄种人族群曾经建立了3个伟大文明：两河，印度河，黄河文明。

一、人种

苏美尔人建立的苏美尔文明是整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最早，同时也是全世界最早产生的文明。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知道古苏美尔人的来历。他们称自己为“黑头人”，来自于东方高原，讲一种与该地区闪族部落语言不相干的奇怪语言。如何解释这一神秘文化在如此极端环境下成功创造了文明的所有“核心成分”? 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的待解谜团之一。

苏美尔人是何人种至今无人能够确定，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都猜测过他们是黄种人，而最古老的印度文明遗址——哈拉巴遗址位于印度河流域，没有确切证据证明他们属于哪个民族、哪个人种，所以就猜测它属于印度南部的土著达罗毗涂人。以上两个文明所属的种族未定，但是他们都座落于黄种人从非洲走向亚洲的迁移带上。黄种人先于白种人从非洲走出，这一时期从欧亚大陆的东半部从西亚到中亚、印度、到中国都是黄种人部落区域。之后受到白种人部落的不断侵袭，黄种人部落的范围慢慢缩小到欧亚大陆的东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形成了欧亚大陆上今天这个面貌。

我们今天知道开创黄河流域华夏文明的华夏族人是黄种人，但以上两大失落的文明也很可能是黄种人开创的，并且同华夏文明是一脉相承。

一、土砖对石块。

现代考古资料证明苏美尔人，他们的建筑使用的是砖。遗憾的是，苏美尔文明的残迹同古埃及相比极为稀少。苏美尔人用泥砖和木料建造房屋，因此除了地基之外，他们的建筑几乎没有遗存。虽然在乌尔出土了早期王朝时期一些陪葬丰富的坟墓——形制为地下拱顶墓室，但苏美尔人并不象埃及人那样关心来世——这一切和中国的现状非常像，残存的古迹非常少，考古主要靠墓葬。苏美尔最著名的建筑是《圣经》上讲到的巴别塔，如今已不复存在。早的多的一座吉库拉塔建于公元前3000年略早，比第一座金字塔还早几百年，它却在苏美尔地区乌鲁克(《圣经》中称之为以力)的瓦尔卡幸存下来。土堆的斜坡通过砌筑砖石得以加固，高达12.19米。其上的台阶与坡道通向平台，平台上座落着被称为白庙的圣堂，因其外墙砌以白砖而得名。

最古老的印度文明遗址，哈拉巴文明遗址位于印度河流域，没有确切证据证明他们属于哪个民族、哪个人种，所以就猜测它属于印度土著达罗毗荼人。哈拉巴遗址也是砖结构，位于印度河流域的马享佐达摩建于4500年前，城市建设经过事先的规划、设计，布局严整，呈长方形棋盘格状——想一想西安城的布局。市区有四通八达的街道，东西走向和南北走向的各宽8到10英尺，居民住房家家有井和庭院，房屋的建材是烧制过的砖块，室内有管道设备。 这一古老文明是如何在数千年创造这一复杂的城市，所有的一切又是出自何人的规划?也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的待解谜团之一。

中国的城市建立得很早，夏朝就有大规模的城市(河南二里头遗址);中国人的古老建筑特点也是以砖木结构为主，中国人很早就会烧制砖头，有秦砖汉瓦之说。

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都属于白种人建立的文明其建筑都是巨石结构，从英国原始的巨石阵，到埃及的金字塔，从古希腊的神殿到西欧地区有堡垒的村庄都是用石头建筑。苏美尔文明和巴哈马文明显然不属于此类巨石文化。这几个古老文明都与白种人的巨石房屋结构有很大的区别。显然远古的黄种人部落和白种人部落分为两种技术阵营，巨石文化属于白种人，砖木文化属于黄种人阵营。

约在公元前2300多年时，游牧的塞姆族人从西部叙利亚草原地区东迁至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地区，在两河流域留下了西亚地区最早的大石遗迹，如在底格里斯河岸发现的“胜利石柱”和方锥体大石碑，其上刻有人物形象和“阿卡德文字”。

