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茶马古道西行

两年前，我们有机会走了一趟茶马古道，短短的半个多月的日子，对于我们来说却是终生难忘。这是一次由西藏昌都地委、行署、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委、政府、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委、政府，联合举办的藏、川、滇茶马古道考察研究开发活动，我们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大批专家学者、作家，多家电视台、报纸杂志、出版社的记者编辑一道，分别从成都、中甸出发，沿川藏线的名山、泸定、康定、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滇藏线的德钦、盐井、芒康、左贡来到藏东重镇昌都。在昌都进行了三天的考察研讨活动之后，再分南北两路，或从八宿、波密、林芝到拉萨;或经类乌齐、丁青、那曲进拉萨。尽管其中不乏我们较为熟悉的线路和地方，但一路上耳闻目睹的一切──雨雾缭绕的茶园、热气氤氲的温泉、雪山之巅的玛尼堆、身负行囊的朝圣者、碛石滩上的红杜鹃、倾城而出的迎宾礼……仍然在我们心中掀起阵阵波澜。

这是一次激动人心之旅。早在从成都出发前夕，不管是多次进藏进行研究的川大、中大、西南民院的教授学者，还是第一次前去采访的凤凰卫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年轻记者，看到整个行程安排表都不禁喜上眉梢。是啊，沿着过去的茶马古道从成都走到拉萨，总共两千多公里的路程，将跨越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穿行二郎山隧道，翻过海拔高达四五千米的雀儿山、达玛拉山、东达山，领略海螺沟、跑马山、康定情歌、热巴舞的风采，踏足原始森林、高原草甸，追寻旧时马帮生活的痕迹，了解当今茶马商贩的命运，接触不同×、不同×的寺庙、教堂、僧侣，观看风格各异的建筑、民居，等等，等等。随意将注视的眼光投向某个点，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人文景观;无论是做深入的调查研究，还是为经历一次简单的精神洗礼，都会让人梦绕魂牵。

一路上，我们受到了沿途干部群众的热情欢迎，那不绝于耳的欢迎声与洁白的哈达和漫天飞舞的白杨花一起散落在我们的身上，钻进了我们的心里。我们从中感受到的远远不止是一路上当地人民惯有的善良热情好客，更多的是他们那种重振茶马古道的繁荣、寻求经济发展的强烈愿望和迫切心情。当年的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商贸之道，更是一条文化交流之道，是民族风情的窗口、绝妙的自然、生态、动植物的走廊。有国外学者说：“在这样一个地方，人生来即为圣贤者，风俗尤淳，马匹也会奔驰如飞。”作为在茶马古道上出生长大的甘孜州人，我们既为家乡有那么多让人惊喜万分的景致而骄傲自豪，又因人们的疑问而对我们早已司空见惯的现象进行重新审视和深思。今天接踵而至的人和事不断与往昔已渗入血液的记忆交织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也许这片生养我们的土地实在隐藏着太多太多的奥秘，我们毕其一生也未必能真正看清她、读懂她，在这里唯有说些印象深刻的片断。

斜风细雨中的茶园

从成都出发不久，就来到了茶马古道的起点——名山。名山县的蒙山茶起源很早，是我国有文字记载最早的茶树栽培地之一，这里不但出产专供皇室的贡茶，而且是过去茶马互市中边茶的主要生产基地。所谓边茶就是专门用来跟藏族人民交换马匹等物质的茶叶，其品质较为粗劣，远远不像专取嫩芽的蒙顶石花、黄芽、甘露、万春银叶之类那么讲究、细致，大都是选用比较老的叶子烘焙而成。过去连发酵的工序也省略了。因为在背夫背着茶叶穿山越岭的过程中，经过不断的日晒雨淋，茶叶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就等于发酵了。名山所属的雅安地区过去与藏族有着很深的渊源。据史书记载，早在唐宋时期，藏汉民族就在此地相互交换茶叶和马匹，逐渐形成历史上重要的茶马互市大市场。藏区不产茶叶，但正如南宋人阎苍舒所说：“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续文献通考》卷二二)藏族人民所需的茶叶大部分来自雅安、名山、荥经等地，雅安的茶号如沪裕昌、余孕和、夏永昌、义兴等，在藏区非常有名。

藏族称茶为“甲”，这个词从何而来呢?略加探寻可知古代汉藏文化结下的不解之缘。陆羽的《茶经》说：“一曰茶，二曰。”可见藏族称茶为“甲”，实际上是汉语的音译。因为古时藏区并不产茶。茶叶传入藏区，正值藏文创始之时，对于汉地输入的各种物产本无现存的词汇，对茶的称呼完全有可能借用汉语名称。正如很早以来，藏族地区对汉地传来的蔬菜没有自己的命名，就一直借用汉语，将萝卜直接称为萝卜，白菜就称为白菜。直到今天，对电视、录音机、台球等现代化事物的称呼也和汉语一样。

藏民族自唐朝以来，尤其以宋代为盛，源源不断地将畜产品、药材运来雅安地区，交换茶叶、丝绸、布匹等，至今这一带还流传着许多有关藏汉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故事，其中最有趣的可称之为“牦牛尾巴的故事”：

相传在唐宋时期，内地演戏最宝贵的道具就是用牦牛尾巴做的假发，价格昂贵。于是藏族人民翻越千山万水，来到雅安，用牦牛尾巴换他们所需的茶叶、布匹等，因而雅安形成了一个牦牛尾巴市场。牦牛尾巴藏语叫做“央阿”(yak—ang)，所以雅安这一地名很可能就是藏语的音译。

雅安、名山一带的气候如谚语所说：天天下雨天天凉。我们在蒙山顶上也恰逢下雨，正是这种多雨、温暖的气候适合茶叶生长，所以名山至今仍有1万多个茶园，是重要的茶叶生产基地。

过去没有藏族开茶厂，有所谓“做茶的人喝边茶，喝边茶的人不做茶”。这次我们看到有位藏族在名山开了一家专门生产销往藏地的茶叶的茶厂，除窝堆翻晾以外，都实现了机械化。当地给了这个茶厂一些优惠政策，茶厂也为当地解决了部分下岗工人的生计问题。可以说是茶马古道上的现代新诗篇。

