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七 战国汉唐诸子

　　家语虽记得不纯，却是当时书。孔丛子是后来白撰出。
　　家语只是王肃编古录杂记。其书虽多疵，然非肃所作。孔丛子乃其所注之人伪作。读其首几章，皆法左传句，已疑之。及读其后序，乃谓渠好左传，便可见。
　　孔丛子鄙陋之甚，理既无足取，而词亦不足观。有一处载「其君曰必然」云云，是何言语！
　　管子之书杂。管子以功业著者，恐未必曾著书。如弟子职之为，全似曲礼。它篇有似庄老。又有说得也卑，直是小意智处，不应管仲如此之陋。其内政分乡之制，国语载之却详。
　　管子非仲所著。仲当时任齐国之政，事甚多。稍闲时，又有三归之溺，决不是闲功夫著书底人。著书者是不见用之人也。其书老庄说话亦有之。想只是战国时人收拾仲当时行事言语之类着之，并附以它书。
　　问：「管子中说辟雍，言不是学，只是『君和』也。」先生曰：「既不是学，『君和』又是个甚物事？而今不必论。礼记所谓『疑事毋质』，盖无所考据，不必恁地辨析耳。如辟雍之义，古不可考，或以为学名，或以为乐名，无由辨证。某初解诗，亦疑放那里。但今说作学，亦说得好了。亦有人说，辟雍是天子之书院，大学又别。」
　　国语文字多有重迭无义理处。盖当时只要作文章，说得来多尔。故柳子厚论为文，有曰：「参之国语以博其趣。」
　　国语中多要说人有不可教则勿教之之意。
　　问：「史记云：『申子卑卑，施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核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曰：「张文潜之说得之。」宋齐丘作书序中所论也。道夫曰：「东坡谓商鞅韩非得老子所以轻天下者，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曰：「也是这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谓『杨氏为我，是无君也』。老子是个占便宜、不肯担当做事底人，自守在里，看你外面天翻地覆，都不管，此岂不是少恩？」道夫曰：「若柳下惠之不恭，莫亦至然否？」曰：「下惠其流必至于此。」又曰：「老子著书立言，皆有这个底意思。」
　　「诸子百家书，亦有说得好处。如荀子曰：『君子大心则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此二句说得好。」曰：「看得荀子资质，也是个刚明底人。」曰：「只是粗。他那物事皆未成个模样，便将来说。」曰：「扬子工夫比之荀子，恐却细腻。」曰：「扬子说到深处，止是走入老庄窠窟里去，如清静寂寞之说皆是也。又如玄中所说「灵根」之说。云云，亦只是庄老意思，止是说那养生底工夫尔。至于佛徒，其初亦只是以老庄之言驾说尔。如远法师文字与肇论之类，皆成片用老庄之意。然他只是说，都不行。至达磨来，方始教人自去做，所以后来有禅，其传亦如是远。」问：「晋宋时人多说庄老，然恐其亦未足以尽庄老之实说。」曰：「当时诸公只是借他言语来，盖覆那灭弃礼法之行尔。据其心下污浊纷扰如此，如何理会得庄老底意思！」荀
　　荀子尽有好处，胜似扬子，然亦难看。
　　不要看扬子，他说话无好处，议论亦无的实处。荀子虽然是有错，到说得处也自实，不如他说得恁地虚胖。
　　问：「东坡言三子言性，孟子已道性善，荀子不得不言性恶，固不是。然人之一性，无自而见。荀子乃言其恶，它莫只是要人修身，故立此说？」先生曰：「不须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识道理。如天下之物，有黑有白，此是黑，彼是白，又何须辨？荀扬不惟说性不是，从头到底皆不识。当时未有明道之士，被他说用于世千余年。韩退之谓荀扬『大醇而小疵』。伊川曰：『韩子责人甚恕。』自今观之，他不是责人恕，乃是看人不破。今且于自己上作工夫，立得本。本立则条理分明，不待辨。」
　　或言性，谓荀卿亦是教人践履。先生曰：「须是有是物而后可践履。今于头段处既错，又如何践履？天下事从其是。曰同，须求其真个同；曰异，须求其真个异。今则不然，只欲立异，道何由明？陈君举作夷门歌，说荆公东坡不相合，须当和同，不知如何和得！」荀子。
　　荀子说「能定而后能应」，此是荀子好话。
　　「入乎耳而着乎心。」着，音直略切。
　　问荀扬王韩四子。曰：「凡人著书，须自有个规模，自有个作用处。或流于申韩，或归于黄老，或有体而无用，或有用而无体，不可一律观。且如王通这人，于世务变故、人情物态，施为作用处，极见得分晓，只是于这作用晓得处却有病。韩退之则于大体处见得，而于作用施为处却不晓。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后无人，似它见得。『郊焉而天神格，庙焉而人鬼享。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说得极无疵。只是空见得个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疏，更无物事撑住衬簟，所以于用处不甚可人意。缘他费工夫去作文，所以读书者，只为作文用。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火急去弄文章；而于经纶实务不曾究心，所以作用不得。每日只是招引得几个诗酒秀才和尚度日。有些工夫，只了得去磨炼文章，所以无工夫来做这边事。兼他说，我这个便是圣贤事业了，自不知其非。如论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却把孟轲与数子同论，可见无见识，都不成议论。荀卿则全是申韩，观成相一篇可见。