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闻见后录卷十

汉高祖一竹皮冠起田野，初不食秦禄，卒能除其暴，拯一世之人于刀机陷阱之下，置于安乐之地。帝天下，传之子孙四百年。其取之无一不义，虽汤、武有愧也。史臣不知出此，但称“断蛇著符，协于火德”，谬矣。

“太史迁取贾谊《过秦》上下篇以为《秦始皇本纪》、《陈涉世家》下赞文”，班固云尔。固《贾谊传》不书《过秦》，今《史记·陈涉》语下著《过秦》为“褚先生曰”，非也。

王荆公非欧阳公贬冯道。按道身事五主，为宰相，果不加诛，何以为史?荆公《明妃曲》云：“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宜其取冯道也。韩信既破赵广武军，李左车降虏也，乃西乡而师事之，古今称为盛德事。然信既重左车如此，曷不言于高祖尊用之?一问攻燕伐齐之后，则不知左车何在，其姓名亦不复见于史矣。如信故善钟离昧，昧亡归信，信遇之不薄也。一旦逼昧自刭，持其首以见高祖。昧骂曰：“公非长者!”予恐前之李左车，如后之钟离昧也，信之不终，宜哉。

《新唐史·南诏》语中海岛、溪峒间蛮人，马援南征留之不诛者，谓“马留人”。今世猴为马留，与其人形同耳。

舜一岁而巡四岳，南方多暑，以五月之暑而南至衡山，北方多寒，以十一月之寒而至常山，世颇疑之。《汉书·郊祀志》：武帝自三月出行封禅，又北海至碣石，又巡辽西，又历北边，又至九原，五月还甘泉，仅以百日行万八干余里，尤荒唐矣。

丞相掾和洽言于曹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节取也。世有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议吏，有着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餐以入官寺。夫立教以中庸，贵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捡殊途，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引伪矣。”绍兴以来，宰相赵元镇好伊川程氏之学。元镇不识伊川士资以进，反用妖妄眩惑一世，每拱手危坐，竟日无一言。或就之，则曰：“吾方思诚敬。”其去为奸为伪者，十人而九必敝衣粗食，以自垢污，否则斥为不肖矣。予恐后世之惑也，得和洽之言，故表出之。

田横远居万里外海岛中，高祖必欲其来，否则发兵诛之，横不敢违。四皓者，近在商山，距长安无百埋，以高祖之暴，而子房谓“上有不能致者四人”，何也?盖四皓俱振世之豪，其一天下拯人群之志，初与高祖同，高祖已帝，则可隐矣。故高祖全之不欲屈，非不能屈也。吾大父康节云。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降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申屠蟠独叹曰：“昔战国之时，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彗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居二年，滂等果罹党锢，或死或刑者数百人。予谓桓、灵之时，国命自阍寺出，世既愤怨不平，故处士抗正议。互相名字，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之名，太学诸生从之者至三万余人。阍寺反谓：别相署共为部党，图危社稷。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寓、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昱、河南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滂等二百余人，皆死狱中。或徒或废或禁及七族者，又六七百人。天下为之骚动，自古衣冠之祸未有也。世谓范滂等备忠孝之节者，误矣。予得申屠蟠事，贤其绝识先物、智防明哲，故表出之。

禹后二世已失邦，启、太康也。周公后五世已杀君，伯禽、考公、炀公、幽公，弟氵费杀幽公自立也。殷汤后一世有太甲失道，伊尹放之桐宫。周武王后四世有昭王，王道微缺，南巡狩，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汉高祖后一世有吕氏之祸。唐太宗后一世有武氏之祸。是数君者，岂无遗泽乎!

汉武帝用杜周为廷尉，诏狱连逮至六七万人，交所增加十有余万人。唐武后鞫流人，—日之中，万国俊杀三百人，刘光业杀九百人，王德寿杀七百人。伯夷姓墨，名元，或作允，字公信;叔齐名智，字公达。兄弟也。孤竹君之子也。夷、齐盖谥云。(原注：出《论语疏》、出《春秋.少阳篇》)

《前汉书·循吏传》云：“孝宣自霍光薨后，始躬亲万几，励精为治，五日一听政，自丞相以下各奉职而退。”五日一听政，史臣以为美，则孝宣而上，不亲览天下之务可知矣。

李病，谓其弟弼曰：“我见房、杜生平勤苦，仅立门户，遭不肖子荡覆无余。应我子孙，悉以付汝。葬毕，当居我堂，抚养孤幼，谨察视之，其有志气不伦、交游非类者，皆先挝杀，然后以闻。”自是至死，不复更言。予谓亲见太宗百战取天下之难，又忍死甚悲之言，首以遗高宗。至高宗欲立太宗才人阿武为后，褚遂良、郝处信等死争不可，独用“此陛下家事，勿问外人”一言，唐之宗社几于覆亡，何能虑其家而不能虑其国也?真鄙夫也哉!

司马文正公修《通鉴》时，谓其属范淳父曰：“诸史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便可删去。”盖公之意，欲士立于天下后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废，至沉汨罗以死，所著《离骚》，汉淮南王、太史公皆谓其可与日月争光，岂空言哉!《通鉴》并屈原事尽削去之，《春秋》褒毫发之善，《通鉴》掩日月之光，何耶?公当有深识，求于《考异》中无之。

古者，人君即位称元年，始终之意也。汉武帝乃加建元之号，后因以名年，已非是，又数更易其号，宁有人君即位称元年之后，再称元年之理?唐之太宗即位，称贞观元年，至二十三年而终，为近古云。

唐太宗以谶欲尽杀宫中姓武者，李淳风以为不可，竟杀李君羡。谶有“一女子，身长，姓武”，其明白如此。后高宗欲立太宗才人武氏为皇后，长孙无忌、郝处信、褚遂良力谏，初无一语及武氏之谶。何也?武氏之变，至不可言，司马文正《通鉴》不书怪，独书此谶云。

汉桓帝时，或言：“民之贫困，必货轻钱薄，发更铸大钱。”事下四府群僚、太学能言之士议之。予尝论国有政事，何太学之士得议?盖其嘘枯吹生，抑扬震动至此，故窦武之两宫赏赐，悉散与太学诸生;陈蕃闻王甫之变，将诸生八十余人拔刃以入;范滂挟公议为讦，公卿皆折节下之;太学诸生附之者三万余人，卒成部党之祸，汉随以亡。岂但曹节等罪哉!

靖康初元，海外与国乱神州，势尚浅。朝廷有施行，太学诸生必起论之。又举合国人进斥大臣，击登闻鼓，碎之。庙堂畏怯拱默，不敢立一事，天下卒至不救。赖今天子中兴，加大号令，始畏慑坏散。不然，其祸不在汉部党之下矣。鲍宣云：“民有七亡，豪强大姓蚕食无厌，一亡也。”马援云：“大姓侵小民，乃太守事耳。”然以曹操之勇，尚云：“先在济南除残去秽，以是为豪强所忿，恐致家祸，故谢病去。”今之君子，欲区区以礼义廉耻裁大姓之暴吾民者，亦疏矣。

蜀于韦皋刻石文字，后书皋名者，必镌其中，仅可辩。故宋子京书皋事云：“蜀人思之，见其遗像必拜，凡刻石著皋名者皆钅去其文，尊讳之。”近有自西南夷得皋授故君长牒，于皋位下，书若皋字，复涂以墨，如刻石者，盖“皋”花字也。当时书石，亦用前名后押之制，非蜀人钅其文尊讳之。如本朝韩魏公书“花”字写成“琦”字，复涂以墨，尚可辩，亦此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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