名山宋代茶马司旧址。

漫漫驮茶路

过去从雅安到泸定要翻越高过万丈的二郎山，路途十分艰险。那些身背一两百斤茶包的人们，要徒步走到泸定、康定，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民国时期入藏考察的刘曼卿这样描述过：“自雅至炉则万山丛脞，行旅甚难，沿途负茶包者络绎不绝，茶一包重约二十斤，壮者可负十三四包，老弱则仅四五包已足。肩荷者甚吃苦，行数武必一歇，尽日仅得二三十里。”

泸定境内的茶马古道历来有大路、小路之分。大路主要是骡马驮运大宗货物的通道，最早开辟于汉代的大路为兴隆飞越岭——沈村——德威——摩岗岭——磨西——雅加埂。飞越岭海拔2830米，雅家埂海拔3948米，还算是大雪山脉和邛崃山脉较低部位，相对较易翻越。当时沈村为贸易中心，派兵打仗也走这条路。清康熙四十五年建成泸定铁索桥，打箭炉(康定)形成贸易中心之后，增添了一条分路，即兴隆——冷碛——泸定桥——烹坝——回马坪——冷竹关——黄草坪——大岗——头道水——柳杨——打箭炉。大路运输的物资除油米布糖酒外，主要是产自雅安、荥经一带的茶叶，称大路茶。即使号称大路，从冷竹关翻大岗山的路也十分狭窄、艰险。俗语说：“跳蚤也可以把人蹬下崖子去。”至今这条道路的残迹看来仍不免触目惊心。

小路完全是用人力背运货物所走的险而近的道路。总的线路是从天全经岚安、马鞍山到大渡河和打箭炉。清廷在泸定桥设巡检司，“设兵于桥东西两岸，盘查过往行宄。朝夕启开封锁，稽查更甚严密”。规定凡进打箭炉茶包，一律需通过桥关验引，无引或引茶不符都是违法，要受到处罚。小路路面窄，不通行骡马，最初茶包只能竖着背，经整修后才能横着背。背之前将茶包一层一层重叠，用竹签贯穿，再用细篾编成背带，套在两肩上。这条路上运送的茶叶大都产于天全，称小路茶。其实直到解放前，不管大路小路都有人背茶，人称背子或背二哥。大路上骡马歇的店叫脚店，背子们住的店叫客店。

我们在泸定采访到一位当过背子的李光荣。他今年82岁，从13岁至24岁都以背茶为生。一开始只能背3条茶包，到后来可背12条茶包，每条茶包大概有16斤。每个背子手里握一根丁字形背架子或称拐架子，墩拐子，拐尖镶着铁杵。脚上穿着偏耳子草鞋。茶包上用竹片卡着一块玉米饼，小布袋里放着一块二三两重的块盐，是途中进餐拌豆花的调料，胸前系着一个椭圆形小篾圈，专门用来刮汗水。最初，背子的两肩和背心常会磨烂，只有到了客店后，用盐水喷喷，直到双肩和后背磨得起茧，磨成厚皮，才能稍缓痛苦。有时背子在路上哼哼自己顺口编成的歌谣，诉说自己的苦闷和辛酸：

一出泥头桅杆坝，老君关坡坡是难爬。

三天三个坪，九天到炉城。

隆巴堡去把酱油打，木瓜沟去拌豆花。

冷碛大桥头把工耍，橙子坡坡实难爬。

破碉房的花生抓几把，腰堂子的烧酒斟满花。

甘露寺和尚没答答，瓦角十里到大坝，皂角顶过去金钗花。

摩子沟有个曾幺大，大小两路都要去拜望他。

拢了皇桥杵一下，过桥就是几响刷。

打到大路人不谈话，打到小路人卷他妈。

过河就歇白日坝，去就碰到沙皮娃。

沙皮娃的拐子勒得吓，托得老子头眼花。

浑水沟的萝卜涨了价，弟兄们商量不吃它。

溜马槽的坡坡难得爬，咱里才去把工耍。

象鼻子岗岗风吹沙，伞岗坪的凉水涨了价，小烹坝的豆花炖空花。

水打沙湾是河坝，大烹坝的臭虫满街爬。

黄金坪的坡坡软塌塌，迥马坪的房子矮爬爬。

打儿窝的石头懒得耍，冷竹关尽歇女娃娃。

石门坎的梯梯实在多，大嘴上的凉水不好喝。

瓦斯沟去把青菜买几把，凉水井的水还吃得下，

拢了大升航，算来银子统身上，

拢了海盘石，算来将就吃，

拢了椒子岗，算来要贷帐。

一进东关口，大家邀约绑回手，

背大背，是勉强挣，对对罗罗吃一顿。

背子背上一百八，裤儿拉来挽疙瘩，

背子背得杂，就怕三个砸。

这些顺口溜详尽诉说了背二哥们悲惨的生活，他们身负两百来斤的重担，完全靠两条腿在大山河边的沟沟坎坎上上下下，吃青菜喝凉水，能够抓几把花生，斟些劣质烧酒就算是神仙过的日子了，在路上辛苦十多天，难免会瘦下来，挽起过长的裤头。摩子沟的曾幺大是一位袍哥大爷，大路小路的背子都得到他那里去上供打点，不然连出卖劳力的机会也得不到。响刷本是泸定人用来赶猪轰鸡的竹制工具，这里用来形容背二哥过桥需缴付的苛捐杂税，真是入木三分。泸定桥修好后，除茶商向官府申领茶引，按引交税之外，背茶过桥还要收费，每背铜钱十文，就连背捆柴火过桥，每背也要抽一根柴过关。李光荣他们从汉源泥头到康定，视背负的轻重，来回需11天到14天，一天约三四十里，所得报酬为两斗米;以钱币结算，则每包茶运费1元左右，除去路上食宿费用，以背运10包计算，至多可得8元钱。出发时，泥头茶商不付运费，到打箭炉以后交了茶才能领到运费，路上的花费有时还要靠高利借贷，利息高达10%。路上如果遇上风雨阻隔，疾病缠身，或遭到兵痞的勒索、土匪的抢劫和烟馆的敲诈。不但所有的劳苦付之东流，还可能欠下债务。李光荣就在化林坪遇到过国民党24军的兵痞，一趟辛苦挣得的血汗钱被他们洗劫一空。这种日子李光荣至今想来还觉后怕。

