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第七卷：批评“二月逆流”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召集部分政 治局委员的谈话

我听说二月十六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闹事，反对（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文革小组。反对（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反对我们这个(单字替换)嘛!这半年多来，（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文革做了大量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

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向(单字替换)发难，满口放屁。

（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文革小组坚决执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成绩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如果打分的话，我看可以打九十七分。你们谁反对（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

你们都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组改组，让谭震林当组长，陈毅、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2〕、薄一波〔3〕当组员，再不行，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就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们把江青、陈伯达枪毙，康生充军，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下总行了吧!这下就达到你们的目的了吧!

谭震林算什么老革命，还有我呢!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单字替换)答应么?谭震林、陈毅都是老(单字替换)员，为什么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呢!

我提议：这件事政 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 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单字替换)员解决!

注释

〔1〕二月逆流，起因是陶铸被打倒，陶铸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政 治局常委，后又任副总理、（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文革顾问。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召开（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工作会议，批判刘邓的错误。中组部组织三百多群众，要求去中南海向毛主席、(单字替换)（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送交决心书，表示彻底揭发批判刘邓，陶铸却说：“组织部几百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刘少奇，贴他的大字报，这种做法我不赞成。”十一月初，看到批判刘邓的大字报，陶铸对群众说：“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作敌人，不能喊打倒。”其实，陶铸死保刘邓的立场是他到（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宣传部担任领导工作以后就表现出来了。他开始以极右的面目出现，反对毛主席《炮打司令部》这张伟大的大字报;群众起来了，他又跳到极左，在群众面前大叫大喊：“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正确的”，“每个司令部都不知道是什么司令部……我是主张普遍轰!”更为恶劣的是，他利用掌管宣传大权，在报道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时，还大登刘邓的照片，并授意伪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最突出的是他的“割头术”，即把陈毅的头割去，换上邓小平的头，以示邓小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仍然是(单字替换)和国家的领导人。这张照片发出以后，被许多省市报纸刊用，在全国起了极恶劣的影响。

针对陶铸这种保皇立场，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讲了如下一段话：“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来的。我起初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有刘邓的照片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八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都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能管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陶铸在被打倒以后，曾和他的老婆曾志谈起他和刘少奇的关系：“一九四二年我在军委工作期间，刘从华中回到延安，彼此才认识，我对他印象不错。后来，在对待柯老〔指柯庆施〕的问题上，我觉得刘比较偏，评论不太公正。因此，一直到一九五三年，我对刘都是敬而远之的。在（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财经会议上，我向刘开了一炮，差点被高岗利用。高饶事件后，刘非但没有批评我，相反向我做了耐心的解释，并且承认他看人可能有些偏。尤其一九五九年三年困难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刘的观点的。”他还讲：庐山会议上，他曾以女人嫁丈夫的比喻劝说黄克诚：“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过身于世，不讲究操守是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单字替换)员，对(单字替换)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从这些自白里可以看出，陶铸的保皇立场是有很深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姚文元在《评陶铸的两本书》里揭露批判陶铸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从政 治上、文化上到生活上，他的‘理想’都是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他头脑中装满了从叛徒哲学到‘士为知己者死’之类剥削阶级反动的世界观。”陶铸确实是刘邓的“贞洁之妇”，在刘邓垮台之后，他仍然“从一而终”，作为刘邓的代言人，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里兴风作浪。但是，他没有逃过毛泽东的火眼金睛。

打倒陶铸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作为（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文革小组的负责人江青、陈伯达，却采取了不讲策略的方式，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他俩专门接见新华社工作人员，把陶铸的问题捅向社会。二月六日的会议上，毛主席严厉批评说：“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 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的起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二月十日，毛主席继续召集有林彪、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参加的会议，当面批评陈伯达、江青。他气愤地对陈伯达说：“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又对江青说：“你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并决定：立即举行会议，批评陈伯达、江青。

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历来如此，这次也不例外。一些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老帅们和老领导，就利用这次批评左派，向着毛主席，向着文革大闹起来。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下午三时，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会议。一些老帅和老领导借机大发心中的牢骚和不满。叶剑英对未经政 治局讨论就让上海市改为上海人民公社以及各单位没有(单字替换)的领导表示出极大的愤懑。并说什么“各地都有一帮右派在造反，他们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叫嚷：“对那些敢于向无产阶级专政宣战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决不手软……”徐向前说：“这回我们派上用场了。大夺权以来，全国到处混乱得一塌糊涂。连大军区、小军区都受到冲击，军队不表态的确不行了。”谭震林对陈毅说：“陈老总，咱们可不能只是发发牢骚就算了，底下的群众斗不赢他们，我们上头得斗垮他们呀，不然，他们更是无法无天了。”李先念说：“（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文革小组不伦不类，本身就是一个奇奇怪怪的组织……再不给他们点措施，中国就彻底乱套了。”陈毅说：“怀仁堂这边我和谭老板〔谭震林〕打冲锋，军委会议那边有叶帅、徐帅。你们放心吧，大家等待的就是时机。现在冲锋号已经吹响了，我们不上阵冲杀还行吗?”