他见当时庸君暗主战斗不息，愤闷恻怛，深欲提耳而诲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归于明法制，执赏罚而已。他那做处粗，如何望得王通！扬雄则全是黄老。某尝说，扬雄最无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处，只是投黄老。如反离骚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见这人更无说，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会得别事？如法言一卷，议论不明快，不了决，如其为人。他见识全低，语言极呆，甚好笑！荀扬二人自不可与王韩二人同日语。」问：「王通病痛如何？」曰：「这人于作用都晓得，急欲见之于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业，便去上书要兴太平。及知时势之不可为，做周公事业不得，则急退而续诗书，续玄经，又要做孔子底事业。殊不知孔子之时接乎三代，有许多典谟训诰之文，有许多礼乐法度，名物度数，数圣人之典章皆在于是，取而缵述，方做得这个家具成。王通之时，有甚么典谟训诰？有甚么礼乐法度？乃欲取汉魏以下者为之书，则欲以七制命议之属为续书，「七制」之说亦起于通。有高文武宣光武明章制，盖以比二典也。诗则欲取曹刘沈谢者为续诗。续得这般诗书，发明得个甚么道理？自汉以来，绍令之稍可观者，不过数个。如高帝求贤诏虽好，又自不纯。文帝劝农，武帝荐贤、制策、轮台之悔，只有此数诏略好，此外盖无那壹篇比得典谟训诰。便求一篇如君牙冏命秦誓也无。曹刘沈谢之时，又那得一篇如鹿鸣四牡大明文王关雎鹊巢？亦有学为四句古诗者，但多称颂之词，言皆过实，不足取信。乐如何有云英咸韶濩武之乐？礼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礼，它只是急要做个孔子，又无左证，故装点几个人来做尧舜汤武，皆经我删述，便显得我是圣人。如中说一书，都是要学孔子。论语说泰伯『三以天下让』，它便说陈思王善让；论语说『殷有三仁』，它便说荀氏有二仁。又提几个公卿大夫来相答问，便比当时门人弟子。正如梅圣俞说：『欧阳永叔它自要做韩退之，却将我来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它自要做孔夫子，便胡乱捉别人来为圣为贤。殊不知秦汉以下君臣人物，斤两已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说一书，固是后人假托，非王通自着。然毕竟是王通平生好自夸大，续诗续书，纷纷述作，所以起后人假托之故。后世子孙见它学周公孔子学不成，都冷淡了，故又取一时公卿大夫之显者，缵缉附会以成之。毕竟是王通有这样意思在。虽非它之过，亦它有以启之也。如世人说坑焚之祸起于荀卿。荀卿著书立言，何尝教人焚书坑儒？只是观它无所顾藉，敢为异论，则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比荀扬又敻别。王通极开爽，说得广阔。缘它于事上讲究得精，故于世变兴亡，人情物态，更革沿袭，施为作用，先后次第，都晓得；识得个仁义礼乐都有用处。若用于世，必有可观。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着，于大体处有所欠阙，所以如此！若更晓得高处一着，那里得来！只细看它书，便见他极有好处，非特荀扬道不到，虽韩退之也道不到。韩退之只晓得个大纲，下面工夫都空虚，要做更无下手处，其作用处全疏，如何敢望王通！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于不曾子细读书。他只见圣人有个六经，便欲别做一本六经，将圣人腔子填满里面。若是子细读书，知圣人所说义理之无穷，自然无工夫闲做。他死时极后生，只得三十余岁。它却火急要做许多事。」或云：「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观。」曰：「不然，它气象局促，只如此了。他做许多书时，方只二十余岁。孔子七十岁方系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圣人许多事业气象去不得了，宜其死也。」又曰：「中说一书，如子弟记它言行，也煞有好处。虽云其书是后人假托，不会假得许多，须真有个人坯模如此，方装点得成。假使悬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则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见识，非凡人矣。」以下论荀扬王韩及诸子。
　　贾谊之学杂。他本是战国纵横之学，只是较近道理，不至如仪秦蔡范之甚尔。他于这边道理见得分数稍多，所以说得较好。然终是有纵横之习，缘他根脚只是从战国中来故也。汉儒惟董仲舒纯粹，其学甚正，非诸人比。只是困苦无精彩，极好处也只有『正谊、明道』两句。下此诸子皆无足道。如张良诸葛亮固正，只是太粗。王通也有好处，只是也无本原工夫，却要将秦汉以下文饰做个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他那斤两轻重自定，你如何文饰得！如续诗、续书、玄经之作，尽要学个孔子，重做一个三代，如何做得！如续书要载汉以来诏令，他那诏令便载得，发明得甚么义理？发明得甚么政事？只有高帝时三诏令稍好，然已不纯。如曰『肯从吾游者，吾能尊显之』，此岂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录。三代之书诰诏令，皆是根源学问，发明义理，所以灿然可为后世法。如秦汉以下诏令济得甚事？