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年二月十二日、十三日）

同志们:

我讲点意见，不是什么指示。意见和指示不同。指示是要照办的，意见是可以商量、讨论的。为什么瞎指挥老是纠正不了呢？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些同志把意见同指示混为一谈了。许多问题，特别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一定要经过商量、讨论，逐步求得一致，加以解决，不能采取随便下指示的办法。

我讲八条意见。

第一，我们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和希望

这个会叫剧本创作座谈会，是第四次文代会以后有关文艺工作的一次重要的会。党中央认为，第四次文代会具有重大意义，明确了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但文代会未开完时，中央就知道会上对有些问题议论纷纷。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对文艺工作的历史、方针和文代会的某些问题，有不同意见；一个是对当前一些作品有不同意见。议论纷纷没有什么不好，往往可以促使我们大家开动脑筋想问题。意见不一致怎么办呢？有些问题，应该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继续讨论，在文艺实践中逐步求得解决。但是直接关系文艺事业发展的全局的、重大的方针性问题，没有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看法，就会影响我们的工作。

文代会闭幕之前，我们和周扬同志、朱穆之同志等—起商量过两条办法：

一条是用中央名义批发一个文件，这就是《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贯彻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精神的通知》。这个文件明确地肯定第四次文代会是开得好的，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祝辞，提出了我国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正确地分析和估计了文艺队伍的状况，进一步解决了文艺和人民、文艺和生活的关系，以及党如何领导文艺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文件充分肯定了三年来文艺工作的成绩，指出粉碎“四人帮”以来，文艺界作出了贡献，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这是很高的评价啊！文件还明确指出，文艺工作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艺术民主，坚持“三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切实保证人民群众有进行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自由。最近，文艺界还有个别同志讲什么“缺乏安全感”。我不赞成这个话。坚定地执行“双百”方针，党中央反反复复讲了多少次。三年来，有没有打棍子的现象呢？不是说个别地方没有这种现象，也不是说没有人想打棍子，但中央没有这样搞，而且不赞成这样搞。这个态度很明确。个别地方有些争论，关系搞得比较僵。岂止对一些文艺作品，对宣传工作，对许多学术理论问题，不同意见也不少。难道有些争论，有些意见，就能说没有安全感吗？这个话不太妥当，因为不符合事实。文件再一次肯定了、明确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针，这就是第三条讲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决不应违背客观规律，凭个人意志独断专行。文件对文艺的重要性和当前的任务，对创作方向，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我希望文艺界的全体同志都要认真地、反复地把这些问题讨论清楚。至于党员，则必须坚决执行，因为共产党人要照党中央的决定办。

另一条是，对于文艺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和几个作品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觉得，用中央发通知做结论的办法不妥当，延长文代会开会时间的办法也不好。因此我们商量，最好开一个座谈会，请一些同志来交换意见。我曾经主张去年十二月开。周扬同志提议多准备一下，过了年再开。所以说，酝酿召开这个座谈会的时间是很久了。我们希望座谈会的内容不限于剧本创作的问题，而是能够对文艺创作上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交流一下看法，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统一思想。这就是我们召开这个会的目的和希望。

这个会开得怎么样，我不大清楚。贺敬之同志说，大家反映开得是不错的，真正做到了畅所欲言。对于一些重大原则问题，有的同志说，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了。这当然很好。没有完全求得一致的看法也不要紧。思想问题一个时期统一不了，天垮不下来。积三十年之经验，思想问题可不能着急。一着急就你抓我，我抓你，就乱套了。我们力求统一思想，但一下子统一不了，不可操之过急；操之过急，往往出乱子。还是中央文件上讲的，对文艺上有争论的问题，应当经过自由的充分的讨论，并且要在实践中求得解决。有时候表面看起来统一了，明确了，但一碰到实际问题，又不明确了，不统一了。同时实践过程中还会出现新的问题。文艺战线上的思想认识问题，也象其他领域的思想认识问题一样，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这就是从不统一到统一，再到不统一，再到新的统一；从不明确到明确，再到不明确，再到更明确。由不统一、不一致，在实践过程中，经过讨论，认识不断深化，比较统一了，比较一致了，再往前又不统一，又不一致，然后又统一，又一致了。这个过程循环往复，逐渐使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这就是思想发展的规律。我们领导文艺工作的同志要懂得这个规律。但是，事物的发展，总是愈来愈向前进。一方面，认识有一个从不统一到统一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能着急；另一方面，事物总是朝前发展的，向上发展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又是乐观的。我们解决文艺上的思想认识问题，一不着急，要充分说道理；二要乐观，要坚信真理愈辩愈明。因此，共产党人决不应该成为生活的冷漠的旁观者，决不应该放弃自己推进事物发展的责任。就文艺事业来说，应按照它的客观规律，积极而有效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这一条应不应该成为我们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不是领导文艺工作要特别注意的问题，请同志们考虑。

第二，应该如何看待我们自己

我们党历来认为，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开宗明义，头三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话看起来似乎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问题。民主革命是如此，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如此。我们党近六十年来的经验都说明，正确分清敌我，善于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什么时候我们对敌我友分得清楚，革命就胜利，我们的事业就蓬蓬勃勃地发展；什么时候没有分清敌我友，革命就受挫折，我们的事业就受损失。政治路线上有这个问题，外交路线上有这个问题，宣传工作上有这个问题，文艺创作上也有这个问题。

我们党的经验又说明，真正着于分清敌我友，正确地处理敌我关系，说起来很简单，很普通，做起来实在不容易。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但是就是他老人家，也不是始终如一地都处理得很好的，有时，特别是晚年，有些问题也没有分析清楚，没有真正分清敌我，没有完全处理好。那末，我们每个同志，在这类问题上就能保证永远不犯错误吗？拿我来说，在分清敌我的问题上也犯过错误。我们全党全国各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没有犯过一点错误的人，恐怕极少。正确区分敌我友，不是单靠书本知识或几条杠杠就能解决的，而是要经过反复实践、反复认识，经过调查研究，占有大量的材料。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敌人、朋友这两个概念的内容也是有所不同的。我这样讲，决不意味着可以减轻或者推卸领导者的责任。应该说，如果领导者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后果是严重的。我只是说，解决这个问题很困难，谁都难于完全避免犯错误。这里，重要的问题是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努力避免重犯“文化大革命”中那样严重地颠倒敌我关系的错误。

现在，我们同心同德搞四个现代化的时候，是不是就不存在分清敌我的问题了呢？我看我们千万不能忘记的仍然有这个问题。那末，现在我们在宣传方面，在文艺创作方面，有没有分不清敌我的现象呢？应该说是有的。比如，有没有把破坏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当作好人的呢？有的。再比如，有没有把犯了错误的自己人，当作势不两立的敌人来对待呢？也有的。在国际问题上也有类似情况。我们在各条战线上，对各种人要能恰当地分清敌我友，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是件困难的事情，如果处理不当，是随时都可能犯错误的。因此，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同样不要忘记善于分清两类矛盾。不管哪位同志，都要注意这个根本问题。

我想着重讲一讲如何看待自己。我这里不是指作为我们个人的自己，而是指广义的自己，指敌方、我方的自己。

第一，如何看待领导我们的、我们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呢？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怎么不是自己的呢！我们的党是不是真正伟大、真正可爱的呢？我们的党确实犯过错误，我们党的各级组织都有这样那样大大小小的问题，我们的党确有不少党员不够格，有极少数甚至很坏。总之，第一犯过错误，第二存在问题，第三确有党员不够格，某些人确实很坏。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不管有多少缺点、错误，总得肯定这样两条：第一条，如果没有我们党，中国革命能不能成功？中国人民的翻身，新中国的出现，没有我们这个党是办不到的。哪个党、哪个派都没有把旧中国变成新中国，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革命搞成了。第二条，谁能领导我国人民建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不能靠别的人，不能靠别的党，只能靠中国共产党来领导。邓小平同志最近又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每个同志，包括文艺界的同志，对党的认识，要有这么个前提。我们希望一定要正确地对待这个党，这个党不管有多少缺点、错误，总还是伟大的，可爱的。

