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尼族历史

哈尼族有悠久的历史，与彝族，拉枯族等同源于古代的羌族。据汉文史籍记载，氏羌族群原游牧于青藏高原，后逐渐向南迁徒，散布到川西南和滇北等广大地区。据哀牢山区《哈尼族祖先过江来》等民间传说，与上述记载基本一致。相传哈尼族的祖先，曾游牧于遥远的北方一条江边的“努美阿玛”平原，后逐渐南迁，经“谷哈”分路南下居于各地。从哈尼族历史及其由北往南迁徒的路线来分沥，公元前三世纪，和夷历居的今大渡河之南、雅碧江之东所源出的连三海周围，或大渡河与金抄江交汇的地区，可能是哈尼族传说中的“努美阿玛”发源地。后居于此地带的和泥、哈尼分两条路线往南迁徒：一条即早先的和夷自川西南迁经昆明一带，再往南迁至滇东南的六沼山地区；一条自滇西北南迁经大理湖滨平坝，然后又分别南下到今哀中山、无量山区的景东、新乎(西部)、镇沉、景谷和建水、石屏、蒙自，继而至元江、墨江、红河、元阳、江城及西双版纳等地。隋唐时期，哈尼族与彝族的先民同被称为“乌蛮”。唐初，滨东南六裙山区出现“和蛮”部落，曾多次向唐朝贡方物，与中原有着经济和政治的联系。南诏崛起，“和蛮”直接隶属南沼，与滇东北和滇南的彝族一起，被称为“三十七部”。

其中的因远(居今元江、墨江)、思陀(红河)、溪处(元阳、金乎)、落恐(绿春)、维摩(丘北、沪西、广南)、强现(文山、砚山、西畴)、王弄(马关、屏边)等七部均大部为“和泥”，其余三十部多为彝族的先民。从社会发展来看，哈尼族也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至今还流传着的父子连名谱系，在四十代至五十五代左右，最多的达九十六代，以五十五代推算(平均每代以二十五年计)，哈尼族可能于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六世纪，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若以九十六代计，上述社会过渡的时间还要早得多，约当中原的西周时代。七、八世纪间，滇东南六调山区相继出现和蛮的大首领和大鬼主，当是阶级社会的贵族，其阶级分化已明显。当地和泥从事农牧业及采茶业，饲养家畜和家禽，并已出现银生、开南、威远等古城邑。哈尼族的先民——六沼山区的和蛮和哀牢山区的和泥，当时处于南沼奴隶制政权的统治下。

公元十世纪中叶，哀牢山因远、思陀、溪处、落恐和六调山维摩、强现、王弄各部和泥，连同滇南、滇东、滇北等共“三十七部蛮”，成为南沼通海节度使段思乎的主力，会盟于滇东石城(曲靖)，然后举兵西向，直驱洱海，于公元九三七年摧毁了杨氏“大义宁国”的最后一个奴隶制政权，在云南建立了大理段氏的封建领主政权。包括和泥在内的“三十七部蛮”，在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因功得大理国段氏分封开始建立领主制度。六调山区维摩、强现、王弄各部和泥，以强现都最为强盛。其领主龙海基，“素为诸夷所服”，统一了各部大小领主。宋皇祐时，因响导宋将杨文广过境有功，受宋王朝令，世领六诏山区，世代为滇东南最高领主。滇东南暗尼族地区在历史上就与中原发生了十分密切面频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宋代，大理国向宋王朝进贡马，云南各族卖马和其他土特产给中原，都须经过龙氏领地转输昌州(广西南宁)出售，又从中原购回所需生产、生活用具。

