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大帝上卷：君临天下第一章：序

　　序一 历史眼光人间情怀——读杨焕亭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
　　李星
　　杨焕亭的《汉武大帝》是继姚雪垠的《李自成》、孙皓晖的《大秦帝国》之后中国当代历史小说的又一重要收获。章回体式的通俗包装，并不改其严肃历史文学的内质。何况章回体并非就是如《三侠五义》、《包公案》式的信马由缰、虚构和戏说。四大名著如《红楼梦》等也是章回体，而当今许多假历史之名的高深文字，却并非严肃的历史文学。
　　相比于姚雪垠历史小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农民起义的过分美化；孙皓晖强烈的秦是“中华文明正源”理念的介入，对儒家大师难以容忍的丑化，以及长期以来充斥书市和荧屏的历史戏说，《汉武大帝》吸收了以上种种哪怕是优秀的历史小说所积累的经验教训，赋予它以纯正的历史品格。忠实于历史史实，客观公正的评价历史人物，再现历史的真实氛围，把人们带到更接近事实与可能的历史现场，给人以尽可能真实的历史。
　　历史之于小说、文学的结合，虚构是难以避免的，甚至可以说没有虚构就没有历史小说。其原因正如孙皓晖所说：“史料所呈现出来的，是既定的格局，是已经风干了的种种骨骼。历史小说的使命，是复活历史的脚步，是复原人物的血肉。”赋予历史骨骼以生命的血肉，给重大的历史事件以更接近历史本质环境，以生动真切的氛围，把读者带入历史事件的现场，正是历史小说家史识文才之着力处。
　　在史识方面，作者杨焕亭有着深厚的历史功底、广阔的历史视野。早在中学时代他就对咸阳及咸阳原上的秦汉历史遗迹和帝王坟冢所埋葬的帝后将相和传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学毕业后他又报考了西北大学历史系，由通史而断代史，钻研不辍，积累了丰富的秦汉史知识。大学毕业后他又一直工作在咸阳，与秦渭、阿房、长陵、阳陵、茂陵、霍去病墓朝夕相对。而他司职的新闻、文艺工作，及文艺理论批评的写作，又大大拓展了他的理论视野，使他获得了一般史学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所不具备的思想素养。
　　正是这些求学和专业经历，使他在过了知天命之年以后，产生了要给中国历史和长眠在故乡大地上的一个个伟大魂灵以生命的强烈艺术冲动，历时六个春秋，几易其稿，终于完成了一百多万字的这部历史小说，给自己也给家乡的土地一个可堪告慰的答卷。
　　它是巨大而恢宏的历史长卷。不仅生动而真实地再现了汉武帝叱咤风云，有功有过的一生，而且全景式地、多侧面地再现了武帝一朝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宫廷斗争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平定闽越、盐铁官营、废五铢钱、几次重大的巫蛊案、废太子刘据、立刘弗陵而杀其母钩弋夫人等，皆有艺术的再现。
　　线条清晰，场景生动，时而金戈铁马、起伏跌宕、惊心动魄；时而君臣相知、和风细雨、春光明媚、情意款款；时而形势突变、君王变脸、人头落地、好人蒙冤……勾画出一幅专制王朝之下的多姿多彩的社会政治生态图景，不仅给人以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让人品味出王朝政治的险恶无常和专制本质。
　　本书在结构和人物塑造的着笔深浅上，不仅考虑到历史的真实，还考虑到受以往诗文、影视、戏剧影响的观众对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实的关心，力图以史实为依据，以自己的人生阅历和理解还原这些故事和人物的真相。如与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有关的人物有窦太后、窦婴、田蚡、卫绾、董仲舒、公孙弘、周亚夫、卫青、霍去病、李广、李陵、李蔡、韩安国、苏武、汲黯、霍光、桑弘羊、张骞、司马迁、张汤、江充、灌夫、程不识、严助、刘据、刘安、韩嫣、主父偃、李广利、金曰磾等；与文化艺术有关的有司马相如、东方朔、李延年等；与皇帝后宫生活有关的有王娡及乡下女儿金俗、长公主、陈阿娇、平阳公主、卫子夫、王夫人、李夫人，钩弋夫人等。
　　这些人物或以自己出色的才能，为武帝所重，升官拜将，为国家立下不世之功；或因性格耿介，宽厚无私，忠贞为国，得罪权势，铸成悲剧人生；或因一心揣摩圣意，嫉贤妒能，贪赃受贿，罢民田产，滥杀无辜而臭名于今；或因文才或美貌超绝，而为帝所宠，但也前喜后悲，命运起伏……所有这些人物命运与其相连接的故事：如金屋藏娇、骑奴掌军、司马相如与《长门赋》、周亚夫军细柳、传子杀母、马踏匈奴、李广难封、司马腐刑、张骞通西域、苏武牧羊、公主和亲、霍光辅政、韩嫣乱宫、酷吏张汤、后庭巫蛊、刘安与《鸿烈》、董仲舒与独尊儒术、武帝封禅求仙等等，都在作品中一一得以表现，并有机地融入情节结构中，大大增加了它的知识性和可读性。