第二，如何正确地看待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真正有优越性？我们应该不应该引以自豪？这也是所有同志都要明确的问题。我们的国家生产那么落后，文化那么落后，三十年来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快，什么原因呢？我看第一条是历史原因，就是说，旧中国给我们留下的底子太薄，负担太重。第二条，林彪、“四人帮”十年来的破坏和动乱。第三条，我们政策上的问题。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但光这样说还不完全。我们有些政策长期不大对头。有些政策，在林彪、“四人帮”当权以前就有不对头的、“左”的东西。第四条，我们有些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搞生产的经验不足，不懂或不大懂经济规律，现代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懂得不多。第五条，我们的制度不完善。比如搞按劳分配，搞奖金，究竟怎么办？摸了两年还没摸清楚。我们国家经济落后，文化落后，不承认这一点，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但是有一条我们比谁都优越，就是我们铲除了剥削制度，从根本上消除了人吃人、人压迫人的现象。我们完全应该因此而感到自豪。我们有的同志恰恰忘记了、忽视了这个最根本的事实。假使我们看看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好的影片、小说，不是单从形式上看，而是从实质上看，就可以看到这些影片、小说好就好在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吃人的本质。我很少看电影，举不出特别好的片子来。《百万英镑》就不错吧，还有《流浪者》，都反映了这一点。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废除了剥削制度，结束了受压迫、受侮辱、受歧视的局面，请同志们一定不要忘记这一条。有许多青年同志不懂，这也难怪。我们的老工人、老农民、老教授、老科学家、老文化人懂，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夏衍同志，感受就很深刻。还有在座的曹禺同志，他的《雷雨》、《日出》，都反映了这一点。这方面，我们要反复地宣传。自然，宣传的方法要实事求是、讲道理、讲历史，不要搞公式化、概念化和形式主义的东西。宣传新旧中国制度上的根本不同，就是揭示历史的真理。真理不怕千百次重复，这是列宁讲过的。

第三，如何看待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民。长期以来我们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不对头。对这一部分劳动人民看错了，歪曲了他们的形象，说是“臭老九”，使我们的脑力劳动者蒙受了一场冤屈。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把这个错误的观念改过来了。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劳动人民，是脑力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在纠正过去的错误看法和由此产生的错误做法，纠正得有成绩。但遗留的问题还不少，还要继续纠正，彻底纠正过来才罢休，这是不成问题的。这里应该强调的是，我们理论战线、宣传战线、文艺战线的同志，千万不要忘记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民。两条理由：第一，他们占我们人口的绝大多数；第二，他们过去是革命的主力军，现在是四个现代化的主力军。我们的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当然也是搞四化的主力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一支特别重要的、宝贵的骨干力量。但我们的知识分子人太少了，只有两千多万。我们的体力劳动大军，还缺乏文化。我们过去提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个话现在看来讲得太绝对了。知识分子应该向农民学习，这是对的；而农民为什么不可以向脑力劳动者学习呢？相互学习嘛！不要认为体力劳动者不值得我们学习。相反，体力劳动者在许多问题上确实比我们高明，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歌颂、表现他们。我最近看了一个电影《泪痕》，我觉得在表现农村干部、表现农民方面做得很不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百分之九十粗手粗脚的普通工人、农民，是我们社会的主人。在旧社会，进步的作家们还不能充分表现他们。我记得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农民还是一支没有发掘的力量。社会主义中国工人、农民的力量，已经和正在发掘和显示出来。我们的文艺创作，有责任把他们的生活、劳动和情绪生动而准确地表现出来。

第四，如何看待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我们的军队也确有某些缺点，几百万人民解放军里也有个别不好的人。但总的来说，我们这支军队有两条：一条，确是最可爱的人，从一九二七年建军起，几十年来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没有他们，不可能有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的光荣历史。我们的革命历史和人民解放军是密不可分的。第二，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主要要靠他们来保卫，因此他们又是最可靠的人。一是最可爱，一是最可靠。我们的宣传工作、文艺作品中，应该有他们的重要地位。

第五，如何正确地看待毛泽东同志、看待毛泽东思想。我们过去对他老人家，有些看法是不恰当的。林彪、“四人帮”把毛泽东同志捧为神，把毛泽东著作捧为圣经，搞迷信。他们用这种方法，反对毛泽东同志，反对毛泽东思想，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那时，谁要提他老人家有缺点错误，那还行啊？叫做“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人怎么会没有缺点呢？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自己就讲过，一些事情他要负责任嘛。说没有缺点错误，这是违反我们党的根本学说的一种错误的看法。三年来我们纠正这种错误看法费了多少劲！提出毛泽东同志确有过缺点和错误，有人就说，走资派又在那里复辟了。现在这么看的人少了，经过这几年的教育，慢慢打通了思想。现在我们反倒要注意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决不可以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确有人认为毛泽东思想不灵了！毛主席讨嫌了！我们要注意。我们说毛泽东同志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是我们要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贡献也是最大的。中国共产党里没有哪一个人的贡献超过他。他为中国各族人民，为我们的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毛泽东思想是科学。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几十年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曾经指引着我们的革命取得了胜利，它的一系列根本原则今后同样会指导我们夺取四个现代化的胜利。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里有些东西过了时，但大量的、作为普遍真理的东西没有过时。我们应当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里吸取智慧，把我们的事业推向前进。我们只能否定该否定的错误，不能否定科学，只能否定一个人的错误，不能否定一个人对事业、对科学的伟大贡献。

现在有一种说法：我们的国家出现了危机，一个叫信仰危机，一个叫信心危机，一个叫信任危机。我想和同志们商量一下，不知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在革命遭受挫折的时候，有些人产生思想混乱，甚至发生动摇，这没有什么奇怪。如果说是什么危机，那是这些人自己的问题，我们要好好地做他们的工作。至于我们的广大人民对党的领导的看法，我们整个革命事业本身，究竟有危机没有？如果说有危机，我觉得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以前可以说是一次危机。粉碎“四人帮”，我们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也就是说我们摆脱了这个危机。当然，我们现在还到处可以碰上这个危机所带来的后遗症。但现在我们是不是还处在危机之中呢？危机这个话是不能轻易地说的。危机者，摇摇欲坠，快完蛋之谓也。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摇摇欲坠了？快完蛋了？我不相信。我说我们的党现在不是什么危机，恰恰相反，我们是恢复了生机！充满着生机！特别是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充满着生机。我们有意识地在报刊上用了这么个题目：春已归来，春回大地。春天已经回来了！那末，可不可以说我们党的威信有些下降呢？比以前低了呢？这个对，我看这样说没什么不好，这是个实际情况。人民看到我们党犯了错误，这激发我们的党组织，激发我们的广大共产党员，激发我们的中央要努力奋斗。为什么我们党提出要搞好党风、整顿党纪，最近又进一步提出要改善党的领导？这都是针对威信下降这个实际情况提出来的。中央相信，再过几年，经过我们自己的主观努力，党不但要恢复自己的威信，而且要力争比以前有更高的威信！（鼓掌）这当然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现在没有兑现，所以鼓掌不鼓掌都没有关系。我们相信，我们党里面是有有骨气的人的，是有有志向的人的！（鼓掌）这个鼓掌我是同意的。我们确有许多有骨气、有志向的人，能够把我们的党改善得更好。有些同志说我们存在危机，有的可能是听来的，有的可能自己就这么看，心中装满忧虑。这个也不要紧。怎么办呢？我们要正面地做说服工作、宣传工作，交换意见嘛！再一个可靠的办法是等待。善于等待，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就是通过实践嘛！我们相信，再过三年以后讲我们有危机的人就可能少了。当然要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不犯大错误，犯了错误就迅速改正。