缘他都不曾将心子细去读圣人之书，只是要依他个模子。见圣人作六经，我也学他作六经。只是将前人腔子，自做言语填放他腔中，便说我这个可以比并圣人。圣人做个论语，我便做中说。如扬雄太玄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并！某尝说，自孔孟灭后，诸儒不子细读得圣人之书，晓得圣人之旨，只是自说他一副当道理。说得却也好看，只是非圣人之意，硬将圣人经旨说从他道理上来。孟子说『以意逆志』者，以自家之意，逆圣人之志。如人去路头迎接那人相似，或今日接着不定，明日接着不定；或那人来也不定，不来也不定；或更迟数日来也不定，如此方谓之『以意逆志。』今人读书，却不去等候迎接那人，只认硬赶捉那人来，更不由他情愿；又教它莫要做声，待我与你说道理。圣贤已死，它看你如何说，他又不会出来与你争，只是非圣贤之意。他本要自说他一样道理，又恐不见信于人。偶然窥见圣人说处与己意合，便从头如此解将去，更不子细虚心，看圣人所说是如何。正如人贩私盐，担私货，恐人捉他，须用求得官员一两封书，并掩头行引，方敢过场、务，偷免税钱。今之学者正是如此，只是将圣人经书，拖带印证己之所说而已，何常真实得圣人之意？却是说得新奇巧妙，可以欺惑人，只是非圣人之意。此无他，患在于不子细读圣人之书。人若能虚心下意，自莫生意见，只将圣人书玩味读诵，少间意思自从正文中迸出来，不待安排，不待杜撰。如此，方谓之善读书。且屈原一书，近偶阅之，从头被人错解了。自古至今，讹谬相传，更无一人能破之者，而又为说以增饰之。看来屈原本是一个忠诚恻怛爱君底人。观他所作离骚数篇，尽是归依爱慕，不忍舍去怀王之意。所以拳拳反复，不能自已，何尝有一句是骂怀王。亦不见他有偏躁之心，后来没出气处，不奈何，方投河殒命。而今人句句尽解做骂怀王，枉屈说了屈原。只是不曾平心看他语意，所以如此。」
　　问扬雄。曰：「雄之学似出于老子。如太玄曰：『潜心于渊，美厥灵根。』测曰：『「潜心于渊」，神不昧也。』乃老氏说话。」问：「太玄分赞于三百六十六日下，不足者乃益以『踦赢』，固不是。如易中卦气如何？」曰：「此出于京房，亦难晓。如太玄中推之，盖有气而无朔矣。」问：「伊川亦取雄太玄中说，如何？」曰：「不是取他言，他地位至此耳。」又问：「贾谊与仲舒如何？」曰：「谊有战国纵横之气；仲舒儒者，但见得不透。」曰：「伊川于汉儒取大毛公，如何？」曰：「今亦难考。但诗注颇简易，不甚泥章句。」问：「文中子如何？」曰：「渠极识世变，有好处，但太浅，决非当时全书。如说家世数人，史中并无名。又，关朗事，与通年纪甚悬绝。」可学谓：「可惜续经已失，不见渠所作如何！」曰：「亦何必见？只如续书有桓荣之命。明帝如此，则荣可知。使荣果有帝王之学，则当有以开导明帝，必不至为异教所惑。如秋风之诗，乃是末年不得已之辞，又何足取？渠识见不远，却要把两汉事与三代比隆！近来此等说话极胜，须是于天理人欲处分别得明。如唐太宗分明是杀兄劫父代位，又何必为之分别说！沙随云，史记高祖泛舟于池中，则『明当早参』之语，皆是史之润饰。看得极好，此岂小事！高祖既许之明早入辨，而又却泛舟，则知此事经史臣文饰多矣。」问：「禅位亦出于不得已。」曰：「固是。它既杀元良，又何处去？明皇杀太平公主亦如此，可畏！」
　　子升问仲舒文中子。曰：「仲舒本领纯正。如说『正心以正朝廷』，与『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诸语，皆善。班固所谓『纯儒』，极是。至于天下国家事业，恐施展未必得。王通见识高明，如说治体处极高，但于本领处欠。如古人『明德、新民、至善』等处，皆不理会，却要斗合汉魏以下之事整顿为法，这便是低处。要之，文中论治体处，高似仲舒，而本领不及；爽似仲舒，而纯不及。」因言：「魏征作隋史，更无一语及文中，自不可晓。尝考文中世系，并看阮逸、龚鼎臣注，及南史、刘梦得集，次日因考文中世系，四书不同，殊不可晓。」又检李泰伯集，先生因言：「文中有志于天下，亦识得三代制度，较之房魏诸公文，稍有些本领，只本原上工夫都不曾理会。若究其议论本原处，亦只自老庄中来。」
　　先生令学者评董仲舒扬子云王仲淹韩退之四子优劣。或取仲舒，或取退之。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扬子云不足道，这两人不须说。只有文中子韩退之这两人疑似，试更评看。」学者亦多主退之。曰：「看来文中子根脚浅，然却是以天下为心，分明是要见诸事业。天下事，它都一齐入思虑来。虽是卑浅，然却是循规蹈矩，要做事业底人，其心却公。如韩退之虽是见得个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无实用功处。它当初本只是要讨官职做，始终只是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诗，博弈，酣饮取乐而已。观其诗便可见，都衬贴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临政，也不是要为国做事，也无甚可称，其实只是要讨官职而已。」