解放后随着川藏公路的建成、通车，背二哥们用人力运茶的生活即成为历史。现在李光荣和比他大4岁的老伴生活在一起，家中四世同堂，总算是有个好结果。想起年纪轻轻就倒在路上的伙伴们，他不胜唏嘘。

泸定桥边的石碑

穿过二郎山隧道，顿觉风清气爽，阳光灿烂。坐落在大渡河边的泸定县因泸定桥而广为人知。泸定桥又称“皇桥”，是最早出现在大渡河上的桥梁，即使它不因红军抢渡大渡河而出名，也会因本身的建造精妙而让世人倾倒。13根百米长的铁索贯穿东西，铺在上面的一条条3米长、10厘米宽的横桥板极富韵律感，连接横桥板的主道板又让人感到安全踏实。无论是走在桥上还是从岸边纵览整座桥的全貌，都会有赏心悦目之感。走在桥上，随着铁索桥的下坠弧度而上下起伏，能体会到人与桥之间的和谐与舒适。从远处望去，桥头两端东低西高，铁桥呈显飞舞之姿。加上条石砌成的桥台，飞檐翘角的桥亭，随风叮当作响的铜铃，使这座桥不但有实用价值，更给人一种气派宏大的美感。至今我们也难以想象，300年前，人们如何在这么一个没有公路、不产生铁的地方，大浪滔天的河上建成这样一道桥梁。也许我们可以从传说的故事中寻出若干蛛丝马迹。

据说皇帝下令修桥后，方圆几百里地的人民无不欢天喜地。大批人马四处找铁来建桥。一些桥工在二郎山上足足转了七七四十九天连一块铁渣也没找到。他们毫不气馁，又到更高更远、冰峰林立的贡嘎山去。一天，只见东灵山上一道红光一闪，“哗”的一声巨响，一股红彤彤的铁水喷涌而出。在汉族铁匠马之常的带领下，众桥工用铁水铸了四根扶手铁桩，每根重1800斤，十几个人也抬不起来。正在为难之时，一位大汉从西边翩然而至，他自称名叫郭达。只用双手轻轻一搂，就将铁桩抱了起来，一一安放到大渡河两岸建桥的位置。桥工们感激不尽，连忙捧了热茶、酒肉来招待他，谁知他转眼间就不见了。至于那13条重重的铁链又是怎样飞跨大渡河两岸的呢?藏族人民说，是一个名叫嘎达的大力士，将铁链夹在腋下，乘船从东岸到西岸，来回十几次，待铁链架好，他也因过度劳累而死。传说归传说，事实上这座来之不易的桥动员了上上下下一切可用的力量，凝聚了各族人民的智慧结晶。从东桥头将军柱铸文可知，修筑铁桥的工匠有来自陕西汉中府的金火匠马之常，毁于“文革”的桥西铁碑铸文也提到过几位监工的名字：化林营参将杜汝昆、化林营守备杨君强、黎大所千总张鹏飞、提标千总汪弘臣、查阅官尔吉图、华时。据清代王锡琪编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记载：“康熙中修建此桥，曾于东岸先系铁索，以小舟载铁链过重，未及对岸辄覆，久之不成。后一番僧教以巨绳先系两岸，每绳上用十数短竹筒贯之，再以铁索入筒，缚绳数十丈，于对岸牵曳其筒，筒达铁索亦至。”可见泸定桥用了藏族人民溜索过渡的原理将铁链拉过河对岸。泸定桥建成之后，不但大大方便了茶马古道上的货物运输，最重要的是在川藏要衢建立了一个凭据天险的镇守之处。所以康熙帝得知泸定桥建成后，高兴地亲笔题写了“泸定桥”三个大字，意为泸河一带就此安定了。

泸定气候温和，土地肥美、出产稻米、水果和各类蔬菜，除了供应本县之外，很早就开始往康定贩运。如今最令人瞩目的则是海螺沟的低海拔冰川和成群的温泉。我们在大雨滂沱的夜晚来到二号营温泉，只见依山围筑的一个个大大小小、形状不一、温度不同的温泉池热气蒸腾，各个水池的泉水全是从不同的泉眼流出，各个池子的流水互不相通，没有掺杂任何自来水，水质富含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可以直接饮用。因为经营者是广东人，吸收了广东御温泉尽量利用天然木质石材修筑池子的特点，并因地制宜，在一个温度最高的泉眼上方，搭了一个藏民耍坝子用的帐篷，里面简简单单摆上几条长凳，便成了别有风味的天然桑拿室。我们在里面只待了十几分钟就得赶紧出来，浓密的蒸汽热得烫人。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的一家报纸就用彩色图片报道了海螺沟的温泉瀑布，当时这里不通公路，骑马也要走大半天，大概是登山队员发现并向外公布了这里的奇观，所以直到今天这一带仍然沿用登山队的编号宿营点作地名，依次排列有一号营、二号营、三号营、四号营等。当地人看来毫不起眼的平常风景，在外地人眼里就成了稀世珍宝。一边在冷雨的敲打中享受温水的滋润，一边想象在白雪覆盖周围山川大地的冬季来这里浸泡温泉的绝妙情景，我们深为经营者不是本地人而感到遗憾。

过了泸定桥，沿着滔滔的大渡河继续西行，左为悬崖，右为深滩，十分艰险。到了七八月份，遍布山崖的仙人掌就会结出鹅蛋般大小的果实，剥开厚实带刺的绿皮，里面白色透明的果肉吃起来美味极了。现在全甘孜州的道路都在拓宽修整，到明年年底，这条茶马古道将不复艰难，人们可以径直来到这里领略期盼中的一切。