上面讲的五条，我看都是和认识我国现时社会的本质有密切关系的东西。你们不是说文艺创作要表现社会本质的东西吗？社会主义时期的文艺作品如果离开了或者忽略了表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那当然就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什么叫社会的本质呢？就是社会发展的内部规律。我们要正确地反映这个规律，就不仅要反映出新旧事物的矛盾斗争，而且要反映出它的发展趋势，反映出我们这个新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前进的力量。不是说落后的东西、阴暗的东西不该反映，即使是落后的、阴暗的东西，只要有代表性、有典型性，也应该作为本质的一个侧面加以反映。但是从文艺的总体上说，如果单单是或者总是反映落后面、阴暗面的东西，我觉得就不能说是充分地、准确地反映了我们社会的本质，也就不符合社会整体的真实。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的伟大先驱鲁迅一九二五年就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我觉得这两句话非常精彩。我们当代的火光从什么地方找呢？我看最主要的就是前面讲的五个因素：党、社会主义制度、从事体力和脑力劳动的人民、人民解放军、指导我们事业前进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映我们国家、人民的精神火光，同时又作为精神的灯火，引导九亿多人民有更高的精神境界，更高的理想，更高的革命品质、风格，推动我们的历史前进，这就是我们文艺创作要注意的问题。

第三，如何对待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

我们现在的社会有没有阴暗面，或者叫黑暗面、消极面？我们的共产党员、我们的领导者，要明确地同大家讲：有消极的东西，不合理的东西，不健康的东西，令人不愉快的东西，卑鄙的东西，丑恶的东西。我们只是讲，我们的社会有两面：既有光明面，又有阴暗面。当我们看到阴暗面时，不要忘掉光明面。我们确有大量光明面的东西，诱人的、令人神往的东西。既有光明面，又有阴暗面，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真实。你们不是讲现实主义吗？看到光明面，同时看到阴暗面，我看这就是现实主义的态度。哪一面更大呢？争论的大概就是这一点吧！这要作具体分析。应当说有两条：第一条，总的说还是光明面大吧，光明面总是主导的方面吧。这是就整个国家、整个社会说的。当然，就某一个人、某一个具体单位、某一个局部说，阴暗面可能大，可能是主要的。第二条，在我们这个国家里，阴暗面总是非法的，总是暂时的。一个是它的暂时性，一个是它的非法性。它终究要被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所抛弃、所克服。

那末，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中有些什么样的阴暗面呢？归纳起来，大体可以分两类性质不同的阴暗面。当然，实际的情况是错综复杂的，但是从根本性质来说，可以大致区分为两类矛盾性质不同的阴暗面。一类是敌我性质或者是敌对性质，比如说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杀人、放火，叛国投敌，或者搞其他反革命破坏活动。对这种人和事，我们的党和政府采取什么政策呢？我们的文艺作品表现他们时应当采取什么方针呢？我们应该采取揭露的方针，打击的方针，斗争的方针，消灭的方针。当然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主要是通过改造、斗争，包括用法律手段来消灭这些阴暗的社会现象。还有另外一种阴暗的社会现象，如情节严重的诈骗犯、盗窃犯、流氓犯等等，不管产生它们的社会原因是什么，它们的破坏活动和我们社会之间的矛盾，也是敌对性质的。我们同样地要通过改造、斗争，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来消灭这种现象。即使情节较轻的骗子、流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也决不能盲目地给予同情，更不能给予支持。决不能认为他们所采取的是一种正当的手段。那末我们为什么会同情印度那个“流浪者”？这是需要做具体分析的。拉兹自己没饭吃，他妈妈病在床上，说那里有面包你去吃吧，他一看没有，才知道妈妈也没有吃饭。他跑到街上偷了一块面包，准备送给妈妈，一下被人抓住了。他想去做工，人家不要他。那个社会剥夺了他工作、劳动的权利，逼得他只好靠偷的办法谋生。我们同情他，是同情他的这种不幸的社会地位、不幸的命运。我们的社会给人民以劳动权，努力创造条件安排人们就业和学习。当然这个问题现在还不能一下子解决得很好，但是叫他去就业他不去，他嫌条件差。条件差点，可以努力去改进嘛。负责具体安排就业的领导人，有的犯严重错误，可以把他撤下来嘛。有业不就，自暴自弃地走上邪路，甚至以危害社会治安为乐趣，而又屡教不改，那就不能同拉兹相提并论了。凡是带敌我性质的、敌对性质的，我们的态度只能是：揭露、批判、打击，直至把它消灭，不能含糊。

另一类矛盾，就是人民内部落后的东西，这也是一种阴暗面。比如思想品德上的落后面：无组织无纪律，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不学习，讲假话，等等。我们落后的东西还很多。我们对落后的东西，也要揭露，但要采取批评的方针，教育的方针。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讲的：使人们惊醒、警觉起来。不能把这样的落后面看作敌对的东西，这是用不着争论的。

现在争论最多的大概是如何看待官僚主义、特殊化。我们的国家有没有官僚主义、特殊化呢？有，而且有的地方相当严重。这算什么矛盾？我看，只要还没发展到严重违法乱纪的程度，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不要揭露？当然要揭露，当然要批评，也可以来点嘲笑！嘲笑的手法，文学上是需要的。我们党下决心而且正在采取措施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特殊化的问题。党也非常希望文艺界的同志，同我们一道采取正确的方针，运用文艺创作的手段来揭露、克服官僚主义、特殊化。这是一场艰苦的斗争，要进行长期的、细致的工作。我们和官僚主义、特殊化作斗争的时候，首先也要提倡分析。官僚主义也有两种：一种可以叫做一般的官僚主义，就是做官当老爷，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贪图安逸，不求上进，遇事不动脑筋，光知道画圈圈。讨嫌不讨嫌？确实讨嫌。还有一种严重的官僚主义，按毛泽东同志的说法，叫“死官僚主义”。对死官僚主义，文艺界同志的笔锋，可以更尖锐一点，刺疼他嘛！怎么分析特殊化呢？要不要提“特权者”？要不要说“特权阶级”？说我们党里存在某些特权者，可能还说得过去，但是说我们党就是一个特权阶级，我觉得就要慎重考虑。我看不能这祥讲，因为这不符合事实。前几年把我们的干部说成是大大小小的走资派，还说形成了一个什么党内资产阶级，那么一排，我们这些人全都吃了苦头，你们也吃够了苦头。我们被叫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你们被叫做“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臭老九”。当时我们无法救你们，你们也无法救我们。现在我们再重复前几年的排法，行吗？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官僚主义、特殊化究竟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必须研究清楚。是不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固有的？说官僚主义、特权者，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本身产生的，我不赞成这个意见。老实讲，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反特权、反官僚主义起家的。推翻三座大山，其中有一座就是官僚资产阶级。那末，为什么我们反了人家的官僚特权，自己身上又生了这个脓疮呢？我说，第一还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影响。社会上好的东西可以遗传下来，坏的东西也可以遗传下来，这叫作社会的传染性。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还有旧社会的痕迹，思想上的痕迹就更多了。第二是我们自己有些人，他欣赏那些东西，追求那些东西，他向那种传染病学习。列宁讲过，革命成功后，有那么一些人是这么想的：旧杜会的当权者是捞过一把的，现在轮到我来捞一把了。第三是我们制度不完善，不严密，有漏洞，被某些人钻了空子，也会产生官僚主义。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把封建特权和官僚主义搞得大大膨胀起来，严重地腐蚀了我们干部的思想。粉碎“四人帮”三年来，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彻底解决，在群众中有很多议论，大部分是正确的。但有一种议论说这是我们的制度中固有的，不能克服的，甚至还不如资本主义。仿佛资本主义就没有官僚主义似的。那末，对这种议论应该怎么看呢？

