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⑴，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这对于指挥内战、制造分裂、并欲在这次事变中置蒋氏于死地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⑵的阴谋，给了一个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的失望，已显而易见。蒋氏此种觉悟的表示，可以看作国民(单字替换)愿意结束其十年错误政策的一种表示。

蒋介石氏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对张杨的训词》⑶，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 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单字替换)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单字替换)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 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

蒋氏声明中有一段是值得赞扬的，即他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的那一段。意思是说他在西安对于张杨所提出的条件没有签字，但是愿意采纳那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要求，不会因为未签字而不守信用。我们将在蒋氏撤兵后看他是否确守信义，是否实行他所允诺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一)改组国民(单字替换)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⑷，释放一切政 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单字替换)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这些条件的实行，首先需要确守信义，并且需要一些勇气。我们将于蒋氏今后的行动表现中考察之。

然而蒋氏声明中又有西安事变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话。可惜蒋氏没有说明他所谓“反动派”究系一些什么人物，也不知道蒋氏字典中的“反动派”三字作何解释。但是西安事变的发动，确系受下列数种势力的影响：(一)张杨部队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二)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三)国民(单字替换)左派势力的发展;(四)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五)共产(单字替换)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六)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这些都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蒋氏所说的“反动派”，不是别的，就是这些势力，不过人们叫作革命派，蒋氏则叫作“反动派”罢了。蒋氏在西安曾说了将要认真抗日的话，当不至一出西安又肆力攻击革命势力，因为不但信义问题关系蒋氏及其一派的政 治生命，而且在实际的政 治道路上，在蒋氏及其一派面前横着一种已经膨胀起来而不利于他们的势力，这就是在西安事变中欲置蒋氏于死地的所谓讨伐派。因此，我们劝蒋氏将其政 治字典修改一下，将“反动派”三字改为革命派三字，改得名副其实，较为妥当。

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单字替换)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单字替换)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设使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氏，则事变的进展徒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单字替换)坚决揭破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汪精卫⑸、何应钦⑹等的阴谋，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这和张杨二将军及宋子文⑺氏等国民(单字替换)人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这就是全国人民的主张，因为现在的内战是人民所痛恶的。

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⑻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蒋氏倘能一洗国民(单字替换)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单字替换)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军事上政 治上俱能实际采取救国步骤，则共产(单字替换)自当给他以赞助。共产(单字替换)早已于八月二十五日致国民(单字替换)书中将此种赞助的诺言许给蒋氏和国民(单字替换)了⑼。共产(单字替换)的“言必信，行必果”，十五年来全国人民早已承认。全国人民信任共产(单字替换)的言行，实高出于信任国内任何(单字替换)派的言行。

注　　释

〔1〕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单字替换)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单字替换)第十七路军，因受中国红军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同意中国共产(单字替换)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加以拒绝，而且更加倒行逆施，积极布置“剿共”军事，下令镇压西安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中国共产(单字替换)坚决支持张、杨的爱国行动，同时主张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这次事变。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随后被释放回南京。

〔2〕指西安事变时南京国民(单字替换)政府内部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亲日派。这些人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借西安事变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以便利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并乘机夺取蒋介石的统治地位。

〔3〕 蒋介石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词》，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由洛阳抵达南京后发表的。 〔4〕上海爱国领袖，指当时在上海领导抗日爱国运动的全国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他们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被国民(单字替换)政府逮捕，到一九三七年七月才被释放。

〔5〕汪精卫是当时国民(单字替换)中亲日派的首领。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起，他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贯主张妥协。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外通电主张对张学良、杨虎城“大张挞伐，迅予围剿”;同时立即从德国动身回国，企图夺取南京国民(单字替换)政府的统治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继续散布降日言论，反对国共合作抗日。参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1〕。

〔6〕何应钦(一八九○——一九八七)，贵州兴义人。当时是国民(单字替换)中亲日派的另一首领。西安事变发生后被南京国民(单字替换)政府推任为“讨逆总司令”。他积极筹谋掀起内战，部署国民(单字替换)军队沿陇海路进逼陕西，调派空军轰炸渭南等地，并计划轰炸西安，炸死蒋介石，以便取蒋介石的地位而代之。