果亲王是谁

车行大约两小时，便调头离开大渡河，转而进入一条名为瓦斯沟的夹皮沟。沟旁波涛汹涌的折多河像是从天而降，无论什么季节，河水总是带着巨大落差形成的雷霆万钧之势，猛然撞击河中的巨石，激起滔滔白浪，震天声响，如蛟龙翻腾。

沿着蜿蜒而伸的瓦斯沟继续前行，一路都在上坎爬坡。即将抵达康定城时，曾经有一个令人难忘的山间瀑布，瀑布旁山崖上原有一首清朝果亲王留下的赞诗。现在瀑布、赞诗虽荡然无存，但回想260多年前的历史，仍叫人感慨不已。

清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七世达赖格桑加措出生在理塘寺附近的一户农民家里，据藏文史书《西藏×源流考》记栽，第七世达赖罗布藏格桑加措生有异表，右臂纹如莲花，左手纹如法轮，7岁时与众喇嘛一起读经即聪明过人，显出凤慧。相传寻找格桑加措是根据六世达赖仓央加措遗留下来的一首诗：“洁白的仙鹤，请把双羽借我;不到远处去飞，只到理塘就回。”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雍正皇帝派果亲王和章嘉呼图克图到乾宁惠远寺看望七世达赖，并护送七世达赖第二次回拉萨。果亲王在这三个月的旅程中，留下了许多诗词。其中流传最广的有《七笔勾》,诗中明显对当地的风俗习惯带有偏见，却也抓住了一些风景人物的特点。饶有意味的是，人们传言，康定最大的明正土司本姓果，是果亲王的后裔。因家中两兄弟意见分歧，便将果拆分为甲、木两家，分居两地，金川的木土司为其一家，甲土司则留居康定。当年戏作《七笔勾》的果亲王肯定想不到，后人也会开他的玩笑。

《康定情歌》的故乡

康定三山夹抱，东为跑马山，西为阿拉木公山，也即折多山，北为郭达山。滔滔的折多河穿城而过，在郭达山前与北来的雅拉河汇聚后，从西往东倾入大渡河。所以藏语称康定为“打折多”，意为两河相汇之处。康定城沿河修建，有多座桥梁连接两岸。

据史书记载，宋代以前，这里还是一条荒谷;元代仅为一个小村;随着清朝政府多次进兵西藏，进出甘孜藏族地区的人员和物资日益增多，内地陕西、四川等地的汉族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以茶易马等，以至出现了陕西街、四川街，西边的藏族也携带他们的马匹、毛皮、虫草等经过此地走向外地。所以从康熙年间开始，康定成为甘孜藏族地区的重镇和商业中心，并逐渐形成著名的四十八家“锅庄”。所谓锅庄，最初是各土司建来作自己的办事处和转运站的碉楼，后来随着汉藏之间贸易的发展，这些锅庄不但肩负着纳贡的任务，而且变成来往商人临时居住的旅店和存放商货的货栈，进而发展为商货的集散点。关外的土司每年把土特产交给锅庄主，让他们代表自己进行对外交换。同时，汉商也把内地运来的货物交给自己信赖的锅庄主出售。锅庄主一般精通汉藏两种语言，熟悉双方商人的贸易情况，成为交易的中间人，从中谋利。

康定古称打箭炉。关于打箭炉的由来，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三国时期，诸葛亮征讨孟获时，曾派一个名叫郭达的将军，到今天的康定征战、造箭。他技艺非凡，一天能造出数千支箭，使当地百姓惊异万分，以为神灵显形，为了纪念，将此地取名打箭炉，并为将军修了一座寺庙，而寺庙后面的高山也名为郭达山。据说，解放前每年六月十五日，康定城里的人要为郭达将军举行一次隆重的纪念活动。这一天一说是将军造箭的第一天，一说是将军的生日。届时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敲锣打鼓走向郭达山下的寺庙，抬出木制的神像，在大街小巷游行，然后娱乐数日。不过这座神像的相貌装扮不太像汉族将军。他头戴圆盘帽，身着长袍，骑在一只泥塑的独角山羊背上，表情严肃。这让人想起藏族人民的另一传说：“郭达”在藏语中意为“铁匠”。很早以前，有一铁匠在西藏习法，后来奉命来康，得成正果，成为一个护法神。他骑着山羊，头戴圆盘帽，叫“大玛吉”，所以郭达庙又称“大玛吉拉康”。

也有人说，诸葛亮南征时为安定后方，在雅安与西番头领议和，要求西番退一箭之地，以箭头落地处为双方边界。到了约定的那一天，诸葛亮假意从雅州射出一箭，实际上他早已派郭达将军背着箭星夜兼程尽量赶路，结果将军将箭插在郭达山上后，自己也累死了，所以藏语称康定为“打折多”，又有“箭头插地”之意。

随着《康定情歌》的广泛传唱，今天人们皆知康定，很少再提起打箭炉。其实康定一名迟至清朝末年才有的。当时，赵尔丰在康区实行改土归流后，统一了包括昌都在内的大片康区。据当时建于昌都道理的川边边务大臣于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的奏章所说：“察边际乃古康地，其地在西，拟西康省。”从此才建立西康省，而打箭炉作为康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易名为康定，意为康区平定了，以显示赵尔丰的功劳。

今天在康定已不见锅庄的任何遗迹，郭达庙也无影无踪，到处听到人们在骄傲地传唱各种版本的《康定情歌》。民间歌手毛云刚为我们演示的原汁原味的民歌溜溜调，充分表明只有在这一片纯洁的蓝天白云下，只有在山清水秀的河谷小城中，善良淳朴的劳动人民，自然而然地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才能产生《康定情歌》这样传遍全世界的第一情歌。

从康定往西，翻过折多山，大约1小时之后来到营官寨。这里有一座象鼻似的山，弯弯曲曲地伸向营官寨，山顶上有一座废弃的小城。据说这里原是康区鼎鼎有名的明正土司最早的宫殿。我们站在山脚下，望着那段残存的土墙，只能在想像中寻找昔日王府的喧嚣和华丽。