说封建社会有特权阶级、官僚主义，同志们是赞成的。资本主义社会有没有特权阶级、官僚主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明确地指出，特权阶级、官僚主义，不但是封建社会固有的现象，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现象。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都曾指出，正是欧洲资产阶级把从封建专制制度手中接过来的以官僚和军事机构为主要特征的国家机器，空前地发展、完备和巩固起来。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更是普遍地加强起来，它的官僚和军事机构更是骇人听闻地扩大起来。这种官僚、军事机构是资产阶级社会躯体上的“寄生虫”，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虫。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代表，在这个官僚、军事机构中猎取高官厚禄，享有各种特权，营私舞弊，欺压和愚弄人民。所以，不管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的整个政府机关都是寄生虫似的官僚、特权机构，他们的政府官员也无非是大资本家、大地主的代理人，剥削阶级特权的维护者和实现者。正是基于这一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特别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决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必须打碎和摧毁这个机器。我们推翻和打碎了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官僚军事制度和国家机器，必须建立并在长时期保持和巩固自己的国家政权，而我们的国家工作人员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难免要沾染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特权思想和官僚主义恶习。但是，我们的国家政权毕竟在根本性质上不同于地主、资本家的政权，我们的政府机关和广大的国家工作人员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受人民的委托为人民谋利益的。严重沾染特权思想和官僚主义恶习的毕竟还是少数，不能代表我们政权的主流。因此，决不能说我们的政府机关都是官僚机构，决不可把我们的整个干部队伍同特权和官僚主义划等号。虽然从一个方面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官员比我们会办事，不画圈，知识多，会开得少，工作效率高，甚至架子可能比我们还小，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一条：所有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权都是官僚特权机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都是为资本家阶级服务的，都是保护私有制的。这是他们的官僚主义的本质，尽管他们为了取得资本家的信任和支持，为资产阶级利益拚命效劳，而且卓有成效。《共产党宣言》上面写了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机关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列宁也说过，任何资产阶级政府，都是资本家的经济事务所。那末，封建地主阶级政府、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员里面，有没有个别比较开明的有远见的人物呢？当然有，比如封建社会里有海瑞、包公，这叫清官。否认他们有一定的进步性，是不对的。可是，我们的文艺创作，可不能把他们说成是为人民服务的，也不能把他们打扮成农民阶级的代表。他们虽然比较进步、比较开明，但毕竟没有最后越出地主阶级的范围。这些问题都要有专门的文章进行讨论。

为什么官僚主义一个时期克服不了，甚至还会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存在？我们也要加以分析。正如上面我讲的，旧社会的思想影响是一个原因。列宁曾说，教育不发达，文盲那么多，官僚主义就不能根除。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完善，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的党和大家同心同德，有决心并且正在采取有效措施揭露和克服特殊化、官僚主义，逐步医好旧社会传下来的这两个顽症。但这不是一个早晨所能解决得了的，要进行韧性的战斗，搞它多少年。我们相信，从旧社会带来的这种丑恶现象，终究会得到克服。

第四，我们的言论、作品要

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我们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各条战线上的负责人，所有的文艺家，总是经常要发表言论的。在家里边讲点什么，这没有多大影响。但是公开发表的言论，都是在做意识形态的工作，就会产生某种影响，这就叫社会效果，只不过效果有大有小、有好有坏。我们的理论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是专门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我们每一个创作，每一篇论文，每一项报道，都会产生社会影响，都会引起社会效果。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什么教训？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太简单化了。或者象同志们讲的，一个简单化，一个粗暴。表现之一，就是搞一刀切，把事情简单地分成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坏的，一个是正确的，一个是错误的。我们要吸取过去的教训，不能一刀切，一刀切只能把事情办坏。我主张几刀切，三刀、四刀，甚至七、八刀切。正确的、有教育意义的、感染力强的，这是上乘的高档产品。这是一刀。比较正确、比较美、比较好的，这是第二刀。比较一般的、平淡的，按商品来说，是低档品，这是第三刀。也就是不大成熟的、不大成功的、还有待加工的。还剩下一刀是什么呢？就是不好的、次品、赖品。要不要说毒草？文艺界的同志比较敏感，我不大讲毒草两个字。但是毒草也是客观存在。我们多切几刀，分个三等九级。不但你们有这样几等类型的产品，其他的工作，各条战线，都有这样几等产品，工业有，商业有，我们政治工作方面，思想工作方面，宣传工作方面也都有。

就每个人来说，也总会有这么几种情况吧？一个作者一生，一个党的干部一生，可能三十年、五十年，有高档产品，有中档产品，也有低档产品。有没有废品呢？马克思、恩格斯自己承认，他们也出过废品的。列宁也承认过。鲁迅也说，他年轻时候有些东西很幼稚。所以我们对每个人的一生，也要采取分析的方法，不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另外，也不要只看到他的高档产品，就说所有的都是最美的、最好的。我们古代有这么个故事：有个邹忌，自己觉得非常美，他也确实美。有一个人比他更美，叫做城北徐公。他问他老婆：我同那个徐公比，他更漂亮还是我更漂亮？他老婆说：你最美呗，徐公怎么能比得上你呢！他不放心，又去问他的小老婆。小老婆说：你美呗，你比徐公更美呗！他还不放心，又去问他的门客。他的门客说：姓徐的没有你美，还是你最美。后来，那个姓徐的来了。他觉得自己赶不上人家。他还不放心，拿过镜子来照，一看，原来自己比人家差得多。晚上，他躺在床上想：为什么他们都讲我的好话呢？我的老婆讲我的好话，因为她偏心于我；我的小老婆讲我的好话，因为她怕我；门客讲我美，因为他“有求于我也”。他就把这个故事告诉了齐威王。意思是说：你皇帝老子也要注意，有许多人也偏心于你、怕你、有求于你呀，你受蒙蔽的地方很多呀。齐威王听了，就下了一道命令，请国内的人对他进行批评，当面讲他有什么不好的，受上赏；书面提意见的，受中赏；平时在街上议论他的，受下赏。邹忌不但对自己有了正确的认识，还帮助那个齐王改正了错误，所以那个时候的齐国很强盛。这个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载在《战国策》上。

我们的言论应由谁来评论呢？要由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评论，由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干部来评论。我们还要经得起长期的检验，不是一时的、暂时的。同志们，检验一件事情办得好不好，检验一条路线、一个政策好不好，检验一个作品、一篇言论好不好，可不能只看一时现象。我们是上过当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上过当。那时一声令下，就是“走资派”、“反动权威”、“臭老九”，当时多少人都觉得正确呀，一下子把多少人打下去了。现在怎么样呢？事实已经证明这是错误的。所以检验一个事物，不要只看一两个月，有些问题得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才看得清楚。一九七四年，批判师道尊严，有些小学生把学校的玻璃打得光光的，不是也有人拥护吗？因此，不管是否定还是肯定一个事物，都需要历史的检验，实践的检验。我们的同志，千万不要满足于一时的声誉，千万不要只看到一些人一时的赞扬。