〔7〕 宋子文为亲美派。由于当时美日两帝国主义在远东争霸的矛盾，他根据美国的利益，对于西安事变，也主张和平解决。 〔8〕见《论语·为政》。

〔9〕这封信对于国民(单字替换)的反动统治和当时的国民(单字替换)二中全会，作了义正词严的批判，同时申明了中国共产(单字替换)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建立国共合作的政策。以下是这封信的主要部分：“贵(单字替换)二中全会所说的‘集中统一’，实在未免本末倒置。须知十年以来的内战和不统一，完全是因为贵(单字替换)和贵(单字替换)政府依赖帝国主义的误国政策，尤其是‘九一八’以来一贯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在贵(单字替换)和贵(单字替换)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之下，进行了连年不绝的内战，举行了无数次对于红军的围攻，不遗余力地镇压了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和民主运动。直至最近，还是放弃东北和华北不顾，忘记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的最大敌人，而把一切力量反对红军和从事贵(单字替换)自己营垒之间的内争，用一切力量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捣乱红军的抗日后方，漠视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剥夺全国人民的自由权利。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以这种错误政策来求集中和统一，真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我们现在正告诸位先生，如果你们不根本改变自己的错误方针，如果不把仇恨之心放到日本帝国主义身上去，而依旧放在自己同胞身上的话，那末你们即欲勉强维持现状，也是不可能的，集中统一以及所谓‘现代国家’的说法，更是完全的空谈。全国人民现在所要的是抗日救国的集中统一，而不是媚外残民的集中统一。全国人民现在热烈要求一个真正救国救民的政府，要求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全国人民要求一个为他们自己谋利益的民主共和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纲领，必须：第一，是能够抵抗外侮的。第二，是能够给予人民以民主权利的。第三，是能够发展国民经济，减轻以至免除人民生活上的痛苦的。如果要说‘现代国家’，这些纲领才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中国在现时代所真正要求的。全国人民现在正以热烈的愿望和坚毅的决心，为着实现这样的目标而斗争。而贵(单字替换)和贵(单字替换)政府的政策，则与此种全国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以此而求人民的信任，是决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单字替换)和中国红军，今特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我们宣布：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红色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红色区域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红色区域实行和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我们认为贵(单字替换)二中全会所决定组织的国防会议，以及贵(单字替换)和贵(单字替换)政府正在召集中的国民大会，是不能完成集中统一抗日救亡的任务的。依照贵(单字替换)二中全会所通过的国防会议条例看来，则国防会议的组织，只限于贵(单字替换)和贵(单字替换)政府当权执政的少数官员;国防会议的任务，是仅充贵(单字替换)政府的咨询机关。这种会议之不能有任何的成就和不能取得人民的任何信任，是十分明显的。而诸位先生所要召集的国民大会，依据贵(单字替换)政府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和《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看来，也同样地不能有什么成就和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因为这种国民大会仅仅是贵(单字替换)和贵(单字替换)政府少数官员们所操纵的机关，是这些官员们的附属品和装饰品。这样的国防会议和国民大会，同本(单字替换)所主张的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即国防会议)，中华民主共和国和它的国会，是没有丝毫相同之点的。我们认为抗日救国的国防会议，必须吸收各(单字替换)各派各界各武装队伍的代表，构成真正能够决定抗日救国大计的权力机关，并从这一会议中产生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而国民大会也必须是全国人民普选出来的国会，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只有这样的国防会议和全国国会，才能是全国人民所欢迎、拥护和参加的，才能把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放在坚固不拔的基础之上。否则任何好听的名词，均决然无补实际，决然不为全国人民所同意。贵(单字替换)和贵(单字替换)政府历来所召集的各种会议的失败，就是最好的明证。贵(单字替换)二中全会宣言又说：‘险阻之来，本可意计，断不因国事之艰虞，而自懈其应尽之职责。’‘本(单字替换)对于国家兴亡，必当尽其心思才力，贯彻始终。’诚然，贵(单字替换)是中国最大部分领土中的统治的政(单字替换)，一切过去实施的政 治责任，不能不由贵(单字替换)负担。在一(单字替换)专政的国民(单字替换)政府之下，国民(单字替换)决不能逃避其责任。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贵(单字替换)违背全国民意，违背全民族利益，执行了绝对错误的政策，得到了丧失几乎半个中国的结果，这个责任是绝对不能推诿于任何别人的。在我们和全国人民看来，半个中国由贵(单字替换)而沦亡，决不能不课督贵(单字替换)以恢复领土主权的责任。同时，贵(单字替换)中许多有良心的分子，现在也确然憬悟于亡国的可怕和民意的不可侮，而开始了新的转变，开始了对于自己(单字替换)中祸(单字替换)祸国分子的愤怒和不满。中国共产(单字替换)完全同情于这种新的转变，热烈地欢迎这些有爱国心的有良心的中国国民(单字替换)(单字替换)员的志气和觉悟，欢迎他们在民族危亡面前愿意牺牲奋斗和勇于革新的精神。我们知道，在贵(单字替换)（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和各省(单字替换)部中，（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和各省政府中，在教育界，在科学界，在艺术界，在新闻界，在实业界，在妇女界，在(名称替换)界，在医药界，在警察界，在各种民众团体，尤其在广大的军队、国民(单字替换)的新旧(单字替换)员和各级领袖中，实在有很多觉悟和爱国的人士，并且这样的人还在日益增加着，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中国共产(单字替换)随时准备着和这些国民(单字替换)人携手，组织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反对全民族的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希望这些国民(单字替换)员能够在国民(单字替换)中迅速形成一种支配的势力，去压倒那些不顾民族利益，实际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代理人，实际成为亲日汉奸的最坏和最可耻的国民(单字替换)员——那些侮辱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单字替换)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重振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自己的‘心思才力’去‘贯彻’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始终’，‘贯彻’孙中山先生革命遗嘱的‘始终’。我们希望他们和全国各(单字替换)各派各界爱国领袖和爱国人民一道，坚决地担负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责任，坚决地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中国于危亡而斗争，为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斗争，为发展中国国民经济解除最大多数人民的痛苦而斗争，为实现中华民主共和国及其民主国会民主政府而斗争。中国共产(单字替换)向一切中国国民(单字替换)人宣言：假如你们真正这样干的时候，我们坚决地赞助你们，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伟大的革命时期两(单字替换)结成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