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卷十七 问辩第四十一

　　或问曰:“辩安生乎”
　　对曰:“生于上之不明也。”
　　问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辩也，何哉？”
　　对曰:“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若其无法令而可以接诈、应变、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责其实。言当，则有大利;不当，则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无以讼。此所以无辩之故也。乱世则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官府有法，而民以私行矫之。人主顾渐其法令而尊学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学也。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夫砥砺杀矢而以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谓善射者，无常仪的也。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仪的也。故有常，则羿、逢蒙以中五寸的为巧;无常，则以妄发之中秋毫为拙。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难至察，行难至察，则妄发之说也。是以乱世之听言也，以难知为察，以博文为辩;其观行也，以离群为贤，以犯上为抗。人主者说辩察之言，尊“贤”“抗”之行，故夫作法术之人，立取舍之行，别辞争之论，而莫为之正。是以儒服、带剑者众，而耕战之士寡;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则辩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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