这里我想特别谈一谈如何看待青年的问题。有同志说，青年是好的；有同志说，青年是坏的。我觉得两种看法都太绝对。我们党历来讲，青年绝大部分是好的，也有少数不好的。青年人很可爱，他们本质上很纯洁，很有朝气，他们是我们的未来。但是人在青年时期，一般来说，却比较幼稚，容易上当。所以，要有一条正确的青年工作路线，要注意两个方面：第一，要好好地爱护青年，很好地培养他们。除极少数违法犯罪的害群之马外，要保护绝大多数青年。第二，还要正确地引导他们，对青年不要一味捧场。我们要象培育鲜花似地爱护他们，可是不能无原则地吹捧他们，不能迎合一部分青年中的错误思想倾向和低级情趣。在对待青年的问题上，我们的工作也要接受历史的检验。

我们要坚信历史，历史的判决总是公正的。比如刘少奇同志，中央决定要给他平反。刘少奇同志不是什么叛徒、内奸、工贼，而是我们党和国家最优秀的领导人之一。相反，那个康生是个坏人。我们的文艺作品，要经得起长期检验。一个好的作品总是经得起考验的，历史上确有许多名垂千古的不朽之作。有些好作品，曾经被打下去，被埋没过，最后还是被发掘出来了。很多解放初期的好作品，现在不是被重新介绍出来了吗！好的作品毕竟埋没不了。不好的，是要淘汰的。一个人如此，作品也如此。所以看作品有无生命力，不可只听少数人的话，要听多数人的话。作品生命力的大小，不决定于主观愿望，也不决定于少数人的推荐。要相信历史的公正，相信人民的公正。我们应该正确对待自己的作品，对待自己的言论。

我还想说一下怎样判断优秀的文艺作品的问题。我不大赞成机械地把某个标准排在第一，某个标准摆在第二。我认为真正的艺术品应该是政治和艺术的高度统一，或者说，应该使思想性和艺术性浑然一体。好的文艺批评，必须从两者的统一上来对作品进行深入的、细致的分析。理论著作、政治著作、学术著作也有这个问题。真正有生命力的理论著作、政治著作和学术著作，不但表现它有深刻的说理性，而且表现它有丰富多姿的文采。毛泽东同志和鲁迅的许多著作，使人百读不厌，也正是因为他们具有这样的魅力，是有高度思想性、科学性的艺术品。

第五，关于干预生活和写真实

这是文艺创作的专门问题。现在对这个问题议论很多，应该议论清楚，求得一个基本正确和基本一致的看法。文艺创作要干预生活，这是五十年代从苏联移植过来的口号。我们现在可不可以用这个口号？我觉得不是不可以用，问题是看怎么理解。许多问题不在于口号、概念本身，而在于怎么理解和运用。如果说，干预生活是要文艺作品更积极地去反映现实生活，是要求作家站在正确的立场上，用正确的观点去分析生活，揭露和批判旧事物，促进新事物的发展，以鼓舞、教育和引导广大人民为更美好的生活而奋斗，这就很好。如果是别的理解，离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离开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指导，消极地夸大阴暗面，使人对现实生活失去信心，这样地用文艺作品来“干预”生活，就是不正确的了。如果把干预生活看成是用文艺创作同党的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唱对台戏，那就更不对了。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主张，文艺的历史也说明，文艺创作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但这种真实必须是艺术的真实，生活本质的真实，作品必须对生活进行典型概括，才有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实际的生活现象是多种多样、纷繁复杂的。文艺作品如果只反映那些没有什么意义的和个人的琐碎的日常生活，有什么意思呢？个人日常生活可以写，但还是要选择那些社会意义比较强的东西。文艺创作应当从一般的日常生活，进入到更复杂的、更有社会意义的生活境界里面去。这是第一个进入。比较复杂的生活，社会意义大小也有不同，比如爱情问题，一般说来，是不能脱离社会的，文艺创作中写爱情是可以的，反对是错误的。说爱情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永久性的题材或素材之一也是可以的，因为一万年、十万年、一百万年后，凡有人类就有爱情。但是说爱情是文艺创作永恒的主题就不一定妥当，因为是更重大的社会生活决定爱情生活，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决定了文艺创作主题的变化。因此要有第二个进入。这就是要进入到更深刻的更有重大普遍意义的社会生活里面去，进入到人与人的关系，阶级同阶级的关系中去，进入到社会发展的各种斗争形式和生活形式中去，进入到各种人的内心世界里面去，分析它，解剖它，发掘不同的人们的灵魂。有的是高尚的、美好的东西，有的灵魂中是没落的、低级的、丑恶的东西。我们的作家应该把高尚的、美好的东西发掘出来，赞美它，歌颂它，使更多的人在这种榜样面前感奋起来，仿效它，学习它。这就是斯大林讲的，作家应该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该努力塑造最美的最高尚的灵魂。也要把那些丑恶的、低级的东西发掘出来，剖析它，暴露它，反对它，使人们警惕起来，同这些东西划清界线，以至最终把它消灭。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讲的，进步的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应有的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和改造社会的作用。这也就是我们经常强调的文艺作品的思想意义和积极的社会效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文艺的任务不能等于歌颂加暴露，但是应该指出，歌颂和暴露都是需要的。旧社会生活中有许多值得歌颂的东西，更有大量值得暴露的东西；新社会有更多的、大量的值得歌颂的东西，也有许多需要暴露的东西；将来共产主义社会，有更多更多值得歌颂的东西，也还有不少需要暴露的东西，因为这些都是社会里面必然的客观存在。

是不是每篇东西都一定要同时歌颂和暴露呢？专门歌颂可不可以呢？也可以嘛。一个作品只描写一个人，一个好人；只描写两个人，两个都是好人，如《兄妹开荒》，就写得很欢乐。我在湖南看过《补锅》、《打铜锣》，也非常好，反映了我们生活的一个侧面。我记得一九六四年或一九六五年部队文艺会演中，有许多连队的小节目，也非常好。所以只写歌颂是可以的。专门写暴露可不可以呢？我看也可以。有同志讲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迷》很好，我看我们的相声《假大空》也很好。马雅可夫斯基就开会这个问题狠狠讽刺了一下，那个相声把搞假、大、空的人集中讽刺了一下，都非常好。专门写暴露不是不可以，要看你怎么写。专写喜剧可不可以？现实中有很多喜剧，为什么不可以！写悲剧可不可以？又有什么不可以！我们只是要防止写悲剧就永远悲下去，永远没有前途，给人们一种毁灭之感，似乎人类要全部完蛋了。如果把悲剧写成这种结果，那不合乎事实。这种性质的悲剧不符合历史发展，就是不真实的。南北朝有个庾信，写了一篇《哀江南赋》，也是千古传诵的，“序”里面有两句话：“天道周星，物极不反。”按辩证法看，物极是必反的。他因为当亡国奴十几年了，太伤感了，认为梁朝命运改变不了了，因而推论说整个历史都是物极不能反，这样悲观就不对了。因此，喜剧、悲剧都不是实质性的问题，而是文艺表现形式的问题。