德格印经院。巴桑次仁摄

一般人们将居住在折多山以西，雅砻江以东，乾宁镇以南，九龙县以北的藏族居民称为“木雅”人。“木雅”这两个字在汉文文献中有各种译法，如“木纳”或“母纳”、“穆纳”等。“木雅”人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最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是，木雅人是西夏人的后裔。相传公元十三世纪初，蒙古族在北方崛起，发展成强大的游牧王国，屡次袭击甘青一带西夏人的国土。到了公元1227年，蒙古人彻底消灭了西夏。据《西夏纪事本末》记载：“理宗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六月蒙古铁木真尽克夏城邑。”从此西夏这一民族就从历史上消失了，以至今天的56个少数民族中并没有西夏一族。然而西夏有没有后裔，其后裔又在何处，这已成为历史之迷。现在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西夏王族的残部有可能为了躲避蒙古人的追杀，逃到了今天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一带。因为西夏人主要由党项羌人组成。早在唐朝初期，吐蕃征服青藏高原诸部落以后，少数党项羌人降于吐蕃，留居原地，更号为“弭药”(即木雅)。这时大部分党项羌人往东迁移，到了今天的甘肃、宁夏、陕北一带，他们在北宋时期建立起著名的西夏国，而藏族仍称西夏为“木雅”。

从阿坝藏族自治州的金川到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乾宁、康定的木雅地区，随处可见的垒石建筑将木雅人与周围的藏族区别开来。木雅人擅长修筑石城，他们不用斧凿，也不用锤钻，仅凭一双手、一只筐，就能将大小方圆毫无规则的乱石堆砌成高低不一、似塔非塔的碉楼。这些石碉远看像工厂的烟囱，直指青天;近看如古老的烽火台，宏伟凝重;多数为四方形或六角形，有少数八角形的，被称为“八角碉”，一般高约十几米，有的甚至达二三十米，有四五层以上。底层是畜圈，二层是杂物间，三层为火塘和储藏室，四层是卧室，并留有平台晾晒粮食、衣物，五层为客房和经堂，楼面打粮食。层数多的楼层面都较小，有的第三层还有一间小屋，房门特别矮小，是用来停放死者的。因为家家户户都养猫，据说假如有猫碰到尸体的话，阴阳两极产生的电力就会触发尸体直立起来行走，为了拦住尸体，房门就不能开大了。如果是三层楼的石碉楼，则二层为灶房和寝室，夏天用灶，省柴防热;冬天用火塘，用铁铸的三脚火圈支锅，整层楼都有热力回旋。层与层之间屋内用木梯或独木梯，屋外开梯底层用石梯，其他用独木梯。早期的石碉楼从底屋到顶层都用石头作间隔，只有楼面才用木料、小树枝和黄泥。后来只是底层用石墙作间隔，二楼以上的间隔全用木板。屋内的墙面用泥和石灰抹得光亮，隔板上以浓墨重彩画上装饰意味很强的几何图案。通常背面不开窗，有的开一个小窗。窗户大都在正面和侧面，窗上方和屋檐下都有大量装饰物，窗框用五彩颜料分割成精美的图形。经堂更是用壁画和唐卡布置得富丽堂皇。这些石碉楼下大上小、石墙下厚上薄，墙体内直外斜，具有弧形纹路，既美观大方，又坚稳牢固，经过多年的风雨侵蚀和多次的地震摇撼，既不见倾斜，也不会倒塌，堪称建筑艺术的一大奇迹。

世界上大概只有意大利塔城圣齐米亚诺(San Gimignano)的高塔能与之媲美。意大利的突斯卡尼山区由于地无三里平，许多城镇都建在山顶上，其中以圣齐米亚诺尤为突出。因为它远离城区，离它最近的大城市佛罗伦萨既无火车，也无公共汽车可达，因而自中世纪以来建成的高塔便完整无缺地保存了下来。木雅人和意大利人一样，以一种天才的气魄和热情，创造出碉楼这种强劲的建筑物，让人充分体会到力的高贵与雄奇。过去甘孜州从折多山到营官寨之间的公路边就有好几座碉楼，本应成为今日旅游佳点。然而这次我们经过此地之时，早已不见古老的碉楼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富裕起来的“木雅”农民新盖的色彩鲜艳而又风格独特的住房。一路上学者和记者们都在讨论保留传统的重要性，然而，如何在保留传统与加速藏区的现代化发展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一直是我们关注、思考并努力寻求答案的问题。

至于这些碉楼的用途，大概可从大小金川之战中略知一二。清朝时期，大小金川的土司与清廷生产矛盾，以致兵戎相见。清廷多次用兵失败，原因就在于金川地区的碉楼坚如磐石，无法攻入。后来清朝终于下决心在北京的西山建了很多类似的碉楼，日日训练兵丁攻克此楼，最后终于平定了大小金川。在此之后，清朝还将上万金川居民移到北京，让他们住在现北京西郊的盘子寨，要他们为皇宫表演金川地区的传统歌舞。久而久之，这些金川人竟忘记自己原来所属民族，以至解放后，有人以为他们是苗族。后来经过学者考证，才知他们讲的是甲绒语，随着他们的真实身份被发现，我们才知道有这么一段古老的历史。

乾宁惠远寺

从新都桥到乾宁的路上，先要经过塔公寺。这个寺庙虽然宫殿不大，但声名远扬。据说文成公主路过此地时，因随身携带的佛像太重，马和牦牛都驮不动了，便修了寺庙，将佛像×其中。于是从古至今，四面八方的无数男女老少，不畏路途艰险，千里迢迢，前来朝圣转经。如今，塔公寺门前已形成一条商业街，来来往往的人们除了在这里朝圣，还顺便买卖物品，传统的文化习俗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从塔公寺继续西行，不久即可到达乾宁城。这个过去非常有名的地方，如今已经一分为二，一半属于康定，一半归道孚县。川藏公路也在这里分为两条，一条延伸至相距98公里的道孚;一条则从东北方向连接甘孜州的丹巴和阿坝州的大小金川。所以这里是川藏公路干线的要塞。