十三世纪中叶，元朝灭大理段氏政权，统一诸部，设云南行省。元宪宗六年(公元一二五六年)立阿额万户府(至元十三年改为临安路)，“领县二、千户一、州三”，辖今红河州大部，文山州一部。龙海基九世孙龙健能曾一度被授为阿狡万户府总管。在政治上，与内地的联系更为密切，经济贸易进一步获得了发展。哀牢山区因远、思陀、溪处、落恐各部和泥，从十世纪中叶进入封建领主社会。其中因远部最为强大，自称“罗磐国”，最高领主称“罗缀主”。公元一二五六年后，元朝逐次乎服各地和泥势力，于罗柴甸设置元江万户府，思陀设置和泥路，落恐、溪处分别设置正副万户府等统治机构，以和泥首领为土宫，分别直隶于云南行省。后又将元江万户府改为元江军民总管府和元江路，统辖哀牢山区和泥各部，加强了直接统治。

明初，奉朱元障令，傅友德、蓝玉、称英征云南。元朝云南梁王调龙海基十六世孙龙者宁率部堵击明军。明军进至罗雄(罗乎)，龙者宁迎明反元，使得明军直捣梁王府，歼其残部，迅速摧毁了元朝在云南的最后统治，改云南行中书省为云南布政使司。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宣慰司、宣抚司、按抚司和御夷州。在哀牢山和泥地区，也纷纷成立各部长官司，多由土宫充任。明初，在云南实行军屯、民屯，开垦荒地，奖励农桑，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尤其是大量迁江西、南京等内地汉族充实云南各地，并有不少汉族进入哈尼族地区，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对于和泥及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起了空前巨大的影响。当时，六调山区“士田多美，稼穑易丰”，和泥以种稻谷、靛草(染料)，善织青布和擅长饲养“花猪”著称。随着生产的发展，城镇兴起，商业繁荣，有部分人脱离或半脱离农业生产进入城镇，从事手工业或商业，从而使领主经济发生了变化。在文化方面受中原的汉文化影响更大。永乐十一年(公元一四一三年)，和泥教化长官司士宫龙者宁进京入贡，瞻仰国都；万历时，土宫龙上登赴京受职，“遍访名宿”。返回后，兴学校，建文庙，偏爱汉文典籍，亲自撰写碑文，将中原文化传播到六调和泥山区。哀牢山区的和泥社会，自十世纪确立了封建领主制，历时五个世纪，至十四世纪中叶以后，经明朝开辟释道、设置弹站、疏通河运、开设渡口、兴修水利、改革币制、兴建市集等一系列措施，使其社会生产空前发展，墨江、元江、新乎、普洱一带逐渐由原来的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经济这渡。

明末，爆发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大起义。一六四四年，李自成攻下北京，灭明王朝。不久，汉奸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进据北京，占领了北方。李自成、张献忠相继牺牲后，起义军分别由李来亨、李定国等率领，根据形势变化，采取了“联明抗清”的方针。李定国在和泥、彝等各族人民支持下，在云南建立了抗清根据地。一六五九年清军进逼昆明，和源头人龙稻等联合六沼、哀牢山区的哈尼、彝族人民，推宁州(华宁)土官禄昌贤为首领，于一六六五年举行反清大起义，席卷整个滇中南。一六六七年(康熙六年)起义失败后，由于六沼山区以和泥龙氏为主的各土官是这次反清斗争的主力之一，清廷就此废除六调山区各土宫领地，实行改土归流，分属开化、广西两府，从此结束了和泥龙氏在滇东南近五百年的统治。改土归流促使该地区的封建领主经济逐步进入封建地主经济时期，这在客观上是适应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与此同时，清朝在云南内地继续推行政土归流政策。在哀牢山和泥地区，废除因远罗必甸长官司，属元江州管辖；改马龙他郎甸长官司、钮死长官司为他朗厅(墨江)，隶属普洱府。思陀、溪处、落恐等各土富仍旧不变，继续实行土司制度。