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亚地区出现了以巨大的石圆圈、列石、“鹿石”等为代表的大石建筑，其性质主要是作为墓葬的附属建筑或“用石块砌成象征太阳神的圆圈”，这些遗迹基本上集中分布于从咸海东岸高地到西伯利亚及蒙古人民共和国东北部的广大地区。

巨石文化向欧亚大陆东半部的扩展同白种人部落的东进是同步推进的。

二、象形文字对字母文字。

苏美尔人发明了人类最早的象形文字——楔形文字，而哈拉巴遗址发现的文字符号有500余个，也是象形的、以及用方、圆等几何图案组成的，一般认为属于达罗毗涂语族，至今尚未成功释读(或许是方向错误)。而古中国也使用象形文字——甲骨文。这些都与以后由白种人腓尼基人创造的字母文字分属于两大类别。

黄种人主要使用表意的象形文字，今天的中国汉字还将继续使用许多许多年，为什么苏美尔人离开中东地区以后，后来的白种人放弃了使用苏美尔人的象形文字?要知道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最为古老，而古老文化的惯性与同化力是很强的，结果反而是由中东地区以后出现的白种人，古老的腓尼基人创造出字母文字，并由欧洲的白种人古希腊人不断完善，再以后由古罗马人加以推广，才形成了今天的白种人国家普遍使用的拼音文字?

这主要是人种的更替，苏美尔人与白种人不同种，苏美尔人不是白种人，苏美尔人的语言和思维方式与白种人区别很大，文化相对落后的白种人无法用当时先进的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来充分表达自己的语言，所以他们借助了苏美尔人的字母另外创造一种表示语音的语言符号，来表达和记录白种人自己的语言。

中国人的甲骨文与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是同一类型，甚为接近。生活在苏美尔人身边的白种人拒绝使用苏美尔人的象形文字，而生活在遥远东亚地区黄河流域的中国人却使用与苏美尔人同样的象形文字，为什么?这或许也说明了苏美尔人与中国人的某种渊源。

中国的甲骨文字，迄今已发现3000多个，已考释出来的占半数左右。甲骨文不但有象形字，也有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假借字。它的字形自成体系，是比较成熟而系统的文字了。这表明，我国的汉字发展到甲骨文阶段，已经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了。

三、消失或转移。

苏美尔文明的历史优久且神秘，苏美尔人主要有12个城市国家互相争霸称雄，年年征战不休，他们的兵力保持达数个世纪之久，这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非常相象。苏美尔人之间相互征服，但他们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确实没有被任何异族征服过。

但在公元前6000年建立在5000年前左右，外来的闪米特人(白种人)征服了苏美尔人。公元前2750年萨尔贡把闪米特人联合起来，征服了苏美尔人。一部分被征服的苏美尔人留下来与闪米特人建立了阿卡德帝国，在4000年前左右，又建立了著名的巴比伦王国;巴比伦文明虽然继承了一部分苏美尔文明，但也不完全同于苏美尔文明，独特的苏美尔文明在两河流域永久消失了。而另外一部分苏美尔人悄悄的离开了两河流域，下落不明。而恰恰在此不久公元前2000年以前，第三青铜期时代的文明在印度河所泛滥过的平原上兴起，考古发掘仅能证明这一文明的伟大。他们的文明被不识字的蛮族的入侵摧毁了，一切都像迷一样。

但是苏美尔人经商的一些遗迹，也许是他们居留地的一些遗迹，曾在印度西北部发现，虽然苏美尔人究竟是从陆地还是从海上到达印度的，直到现在还没有定论。大概是从海上去的。但是苏美尔人在种族和文化方面很有可能与当时居住在恒河流域的民族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哈拉巴文明同样也来得突然，去得更突然，以致日后印度文献对它只字不提。多数学者认为是雅利安人入侵所至。哈拉巴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年至前1750年。后来的印度历史从吠陀时代开始才有文献记录，部分原因是，雅利安人迁入印度后，过了大约1000年才有文字体系。

而在哈拉巴文明消失不久，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中国青铜文明的商王朝开始了，很有可能一部分遭受外来入侵的哈拉巴人(苏美尔人)迁移了过来，刺激了中国文明的蒙发，就像前面所说商人所使用的甲骨文是一种成熟了的文字，之前己经发展了相当长的时期。现在多数文献和考古发现都支持中国人来自西方的某地，如甘肃、昆仑等说法偏多。而早期华夏族人的饰物和田玉出产于昆仑山，后遍布中原大地，或许是苏美尔人从印度河流域沿昆仑山脉到达黄河流域的证据。