　　《汉武大帝》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评价上，一方面具有严谨的历史立场，另一方面具有当今的时代高度。前者集中体现在对主人公刘彻的评价上，既没有否定他作为一代英主，在即位后决定国政大计，建明堂、尊儒学、培养人才、奉贤良，后来又不拘一格用人才，任用平民卫青、公孙弘、赵绾、霍去病、张骞等年轻政治家和将领，开疆拓土、平定内乱的文治武功；任用韩安国、郑当时为大农令，发展经济的伟大成就，又没有忽视他在取得重大成绩之后心态的变化：一是频繁动用武力，劳民伤财，以致国库空虚；二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不断地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恣意封赏，动辄千金，挥霍国家财力；三是虽然对汲黯等忠贞之士的批评采取适当容忍态度，但却好冲动，爱听好话谀词，重用奸人酷吏，自毁国政根基；四是重女色，疏远端谨贤淑、宽人严己的皇后卫子夫，致使以个人对钩弋夫人的喜爱，而导致一场血雨腥风的“巫蛊事变”；五是迷信术士及长生不老，求仙问丹，耽误朝政，损害自己健康。
　　如此严苛的批评态度，实在是集历来对刘彻批评的大成。这种批评，笔者以为是对近代史以来因外族入侵而高涨的民族救亡情结中，过分显扬秦皇、汉武、康熙等帝王以开拓疆土而有功于民族的史观的一种“拨乱反正”。这种观点不仅有历史价值，而且具有鉴古照今的现实意义。
　　本书最具时代高度的见解是正确阐释了历史上包括汉武帝时代与北方匈奴、西域少数民族的战争与和平的本质，以及“和亲”、“修好”的价值与意义。全书并没有将匈奴丑化、异化，既理解了他们逐水草而居，善骑射奔走、吃肉食住毡篷的生产生活方式，又肯定了他们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同样渴望和平生活的民族文化心理，表现了他们在汉军大举进攻时的英雄主义。小说对韩安国、张骞等知匈人士提出的以贸易之利、礼仪教化、互通往来的“殊俗相容”的民族政策给予了充分肯定。当国土安全、民族生存受到威胁时，对异族侵略者的武力打击是合理的，但当国家不受威胁时，民族的和平、交往、互利、共存就应该成为民族关系的常态。在隆虑阏氏和张骞与匈奴婚姻的表现上，于单以单于太子身份投汉等情节中，作者寄寓的正是这种民族互利、共存、共容的思想。
　　《汉武大帝》一书，在历史文学上的最大亮点，是它做到了将事件、故事的历史还原为人的，包括人性、人情，人的精神、心理和意志力量，使历史成为真正的人的历史。
　　在作者的笔下，刘彻成为一个生动、具体、真实的人，由于母亲王娡曾经的平民身份，所受的历史文化教育，他的性格、心理是健全的；不仅敢于藐视祖母窦太后的权威，而且敢于拒绝母亲为家族成员谋私利的要求，无论选贤任能，内政外交，还是军事经济，都达到了西汉王朝的巅峰。但随着权力的稳定、国家的强大，他越来越沉迷于女色，既享受着个人无限的权力，又贪婪于肉欲的快乐。当意识到这一切将随着老病而结束时，他又迷上了寻仙问丹，封禅求神，直到死亡的钟声即将敲响时，他才意识到“连年征战，误了农桑”，导致国力渐衰，下了“罪己诏”。作者在这里表现的不只是一个帝王心理的嬗变，而是不可更改的生命的规律，不受约束的权力和个人欲望发展变化的必然逻辑。
　　与对书中主人公刘彻性格心理表现为一体，本书的其他主要人物如陈阿娇、卫子夫、窦太后、平阳公主、卫青、田蚡、窦婴、周亚夫、司马迁、李广、李陵等人的性格、心理及命运变化，都是充分人性化了的。尤其是对卫子夫、平阳公主等女性心理状态表现得更为细腻而丰富，不仅写出了宫廷生活，以及宫廷之中人与人关系的日常化、伦理化特点，也写出了宫廷斗争独有的恐怖与残酷。
　　朝会是皇权政治决策和各种力量角逐的主要场所，也是作者揭示不同立场、不同利益代表的封建政治家的德性、品质的主要方式。应该说书中的一些主要朝会都写得很好，于面争廷折中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和人的心理的瞬息之变。正是通过朝会，作者不仅把刘彻的思想、心理、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通过朝会上的选择，把各种势力的明争暗斗与人的伟大与卑微、勇敢与怯懦、大公与无私、光明与黑暗，表现得淋漓尽致。
　　与此同时，作者还充分表现了在皇权政治中，人性的复杂与丰富。如位高权重的田蚡，在政治思想上虽有投机的成分，但还是正确的，然而他的为人及个人生活却是卑鄙无耻、不择手段、贪贿成性的；如张汤，他是一个以株连和陷害为能事的酷吏，甚至因嫉妒而制造了他原来的上司李文灭族的惨案，但在经济上却又是清廉的，连他的老母亲也以有这样“勤于国事”的儿子而骄傲。