乾宁城坐落在群山环绕的一个椭圆形盆地中心，藏语名为“嘎达”。这个地名来源于藏族一位杰出人物的名字。据说唐代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吐蕃派遣一位名叫嘎尔·东赞的国相出使大唐，由于他非常聪明，善于应对，终于使唐太宗答应派人将文成公主送到吐蕃。同时唐太宗还将另一位名为段氏的宗室女子嫁给嘎尔·东赞为妻，一来是欣赏他的才智，二来是想将他留在大唐，作为人质。但嘎尔·东赞归心似箭，终于在一天晚上乘唐兵不备逃了出来。为了躲避唐兵的追赶，他专走偏僻的地方，经金川、松藩到了乾宁。人们为了纪念此事，就将这里名为“嘎尔达”，简称“嘎达”，意思是“嘎尔·东赞脱险”。

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准噶尔部在×崛起，严重威胁到边疆领土的完整，清廷派出重兵驻守在乾宁。一时间，汉藏人员来往频繁，再加上乾宁盛产黄金，来此开荒种地、采金经商的汉人不断增加，有的还与藏族通婚，定居下来，使乾宁逐渐成为川藏线上的一个军事重镇。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廷为使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避开准噶尔部的锋芒，将他移到乾宁的惠远寺。在此期间，惠远寺有宫殿楼房1000余间，平房400多间。建筑费用和僧侣的日常开支，全部由国库直接拨款，还有1800多名清兵守卫，达官贵族、名望卓著的呼图克图穿梭如鲫。于是，以惠远寺为中心，一下子冒出300多间民房，商贸也像雨后春笋般猛然发展。直到危险解除，清廷派了著名的果亲王，带着章嘉呼图克图，护送七世达赖返回西藏，乾宁城已俨然成为高原上一座颇具规模的名镇。到了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十一世达赖喇嘛克珠嘉措的诞生地在惠远寺附近的漫却村(今改名为夏村)，更使乾宁县惠远寺名播全藏区，一年四季，来这儿煨桑朝圣的人川流不息。

这个寺庙的建筑风格确实与众不同，中心屋顶为坡形琉璃瓦，周围又是藏式平顶，显然是汉藏结合的。中间一个大佛殿，四周是一排排的僧舍，走进去像是到了内地的一所庭院。据史书记载，这个寺庙早已多次遭受地震。第一次是在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那时整个殿堂和僧舍都毁于一旦;8年后再经历一次地震，大殿的宝顶断裂，经堂倒塌;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又将所有的围墙震倒;最近一次是在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地震后视野所及，无非残墙断壁。但不管被破坏的程度如何，寺庙总会重新修建起来。光绪年间重建起来的寺庙，“……金瓦顶楼，配以金幢金瓶、法轮异兽、彩绘檐檩，浮雕门窗，肥梁胖柱，铺陈富丽。庭院宽敞，布局严谨，楼堂庭廊，合谐得体，殿宇轩昂，建筑豪华。具地方民族特色，为康巴建筑艺术珍品”。

为什么历代统治者如此重视惠远寺，不惜血本地屡次修筑呢?由寺庙门前的碑文可知，除了显赫的×地位之外，惠远寺对远离政权中心的周边地区，有着重要的统治教化功能。《御制惠远寺碑文》说“……西藏既有班禅额尔德尼，而近边之番彝辽远皆有皈依佛法之心。由四川省打箭炉之外有地曰噶达。昔年达赖喇嘛曾住锡于此，爰相度川原创建庙宇，发帑金数十万两，遣官董司工役，依西方本佛庙之图式，凡为殿堂楼房一千余间，又为平房四百间锡额……”可见惠远寺规模不小。可惜在“文革”期间，惠远寺被砸，佛像、经籍荡然无存，珍贵的文物被洗劫一空。现在的惠远寺是80年代后由国家拨款重建的。我们只能在想像中感受它过去的辉煌和曾经起过的政治教化作用了。

善于经商的喇嘛

茶马古道上，各大寺院的喇嘛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寺院经商的资本大都由喇嘛自行筹集，以秤为单位计算，每秤50两，有的大寺院所筹集的资本能达到二三千秤。筹得的资金交给公推的经理人负责经营，每两年换推一人，但不能连任。有的大寺院还不止一两个经理人，因寺中喇嘛自行组合成多个集资团体，每个团体都会选出自己的经理人。经理人所赚的钱全部交给管家大喇嘛进行统一管理支配，除日常生活开支外，还用于寺院的整修装饰、念经、祀神、年祈等费用。在整个康区，寺院经商以大金寺最为著名。一般藏区寺院或是高高在上，或是藏在深山湖边，唯有大金寺紧靠路边，层层叠叠的红墙金顶，绵延近两公里，十分壮观。大金寺的相子骁登、相子噶马夺吉、相子罗结，成为与康巴商人开的邦达昌、桑多昌、恩珠昌，滇商仁和昌、裕恒号以及昌都寺八大扎仓开设的商号齐名的大商号。解放前夕，大金寺单在昌都就设有4人经商小组约30人。著名的商人松松就是为大金寺经商从甘孜来到昌都的。

松松又名格桑群培，18岁出家，曾在拉萨学经。24岁回大金寺时，正逢大金寺与白利寺发生纠纷，川康军阀战乱，因战功卓著，当选为大金寺会首。1948年开始为大金寺经商，逐渐致富，到后来拥有资产45万银元，牦牛200余头。松松的小女儿玉珍现居昌都城关镇俄龙街，从她家的状况可以一窥当年一些藏族富商家中的情况。玉珍今年62岁，肤色白皙，谈吐从容，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我们在她家里跟她聊了整整一个下午。她非常坦诚，甚至将她做姑娘时的一些情感秘密也告诉了我们。在她十多岁时，父亲已不用亲自出外经商，家里有二十多个伙计负责到各地进行交易。每一趟生意做下来，按规定的数额上交利润，赚少了要补齐，赚多了可以自己揣进腰包。因生意做得大，有信誉，当地老百姓凡得到较高品质的虫草、贝母、牛羊毛、皮革等等，都愿意卖给她家，她父亲也在老百姓遇到困难时接济些糌粑、藏毯等日用品。玉珍从小和哥哥姐姐及一些富家子弟一起，在昌都头人强巴多杰家上学，从藏文的36个字母开始，学会了读写藏文。到16岁参加了昌都地区的青妇联，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又学会了汉语。从松松让女儿跟男孩一样读书习字这一点可看出他的开明。

