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三

予旧从司马氏得文正公熙宁年辞枢筅出帅长安日手稿密疏，公寻自免，绝口不复言天下事矣。其疏不见于传家集。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诲于安石始参政事之时，即指安石为奸邪，谓其必败乱天下;臣以为安石止于不晓事与很愎尔，不至如诲所言。今观安石援引亲党，磬据要津，“挤排异己，以固权宠，常自以己意阴赞陛下内出手诏以决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谤议悉归于陛下，臣乃自知先见不如诲远矣。纯仁与颢皆与安石素厚，安石拔于庶僚之中，超处清要，纯仁与颢睹安石所为，不敢顾私恩废公议，极言其短;臣与安石南北异乡，取舍异道，臣接安石素疏，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屡常同僚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轻绝而显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负安石而负陛下，臣不如纯仁与颢远矣。臣承乏两制，逮事三朝，与国家义则君臣，恩犹骨肉，睹安石专政，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荼毒之苦，宗庙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爱身，不早为陛下别白言之。轼与文仲皆疏远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狼虎之怒，上书对策，指陈其失，隳官获谴，无所顾虑，此臣不如轼与文仲远矣。人情谁不贪富贵，恋俸禄，镇睹安石营惑陛下，以佞为忠，以忠为佞，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不胜愤懑，抗章极言，因自乞致仕，甘受丑诋，杜门家居;臣顾惜禄位，为妻子计，包羞忍耻，尚居方镇，此臣不如镇远矣。臣闻居其位者必忧其事，食其禄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为盗窃，臣虽无似，尝受教于君子，不忍以身为盗窃之行。今陛下唯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慝者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则乞依范镇例致仕;或罪重于镇，则或窜或诛，所不敢逃。取进止。”

司马文正公曰：“吕献可之先见，吾不及也。”予虑后世得其言不得其事，惑也。有公门下士谏大夫刘安世器之《书范景仁传后》，语可信，故书于下方：“熙宁中，王介甫初参大政，神考方厉精图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毕，日刻既晏，例隔言事官于中庑，须上入更衣复出，以次赞引。时吕献可为御史中丞，司马文正公为翰林学士，侍读迩英阁，将趋经筵，相遇于庭中。文正公密问曰：“今日请见言何事邪?”献可举手曰：“袖中弹文，乃新参政。”文正公愕然曰：“以王介甫之文学行艺，命下之日，众皆喜于得人，奈何遽言之。”献可正色曰：“安石虽有时名，上意所向，然好执邪见，不通物情，轻信难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若在侍从，犹或可容，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文正公曰：“与公素为心交，苟有所怀，不敢不尽。今日之论，未见有不善之迹，似伤匆遽，或别有章疏，愿先进呈，姑留是事，更加筹虑可乎?’献可曰：‘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朝夕所与谋议者，二三执政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顾可缓邪?’