　　立之问：「扬子与韩文公优劣如何？」曰：「各自有长处。文公见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细理会。如原道之类，不易得也。扬子云为人深沈，会去思索。如阴阳消长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玄之类，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盖天地间只有个奇耦，奇是阳，耦是阴。春是少阳，夏是太阳，秋是少阴，冬是太阴。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扬子却添两作三，谓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气而无朔，有日星而无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说『性善』，荀子既说『性恶』，他无可得说，只得说个『善恶混』。若有个三底道理，圣人想自说了，不待后人说矣。看他里面推得辛苦，却就上面说些道理，亦不透彻。看来其学似本于老氏。如『惟清惟胜，惟渊惟默』之语，皆是老子意思。韩文公于仁义道德上看得分明，其刚领已正，却无他这个近于老子底说话。」又问：「文中子如何？」曰：「文中子之书，恐多是后人添入，真伪难见，然好处甚多。但一一似圣人，恐不应恰限有许多事相协得好。如见甚荷蒉隐者之类，不知如何得恰限有这人。若道他都是妆点来，又恐妆点不得许多。然就其中惟是论世变因革处，说得极好。」又问：「程子谓『扬子之学实，韩子之学华』，是如何？」曰：「只缘韩子做闲杂言语多，故谓之华。若扬子虽亦有之，不如韩子之多。」
　　扬子云韩退之二人也难说优劣。但子云所见处，多得之老氏，在汉末年难得人似它。亦如荀子言语亦多病，但就彼时亦难得一人如此。子云所见多老氏者。往往蜀人有严君平源流。且如太玄就三数起，便不是。易中只有阴阳奇耦，便有四象：如春为少阳，夏为老阳，秋为少阴，冬为老阴。扬子云见一二四都被圣人说了，却杜撰，就三上起数。」●问：「温公最喜太玄。」曰：「温公全无见处。若作太玄，何似作历？老泉尝非太玄之数，亦说得是。」又问：「与康节如何？」曰：「子云何敢望康节！康节见得高，又超然自得。退之却见得大纲，有七八分见识。如原道中说得仁义道德煞好，但是他不去践履玩味，故见得不精微细密。伊川谓其学华者，只谓爱作文章。如作诗说许多闲言语，皆是华也。看得来退之胜似子云。」南升。
　　问：「先生王氏续经说云云，荀卿固不足以望之。若房杜辈，观其书，则固尝往来于王氏之门。其后来相业，还亦有得于王氏道否？」曰：「房杜如何敢望文中子之万一！其规模事业，无文中子髣佛。某尝说，房杜只是个村宰相。文中子不干事，他那制度规模，诚有非后人之所及者。」又问：「仲舒比之如何？」曰：「仲舒却纯正，然亦有偏，又是一般病。韩退之却见得又较活，然亦只是见得下面一层，上面一层都不曾见得。大概此诸子之病皆是如此，都只是见得下面一层，源头处都不晓。所以伊川说『西铭是原道之宗祖』，盖谓此也。」
　　只有董仲舒资质纯良，摸索道得数句着，如「正谊不谋利」之类。然亦非它真见得这道理。董子。
　　问：「性者，生之质。」曰：「不然。性者，生之理；气者，生之质，已有形状。」
　　问：「仲舒云：『性者，生之质。』」「也不是。只当云，性者，生之理也；气者，生之质也。」璘谓：「『性者，生之质』，本庄子之言。」曰：「庄子有云：『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前辈谓此说颇好，如『有物有则』之意。」
　　问：「仲舒以情为人之欲，如何？」曰：「也未害。盖欲为善，欲为恶，皆人之情也。」
　　童问董仲舒见道不分明处。曰：「也见得鹘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质；情者，人之欲。命非圣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节』等语，似不识性善模样。又云，『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义；知仁义，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又似见得性善模样。终是说得骑墙，不分明端的。」
　　「仲舒言：『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质。』如此说，固未害。下云『命非圣人不行』，便牵于对句，说开去了。如『正谊明道』之言，却自是好。」道夫问：「或谓此语是有是非，无利害，如何？」曰：「是不论利害，只论是非。理固然也，要亦当权其轻重方尽善，无此亦不得。只被今人只知计利害，于是非全轻了。」
　　建宁出「正谊明道如何论」。先生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谊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论。仁人于此有不能自已者。『师出无名，事故不成；明其为贼，敌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谊。」
　　在浙中见诸葛诚之千能云：「『仁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仲舒说得不是。只怕不是义，是义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先生谓：「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为之，非所以为训也。固是得道义则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义而功利不至者，人将于功利之徇，而不顾道义矣。」
　　仲舒所立甚后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义功利关不透耳。其议匈奴一节，娄敬贾谊智谋之士为之，亦不如此。