四、结论

黄种人最早从非洲走出，这一时期从欧亚大陆的东半部从西亚到中亚、印度、到中国都是黄种人部落区域。到白种人部落的入侵，黄种人的范围慢慢缩小到欧亚大陆的东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

黄种人创立了远古时代最早的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以及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和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并非是由印度南部的土著人创立，而是从苏美尔文明到华夏文明之间的一个中转文明。

在两河流域闪米特人(白种人)击败了苏美尔人(黄种人)以后，在两河流域建立了巴比伦王国，以后的入侵连续不断：有赫梯人，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突厥人(都是白种人)，直到近代才稳定下来。

在印度河流域，先后遭受雅利安人、波斯人、希腊人。马其顿人、安息人、塞种人和大月氏人的人侵形成了今天的人种博物馆。

也许创造人类最古老文明的黄种人曾经生活在中东地区，后来被不断侵入的白种人干扰而迁徙到了印度河流域，最后到达了安静优美的东亚地区黄河流域?

苏美尔人，其神祇数量众多，国有国神，城有城神，家有家神，人们的每项活动，基本上都与神有关。在苏美尔人的观念中，连空气中都充满了神!除守护神外，家有家神，门有门神，灶有灶神。总之，凡是人们想象所能及者，都有神祇可供崇拜。这与今天中国民间的神祗概念特征一至。一个人童年打下的印记会伴随其一生。

当然以上的这些还只是个推测，但我们也没有必要一定要把华夏族的来源和中国文明的起源局限于某此地域之内。在我看来关于华夏先祖是外来的、还是土生的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传承和发展文明的永远是民族，是人而不是土地。

世界文明同源说

石破天惊 耶稣是中国人死在吉林?

http://culture.ifeng.com/abroad/200812/1216_4088_923778.shtml

中国著名《山海经》权威、吉林学者宫玉海教授对《山海经》等古籍进行了多年的认真研究和考证后，最近提出一个堪称“石破天惊”的新说:耶稣并非只是×或神话的人物，而是实有其人:他就是中国上古时期“五帝”之一的颛顼;他死而“复活”后，回到了中国(西方学者有人认为他回到东方的印度);其墓葬则在吉林省扶余县!而×上的耶稣则是以颛顼为原型重新塑造的。颛顼帝乘龙至四海。

历史上是否真有耶稣其人，因史料不足，众说纷纭，世界上至今没有一致看法，成为世界未解之谜。宫玉海说:“西方有一种说法:‘×上的基督，历史上的耶稣’。其实应改为:×上的耶稣，历史上的颛顼。”这一新说，对揭开这个谜带来了希望之光!宫先生的这一观点发表在《〈山海经〉与中国文化论文集》(第三辑)中，并在不久前在东北举行的一个山海经国际学术探讨会上引起轰动。

◎宫玉海和“天下第一奇书”

出生于松花江畔吉林市、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宫玉海，1989年离休前任长春光机学院副研究员，后又被聘为教授。他是中国作协吉林分会会员和筹建中的中国《山海经》研究会会长。离休后宫先生“十年读一经”，独辟蹊径，从语言民族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来考证《山海经》，终于有所获。“耶稣原型即颛顼”，就是他在钻研此书时发现的。

《山海经》是我国一部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的珍贵古籍。由于成书年代久远，语言简练而晦涩，加上语言、环境的变化，十分难读难懂，致使该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被誉为“中国第一奇书”。汉、唐以来，甚至把它列入神话、传说、小说、异闻之类，常使研究者望而却步，一读三叹。

深入研究后，宫玉海认为，《山海经》并非神话而是“信史”，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志书”，其中包含珍贵的世界古代文化史料，堪称一本难得的“博物志”。他认为，该书是中国上古时代黄帝等几任统治者先后派人去世界“六大洲”考查后所形成的“调查报告”，大约成书于四千多年前。