十九世纪初，各族人民不堪忍受资本主义各国与清朝卖国政府相勾结欺压掠夺之苦，相继爆发了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革命运动。一八五三年秋，哀中山中段镇沉、新乎、墨江的哈尼族、彝族人民，在田四乱(本名田以政，墨江哈尼族)、普顺义领导下，聚众三千多人起义。这支起义军于一八五六年六月，与李文学起义军在者干结盟，拥戴李文学为“夷家兵马大元帅”，田四乱为副帅，共同作战，控制了整个哀牢山中段、北段盛产稻谷、盐、铁的广大地区，拥有三万平方公里的根据地和五十多万各族群众。义军在经济上实行“庶民原耕庄主地悉归庶民所有，不纳租，课赋二成；荒不纳”的土地纲领，获得了各族人民的拥护，从而迅速地壮大起义队伍，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庄主和腐朽的清朝廷，威震滇中滇南广大地区。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太平天国及全国各地农民起义先后失败后，清军加紧了对李文学、田四乱起义军的镇压。一八六六年四月，义军多年固守的通关哨首次被清军攻占，田四乱率部退守墨江凹壁村对面的四选岩，以便重整旗鼓。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义军重新攻占通关，并准备挥师南下，乘胜占领普洱、思茅。一八七零年(清同治九年)十月，清军调集两万人，由游击孙世恒、守备李应元统率，全力进攻通关哨，并破坏红何思陀、瓦渣土司与义军“通使往和”的协议，调动土司兵配合清军共同向义军反扑。一千多义军将士英勇还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终因援军受阻，寡不敌众。义军重要将领普倾义牺吸后，田四乱率部退守老根据地过得岩营盘。清军攻占通关后，留少部驻守，大部在孙世恒、李应元的直接指挥下，追击义军。一八七一年(清同治十年)二月，田四乱率部突围不幸被擒，被押赴他郎(墨江)英勇就义，同难者数百人(包括其子)。这支前后经历了二十年，转战于哀牢山区的起义军最后遭到了失败。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却团结了各族人民，有力地打击了封建统治者，推动了广大哈尼族地区的社会向前发展。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但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领导权，导致全国军阀混战，时局动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云南，除了军阀官僚、地主土司对各族农民残酷的租、税、捐、杂等剥削外，频繁的战争，耗费巨大，给全省各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还要遭受封建领主的层层压榨，生活更是困苦不堪。一九一七年，红河地区爆发了哈尼族贫农女青年卢梅贝领导的联合滇南各族人民反抗封建军阀和本地土司压迫的农民起义。是年十月，金乎猛丁土司区管辖下芭蕉河的苗族人民在女“苗王”马勃迈的号召下，首先奋起造反。金平、元阳、绿春各地的苗、瑶、彝、哈尼等各族人民纷纷响应。元阳县多抄寨十八岁的女青年卢梅贝更是一马当先，率领当地哈尼族义军英勇作战，被“苗王”封为大将。同年十二月下旬，猛弄、猛丁等各地义军浩浩荡荡，会集茅山，共商作战事宜。义军根据当时形势决定分兵三路，一部由苗族首领杨十六、杨家兴率领辉师南下，进攻猛丁、金平等地;一部由彝族普大人等率领坚守茅山、大山根据地，策应南北两路义军；其余主力则由卢梅贝亲自率领，挥戈北上，攻打猛弄、多衣树、新衡等地的土司。会上，大家一致妊选年轻有为、英勇善战的卢梅贝为联军统帅，率领义军主力作战。南路义军先攻冬瓜岭，连克营盘、铜厂等地，十二月初进攻宪兵和傣族土司刀良成盘踞固守的金乎县城。卢梅贝率领的北路义军主力，两次猛攻猛弄土司司署。一九一八年大年初一后，义军趁敌不备，一举攻下政团长驻守的纸厂、雀山、桥头、勇娘、蚌勇、大伍寨等地，生俘驻守团长阂增元，并就地处决。这时，各地土司如惊弓之鸟，纷纷逃亡江内，向个旧、蒙自告急，要求统治云南的军阀唐继尧派兵镇压。一九一八年初，云南陆军驻防蒙自的第二卫成区司令官兼蒙自道道尹绍嘉寿，经报请云南省督军兼省长唐继尧批准，分别派建水县知事丁国梁“会同江外剿匪军支队长李春膏”串部驰抵猛弄、猛丁进行镇压，妄图一举消灭起义军。