茶马古道上的喇嘛不但以开阔的眼光和胸怀经商，而且在文化上形成了兼容并蓄的传统。6月6日黄昏时分，我们翻过矮拉山，来到山脚下金沙江支流字曲河畔的瓦拉寺。刚到寺庙门口，和盛装的喇嘛、煨桑的青烟一道迎接我们的，还有一阵铺天盖地的雷雨。我们冒雨先到瓦拉寺的古画廊观看了400多年前的格萨尔壁画。三面画墙详细描绘了格萨尔手下38员大将各个不同的装束、特长及精神面貌，特别突出了来自汉地的格萨尔的结拜兄弟甲察的形象。据说这些壁画都是瓦拉寺第一世活佛打坐时看见格萨尔在眼前一闪而过，随即他的脑海里便浮现出格萨尔的38员大将形象。他醒过来之后，立即请画工按脑中幻像画了壁画。近千年来，这些壁画屡次剥落，屡次修补，最近的一次整修还是在400多年前。“文革”期间，这个画廊因被当作公家的粮仓而幸存下来。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老寺，瓦拉寺在严守萨迦派教义的同时，也秉承着与格萨尔结纳汉族兄弟一样的传统。公元1253年，萨迦五祖之一八思巴前往元朝大都时，路经同普建立此寺，并留下了他亲自加持过的木雕黑天金刚和释迦牟尼像作镇寺之宝。雨过天晴之后，我们来到寺院的后山，想看看这种情形下常有的彩虹，结果没看到彩虹，倒是对后山绝壁上那些异常清晰的火柴盒似的小房子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都是喇嘛们闭关修行的地方，他们独自一人呆在小房子里，只喝水，吃少量的食物，整日打坐念经，一般2至4年才可修成出关。瓦拉寺现任主持根松成林曲杰嘉才仁波且是一位眼界开阔，见识卓著的活佛，我们从一张铜版纸印好的书页彩图中，可知这位仁波且无论在藏区还是汉地乃至香港、国外都有一定的威望。他到北京参加×协会的密宗研讨会，多次与赵朴初探讨佛法，并请赵朴初为瓦拉五明佛学院题字;北京的天安门、广州的莲花山、深圳的帝王大厦尖顶、潮州的开元寺、厦门的日光岩寺、南普陀寺等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与香港佛教杂志总编、香港噶玛噶举中心负责人接触频繁;他在桑耶钦浦为老修行者加持、为闭关修行者灌顶，为金发碧眼的国外居士举行各种×仪式;他在拉萨布施节广散布施，在甘肃兰州举行大法会;山西清凉寺邀请他去主持万人灌顶法会;芮城市政府欢迎他加持开光殊圣寺舍利塔。在仁波且四处交游、广结良缘的影响下，瓦拉寺的五明佛学院从创立之日起，所传教义就不限于一家一派，而是在萨迦派之外，对格鲁、噶玛噶举、宁玛派、苯波各派同声共气，甚至在寺庙大殿挂上许多劝人行善信佛的汉字对联，如“莫取莫舍原本上师金刚心，实修实证无上普贤真实印”、“明空双运自然大乐实相坛，轮涅无二离戏平等金刚装”、“无垢菩提圆满之手印，离戏平等广大之觉性”等。如此的宽容大度，为瓦拉寺赢得来自各派各国各界的信众，在当地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

德格印经中心

茶马古道上，瓦拉寺的做派并非出于偶然。壮丽的河山，祖祖辈辈代代相传的知识、技能和智慧，如涓涓细流汇成长江黄河，终于孕育出一个璀灿的文化中心——德格印经院。这个经历了10代土司、7位法王的努力建成的印经院体现了川藏公路上财富的集中、土司的势力和康区文化兼容并蓄、博大精深的视野和魄力。繁衍承传多达几十代、经历了上千年发展的德格土司向来自高自大，动不动就说：“郎德格，沙德格。”意思是天是德格的天，地是德格的地。也许在今天你可以笑话他是井底之蛙，但在275年前那样一个偏远之地，德格土司的所作所为确实称得上“郎德格，沙德格”的。

相传最早的德格土司是吐蕃藏王松赞干布的大臣噶尔·东赞的亲兄弟。从公元617年嘎尔·东赞家族第一代开始，到1951年5月23日德格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时最后的德色乌嘎为止，1385年间，嘎尔·东赞家族世袭传承54代。到第30代时，因受元朝帝师八思巴封赐为“四德十格之大夫”，“德格”由此得名，并演化为其统领地之地名。德格土司势力最盛时曾先后统领今四川之德格、石渠、白玉以及西藏江达、邓柯(已撤)、青海玉树等地，并自封为国，称德格王。17世纪初，德格土司被蒙古王固始汗封赐为“德格僧王”，正式成为政教首领。因而德格土司除家族之外，还有土司系24代，法王系14代。在德格土司统治时期，出现过多杰加波、巴希、曲杰久勒、白日青则、土登曲英多吉等5位帝师、国师或灌顶大师。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42世德格土司却吉·登巴泽仁决意兴建一座印经院。这绝不是他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的个人素质、文学造诣、医学成就以及他的整个家族对佛的虔敬之心的集中体现。早在德格印经院建立之前26年，即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以前，德格土司已出资雕刻了大约1500块印版，主要是梵文、乌都尔文、藏文三文合璧的《般若波罗密多经八千颂》。其中乌都尔文在印度已经失传，与现在通行的乌都尔文已大不相同，至今仍有不少国内外学者来到德格印经院研究古代乌都尔文;《般若波罗密多经八千颂》的藏文也是古藏文，和现代藏文也不相同。却吉·登巴泽仁精通藏医，从小深受佛教的熏陶，是一名虔诚的喇嘛×。为宏扬佛法，传播佛教教义，他从卫藏地区先后请了许多名僧到德格讲经传法，其中以司徒·曲杰久勒起的作用最大。当时司徒·曲杰久勒在西藏、汉地、印度、尼泊尔都很有影响，是一位杰出的大佛学家、大学者、大绘画师、大藏医药专家。他不但为德格印经院的创立出谋划策，还担任了德格印经院印版的校对工作，并于1750年主持了德格印经院的佛事活动及开光典礼。