在二月十六日碰头会议上，这些人同（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文革小组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谭震林拍着桌子大骂：“你们〔指（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文革小组〕的目的，就是专整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革命到头来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你们所谓的群众是什么?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之流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反革命!”“我跟毛主席跟了四十年，到四十一年我不跟了，我一不该参加革命，二不该加入共产(单字替换)，三不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让你们这些人跟着他干去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单字替换)籍，我也要斗争到底!”“我就是和你们斗，我还有三千御林军。”陈毅气得脸色发青，哆嗦着嘴唇说：“这一次〔指文革〕是(单字替换)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我看不仅这次是错误的，而且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林彪同志国庆讲话〔指一九六六年经过毛主席亲自批阅的国庆讲话〕也有问题，什么叫‘反对革命的路线’，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广大干部……”李先念说：“现在可以说全国范围内都在大搞逼供信。不但老干部们挨整，连他们的子女也挨整。把‘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打成反革命就是证明。‘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全国处处搞路线斗争，把许多老干部都伤害了。”叶剑英说：“我搞了这么多年革命，从来没见过什么大串连……我根本不赞成!”

徐向前说：“（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文革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五条指示也不正确。”“连国民(单字替换)都没达到的目的，他们〔指（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文革小组代表的革命造反派〕达到了。”

这就形成一股对抗文化大革命的逆流，当时被称为“二月逆流”。

〔2〕余秋里是二月逆流中的两帮凶之一，二月逆流中的“三老四帅两帮凶”，三老指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四帅指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两个帮凶是指余秋里和谷牧。

〔3〕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组织的简称，你可以根据上下文的意思进行准确的替换）发布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认定一九三六年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出狱的薄一波等人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调查报告指出：

“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批人的出狱，决不是象他们自己事后向（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所说的那样，只是履行了一个什么‘简单手续’。他们是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

“当时在狱中的人，对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卖的决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刘格平〔静火注：刘格平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才出狱，文革时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良云〔静火注：张良云后来出狱后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同志坚决反对，拒绝执行，表现了共产(单字替换)人崇高的革命气节。”

《反共启事》内容是：

“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单字替换)组织及其它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张闻天写给南开大学抓叛徒战斗队的交待材料：

“2、事实真相：……刘少奇初去北方局〔一九三六年春〕不久，就给我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此外他还附带着寄来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我现在记得，我当时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特别讨论。

3、责任问题：根据以上的立场和具体情况，即可看出，关于此案的直接主谋者，组织者和执行者是刘少奇。他利用他的资产阶级的招降纳叛的干部政策，以实现他篡(单字替换)，篡军，篡政的政 治野心。但是我在这方面，也负有严重的政 治责任……。没有请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提到（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会议上正式讨论，而轻率地以我个人的名义，同意了刘少奇的建议，并在请求书上签了字。这样，我不但违反了(单字替换)章，(单字替换)纪的规定，损害了(单字替换)的组织的纯洁性，玷污了我们共产(单字替换)人永不变节，忠贞不屈的光荣传统，而且也给刘少奇招降纳叛的干部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我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反(单字替换)罪行，而且也成了刘少奇的帮凶。”

曾在白区工作过的（组织的简称，你可以根据上下文的意思进行准确的替换）政 治局候补委员李雪峰一九八九年受访时曾表示：“比如六十一人的《反共启事》，和叛徒出卖了组织和同志，带领敌人去抓我们的同志这样的叛徒还是有区别的吧。我在战争年代里处理叛变革命的人，是要区别两种情况的：一是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而写了自首书，但是没有出卖组织，没有杀人;二是经不起敌人的利诱和拷打，出卖泄露了(单字替换)的机密后，又用同志的鲜血来换得了自己的生命或者也被敌人处死，这样的人是坚决要镇压的。总之，要有区别，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就没有(单字替换)的规矩。关于薄一波和刘少奇他们被捕以后的情况，我没有发言权。所以康生和戚本禹他们或他们派来的人都找过我，我都是这么回答的，他们也没有办法说什么。但是，让薄一波他们写这种《反共启事》，我保留我自己的看法。”

静火有言：通过这样一种特殊手续把大批干部尽快救出去似乎无可厚非，但另一方面，多少同志宁肯死在监狱也绝不背叛自己的信仰发表什么《反共启事》，如江姐等，即使是在同一个监狱，刘格平张良云等同志也拒绝发表《反共启事》，又坐了八年牢，从这点上说，指示一部分同志发表《反共启事》对不起牺牲的同志，也对不起自己的信仰。

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马列毛主义是科学，是科学就不怕论战，怕论战的不是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