为此，宫教授运用语言学并结合当代考古实证，把对《山海经》的破译与解开世界文化之谜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在研究上有重大突破。如他最早提出的“印第安人是中国人后裔”、“现代人类发源于中国”、“古代中华文化为世界文化的中心”、“世界三大×皆起源于中国”、“伊甸园在中国云南”等一系列新观点，在国内外引起不小的轰动，其中一些已被考古新发现和有关学科研究成果所证实。

宫先生认为，上古世界本是浑然一体，正如《书经》所说的“普天下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夏以前的上古时代，即距今四五千年到一万年前，只有家族与氏族，还没有形成“国”和“民族”等概念。“国”的含义与今不同，开始是“地域”，后来是“诸侯领地”。

上古人类并不愚昧穷苦，不像摩根以现代原始村落为依据所描绘的那样，而是生活在自然物产丰富的优越环境之中，因此才能“百乐歌舞”，创造出高度的文明。人类不仅有过共同的语言，还出于共同的“根”:现在人类大多是伏羲、女娲、神农、轩辕的后代。古代的中央帝国曾是全世界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中心，宏伟的巨石文化、辉煌的金字塔、神秘的古希腊文化、印第安文化，都与中华文化密切相关，气息相连……

最近，由海峡两岸史学家联名发起的“重写中华古史”的倡议，得到了海内外一百多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热烈响应与广泛支持。他们认为，过去习以为常的“中华五千年文明”说法和历史事实不尽相符，“中华文明史应追溯到万年前”。这在某种意义上，对宫玉海的上述说法也是一种印证。

◎颛顼出生地点和耶稣一致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宫玉海认为，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上古历史的真实反映，“三皇五帝”都是中华文明史中的著名的领袖人物。他说，“三皇”就是“天皇”(伏羲氏)、“地皇”(炎帝神农氏)、“人皇”(黄帝轩辕氏)。

而“五帝”则指少昊、颛顼、喾、尧、舜五人。“五帝”之后，以治水闻名的大禹开始称王，之后又有汤王、周王，后世共称“三王”。

宫教授说，×的创始人耶稣的原型，乃是“五帝”中顺序排第二的颛顼(音“专须”，又读“瑞须”)。他是轩辕黄帝之孙，少昊之侄儿，其父是“降居弱水”的昌意。

史书说:(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曰昌仆，是为女枢，……生帝(指颛顼)于若水”。宫玉海说，根据专家研究，“若水”即为“西方之水”(如《山海经》和其它古籍所载:“若木”即“西方之木”)。由此可见颛顼生于西方。后来他的领地封在扶余，为高阳之国，方圆三百里。这和×所称耶稣生于巴勒斯坦的伯利恒是一致或至少相似的。

◎语言学上的证据:颛顼即耶稣

宫玉海说，语言是考古的活化石。从古代语言学的角度看，颛顼和耶稣其实是同一个名字。

一方面，根据古汉语中“四通”之法，“颛顼”又读作“瑞须”;而“书”、“稣”也读作“须”;所以“颛顼”又可读作“瑞稣”。另一方面，“耶稣”在古希腊文中为Jesous，翻译成汉语为“约书亚”。宫先生在“中华文化中心说”中论证古希腊是颛顼之子“伯鲧”的封地，所以伯鲧和其后代对先王颛顼尊称为“颛顼爷”，也是很自然的。

如人们现在仍尊称“开天劈地”的盘古为“盘王爷”，尊称关羽为“关老爷”。在古音中，“亚”、“爷”读音相通。如伯鲧的儿子是治水的大禹，他生于西方(古希腊)，封地在山东。现在的山东方言中仍称“读书”为“读须”。所以“颛顼爷”与“约书亚”其实是一回事。因此，从古代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古希腊语中的“约书亚”(耶稣)其实就是颛顼。

按照上古时代“一昭(东方)一穆(西方)”、“一幽(北方)一明(南方)”的培养、选拔接班人的原则，少昊(居东方)之后，应由其弟、居西方的昌意的大儿子颛顼接任帝王位。据宫玉海分析，因为同居西方的古罗马人是黄帝重孙子，他们认为有权接班，所以千方百计不让颛顼接班，采取了“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漏网一个”的极端措施，把当地与颛顼同时出生的婴儿全部杀死。