我们要注意的基本点是：第一，不能不加选择地把任何偶然性的东西都当做艺术的真实。艺术真实应该是典型的真实，本质的真实。第二，不能把暂时性的东西写成一成不变的、永恒的东西，而应该反映出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我觉得，我们社会主义的作家，不管写悲剧也好，写喜剧也好，不管写光明也好，写黑暗也好，都应该这样。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的作品写得比较成功。即使是旧时代的作家，即使他们在讽刺旧社会的丑恶的、衰亡的事物，哪怕是用极度夸张的手法，也还是要努力写出典型的真实，表现出社会的、历史的某些本质方面，作品才有成功的可能。比如《钦差大臣》，就是这样。果戈里用夸张的、讽刺的手法写了那样一些丑恶现象，对沙皇时代的官场作了深刻揭露，使人感到非常真实。这是典型化的真实，本质上的真实，而不是个别的、偶然的、暂时的丑恶现象的任意凑合和展览。

这里，我想引用列宁的一封信。列宁一九一四年收到朋友寄给他的一部小说《父亲们的遗嘱》。他看了之后，很生气，写道，我亲爱的朋友，你寄给我的文尼琴柯的新小说刚刚读过。真是荒谬绝伦，一派胡说！竟然尽量把种种‘惊闻奇事’串在一起，把‘恶行’和‘梅毒’，和揭人隐私以敲诈钱财（以及把被劫者的姊妹当情妇）这种桃色秽行，和对医生的审判都凑在一起！所有这一切，都充满了歇斯底里，奇谈怪论，以及他要创立‘自己的’娼妓组织论的痴心妄想。”列宁又说：“在《言论报》上，说这部小说是模仿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而且不无可取之处。我看，模仿是有的，而且是对最拙劣的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最拙劣的模仿。当然，文尼琴柯所描写的那些‘惊闻奇事’，在生活中就其单个来说都是有的。但是，把它们都串在一起，并且是这样地串在一起，这就意味着是在着意渲染‘惊闻奇事’，既恐吓自己的想象，又恐吓读者，把自己和读者搞得‘头晕目眩’。”列宁的话非常尖锐、俏皮。当然，他这里指的是一部反动小说，但我想我们的同志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怎样估价我们三年来文艺创作的成绩？根据我个人的看法，评论一下三年来的小说、电影、戏剧。可不可以这样说：总的来说，三年来不论电影、戏剧、小说，都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有同志讲空前繁荣，我也同意这个看法。三年来的文艺，总的来说起了很好的作用，其中特别是写了大量揭露林彪、“四人帮”的东西，包括批判他们搞特权，搞冤、假、错案的作品。我觉得这些作品的绝大部分是很好的，是文艺界对我国人民的贡献，起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这个时期写暴露林彪、“四人帮”的东西多一点，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特征。歌颂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也有大量好的作品。但是，还有一些不成功，或者说是不成熟的东西，或者叫社会效果不够好。这也不奇怪嘛！我们搞政治工作几十年，不成功的讲话，不成熟的讲话，错误的讲话，多的是呢。你们搞形象思维，我们是逻辑思维，你们思维的东西就百分之百成功？百分之百完满？这请你们自己总结。我们有很多比较好的东西，也有相当多错误的东西。我自己就曾经讲错过许多话嘛。

三年文艺创作究竟哪些作品不理想，不成功，社会效果不够好？我看的不多，请你们自已研究。两个月以前我把《假如我是真的》翻了一下，在一次会上发表了一点意见。今天我重复地在这里向作者，也向同志们交个心。对了，还是商量；不对，欢迎批评。我觉得作者是有才华、有前途的。在如何正确对待青年作家的问题上，我们大家不能再犯过去的错误，不能嘲笑他们，更不应打击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文化大革命”前对几个青年作家，我也是犯过错误的。当时那些同志，也有才华，而作品的确不够成熟，是需要帮助的，但我们对他们的方针错了。现在他们回来了，成了道道地地的作家了。假如那几位现在是中年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里，写上一笔，说当时有那么一个老家伙在我的问题上犯过错误，我赞成，因为这是事实。

我觉得《假如我是真的》这个戏，现在还不成熟，还有比较大的缺点。我的看法不一定对。为什么我感到不成熟吗？首先我觉得戏中由人物形成的整个环境，对于三中全会以后的现实来说，不够真实，不够典型。戏里最后出现了一个正面人物，就是张老，这当然是好的，但这是个局外人，他好象是解放者，使人感到有点救世主的味道。再就是对不应该同情的人物，不加分析地同情了他。李小璋这种人有没有？有。但剧本中写的这些下乡的青年，为了要回城，什么都可以骗，风格很低，思想境界很低。回城，就是心目中的一切。为了回城，什么不好的事情都去干。这种写法没有从发展趋向上反映出新时期中国青年的精神面貌和是非感。广大青年看了，想一想，会不以为然。为什么会产生李小璋这样的骗子？剧本把它完全归结为是由于干部的不正之风造成的，因而也就加强了对骗子的同情。这些就是这个剧本不成功的地方。

这个戏演了很久了，听说有各种不同的反映。这要加以分析。有些青年，特别是想回城的青年，还有一些家长，子女在外面，他们看了这个戏可能是欢迎的。另外有一些观众，确实认为一些领导干部的特殊化发展下去不行，要揭露，从这一点和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戏也已经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把这个戏照现在这个样子持久地演下去，还会产生另外什么样的社会效果？这就值得考虑了。对文艺作品如何更准确地批评我们的缺点，才能更好地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这是我们应该认真地深入研究的。实际上，围绕这个作品，现在已经有很多群众和干部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当然有的看法不一定都对，但有些意见却是值得重视的。我们支持文艺作品正确地揭露和批判党和国家干部中的不良倾向，同时，我们也希望作家同志及时总结经验，在思想认识上和艺术表现上进一步有所提高。不仅如此，我们还希望，整个的文艺创作，在如何正确地认识和深刻地反映我们新时代这个重大课题上，通过共同学习，深入讨论，以便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更加繁荣。至于剧本怎么办？我觉得好办。讨论后，如果作者自己觉得不成功，需要认真修改，那就自告奋勇：“改不好我赞成不演。暂时停演。”演出单位和宣传部门，有意见也可以讲，真诚地、耐心地给作者以帮助。不要因为怕被看成是打棍子，有意见也不敢讲了。发表意见和打棍子不是一回事。我们不打棍子，可以通过同志式的讨论，提高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大家都要对广大人民负责任嘛，对四化负责任嘛。听说作者准备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我们希望能改好。

我要反复说的倒是这一条：不要以为暂时不演的戏，不发表的作品，就是毒草。不要形成这样一种舆论，造成这样一种传闻，硬说这些是要打倒的东西。同志们知道，马克思写《资本论》，写了几十年，修改了多少遍！据说托尔斯泰的《复活》一些章节修改了二十遍，多少年后才发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多的是。

第六，我们的文学题材无比宽阔

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二、三、四、五条虽然没有打棍子，但可能被误解为划了某些“框框”。现在我们有些事情，使有些同志感到同曹营里的事差不多，有点难办。说不定有些同志要说，你看，还不是要“收”了，没有什么东西可写了，我只好改行了。因此我要把我们的题材为什么宽阔，有些什么题目，罗列出来。

我们的题材所以宽阔，第一，因为我们确实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美国没有我们历史长，美国无产阶级至今未闹成革命。苏联比我们的国土大，但历史没有我们丰富。我们这个国家，现在的事业是这样雄伟，比已经做过的事业更加轰轰烈烈，更加伟大。

第二，我国的革命历史是长期艰苦奋斗、可歌可泣的历史。世界上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都欺侮过我们。我们的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开始，已经一百多年了。

第三，我国的古代文化，有非常宝贵而又值得继承的部分。近代文化也很丰富，也有很值得继承的部分。

第四，我国幅员广阔，人口又那么多，民族有几十个，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生活是这么丰富多彩，历史是这么辉煌灿烂，反映我们历史和现实生活的题材当然是无穷无尽的，用之不竭的。

