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院与长沙的历史文化

　　岳麓书院，因建于长沙湘江西岸的岳麓山脚下而得名。《方舆胜览》引《荆州记》称“长沙西岸有麓山，盖衡山之足，又名灵麓峰，乃岳山七十二峰之数。自湘西古渡登岸，夹径乔松，泉涧盘绕，诸峰叠秀，下瞰湘江，岳麓寺、道林寺、岳麓书院皆在焉。”岳麓书院正式创办于北宋开宝九年（976年），设有讲堂、斋舍及藏书楼等，为当时四大书院之一。张栻《岳麓书院记》载：“湘西故有藏室，背陵而面壑，木茂而泉洁。为士子肄业之地。始，开宝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创置，以待四方学者”。祥符八年（1015年）周式任山长时，宋真宗诏赐“岳麓书院”匾额，并且颁赐中秘书，“于是书院始闻天下，鼓笥登堂者不绝。” 
　　长沙旧属南楚之地，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民风和“西楚”相类似“其俗剽轻，易发怒”，并且“与闽中、于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隋书》也称：“其人剽悍决裂，颇同扬州。”在中原人看来，楚地长沙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也是恶劣和落后的，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到西汉中期，湖南农业还是“火耕而水耨”，且有“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说法。《史记·屈贾列传》也载：“贾生（贾谊）既已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方舆胜览》引《湖南风土记》称：“长沙卑湿，俗信鬼，好淫祀。”南宋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守道《赠了敬序》谈到二僧办学的用意时说：“念唐末五季湖南偏僻，风化陵夷，习俗暴恶，思见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类”。由此可知，在唐末五代时，长沙仍然被认为是文化发展相对落后，民风剽悍粗蛮的地区。 
　　直到两宋时期，随着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湖湘文化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岳麓书院的创建，也在很大的程度上促进了湖湘文化的发展。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现任院长朱汉民指出：“湖湘文化至少包括两个层次，即思想意识、学术观念、文学艺术、文秘家园信仰等社会意识文化和心理、性格、民风、民俗等社会心理文化。”并且谈到其渊源也有两个“一是南下的中原文化；一是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荆楚文化。”湖湘文化正是这两种特色鲜明的文化重新组合，而产生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湖湘文化具有忧国忧民、实事求是、通变求新、兼容并蓄、敢为人先的优秀精神传统。湖湘文化的精英部分即是湖湘学派，或称湘学。指的是湖南地域中产生的思想学术，包括历代湘人所创造的学术思想，以及外籍学者在湖南所形成、提出的学术思想，其最早源于宋代湖南道州人周敦颐，正式形成于南宋寓居湖南衡山胡安国、胡宏父子。胡宏的弟子张栻，更可称为湖湘学派的一代宗师。正是由于张栻掌教岳麓书院才使得湖湘学派的重心从衡山移到了长沙。长沙再度成为湖南的文化中心，湖湘学派也达到极盛。黄宗羲《宋元学案》中的《岳麓诸儒学案》所称“岳麓巨子”，如胡大时、吴猎、彭龟年、陆九言等都是张栻主持岳麓书院时培养的著名学生。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的“朱张岳麓会讲”更使得岳麓书院名声大震。朱张会讲之后，岳麓书院名声更加远播，元代理学家吴澄在《重建岳麓书院记》中说：“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这一时期的岳麓书院人文荟萃，“一时从游之士，请业问难至千余人，弦诵之声洋溢于衡峰湘水”。 
　　在两宋时期，岳麓书院不仅是湖湘学派的重镇，而且在促进湖湘文化的发展，改变落后民风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北宋文学家王禹偁在《谭州岳麓书院记》中认为，岳麓书院使湖湘之地由过去的荆蛮之地变而成为文雅之乡。称“使里人有必葺之志，学者无将落之忧。谁为潇湘，兹为洙泗；谁为荆蛮，兹为邹鲁。”《方舆胜览》引《王黄州碑》：“潇湘为洙泗，荆湖为邹鲁。”可以说，自两宋岳麓书院创立以后，长沙的历史文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岳麓书院所形成和衍射出来的文化风气的影响。岳麓书院的爱国传统和经世致用的学风既植根于古湖湘文化的广阔沃土，又开创了湖湘文化的新风气。岳麓书院自建成至今虽七次毁于兵厄，然其对长沙历史文化的影响却从未间断。 
　　“道南正脉”是清乾隆八年（1743年），清廷为表彰岳麓书院传播理学的功绩而颁赐乾隆帝御书匾额。指岳麓书院对长沙历史文化中思想意识、学术观念、文学艺术、文秘家园信仰等社会意识文化的重大影响而言；“潇湘洙泗”则指书院在对民风的影响而言。“道南正脉，潇湘洙泗”旨在从一个侧面展现岳麓书院与长沙历史文化演进的关系。“博于问学，明于睿思，笃于务实，志于成人”的岳麓书院文化精神历经千年不衰。岳麓书院已被视为湖湘文化的象征，成为长沙的文化圣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