但颛顼被人们藏匿起来而获救，他因此得名颛顼。后来的×中耶稣的故事，很可能就是以这段历史为原型的。“颛顼”与“拽恤”同音，也有“拯救”之意，但他并不是“救世主”，而是“被拯救”的意思。

◎犹太人根在中国西北

据宫教授研究，不仅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和中华文化同宗同源，而且犹太人本身就是从中国迁走的，犹太文化因此上和中华文化也是相通的，可称“近亲”。西方的世界史专家也认为犹太民族是东方民族，他们经过几个世纪的西迁，于前11世纪从两河流域迁到中东，并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以色列犹太国”，但该民族在此之前来源不祥，但承认他们是东方民族。

宫教授研究发现，犹太人的起源在中国，应在中国寻根。他们是炎帝神农氏之后，姜姓，封于邰(今陕西省武功县一带)，所以号“有邰氏”(“犹太”即是“有邰”)。其地应在今河南偃师一带。那一带，也是帝喾时的首都，称为“西亳”(音“伯”)。公元前26世纪，尧执政时，舜又把“有邰氏”封到“来 ”(其地在陕西武功一带)。这可能是犹太人又自称“西伯来”(即“西亳来 ”人)的原因吧?

“这一家族于公元前15至14世纪(夏代)开始西迁，经过几个世纪，于公元前11世纪达到中东。这和世界史上所记载的犹太民族西迁在时间上也基本吻合。

国内也有许多学者把中华文化和犹太文化做了比较，也发现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也为犹太人来源于上古中国提供了一个佐证。例如，从×信仰上看，人信仰上帝耶和华;而中国人特别是在帝喾时代，对上帝的崇拜是特别虔诚的。“上帝”一词，在我国古已有之，而且是上古人民崇拜的神。帝喾的“喾”字，古读go，与英语的中的god(上帝、圣人)相同。

古籍《纲鉴易知录》中讲到喾时，说他:“帝普施利物，不私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意，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其色郁郁，其德巍巍。其动也时，其服也士。帝既执中，而偏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服从。”这俨然是上帝的化身，耶稣的形象。由此可知，在上古时代，犹太人的信仰其实和中国人的信仰基本上是一致的。

◎颛顼死而复活与耶稣复活故事一致

宫玉海说，“死而复活”在事情，颛顼与耶稣身上都曾发生过。而据考证，在世界历史上，“死而复活”的著名人物只有颛顼;×史上也只有耶稣一人。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么?《山海经。大荒西经》里这样记载:“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稣。”

宫先生解释说，“风道北来”是说传教者从北方而来(当指颛顼)。“天乃大水泉”，“天”即“天方”，指西方。上古时中国人的方位称呼是:西方为“天方”(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天方夜谭》里的天方，即是西方)，东方为“人方”;北方为“鬼方”;南方为“兽方”。

“泉”指源泉。这两句话说的正是《圣经》中所说的大洪水的故事，是说洪水是从西方发源的。“蛇乃化为鱼”，是指当地居民由蛇图腾转化为美人鱼图腾。“鱼妇”按古音与“以埽”相通，“以埽”即以色列:“鱼妇”也可以看成是美人鱼。我国长江中就有“美人鱼”(《梦溪笔谈》等古书记载)，而美人鱼图腾是波兰人(即古籍中的“亳人”)的图腾，犹太人也来自于“亳”，所以很可能也是以美人鱼为图腾的。这句话是说犹太人从东方西迁之后，统一为以色列国，并由蛇图腾转变为美人鱼图腾。最后一句则指颛顼“死而复活”无疑。宫教授说，《大荒西经》记载的地点在现今中国西部更远的地方。

这一段话语言虽简练，但所记述的内容明显是西方也就是中东地区的一段历史。因为“颛顼复活”应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所以很可能当时就已成为人们庆祝的一个盛大节日──复活节。对如此重大的事件，作为上古博物志的《山海经》一书有所记载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后来×中的“复活节”则很可能是以此为蓝本。

◎耶稣并不是基督耶稣教非×

据宫玉海介绍，按玛雅历(玛雅人为古中国×)及《外纪》等中国古籍的记载，黄帝应生于5120年前(公元前3113年)，10岁有国(封地)，寿命110岁。其子少昊在位84年，应为94岁以上:“颛顼十岁佐少昊”，20岁继帝位，在位78年，享年97岁。