语未竟，阁门吏抗声追班，遂趋而出。文正公退自讲筵，默坐玉堂，终日思之，不得其说。既而缙绅间浸有传其章疏者，往往偶语窃议，讥其太过。未几，闻中书置三司条例司，平日介甫之门，谄谀躁进之士悉辟召为属吏，朝夕相与谋议，以经纶天下为己任，务变更祖宗法，敛民财以足国用，妄引用古书，蔽其诛剥之实;辅弼大臣异议不可回，台谏从官力争不能夺，郡县监司奉行微忤其意，则谴诎随之，于是百姓骚然矣。然后前日之议者始愧仰叹服，以为不可及，而献可终缘兹事，出知邓州。呜呼!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唯孔子乃能识之，虽子贡之智有所不知也。方介甫自小官以至禁从，其学行名声暴著于天下，士大夫识与不识，皆谓介甫不用则已，用之则必能兴起太平。献可独不以为然。已而考其行事，卒如所料。非明智不惑，出于世俗之表，何以臻此?《易》曰：‘知几其神矣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献可有焉。文正公退居洛阳，每论当世人物，必曰：‘吕献可之先见，范景仁之勇决，皆予所不及也。予心诚服之。’故作《景仁传》。盖景仁之勇决，得文正之传而后明。献可埋文，虽亦成于公手，然止载其平生大节，而自相论难之语不欲详著，献可先见，世莫有知者。予尝从学于文正公，亲闻其说，惧贤者正论远识，遂将沦没而无传，故书蜀公之传，以贻乐善之君子云。”

绍圣以来，权臣挟继述神宗为变者，必先挟王荆公。蔡氏至以荆公为圣人。天下正论一贬荆公，则曰：“非贬荆公也，诋神宗也，不忠于继述也。”正论尽废，钩党牢不可解，仁人君子知必为异日之祸，其烈不可向，无计策以救。陈莹中流涕以问谏大夫刘安世器之曰：“叵奈何?”器之亲受司马文正公之学，胆智绝人，曰：“不自神宗，不自荆公不可救。”故莹中反疏蔡氏所出荆公《日录》语中诋神宗事，曰《尊尧集》云。意上心不平于荆公，则蔡氏可伐，正论可出，钩党可解，异日之祸可救也，莹中坐以流窜抵死。正论卒不出，钩党卒不解，异日之祸卒不可救者，天也。予读其书而悲之，尚虑后世或不达莹中本趣，但以为辟荆公之诋神宗者，故具言之。《尊尧集》文繁不著，著其序曰：“臣闻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安石之精义也。有《三经》焉，有《字说》焉，有《日录》焉，皆性命之理也。蔡卞、蹇序辰、邓洵武等用心纯一，主行其教，所谓大有为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谓继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谓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谓同风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习性命之理谓之流俗，黜流俗则窜其人，怒曲学则火其书，故自卞等用事以来，其所谓国是者皆出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动摇也。臣昨在谏省所上章疏，尝以安石比于伊尹，伊尹，圣人也，而臣乃以安石比之者，臣于此时犹蔽于国是故也。又臣所上章疏，谓安石为神考之师也;神考，尧舜也。任用安石，止于九年而已矣。初任后弃，何尝终以安石为是乎?而臣乃以安石为神考之师者，臣于此进犹蔽于国是故也。臣昨者以言取祸，几至诛殛，赖陛下委曲保全，赐臣余命，臣感激流涕，念念循省，得改过之义焉。盖臣之所当改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孔子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又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性命之理，其有易此乎?臣伏见治平年中，安石唱道之言曰：‘道隆而德骏者，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自安石唱此说以来，几五十年矣，国是渊源，盖兆于此。