现在具体说一说，我们希望扩大表现哪些方面的题材。

第一方面，反映当前全国各族人民如何同心同德搞四化，这是最值得大写特写的题材。文艺作品要指导生活，就要走在生活的前头去。应该反映全国各民族的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干部、青年、妇女，加上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为四个现代化英勇献身的情景和场面，以及他们的内心世界的活动。我们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已经一年多了，假使八十年代第一年还写不出几部话剧，几部电影，几部小说，较好地反映四化建设的现实生活，请同志们想一想，你们脸上有光吗？我们脸上有光吗？我们能不着急吗？我们着急没有用，首先你们要着急呀。因此，要重视搞反映四化建设、向四化英勇进军的作品。要不要揭露那些不好的东西？也要揭露。现在各种各样干扰四化的力量、倾向、错误思想、错误行为多的是。我赞成你们在写向四化进军的时候，狠狠揭露那些阻碍向四化进军的错误行为、错误思想。据说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期间，看《前线》剧看了七遍。那个戏里有歌颂，也有暴露，暴露那个戈尔洛夫和客里空。戏里有几个落后的典型，都不是敌人，作者把他们写成妨碍卫国战争的绊脚石。我们现在搞四化，也有许多绊脚石。我们有没有客里空呢？我们不叫客里空就是了，叫“假大空”。要描写我们的主导力量，如何排除阻力，如何克服落后思想。比如批评阴暗面，也是为了排除对四化的干扰，要放在这个里边去写。我认为这才是反映了我们当前的最大的真实。

第二方面，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已有将近六十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内容多么丰富，我们的经历多么感人哪。我们有这么七八个阶段：第一，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七年党的成立和大革命阶段，我们党如何创立，然后如何北伐。北伐军有个“女生队”，我们现在有几位老大姐，就是北伐时期的女英雄啊。叶挺同志的铁军有人写没有？那是很好的题材。第二，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年，十年红军时期，土地革命时期。红军的题村我们发掘完了没有呢？井冈山的斗争，我多次同一些老同志讲，请你们写革命回忆录。现在红军时代的人，就剩下那么两三千人了。第三，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时期。有多少轰轰烈烈的斗争故事啊。过去我们写赵一曼，是讲抗日联军的。还有其他一些作品是写八路军、新四军、各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的。但已经写出来的东西还不够，还应该多写。第四，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战争时期，我们这方面作品多不多？我们原来提出写三大战役，没有写出来。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最伟大的战役，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四年解放战争，亿万人民打了这么多仗，消灭敌人八百万，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第五，一九四九到一九六六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写这个阶段的作品不少，也不能说就发掘完了。第六，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年那十年。粉碎“四人帮”后，写那十年的作品不少，但写完了没有呢？我觉得还可以写，还可以写得更深刻，更典型化；不只是暴露，更要写那十年中广大人民群众同林彪、“四人帮”英勇斗争的典型。第七，一九七六年到现在，三年拨乱反正，继往开来。再加上从去年开始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一共八个阶段。我们自己的六十年，有多少题材还未发掘呵！

第三方面，一八四○到一九一九年，八十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时期发掘得更少，只有《林则徐》、《甲午风云》等少数作品。多少重大事件，多少风流人物，我觉得也是应当继续搞的。

第四方面，我们有几千年古老的历史，有多少劳动人民斗争的故事、传说，有多少历史上的大变化、大变革，有多少英雄人物，有多少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历史学家、科学家、文艺家，这些人物都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我们都应给予他们一定的历史评价，用来启发我们的思想，丰富我们的历史经验。

这四个方面的题材，写当前的题材是第一位的，但也不要使人觉得写过去的就不光彩。

以上这些说的是我们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社会生活的题材。至于表现我们所可能熟悉的外国生活的题材，中外交往的题材，或是表现神话、童话、寓言、民间传说、科学幻想的题材，以及其他能对人起认识作用、美感教育作用和健康的娱乐作用的题材，那更是无比宽阔了。

题村这么宽阔，现在我们应当怎样帮助作家去熟悉和表现他所愿意并为社会所需要的题材呢？我主张采取几个措施：

第一，要帮助作家搞规划设计。文化部门，全国文联，各个协会，以及各省市的文化艺术部门，尽可能搞点类似这种性质的座谈会。当然，文艺家搞创作和搞工业不同，创作是精神生产，是形象思维，又是个体劳动，因此不能勉强文艺家机械地搞集体设计和死板的计划。但是，有那么一些领导同志、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和文艺家们在一起，经常搞点座谈，建议写些什么，怎么去熟悉生活，议论议论怎么写法，提出一些规划性的意见，提供作者们自己选择参考，这还是有益的。

第二，要想办法提供各种历史资料。比如他要写北伐、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没有历史资料怎么行？我主张各级文联和协会，从今年开始，逐步设立写作资料室，或者叫文艺创作资料馆。资料可以借出去，可以请作者来看。

第三，要由宣传部门、文化部门，或其他部门系统地介绍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典型人物、典型故事，提供创作素材。过去光凭文艺家自己去找，文艺家感到有许多困难。去年我就曾经建议，中央和每个省市每年都要向文艺家提供三五百个创作的素材资料，包括劳动模范、先进的集体以及一些特别感人的故事。

最后一个办法，我主张文化部、宣传部、文联、各协会，每年要开一些座谈会，象这次座谈会一样，谈谈创作思想问题，交流一下创作经验。这次会拖得时间长了，以后要经常开，每次讨论一个较大的问题，每次时间不一定这么长，要多搞些来往，多搞些思想交流。

第七，要培养和锤炼一支敢想敢干、

百折不挠的文艺创作大军

对这支大军的要求，主要是八个大字：敢想敢干，百折不挠。我觉得当前最可宝贵的就是这八个大字。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创我国文学艺术一个新的大繁荣时代，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伟大艰巨的事业，你不敢想敢干、百折不挠，那怎么干得成？我们的队伍太小了，我们不是一支大军，是一支小军。这支大军比我们科学大军还小，同我们工农体力劳动的大军相比更小了。十几年来，我们这支创作队伍受到很大的损失。有些同志因自然规律而凋谢了；有些同志则是被摧残致死的。单凭这一点，我们的党就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我们说过：他的作品如果有缺点错误，可以讨论嘛，可以帮助嘛！决不能因为创作上出了毛病打成反革命。中央一九八○年十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贯彻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精神的通知》，已经这么讲了，不是我的发明。我们的队伍还要扩大，特别要精心培育中年作家、青年作家。对于我们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文化部门、各个文艺团体来说，爱护他们、培养他们，是我们一项崇高的职责。为了使我们的作家茁壮成长，我们要注意两条：第一，决不许打棍子，人家要打棍子的时候我们要敢于出来保护他们；第二，也不要抬轿子。我们决不能忘记林彪、“四人帮”十几年来是怎样毒害青年的。有的人，假如不是“四人帮”用抬轿子的方法把他拉过去，抬起来，他可能不犯那么大的罪。所以，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正确对待青年，象鲁迅所讲的，既不要骂杀，也不要捧杀。