以此来推断，颛顼应生于4946年前，卒于4849年前。也就是说，他生于公元前2948年。宫先生认为，生于西方的颛顼，10岁到东方建立了自己领地，20岁继帝位，30岁又往西方传教。

人们所熟知的耶稣出生日期是公元元年，有人不禁会问:既然耶稣的原型是颛顼，但他为什么与颛顼在时间上相差了近三千年?宫先生解释说，要搞清这个问题，先要弄明白:×并非真正的耶稣教。耶稣是创立耶稣教(颛顼教)的人，也就是颛顼;而基督则是一位名叫“叔达”的传教士。后世的×是在继承古代耶稣教的基础上，进行重新改造形成的。

他说，上古时代，政教合一，最高统治者也是天下教主，当然要负责创立×文化、派人传教的工作。据中国古书记载:“舜举十六族”，“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正因为政教合一，所以不能把“总揆百事”(管理行政事物)和“布五教于四方”(到各地进行传教)截然分开。

据记载，高阳氏的“才子”八人中，有一人名叔达(又写作叔得、季达、子都)就曾在世界许多地方留下足迹。宫先生说，他就是“基督”。因为“叔得”之“叔”古读为“基”，“得”也读“督”:“叔得”也就是基督。“子都”的含义是“有德行的美男子”。

他还说，后人可能是为了“世济其美，不陨其名”，才在修建“九丘”以为崇敬和纪念。在这里已发现了古代留下的七座金字塔(按《山海经》中的记载，应有九座金字塔即“九丘”)，其中之一的“叔得之丘”，就是为了纪念叔得(基督)而建。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名字也来源于基督(叔达)，这是印第安人带去的;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港口高七十多米的石像也是为纪念他而建。

另外，西方把基督奉为新教的创始人，并且认为基督是一位“有德行的美男子”，也和中国古代所标榜的“子都”的内容也是一致的。其实在西方，耶稣的存在与否及生卒年也没有搞清。公元一年左右，在×革新的浪潮中，耶稣教改为×(是为新教)。宫玉海说，为适应世俗需要，×改革者在对旧的教义做了大幅度修改的同时，并把2900多年前的往事拉到近前，此举为了抓住人们“事情发生的年代越近就越可信”的心理，“新瓶装旧酒”，重新定义、重新解释了古耶稣教即“颛顼之教”的教义。

◎扶余──颛顼之领地和归宿

《山海经》中有三处提到颛顼葬于扶余。《大荒北经》说:“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九嫔葬焉。”《海外北经》说:“务隅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海内东经》也说:“鲋鱼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四蛇卫之。”

宫玉海认为，上述说法应是比较可信的。他说书中多处提到的“附禺”、“鲋鱼”、“务隅”、“凫余”之山，就在吉林省扶余县境内，其南北皆有松花江(北江为松花江干流，南为第二松花江)，北有长春岭，从地形上看就像一条大鱼。他说，这个地名是从记音和记形两方面而来:因为它在松花江的拐弯处，因此叫“附禺”;它的地形像一条鱼，渔猎氏族把它叫“鲋鱼”;鸟氏家族又把它叫“凫余”。

他介绍说，上古时代实行氏族分工负责制，扶余人原是伏羲氏的一个家族，被派到今黑龙江以北作“冬官”，即是“黑龙氏”(黑龙江就是因此而得名的)。后来，这个家族不愿意在这个寒冷的地方生活，私自违抗帝命，南迁到扶余县境内的松花江以南地区。为了表示告别冬天，他们过了松花江就把一道山岭命名为“长春岭”，又在其西方修筑了“长春城”居住。由于是“叛逆家族”，后来的扶余人老者仍自称“古之亡(逃亡之意)人也”。这个家族离开后，统治者又把“华渚人”派到了黑龙江流域及北极圈内，即今之赫哲人和爱斯基摩人。