　　刘淳叟问：「汉儒何以溺心训诂而不及理？」曰：「汉初诸儒专治训诂，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训某字，自寻义理而已。至西汉末年，儒者渐有求得稍亲者，终是不曾见全体。」问：「何以谓之全体？」曰：「全体须彻头彻尾见得方是。且如匡衡问时政，亦及治性情之说；及到得他入手做时，又却只修得些小宗庙礼而已。翼奉言『见道知王治之象，见经知人道之务』，亦自好了；又却只教人主以阴阳日辰贪狠廉贞之类辨君子小人。以此观之，他只时复窥见得些子，终不曾见大体也。唯董仲舒三篇说得稍亲切，终是不脱汉儒气味。只对江都易王云『仁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方无病，又是儒者语。」
　　董仲舒才不及陆宣公而学问过之。张子房近黄老，而隐晦不露。诸葛孔明近申韩。
　　扬子云出处非是。当时善去，亦何不可？扬子。
　　问：「扬子『避碍通诸理』之说是否？」曰：「大概也似，只是言语有病。」问：「莫不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间处事不看道理当如何，便先有个依违闪避之心矣。」
　　「『学之为王者事』，不与上文属。只是言人君不可不学底道理，所以下文云：『尧舜禹汤文武汲汲，仲尼皇皇。以数圣人之盛德，犹且如此。』」问：「『仲尼皇皇』如何？」曰：「夫子虽无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故作一处称」
　　扬子云谓南北为经，东西为纬，故南北为纵，东西为横。六国之势，南北相连则合纵；秦据东西，以横破纵也。盖南北长，东西短，南北直，东西横，错综于其间也。
　　「德隆则晷星，星隆则晷德。」晷，影也，犹影之随形也。盖德隆则星随德而见，星隆则人事反随星而应。」
　　扬子云云：「月未望，则载魄于西；既望，则终魄于东；其溯于日乎！」先生举此，问学者是如何。众人引诸家注语，古注解「载」作「始」，「魄」作「光」。温公改「魄」作「胐」，先生云，皆非是。皆不合。久之，乃曰：「只晓得个『载』字，便都晓得。载者，如加载之『载』。如老子云『载营魄』，左氏云『从之载』，正是这个『载』字。诸家都乱说，只有古注解云：『月未望，则光始生于西面，以渐东满；既望，则光消亏于西面，以渐东尽。』此两句略通而未尽。此两句尽在『其溯于日乎』一句上。盖以日为主，月之光也，日载之；光之终也，日终之。『载』，犹加载之『载』。又训上，如今人上光、上采色之「上」。盖初一二间，时日落于酉，月是时同在彼；至初八九日落在酉，则月已在午；至十五日相对，日落于酉而月在卯，此未望而载魄于西。盖月在东日则在西，日载之光也。及日与月相去愈远，则光渐消而魄生。少间月与日相蹉过，日却在东，月却在西，故光渐至东尽，则魄渐复也。当改古注云：『日加魄于西面，以渐东满；日复魄于西面，以渐东尽。其载也，日载之；其终也，日终之，皆系于日。』又说秦周之士，贵贱拘肆，皆系于上之人，犹月之载魄终魄皆系于日也，故曰『其溯于日乎』！其载其终，皆向日也。温公云：『当改「载魄」之「魄」作「朏」。』都是晓扬子云说不得，故欲如此改。老子所谓『载营魄』，便是如此。『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一便是魄，抱便是载，盖以火养水也。魄是水，以火载之。『营』字，恐是『荧』字，光也。古字或通用不可知。或人解作经营之『营』，亦得。」次日又云：「昨夜说终魄于东『终』字，亦未是。昨夜解「终」作「复」，言光渐消而复其魄也。盖终魄亦是日光加魄于东而终之也。始者日光加魄之西，以渐东满，及既望，则日光旋而东，以终尽月之魄，则魄之西渐复，而光渐消于魄之西矣。」因又说老子「载营魄」。「昨日见温公解得扬子『载魄』没理会，因疑其解老子，亦必晓不得。及看，果然。但注云：『「载营魄」阙。』只有此四字而已。颍滨解云：『神载魄而行。』言魄是个沈滞之物，须以神去载他，令他外举。其说云：『圣人则以魄随神而动，众人则神役于魄。』据他只于此间如此强解得，若以解扬子，则解不得矣。又解魄做物，只此一句便错。耳目之精明者为魄，如何解做物得！又以一为神，亦非。一正指魄言，神抱魄，火抱水也。温公全不理会修养之学，所以不晓。颍滨一生去理会修养之术，以今观之，全晓不得，都说错了。河上公固是胡说，如王弼也全解错了。王弼解载作处，魄作所居，言常处于所居也，更是胡说！据颍滨解老子，全不晓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载魄而行，便是个刚强外举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此，只是要柔伏退步耳。观他这一章尽说柔底意思，云：『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天门开辟，能为雌乎？』老子一书意思都是如此。它只要退步不与你争。如一个人叫哮跳踯，我这里只是不做声，只管退步。少间叫哮跳踯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应自有余。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与人争者，乃所以深争之也，其设心措意都是如此。闲时他只是如此柔伏，遇着那刚强底人，它便是如此待你。张子房亦是如此。如云『推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又云『以无为取天下』，这里便是它无状处。据此，便是它柔之发用功效处。又，楚词也用『载营魄』字，其实与颍滨解老子同。若楚词恐或可如此说。以此说老子，便都差了。」
　　张毅然漕试回。先生问曰：「今岁出何论题？」曰：「论题云云，出文中子。」曰：「如何做？」张曰：「大率是骂他者多。」先生笑曰：「他虽有不好处，也须有好处。故程先生言：『他虽则附会成书，其间极有格言，荀扬道不到处。』岂可一向骂他！」友仁请曰：「愿闻先生之见。」曰：「文中子他当时要为伊周事业；见道不行，急急地要做孔子。他要学伊周，其志甚不卑。但不能胜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反有所累。二帝三王却不去学，却要学两汉，此是他乱道处。亦要作一篇文字说这意思。」友仁。文中子。