为了使我们文艺队伍很好地成长，我们还要采取一些办法。

第一个办法，我同意周扬同志讲的还是要继续解放思想。对于我们文艺界来说，解放思想除去要解决一般所指的思想路线问题以外，还要深入到文艺创作的特殊领域中去。我觉得有这么三点：第一，要有好的思想品质，这就是忠于人民、坚持真理的品质。任何时候都要忠于人民、坚持真理。有了这种思想品质，思想境界就站得高。古代有个文人叫陆机，写了篇《文赋》，他说写文章要“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我们写东西时，思想要站得高，想到的地方要很远。第二，在创作风格上，要有敢于独创的精神，力求别具一格、别开生面，不要模仿，模仿是最没有出息的。第三，在创作思想上，要跟着历史的发展去发展，不要历史已经发展了，思想还停在老地方。千百万人民在那里搞四个现代化，你还老在那里想：为什么一九五七年要把我打成右派？把一九五七年打右派的故事放在创作里去可以，但不要把思想停留在那个时候，老是在那里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思想跟不上时代，时代就要把你抛在后面。

这里附带说一下，我们有的干部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怕中央的政策来回变。三年来我们变了什么东西呢？思想路线没有变，政治路线没有变，平反的政策没有变，按劳分配的政策没有变，农业政策没有变。也就是说，根本问题上没有变嘛。当然小的、个别的地方我们有变动。变动有两种情况：一种我们确实讲得不完满的，后来纠正了，补充了，这是一种变化；另一种，是情况变化了，工作前进了，事情发展了，就要变。我们多少年形成了一个观念：不能变。“中央文件，为什么变了哇？”“提法为什么同去年不同了？”我们的思想要随着新情况的发展而发展嘛，不加分析地说什么“多变”是不对的。我们有的同志多少年的习惯，不是每天读书、看报的，不是动脑筋研究实际生活的变化和形势的发展的。粉碎“四人帮”以后，脑子里记住的还是过去那么几条条。“为什么不提原来的东西了？”情况变了嘛，历史发展了嘛，我们的事业日新月异嘛。

第二个办法，为着培养我们的队伍，特别是帮助我们中青年文艺家很好地成长，要提倡大家都学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同时在实践中发展这个理论。一个是学习，一个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产生一百多年，有丰富的文艺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毛泽东同志的。毛泽东同志的一套文艺理论，因为历史向前发展了，有个别地方现在看起来不很适当，但总的来讲，毛泽东同志的文艺理论是辉煌的，丢了是不好的，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现在也还对我们的工作具有指导意义。还有周恩来同志的，他特别在解放后的实践中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文艺理论。鲁迅除去在创作上的成就以外，在文艺理论上也有许多精辟的见解。我设想，能不能请周扬同志挂一个帅，在这一二年内编写出一部更好的阐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础知识的书来，作为中学、大学、业余文艺工作者的教材。这对于帮助新中国年轻一代作家的成长，是一门很好的必修课。

第三个办法，要提倡把刻苦读书和深入生活密切地结合起来。要想在文学艺术上有成就，不付出艰苦的劳动是不行的。我们历史上的大诗人杜甫讲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我读了四川郭沫若研究委员会的一篇《郭沫若的创作》，才知道郭沫若同志二十岁以前，《千家诗》、《唐诗三百首》、《诗经》，全部可以背得出来。记得夏衍同志对我说过茅盾同志的故事，茅盾同志二十岁就对《四书》、《五经》《资治通鉴》、《九通》熟悉得很，报考商务印书馆，有人考他《九通》，他对答如流。所以，年轻时不用功读点书，不付出艰苦的劳动，要创作出好东西来是不可能的。一个要读书，一个要深入生活。过去不加区别地一律要求只在一个地方长期蹲点，现在看来有点毛病，但要救深入生活这个方向是对的。要到工人里面去，要到农民里面去，熟悉他们，学习他们；同时也要接触各种人，要了解各种人，深入到他们内心世界中去。应该把学习马列和学习文化遗产结合起来，把读书和深入生活结合起来，用以继续提高和磨炼我们的世界观，提高我们的创作质量。这是一辈子的事，没有艰苦奋斗、严格要求自己的精神是办不好的。

第四条办法，要壮大评论队伍，大力提倡文艺评论，不断提高我们文艺批评的质量。原来叫文艺批评，其实批评同志评论差不多，“评论”没有那么吓人就是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评是帮助我们同志和我们事业前进的武器，是洗脸，是讲卫生，是增加营养。前些年，我们党里面把批评与自我批评搞乱了，造成恶果，现在还没有完全消除。正确的办法还是两条：一条不打棍子，一条不抬轿子。既反对粗暴的批评，就是鲁迅先生讲的吓人战术，也不要搞那种不恰当的颂扬。可是有时我们赞扬一篇作品，副词、形容词太多。文艺评论要力求多讲道理，使作者、读者都受到启发，而且要从文艺评论中间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反对简单粗暴的批评，也要防止虚伪的自我批评。现在有这么一种情况：对别人批评不适当，对自己批评也不是真心诚意的。对人对己都要搞两分法，优点、成绩、贡献要承认，缺点、错误、问题也要承认。有的同志批评别人和自我批评的方法，都不正确。讲个笑话吧：他采取了一个不正确的数学公式，对人家用的是一种加法：1+（-1）=0，“1”是好的，加上“-1”是不好的嘛，你这两方面一抵消，你还是个鸡蛋。对自己用的是减法，1-（-1）=2。用所谓自我批评把自己打扮得更美。所以，这都不是真实的。我们要用文艺批评的方法来锤炼我们这支队伍。我们革命的人是要锤炼的，千锤百炼，愈炼愈强。不要因为听到一点批评，革命斗志就减退下来。要在千锤百炼中成长。

第八，最后讲几点希望的话

我们的党反映和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确定了这个伟大目标——实现四个现代化。伟大目标会不会改变呢？我们反复地说，不改变。因为是人民的愿望，是历史的潮流，人民的、历史的东西，谁都抗拒不了，谁都改变不了。现在还有某些“四人帮”的残余分子和狂妄分子，想和我们党比一下高低，似乎我们的党不行，他来才行。你行？你自己都管不了，还能管国家？！在潮流这一点上，同志们不要三心二意，五心不定。实现四个现代化已经扎根在十亿人民的心坎中了，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是肯定无疑的了。当然还会有许多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

我们的根本目的，是要使我们的物质财富大大地丰富起来，使我们的精神财富大大地丰富起来。中央的文件，包括前面说的第十一号文件，我们将来的党章，都说我们要搞两个文明，一个物质文明，一个精神文明。这两个文明是相互联系的。物质财富、物质文明为精神财富、精神文明奠定基础，提供源泉；而精神财富、精神文明反过来又促进物质财富、物质文明向前发展。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前天周扬同志已经讲了。邓小平同志在一次报告中说我们今后不再用文艺服从政治、从属政治这个提法，但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作家可以没有政治责任感。关于这个问题，要经过讨论研究后写出文章来讲清道理。

我们现在讲的政治是一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目标，是总的政治任务。我们的政治目标是肯定了的。这就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未来描绘了一个蓝图。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需要有三个高峰：思想理论高峰、科学技术高峰、文学艺术高峰。达不到这三个高峰，不能叫四个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八十年代是向四个现代化迈进的开始，也是我们文艺界向新的高峰迈进的开始。

我们沿着一条不平坦的崎岖道路前进。我们的头顶上有暴风骤雨，我们的脚底下有陡壁险坡，我们同志们的身上有各种各样的负荷，有的同志还有这样那样的创伤。能不能攀上思想理论、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高峰去呢？有人会掉队，有人会开小差吗？我回答不了。我只能回答一点，我们党鉴于历史的教训，决不会把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我们伟大事业的同志赶跑！我们的路途遥远，道路艰险，我们必须紧紧地手拉着手，——这个也是列宁的话呀。文艺界的同志们，为我国伟大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人们，让我们手拉着手，心连着心，前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