上古时代，伏羲氏定下了培养、选拔接班人的原则“一昭(东方)一穆(西方)”、“一幽(北方)一明(南方)”，即生于东方者必须封于西方，上一代住南则下一代住北，反之亦然。此举当是为了不断加强中央帝国对世界的了解和管理。直到周代，统治者还遵守这个规矩，如昭王生于东，穆王生于西，是典型的“一昭一穆”。

按照这个规矩，生于西方分颛顼必须到东方来建自己的领地。中国许多史书都说:“颛顼十岁佐少昊”(少昊是黄帝之子，颛顼之伯父)，“少昊孺帝颛顼”，就说明颛顼十岁时即有领地。宫玉海说，大约4900多年前，颛顼受命到扶余来建国(领地)。这使得一部分扶余人迁到现在长春市一带，他们把地名带到新址，就是“长春堡”(长春市的前身，以此推断，长春历史已有4900多年了)。

另据《扶余县志》和当地考古资料证实，当地发现了五六千年以上的古墓葬群，从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均有文物出土，其中还有黄帝时代的彩陶。但是，由于缺乏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并没有确定出其具体归属。这会不会就是颛顼和扶余人留下的呢?

世界著名神学家、德国的霍尔根。凯斯顿在其《耶稣在印度》一书中坚信:耶稣“复活”之后，经过克什米尔逃到了印度。宫玉海认为，耶稣(颛顼)“复活”后回归东方是可信的，但不是到了印度。因为他“复活”之后最大的可能是回到中国。因此《山海经》中所说颛顼葬在扶余(故国)，也是完全可能、并有迹可寻的。另有一些古籍记载，颛顼死后葬在“濮阳”，传统观点认为是今河南省的濮阳。宫玉海说，“濮阳”应为“濮水之阳(南)”，也就是将扶余地方。因为扶余的北松花江，在《山海经》中原叫“濮水”(有卜奎地名为证)，“濮阳”就是“”濮水之阳(南)“。这和《山海经》中的记载也是一致的。

◎ “圣诞节”应为“众圣之诞”

现在基督徒们所普遍过的12月25日“圣诞节”，到底是不是耶稣诞辰之日呢?

宫玉海教授认为，耶稣(颛顼)的诞辰有可能是在12月25日，但更准确地说，“圣诞节”不仅仅是“颛顼之诞”，更应是“众圣之诞”。据了解，西方对这一天到底是不是耶稣的诞辰之日也还没有搞清楚。我国一些专家则认为，现行的“圣诞日”是后人推定的。

宫先生解释说，按上古时代的习俗，“仲春二月令会男女，是时也，奔者不禁。”在男女相会中，即会有“无夫而生子”(没结婚而怀孕)的现象，而且在当时视为合法。另外，根据古代的优生优育法，男女一般也在仲春二三月间结婚，因为为仲春季节，大地回春，阳气上升;女子怀孕后所生孩子一般智商较高。九个月后，一般在农历十一月前后生子，这段时间是为生育的旺盛时期，古时的圣人就多出生在这段时间里。正因为前后延续一段时间，所以世界各地的“圣诞节”并不统一，而是从11月末到来年1月中旬的都有。

至于给孩子们送礼物的“圣诞老人”原型，宫玉海也有新说:地处北极圈附近的格陵兰人，基本是赫哲人(爱斯基摩人，按古音可读“赫哲”)。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代替扶余人为“冬官”的“华渚人”。现在西方学者也认为“圣诞老人”和白雪公主是格陵兰人，而格陵兰人即是中国古籍中所记载的“丁令人”。

宫玉海说，这些身为“冬官”者规规矩矩听命于中央帝国，在北极圈地区生活。但按规定，每年冬天他们都要赶着驯鹿拉的车，给作为“天下共主”的中央帝国统治者进贡送礼。后来，因为各种条件所限(强大起来的丹麦、英国人等半路打劫)，本该送给中国统治者的礼物截下。后来，这段往事中的格陵兰人逐渐演化成今天专给小朋友送礼物的“圣诞老人”。由于年代久远，“圣诞老人”的故事，中国人已经淡忘了。