　　徐问文中子好处与不好处。曰：「见得道理透后，从高视下，一目了然。今要去揣摩，不得。」
　　文中子其间有见处，也即是老氏。又其闲被人夹杂，今也难分别。但不合有许多事全似孔子。孔子有荷蒉等人，它也有许多人，便是装点出来。其间论文史及时事世变，煞好，今浙间英迈之士皆宗之。南升。
　　「文中子中说被人乱了。说治乱处与其它好处极多。但向上事只是老释。如言非老庄释迦之罪，并说若云云处，可见。」扬曰：「过法言。」曰：「大过之。」
　　文中子论时事及文史处尽有可观。于文取陆机，史取陈寿。曾将陆机文来看，也是平正。
　　房杜于河汾之学后来多有议论。且如中说，只是王氏子孙自记。亦不应当时开国文武大臣尽其学者，何故尽无一语言及其师兼所记其家世事？考之传记，无一合者。
　　文中子，看其书忒装点，所以使人难信。如说诸名卿大臣，多是隋末所未见有者。兼是他言论大纲杂霸，凡事都要硬做。如说礼乐治体之类，都不消得从正心诚意做出。又如说「安我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苍生」，都是为自张本，做杂霸镃基。黄德柄问：「续书：『天子之义：制、诏、志、策，有四；大臣之义：命、训、对、赞、议、诫、谏，有七。』如何？」曰：「这般所在极肤浅。中间说话大纲如此。但看世俗所称道，便唤做好，都不识。如云晁董公孙之对，据道理看，只有董仲舒为得。如公孙已是不好，晁错是话个甚么！又如自叙许多说话，尽是夸张。考其年数，与唐煞远，如何唐初诸名卿皆与说话？若果与诸名卿相处，一个人恁地自标致，史传中如何都不见说？」因说：「史传尽有不可信处。尝记五峰说，看太宗杀建成元吉事，尚有不可凭处。如云，先一日，太宗密以其事奏高祖，高祖省表愕然，报曰：『明当鞫问，汝宜早参。』只将这几句看，高祖且教来日鞫问，如何太宗明日便拥兵入内？又云，上已召裴寂萧瑀陈叔达欲按其事，又云：『上方泛舟海池。』岂有一件事恁么大，兄弟构祸如此之极，为父者何故恁地恬然无事！此必有不足信者。只左传是有多难信处。如赵盾一事，后人费万千说话与出脱，其实此事甚分明。如司马昭之弒高贵乡公，他终不成亲自下手！必有抽戈用命，如贾充成济之徒。如曰『司马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看左传载灵公欲杀赵盾，今日要杀，杀不得；明日要杀，杀不得。只是一个人君要杀一臣，最易为力。恁地杀不得，也是他大段强了。今来许多说话，自是后来三晋既得政，撰造掩覆，反有不可得而掩者矣。物来若不能明，事至若不能辨，是吾心大段昏在。」
　　「文中子议论，多是中间暗了一段，无分明。其间弟子问答姓名，多是唐辅相，恐亦不然，盖诸人更无一语及其师。人以为王通与长孙无忌不足，故诸人惧无忌而不敢言，亦无此理，如郑公岂畏人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必因其续书中曾采七君事迹以为书，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礼例今无可考，大率多是依仿而作。如以董常如颜子，则是以孔子自居。谓诸公可为辅相之类，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为它之尧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刘禹锡作歙池江州观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载祖讳多不同。及阮逸所注并载关朗等事，亦多不实。王通大业中死，自不同时。如推说十七代祖，亦不应辽远如此。唐李翱已自论中说可比太公家教，则其书之出亦已久矣。伊川谓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后人添入坏了。看来必是阮逸诸公增益张大，复借显者以为重耳。今之伪书甚多，如镇江府印关子明易并麻衣道者易，皆是伪书。麻衣易正是南康戴绍韩所作。昨在南康，观其言论，皆本于此。及一访之，见其著述大率多类麻衣文体。其言险侧轻佻，不合道理。又尝见一书名曰子华子，说天地阴阳，亦说义理、人事，皆支离妄作。至如世传繁露玉杯等书，皆非其实。大抵古今文字皆可考验。古文自是庄重，至如孔安国书序并注中语，多非安国所作。盖西汉文章，虽粗亦劲。今书序只是六朝软慢文体。」因举史记所载汤诰并武王伐纣言词不典，不知是甚底齐东野人之语也。
　　问文中子之学。曰：「它有个意思，以为尧舜三代，也只与后世一般，也只是偶然做得着。」问：「它续诗续书，意只如此。」因举答贾琼数处说，曰：「近日陈同父便是这般说话。它便忌程先生说『帝王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正缘这话说得它病处，它便忌。」问：「玄经尤可疑。只缘献帝奔北，便以为天命已归之，遂帝魏。」曰：「今之注，本是阮逸注，龚鼎臣便有一本注，后面叙他祖，都与文中子所说不同。说他先已仕魏，不是后来方奔去。」明日寻看，又问：「它说『权义举而皇极立』，如何？」曰：「如皇极，某曾有辨，今说权义也不是。盖义是活物，权是称锤。义是称星，义所以用权。今似它说，却是以权为『嫂溺援之』之『义』，以义为『授受不亲』之『礼』，但不如此。」问：「义便有随时底意思。」曰：「固是。」问：「它只缘以玄经帝魏，生此说。」曰：「便是它大本领处不曾理会，纵有一二言语可取，但偶然耳。」问：「他以心、迹分看了，便是错处。」曰：「它说『何忧何疑』，也只是外面恁地，里面却不恁地了。」又问：「『动静见天地之心』，说得似不然。」曰：「它意思以方员为形，动静为理，然亦无意思。而今自家若见个道理了，见它这说话，都似不曾说一般。」