臣闻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则不可改也，天子南面，公侯北面，其可改乎?今安石性命之理，乃有北面之礼焉。夫天子北面以事其臣，则人臣南面以当其礼，臣于性命之理，安得而不疑也。传曰，君之所以不臣者二：当其为祭主则弗臣，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师无北面，则是弗臣之礼也，岂有天子而可使北面者乎?汉显宗之于桓荣，所以事之者，可谓至矣，而所施之礼不过坐东向而已。乃以君而朝臣，以父而拜子，则是齐东野人之语，庞勋无父之礼，以此为教，岂不乱名分乎?乱名分之教，岂可学乎?臣既误学乎教，岂可以不悔乎?《易》曰：‘不远复，无祗悔，元吉。’臣于既往之误，岂敢祗悔而不改乎?臣昔以安石为神考之师，是臣重安石而轻神考也;臣昔以安石比伊尹之圣，是臣戴安石而诳陛下也。臣为陛下耳目之官，而妄进轻许之言，臣之罪恶如丘山矣。臣若不洗心自新，痛绝王氏，则何以明改过之心乎?臣所著《尊尧集》者，为欲明改过之心而已矣。庄周曰：‘明此以南向，尧之为君;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庄周之道虚诞无实，不可以治天下，然于名分之际，不敢不严也。飞蜂走蚁，犹识上下，岂可以人臣自圣，而至于缺名分哉!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安石北面之言可谓之顺乎?崇此不顺之教，则所述熙丰之事，何日而成乎?废大法而立私门，启攘夺而生后患，可为寒心，孰大于此，臣请序而言之。昔绍圣史官蔡卞专用王安石《日录》，以修神考《实录》，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压宗庙。臣居谏省，请改裕陵《实录》，及在都司，进《日录辨》，当是之时，臣于《日录》，未见全帙，知其为私史而已，未知其为增史也。自去阙以来，寻访此书，偶得全编，遂复周览，窜身虽远，不废讨论。路过长沙，曾留转藏之语;待尽合浦，又著垂绝之文。考诋诬讥玩之词，见蔡卞增伪之意，尚谓安石趣录，皆可凭据，卞之所增，乃是诬伪，当是之时，臣于《日录》考之未熟，知其为增史而已，未知其为悖史也。盖由臣智识昏钝，觉悟不早，追思谏省奏章，乃至合浦旧述，语乖正理，随俗妄谈，既轻神考，又诳陛下，若它时后日，陛下以此怒臣，臣将何以自救，敢不悔乎?《日录》云‘卿，朕师臣也’，乃安石矫造之言。又云‘督责朕有为’，岂神考亲发之训。既托训以自誉，又托训以轻君。轻君则讪侮讥薄，欲弃名分;自誉则骄蹇陵犯，前无祖宗。其语实繁，聊举一二。《日录》云：‘朕自觉材极凡庸，恐不足与有为，恐古之贤君皆须天资英迈。’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朕顽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闻道德之说，心稍开悟。’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卿初任讲筵，劝朕以讲学为先，朕意未知以此为急。’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卿莫只是为在位久，度朕终不足与有为，故欲去。’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所以为君臣者，形而已矣，形故不足累卿。’此非托训以轻君乎?讪侮讥薄，欲弃名分，可以略见于此矣。《日录》又云：‘王安石造理深，能见得众人所不能见。’此托训以自誉也。又云：‘如王安石不是智识高远精密，不易抵当流俗，天生明俊之才，可以庇覆生民。’此托训以自誉也。又云：‘卿无利欲，无适莫，非独朕知卿，人亦尽知，若余人安可保?’此托训以自誉也。又云：‘卿才德过于人望，朕知卿了得事有余。’此托训以自誉也。骄蹇陵犯，前无祖宗，可以略见于此矣。