一九一八年十月，卢梅贝率义军再次猛攻猛弄土司衙门，土司白兆熊被迫向义军贡物投降。得知官军(当地群众称为“粮子军”)行军情报，义军又日夜兼程赶赴离县城只有几公里的全福庄设伏歼敌，官军大败，义军乘胜追击。是年腊月初七，卢梅贝调集数十寨近万名义军分三路包围县城，向新街子发动总攻。敌凭险要地势和精良武器疯狂反扑，义军失利退走，继续转战在大山、马鹿糖一带。敌调集重兵，几路进攻，包围了牛角寨。义军抵抗两天后，撤到良心寨，与敌魔战三天夜，最后因弹尽粮绝，遭到失败。起义失败后，群众中盛传着卢梅贝已骑白马上天的传说。实际上，她在广大贫苦农民的掩护下，躲过了敌人的多次嫂捕，安全隐蔽下来了。

哈尼族人民赞扬她为各族人民英勇斗争的精神，尊称她为”多沙阿波“(意为多沙寨的“阿爷”)。近百年来哈尼族人民反封建的英勇斗争，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都归于失败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人民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最后胜利。早在大革命时期，今红河州的开远、蒙自、个旧等县就有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内地哈尼族主要聚居的墨江县，曾是云南地下党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当时，在墨江县城小学任教的地下党员熊文和、陈家蹦等人在学校组织“学术研究会”，吸收在校教职员工和农村小学教师为会员，“研究新知识，促进新思想”。他们利用这个合法的学术团体，教育、争取广大的知识分手，准备发展革命力量。经过一年多的学习，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在进步会员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一九二九年，在此基础上组成了“中共墨江县工作委员会”，选熊文和为书记。在农村秘密组织农会，许多贫苦农民参加成为会员，至一九三零年，农会遍及全县各地，拥有会员三千余人。与此同时，还建立了党的三个区委会和六个支部。

一九三零年冬，县工委作出决议，秘密在农村开办农民训练班，准备一九三一年冬至节举行武装暴动。原中共云南省委委员杨静安前往了解情况，并写了《告穷人书》，作为起义的纲领。正当积极部署期间，出了叛徒，熊文和等五个领导人被捕牺牲。起义计划未成，但党仍领导以农会会员为骨干的各族人民，继续在农村和国民党地方部队进行了长期的武装斗争，先后同敌人作了三次较大的战斗。最后虽然失败了，但它打击了国民党地方统治当局的嚣张气焰，宣传了革命思想，教育和培养了广大贫苦农民，其中包括许多哈尼族中的优秀分子，在民族地区撒下了革命的火种。

一九四七年，在个旧建立了地下的中共滇南临时工委。次年，党在元江彭泽正式建立了红河地区的游击武装。由于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使这支武装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打击了国民党驻元江的伪中央军。与此同时，思茅、西双破纳等地的各族人民也与敌人展开了游击斗争。一九四八年，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在这一地区成立了“滇硅黔边区纵队第九支队”，迅速燃起了革命的燎原烈火，迎接全国解放伟大胜利的到来。

一九五零年一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开元、蒙自、个旧、墨江一带，红旗插上哀牢山峰，世世代代受压迫的哈尼族人民获得了解放。

一九五二年，政务院颁布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后，同年成立了“红河哈尼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及其他区乡级的自治政府。一九五三年，成立了西双版纳“格朗和哈尼族×”。

一九五四年元旦，成立红河哈尼族×(州)。同年五月十八日，又建立了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一九五七年七月作出了蒙自专区与红河州合并建州的决议。同年十一月十九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正式宣告成立，首府设在蒙自，后改设个阳市。自治州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哈尼族代表占百分之二十六点四，彝族代表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五l在州人民委员会的三十九位委员中，哈尼族占九人，并担任了州长和副州长(哈尼族三人)等领导职务，充分享受了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