　　文中子续经，犹小儿竖瓦屋然。世儒既无高明广大之见，因遂尊崇其书。
　　「天下皆忧，吾独得不忧；天下皆疑，吾独得不疑。」又曰：「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盖有当忧疑者，有不当忧疑者，然皆心也。文中子以为有心、迹之判，故伊川非之。又曰：「惟其无一己之忧疑，故能忧疑以天下；惟其忧以天下，疑以天下，故无一己之忧疑。」
　　大抵观圣人之出处，须看他至诚恳切处及洒然无累处。文中子说：「天下皆忧，吾独得不忧；天下皆疑，吾独得不疑。」又曰：「穷理尽性吾何疑？乐天知命吾何忧？」此说是。
　　或问：「文中子僭拟古人，是如何？」曰：「这也是他志大，要学古人。如退之则全无要学古人底意思。柳子厚虽无状，却又占便宜，如致君泽民事，也说要做。退之则只要做官，如末年潮州上表，此更不足说了。退之文字尽好，末年尤好。」
　　韩退之却有些本领，非欧公比。原道，其言虽不精，然皆实，大纲是。韩子。
　　器之问「博爱之谓仁」。曰：「程先生之说最分明，只是不子细看。要之，仁便是爱之体，爱便是仁之用。」
　　蒋明之问：「原道起头四句，恐说得差。且如『博爱之谓仁』，爱如何便尽得仁？」曰：「只为他说得用，又遗了体。」明之又问：「四字先后当如何？」曰：「公去思量，久后自有着落。」震。
　　或问「由是而之焉之谓道」。曰：「此是说行底，非是说道体。」问「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曰：「此是说行道而有得于身者，非是说自然得之于天者。」
　　子耕问「定名、虚位」。曰：「恁地说亦得。仁义是实有的，道德却是总名，凡本末小大无所不该。如下文说『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是也。」[莹田-玉]录详。
　　问：「『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虚位之义如何？」曰：「亦说得通。盖仁义礼智是实，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说，却虚。如有仁之道，义之道，仁之德，义之德，此道德只随仁义上说，是虚位。他又自说『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谓吉人则为基德，凶人则为凶德；君子行之为君子之道，小人行之为小人之道。如『道二：仁与不仁』；『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之类。若是『志于道，据于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
　　问：「原道上数句如何？」曰：「首句极不是。『定名、虚位』却不妨。有仁之道，义之道，仁之德，义之德，故曰『虚位』。大要未说到顶上头，故伊川云：『西铭，原道之宗祖。』」
　　「坐井观天」，谓天只如此大小，是他见得如此。须出井来看，方得。
　　退之谓：「以之为人，则爱而公。」「爱、公」二字甚有意义。
　　原道中举大学，却不说「致知在格物」一句。苏子由古史论举中庸「不获乎上」后，却不说「不明乎善，不诚乎身」二句。这两个好做对。司马温公说仪秦处，说「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却不说「居天下之广居」。看得这样底，都是个无头学问。
　　「韩子原性曰，人之性有五，最识得性分明。」蒋兄因问：「『博爱之谓仁』四句如何？」曰：「说得却差，仁义两句皆将用做体看。事之合宜者为义，仁者爱之理。若曰『博爱』，曰『行而宜之』，则皆用矣。」
　　韩文原性人多忽之，却不见他好处。如言「所以为性者五：曰仁义礼智信」，此语甚实。
　　问：「韩文公说，人之『所以为性者五』，是他实见得到后如此说耶？惟复是偶然说得着？」曰：「看它文集中说，多是闲过日月，初不见他做工夫处。想只是才高，偶然见得如此。及至说到精微处，又却差了。」因言：「惟是孟子说义理，说得来精细明白，活泼泼地。如荀子空说许多，使人看着，如吃糙米饭相似。」
　　问：「退之原性『三品』之说是否？」曰：「退之说性，只将仁义礼智来说，便是识见高处。如论三品亦是。但以某观，人之性岂独三品，须有百千万品。退之所论却少了一『气』字。程子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此皆前所未发。如夫子言『性相近』，若无『习相远』一句，便说不行。如『人生而静』，静固是性，只着一『生』字，便是带着气质言了，但未尝明说着『气』字。惟周子太极图却有气质底意思。程子之论，又自太极图中见出来也。」
　　韩文公原鬼，不知鬼神之本只是在外说个影子。
　　至问：「韩子称『孟子醇乎醇，荀与扬大醇而小疵』。程子谓：『韩子称孟子甚善，非见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论荀扬则非也。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扬子虽少过，然亦不识性，更说甚道？』至谓韩子既以失大本不识性者为大醇，则其称孟子『醇乎醇』，亦只是说得到，未必真见得到。」先生曰：「如何见得韩子称荀扬大醇处，便是就论性处说？」至云：「但据程子有此议论，故至因问及此。」先生曰：「韩子说荀扬大醇是泛说。与田骈慎到申不害韩非之徒观之，则荀扬为大醇。韩子只说那一边，凑不着这一边。若是会说底，说那一边，亦自凑着这一边。程子说『荀子极偏驳，扬子虽少过』，此等语，皆是就分金秤上说下来。今若不曾看荀子扬子，则所谓『偏驳』、『虽少过』等处，亦见不得。」