德格印经院建成后，却吉·登巴泽仁先后训练了四五百名刻字工匠，主持雕刻了103函《甘珠尔》经和209函《丹珠尔》经。以后，经过历代德格土司的经营，到解放前夕，整个德格印经院已有经版217000多块，其中大部分木刻版手柄处还刻有德格土司的印章。直到今天，德格印经院不但与藏区另外两大印经院——拉萨印经院、甘肃拉卜楞寺印经院三足鼎立，也是三家之首。踏进德格印经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长方形天井周围美轮美奂的顶饰、壁画。从左边木梯上楼以后，经过一小截走廊，跨上几级黑乎乎的楼梯，就来到一间狭长的经版库，两边的印版横插在从地板顶到天花的一排排格子里，形成了一道印版组成的甬道，只有前方一个窄长的窗口透来几缕光线，置身其间，你会觉得自己真的像个书虫，龟缩在一层层书页里。 　　在这个电子印刷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只有德格印经院还能活生生地向人演示什么是印，什么是刷。在这里，从印版的制作、雕刻到制墨、造纸、印刷、洗版、装订等等，所有手工操作都充满古意，费时费力然而非常精美、珍贵。将山上挺直无节的红桦木树干锯成一块块板材，用微火熏烤脱水后放到池中沤制，待次年三四月再取出来用水煮，再烘干、刨平，成为坯板，还要经检验合格才能入库。刻版工匠都是经严格考核筛选出来的，不但技法娴熟，而且有较好的藏文和绘画基础。天长日久，德格县及周围村庄就出现了一些刻版专业户，最突出的是金沙江那边的江达县古泽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为德格印经院刻版的工匠，至今还有“木刻之乡”之称。

德格印经院做的墨也散发着天然的木香。用当地生长的大杜鹃树树皮或大叶柳烧成烟墨，装在木盒子里，要用的时候加入适量比例的水，慢慢搅拌均匀就行了。高级一些的经文则用朱砂印刷。我们在德格印经院一进门的天井里碰到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正在一个大铝盆里刷洗印版上的朱砂，一盆水被洗下来的朱砂染成了红色，像是还可用来作大幅图画的颜料，看起来很漂亮。少年身穿汉装，但声称不懂一句汉语，是从德格县城背后的果村翻山过来的，每天可得工钱7.5元。看他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想起过去德格土司为了让人将印版洗得更加彻底干净，就在印刷前往印版上洒些金粉，谁将印版上的印墨洗得越干净，谁得到的金粉也即工钱就越多。这倒是让人自觉尽心尽力地干活的好办法。

在德格印经院二楼廊厅里，一溜排着几组印刷操作场。每两个人一组，一高一矮相对而坐，中间隔着一块放置印版的斜板。高坐的人负责在印版上涂墨，并接过印经纸准确地按在印版上。矮坐的一人一边递纸，一边持卷布干滚筒，自上而下双手推过，迅速扬起已印的书页摆放一旁。每一组的两个人动作基本都程式化了，配合默契，分别将古老的印与刷这两道工序生动形象地展示在人们眼前。

在德格土司的治理下，×五大×的祖寺在区内并存不悖。从建院之初到现在，德格印经院组织雕刻的印版内容一直都忠实于原文，不允许任何人以个人的观点和看法去增加或删改原文，对格鲁派、苯教、萨迦派、噶举派、宁玛派均一视同仁。所刻文献也不限于佛教经典、佛学哲理、佛本生传等等，而是囊括历史、政治、经济、医学、天文、科技、文学、艺术等各个门类。德格印经院收藏的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至今被国内外专家学者和佛学界视为最准确的标本，中国藏学中心和四川大藏经对勘局将8种《甘珠尔》、13种《丹珠尔》藏文版进行比较对勘时，就是以德格印经院收藏的《甘珠尔》和《丹珠尔》作为底本。

我们每个人得到一张德格印经院印制的《格萨尔》像，画像所用纸张来自于当地出产的一种名叫“阿胶如交”(汉文学名“瑞香狼毒”)的草本植物根须。这种纸较粗糙，远远不及宣纸那么细腻，但也很吸墨，柔性极好。我们一路上将它塞在行李箱里，回到家里展开压平就没什么皱褶了。马丽华说她很想得到一幅《绿度母》的画像，这真是行家之言。德格印经院收藏的376块旧画版虽然数量不算多，却很重要和珍贵。德格在历史上是藏族传统绘画“门”派和“噶玛噶则”(早期称“噶派”)派的重要传承地，特别是“噶玛噶则”画派自18世纪以来，已在德格形成了一个中心。德格印经院的大小经堂堂内、外部墙壁上方有大量壁画，进门廊道左右和顶部及藏经库中的个别墙壁也有少量壁画，其中95%都是古壁画。除藏经库墙上那幅《绿度母》为早期“门”派作品外，其余均为“噶玛噶则”画派作品。德格印经院的木刻画不仅反映了“门”派、“噶玛噶则”派的最高成就，而且吸收了藏族传统绘画中“唐卡”艺术之所长，所以其收藏画版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美学价值。

从泸定到康定、塔公寺、惠远寺、炉霍，再到德格，过金沙江到岗托、江达，再到昌都，越是深入茶马古道，沿线从古到今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容在脑中就积淀得越多，由于时间关系，这里所描述的仅仅是冰山一角。通过这次行走，我们对茶马古道沿线各地丰厚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有了充分的认识，我们相信，这条古老之道一定能在今天重放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