苏三：之前我已经出了六本讲“文明同源”的书了，我已经在其他书里基本上将这些问题浅层次地涉及到了。那些同意人类基因同源，即今天的人类都是从非洲出来的现代人，但对文明同源又有疑虑的人，我认为，这没有道理，所以我几乎不想对那些基因科学家们费劲解释了，因为我们想想为什么地球存在了几十亿年，人类也存在至少几万年甚至几百万年，而“文明”只有1万年多一点，而且他们从出现到今天突然呈波纹状地从中东(以及附近)为核心点向全球扩散，看看这些时间与规律，一切就清楚了：这不会是偶然的。不过这样也好，以往可能还有人认为我抄袭或因袭了基因研究的模式，现在看来基因科学家并没有一下子从生物学领域进入“文明”领域，所以无意中证明了他们并非是我的指路人。

我们将“文明”和“文化”特别区分一下就明白了。尽管“文明”与“文化”经常是同义词，但我下面讲的话中它们将不再是同义词。

我所指的“文明同源”，一般不能置换为“文化同源”。牵涉到×、政治、民族、语言等概念在内的“文化体系”，非我所指的“文明体系”——那将人类区分出一般动物的界限与概念。这里的“文明”应该比“文化”高一个级别。我的“文明”在时间与空间的坐标上都更宏观一些。更具体地说，我所指的“文明”是人类最初的物质与精神成就，比如农业文明、青铜文明等等。

“文化”可以是独特的，因为长期的沉淀与(地区)本地化，加之必然的民族化之后，文非常具有个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与文化之间没有交流，比如东西方之间。比如，今天的“东亚文化”有鲜明的地区特点，但今天的“东亚文化”也已经接受了许多“西方文化”的特色。交流是存在的，但因为已有的文化已经沉积深厚，所以想彻底改变也是很难的。但如此独特的“文化”并不影响从源头上他们是从同一个源头发展而来，也就是最初之最初的文明曙光，是同源的，是无差异的。

再说说“文明”。最初的人类“成就”，如何传播就是我真正关心的，也是我一般所谓的同源说的核心。我目前的看法是，最初除了爆发点之外，由于其他每个地区文明都是空白，所以当初的“文明传播”，与后来不同板块之间的“文化交流”，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同一性是可以想象的，就是以时间换空间;而差异是，越远古“文明”越容易被自由传播，起码在思想心理上不会有任何抗拒，“文化传播”就不同了，会遭遇“传统”的抗拒。但后来的好处是，交通工具的先进使传播速度加快了。

简单地说，我认为，最初的农业文明、陶器文明、青铜与铁器文明等，在全球的次第出现是“传播”的结果，不是各地自行的发明。在我以往的书里，还很明确地提出了不同时期内的传播规律：越早越自由;大约国家民族概念产生之后，原始自由时期的传播就结束了，这之后，“文明传播”实际上就与“文化传播”汇为一体了。我当然也不否认每个地区在最初的文明哺育下开始有自己的发明创造，就象给了你一个小小的火种你燃起了一次森林大火一样，最初的火苗虽小，但它实在太重要了，而我强调的就是当初的那个小小的火种(文明)是同源的，尽管后来的森林大火是各处自有风采。

至于说到“全球化”问题，很明显自从人类文明产生之后就是“全球化”的开始，因为基因的研究显示，自从6、7万年前开始，人类从非洲走出来之后就已经走遍了全世界，并且正是他们把微弱的文明之光带到了全世界，人类的脚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人类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交流，尽管有了后来的各种屏障。现在随着认识的相对统一和交通工具的提速，真正意义的“全球化”越来越成为可能;未来的世界在这一概念之下，几乎不能揣测其前景，正如我们一般人不能想象其起源于一点一样。

那些遗憾的“文化”现象，那些狭隘的民族观念等等，实际上都会随着现代化的步伐逐渐因陈旧而被摧毁，不用过于担心他们。至于他们产生的根源，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很清楚是因为“民族”这个概念还正处于它的时髦期。老马说的好，国家是暂时的概念，总有一天会消除的，其他的一切相对落后的东东也都会消除的。那些狭隘封闭的东西，都属于历史过程而已，可以不必过虑，但又必须经过这个时期，所以要有耐心等待他们慢慢“过去”。

人类一直在进化，1万年后，不，1千年，甚至500年后的人们看待今天我们的观念，一定是会非常可笑的。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可合理而从容地看待那些障碍吧，一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