　　至问：「孟子谓『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韩文公推尊孟氏辟杨墨之功，以为『不在禹下』，而读墨一篇，却谓『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者，何也？」曰：「韩文公第一义是去学文字，第二义方去穷究道理，所以看得不亲切。如云：『其行己不敢有愧于道。』他本只是学文，其行己但不敢有愧于道尔。把这个做第二义，似此样处甚多。」
　　先生考订韩文公与大颠书。尧卿问曰：「观其与孟简书，是当时已有议论，而与之分解，不审有崇信之意否？」曰：「真个是有崇信之意。他是贬从那潮州去，无聊后，被他说转了。」义刚曰：「韩公虽有心学问，但于利禄之念甚重。」曰：「他也是不曾去做工夫。他于外面皮壳子上都见得，安排位次是恁地。于原道中所谓『寒而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为宫室，为城郭』等，皆说得好。只是不曾向里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细密做工夫。只从粗处去，不见得原头来处。如一港水，他只见得是水，却不见那原头来处是如何。把那道别做一件事。道是可以行于世，我今只是恁地去行。故立朝议论风采，亦有可观，却不是从里面流出。平日只以做文吟诗，饮酒博戏为事。及贬潮州，寂寥，无人共吟诗，无人共饮酒，又无人共博戏，见一个僧说道理，便为之动。如云『所示广大深迥，非造次可喻』，不知大颠与他说个什么，得恁地倾心信向。韩公所说底，大颠未必晓得；大颠所说底，韩公亦见不破。但是它说得恁地好后，便被它动了。」安卿曰：「『博爱之谓仁』等说，亦可见其无原头处。」曰：「以博爱为仁，则未有博爱以前，不成是无仁！」义刚曰：「他说『明明德』，却不及『致知、格物』。缘其不格物，所以恁地。」先生曰：「他也不晓那『明明德』。若能明明德，便是识原头来处了。」又曰：「孟子后，荀扬浅，不济得事。只有个王通韩愈好，又不全。」安卿曰：「他也只是见不得十分，不能止于至善。」曰：「也是。」又曰：淳录云：「问：『禅学从何起？』曰云云。」「佛学自前也只是外面粗说，到梁达磨来，方说那心性。然士大夫未甚理会淳录作「信向」。做工夫。及唐中宗时有六祖禅学，专就身上做工夫，直要求心见性。士大夫才有向里者，无不归他去。韩公当初若早有向里底工夫，亦早落在中去了。」又曰：「亦有一般人已做得工夫，道理上已有所见，只它些小近似处。不知只是近似，便把做一般。这里才一失脚，便陷他里面去了！此等不尽然，亦间有然者。」
　　退之与大颠书，欧公云，实退之语。东坡却骂以为退之家奴隶亦不肯如此说！但是陋儒为之，复假托欧公语以自盖。然观集古录，欧公自有一跋，说此书甚详，东坡应是未见集古录耳。看得来只是错字多。欧公是见它好处，其中一两段不可晓底都略过了，东坡是只将他不好处来说。
　　退之晚来觉没顿身己处，如招聚许多人博塞去声。为戏，所与交如灵师惠师之徒，皆饮酒无赖。及至海上见大颠壁立万仞，自是心服。「其言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此是退之死款。乐天莫年卖马遣妾，后亦落莫，其事可见。欧公好事，金石碑刻，都是没着身己处，却不似参禅修养人，犹是贴着自家身心理会也。宋子飞言：「张魏公谪永州时，居僧寺。每夜与子弟宾客盘膝环坐于长连榻上，有时说得数语，有时不发一语，默坐至更尽而寝，率以为常。」李德之言：「东坡晚年却不衰。」先生曰：「东坡盖是夹杂些佛老，添得又闹热也。」
　　韩退之云：「磨砻去圭角，浸润着光精。」又曰：「沈浸醲郁。」又曰：「沈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杜元凯云：「优而游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而今学者都不见这般意思。又曰：「『磨砻去圭角』，易晓；『浸润着光精』，此句最好，人多不知。」又曰：「只是将圣人言语只管浸灌，少间自是生光精，气象自别。」
　　包显道曰：「新史做得韩退之传较不甚实。」先生曰：「新史最在后，收拾得事须备。但是它要去做文章，[戋刂]地说得不条达。据某意，只将那事说得条达，便是文章。而今要去做言语，[戋刂]地说得不分明。」
　　韩文公似只重皇甫湜，以墓志付之，李翱只令作行状。翱作得行状絮，但湜所作墓志又颠蹶。李翱却有些本领，如复性书有许多思量。欧阳公也只称韩李。又一条云：「退之却喜皇甫湜，却不甚喜李翱。后来湜为退之作墓志，却说得无紧要，不如李翱行状较着实。盖李翱为人较朴实，皇甫湜较落魄。」
　　浩曰：「唐时，莫是李翱最识道理否？」曰：「也只是从佛中来。」浩曰：「渠有去佛斋文，辟佛甚坚。」曰：「只是粗迹。至说道理，却类佛。」问：「退之见得不甚分明。」曰：「他于大节目处又却不错，亦未易议。」浩云：「莫是说传道是否？」曰：「亦不止此，他气象大抵大。又欧阳只说『韩李』，不曾说『韩柳』。」
　　韩退之，欧阳永叔所谓扶持正学，不杂释老者也。然到得紧要处，更处置不行，更说不去。便说得来也拙，不分晓。缘他不曾去穷理，只是学作文，所以如此。东坡则杂以佛老，到急处便添入佛老，相和去声。倾户孔切。瞒人。如装鬼戏、放烟火相似，且遮人眼。如诸公平日担当正道，自视如何！及才议学校，便说不行，临了又却只是词赋好，是甚么议论！如王介甫用三经义取士。及元佑间议废之，复词赋，争辨一上，临了又却只是说经义难考，词赋可以见人之工拙易考。所争者只此而已，大可笑也！
　　韩退之及欧苏诸公议论，不过是主于文词，少间却是边头带说得些道理，其本意终自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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