圣主以奉先为孝，群臣以承上为忠，明知其诬，谁敢核实，则可以抵塞众口，可以荧惑圣聪，诳胁之术，莫甚于此。始则留身乞批，以胁制于同列;终则著书矫训，以传述于后人。诬胁臣邻，何足缕道;上干君父，可不辨乎?自到阙以来，至为参政之始，不录经筵之款奏，但书七对之游辞。载神考降问之咨询，无一问仰及于三代。言神考但慕蜀魏，谓厥身不异皋伊。仍于供职之初辰，首论理财之不可，恐宣利而坏俗，陈孟子之耻言。凡它人极论之辞，掠为己说;彼所献管商之术，归过先猷。书神考之谦辞，则曰：‘以朕比文王，岂不为天下后世笑’!论太祖之征伐，则曰：‘江南李氏何尝理曲。’恣挥躁悖之笔，尽为烈考之词，矫训诬天，孰甚于此。祖宗之威灵如在，圣主之继述日新，若不辨托训之诬，何以解天下之怒!而况托训之外，肆诋尤多：神考小心慎微，彼则曰‘好察细务’;神考畏天省事，彼则曰‘畏慎过当’;神考欲除苛细之法，彼则曰‘元首丛脞’;神考欲宽疑似之狱，彼则曰‘陛下含糊’;神考礼貌勋贤，彼则曰‘含容奸慝’;神考嘉纳忠直，彼则曰‘不惩小人’。又谓‘奸罔之徒，陛下能诛杀否?’比忠良于元济，责神考为宪宗;谓不可以罢兵，当必胜而后已。神考守祖宗不杀之戒，以天地好生为心，厌弃其言，眷待浸薄，先逐邓绾，次出安石，至于熙宁之末，而安石前日之所怒者复见收矣。至于元丰之末，司马光等前日之所言者复见思矣。卞等不遵神考末命，但务图已之私;以继绍安石为心，以必行诛杀为事。请于哲宗，而哲宗不许;请于陛下，而陛下拒之。人心归仁，天助有德，遂使奸谋内溃，逆党自彰。卞既不敢居金陵，人亦不复圣安石，悔从王氏，岂独臣哉?朝廷绅，协心享上;庠序义士，理所同然;科举艺能，孰肯遽陈其所蕴?有用之士，亦将先忍而后为。变王氏诬君之习，合《春秋》尊王之义。济济多士，何患无人!又况安石所施，其事既往，若不自述于文字，后人安知其用心?著为此书，天使之也。且安石著书之意，岂是便欲施行?卞所安排，非无次序，自谓举无遗策，何乃急于流传，宣示远近，不太速乎?然则流传之速，天促之也。天之右序我宋而不助王氏，亦可知也。如臣昔者，妄推安石谓之圣人，如视蚁垤以为泰山，如指蹄涔以为大海。易言无责，鬼得而诛，驷不可追，<齿甚>舌何补?圣人，人伦之至也，傲上乱伦，岂圣人乎?圣人，百世之师也，教人诬伪，岂圣人乎?孔子，集大成也，尚以不居为谦;光武，有天下者也，犹下禁言之诏。岂可身处北面人臣之位，而甘受子亻骄僭之名乎?{万｝出《安石画像赞》曰：‘列圣垂教，参差不齐，集厥大成，光乎仲尼。’蔡卞大书之，刊于石，与{万｝所撰诸书经义并行于世。臣昔以答义应举，析字谈经，方务趣时，何敢立异?改过自新，请自今始。于是取安石《日录》编类得六十五段，厘为八门：一曰圣训，二曰论道，三曰献替，四曰理财，五曰边机，六曰论兵，七曰处己，八曰寓盲。事为之论，又于逐门总而说之，凡为论四十有九篇，合二门为一卷，并序共为五卷。臣以忧患之余，精力困耗，披文索义，十不得一;加以海隅衰陋，人无赐书，神考御集，无由恭阅;又《日录》与御批《日历》、《时政记》抵牾同异，无文可考，欲校不得，但专据私书，略分真伪，不能尽究底蕴，亦可以窥其大概矣。凡臣之所论，以绍述宗庙为本，以辩明圣训为先，盖所述在彼则宗庙不尊，诬语未判则真训不白，何以光扬神考有为之心，何以将顺陛下述事之志?凡今之士，学古入官，身虽未试于朝廷，心亦不忘于献亩，戴天履地，宁忍同诬，日拙心劳，徒唱尔伪，犯古今之公议，极典籍之所非，阴奉寂言，显违格训。安石欲置四辅，神考以为不可，神考欲建都省，安石以为不可，然今则四辅成矣，都省毁矣，道路为之流涕，圣哲能不痛心!人皆独非于蔡京，安知谋发于蔡卞?至于宿卫之法，亦敢更张;变乱旧规，创立三卫。用私史包藏之计，据新经穿凿之文;以畏惮不改为非，以果断变易为是。按书定计，以使其兄当面赞成;退而窃喜，京且由之而不悟，他人岂测其用心?事过而窥，纵迹方露;赍咨痛恨，虽悔何追?在私家可足备论，于国事岂宜如此?谓塘泺未必有补，可以决水为田;谓河北要省民徭，可以减州为县。至于言江南利害，则曰州县可析;论兵民将领，则曰奖拔豪杰。四海本是一家，何为分彼分此?大法无过宿卫，安得率尔动摇。弃旧图新，厥意何在?昔元更张之始，方安石身没之初;众皆独罪于惠卿，或以安石为朴野;优加赠典，欲镇浮薄;司马光简尺具存，吕惠卿责词犹在。深惩在列，曲恕元台。凡同时论之人，无一人指点安石，往往言章疑似，或干裕陵。致卞以窥伺为心，包藏而待;润色诬史，增污忠贤。凡愠怼曾布之言，与怒詈惠卿之语，例皆刊削，意在牢笼。欲使共述私书，将欲济其大欲。布等在其术内，卞计无一不行。良由议赠之初，不稽其弊;若使早崇名分，何至横流?司马光误国之罪，可胜言哉!臣闻熙宁之初，论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隐者，吕诲一人而已;熙宁之末，论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隐者，惠卿一人而已。吕诲之言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视朴野，中藏巧诈，骄蹇傲上，阴贼害物。’吕惠卿之言曰：‘安石尽弃素学，而隆尚纵横之末数，以为奇术。以至谮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很，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凡此数恶，莫不备具。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闻望，一旦埽地，不知安石何苦而为此也。谋身如此，以之谋国，必无远图，而陛下既以不可少，而安石之罪固未易言。’又曰：‘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如此。’又曰：‘君臣防闲，岂可为安石而废哉!’又曰：‘臣之所论，皆中其肺肝之隐。’臣某窃谓：元臣僚，于吕诲之言则誉之太过，于惠卿之言则毁之太过。此二臣者趣向虽异，至于论安石之罪，献忠于神考，则其言一也。岂可专誉诲而毁惠卿乎?偏毁惠卿，此王氏之所以益炽也。元之偏，可不鉴哉!臣窃以天下譬如一舟，舟平则安，偏则危，臣之以言取祸，初缘此语。然臣自视此语，犹野人之视芹也，切于爱君，又欲以献。前日之欲杀臣者，必亦目矣。然臣之肝脑，本是报国之物。臣若爱吝此物，则陛下不得闻安石之罪矣;陛下不得闻安石之罪，则人之利害咸在矣。为我宋之臣岂得不思乎?乃者天子幸学，拜谒宣尼，本朝故臣，坐而不立，跻此逆像，卞唱之也。辅臣纵逆而养交，礼官舞礼而行谄。僭自内始，达于四方，万国寒心，外夷非笑。冕夷俟，载籍所无，屦加于冠，何以示训?自有中国以来，五品不逊，未有此比。然则观此一像，而八十卷之大概，可以未读而知矣。蔡氏、邓氏、薛氏皆立安石之像，祠于家庙，朝拜安石而颂曰：‘圣矣，圣矣!’暮拜安石而颂曰：‘圣矣，圣矣!’国学，风化之首也，岂三家之家庙乎?故曰：废大法而立私门，启攘夺而生后患，可为寒心，莫大于此。尊君爱国之士，孰敢以此为是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极天下之非，而可以谓之国是乎?呜呼，讲先王之道，而以弗百姓为先;论周公之功，而以僭天子为礼。弗民岁久，蠹国日深，僭语为胎，遂产逆像;以非为是，态度日移，废道任情，今甚于昔。昔者，初立国是，使行之;既窜逐，移是于布;布又窜逐，移是于京。三是皆发于卞谋，三臣同归乎误国。然则果国是乎?果卞是乎?若以卞是为是，则操心颇僻，赋性奸回，如邓绾者，不当逐也;若以卞是为是，则以涂炭必败之语诋诬神考，如常立者，不当窜也。神考逐绾，可以见悔用安石之心;哲宗窜立，可以见斥绝安石之意。两朝威断，天下皆以为至明;陛下光扬，亦以去卞为急务。埽除旧秽，允协人心，布泽日新，上合天意。乐于将顺，绅所闻，梦阙驰诚，名限疏远。彼元、元符之籍，虽渐绝弛，而人尚未见用;应诏上书之罪，虽已释放，而士犹在沮辱。沮辱者不可复问，未用者当自退藏，其余虽在朝廷，或非言路，明哲之士，又务保身，纵有强聒之流，且无私史之隙。唯臣因论私史，祸隙至深，得存余命，全由独断。臣之所以报国者，敢不勉乎!兼臣年老病多，决知处世难久，与其赍志于没后，孰若取义于生前。义在杀身，志惟尊主，故臣所著《日录辩》，名之曰《四明尊尧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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