　　在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上，《汉武大帝》的作者持的是以国以民为本的道德主义立场，它张扬的是李广、司马迁、张骞、卫青、卫子夫、韩安国、周亚夫、苏武、汲黯等能臣良将公而忘私的高尚人格和境界，鄙视的是韩嫣、田蚡、李蔡、李延年、李广利这样溜须拍马、曲意逢迎、只为个人谋利益的小人。所以全书弥漫着一种伟大民族精神的浩然之气，又充盈着高贵的人格力量。将历史、民族、政治人格化，不是为史而史，而希望对当今社会、政治、文化和政治家的人格建构有所启示和引导的作用，这或许是已达“知天命”之年的作者对社会政治和人性人情的新的感悟。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他的名著《人论》中说，“人类生活乃是一个有机体，在它之中所有的成分都是互相包容互相解释的。因此对过去的新的理解同时也就给予我们对未来新的展望，而这种展望反过来又成了推动理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动力。”
　　正因为如此，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杨焕亭的史家眼光、学者修养，我以为不只是对历史与人的历史阐释中，表现了一种哲学的眼光。这就是他不仅有对历史的“新的理解”，同时也包含着对推动当今社会政治生活、经济文化生活的巨大热情，表现出一个作家深厚而广阔的人间情怀。

　　（本文作者系茅盾文学奖评委、《小说评论》原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
　　2012年10月

　　序二 诗人激情与史家理性的结晶——记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
　　常智奇

　　在人类文学史上，我对前苏联文学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情有独钟，我非常欣赏他那集博深的哲思与狂飙式的诗情于一身的文学天赋。每当想起他的长篇小说《怎么办》时，我就在心中自问，中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哪里？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我在读钱钟书的小说、刘再复的散文诗时，就有一种别样的审美感受。
　　当来自茂陵边的杨焕亭先生，在壬辰十月阳光的照耀下，把历经六年，几易其稿的《汉武大帝》书稿送给我，并邀我为之写序时，我心头为之一震。
　　阅读完这部长达一百多万字的煌煌大作后，我喜出望外。这位以文学评论享誉文坛的关中学子，追随着车尔尼雪夫斯基、钱钟书、刘再复的脚步，写出了一部感人至深的历史小说。
　　当代历史小说创作，在实用主义，新历史主义，虚无主义的狂潮冲击下，一批以消遣娱乐为目的的读物充斥着图书市场，混淆着读者的认知判断。
　　历史小说是历史与小说的二元融合。它首先是历史，然后才是小说，它需要“史”的品质，“诗”的情感，它是文献逻辑向审美表达的形象转化，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
　　历史的真实是指历史背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精神的真实；艺术的真实在这里是指在历史真实的前提下，作者还原历史人物，诗化历史情境，虚构历史心理、意绪、氛围、艺术形象，给读者以审美的共鸣和生活的启示。
　　杨焕亭先生历经六年，呕心沥血创作的《汉武大帝》正具有这样的审美效果。他在尊重历史，从史实出发；还原历史，从生活出发；重温历史，从情感出发；追求文学，从心灵出发；追求审美，从形象出发；追求诗性，从神思出发的前提下，用诗人的激情和史家的理性，在历史唯物论和艺术审美论相结合的立场上，以宏阔雄健的笔触，把对历史的评价和审美的评价有机结合起来，艺术地再现了汉武帝时代改革与保守，清廉与贪污，勤政与枉法的政治斗争；形象地表现了宫廷内部、家族血缘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冲突，全面地展现了大汉时期的历史风貌，诗意地传达了我们这个民族在封建帝王的统治下，人性历练成民族精神的艰难历程。
　　作者以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深厚的文学素养，站在了二十一世纪初叶中国历史小说创作的高地。在崇高与卑贱，善良与邪恶，历史与现实，战争与和平、感性与理性，爱情与阴谋之间，寻找着历史与艺术的真实统一，民族精神与人性裂变的统一，为当代中国历史小说的百花园里增添了一束喷霞吐露的新葩。
　　这是一部具有史诗品质的文学作品，作者以诗人的激情，飞扬的神思，充分的历史知识准备，文学的审美诉求，拥抱了历史的巨子——汉武帝。与其说杨焕亭先生选择了汉武帝，不如说汉武帝选择了杨焕亭先生。这是两种时代精神、两种历史观念、两个生命主体、两种人文气质相吸、相近、相敬、相通的叠加；这是历经两千多年，茂陵上的流云、飞鹰、草木花香、灵魂王气在一个书生笔下的融合和聚集。
　　杨焕亭先生长期生活、工作在古都咸阳，茂陵的苍松翠柏下有他读书学习的身影，青石雕像旁有他漫步思考的脚印。他的阅历、学养、气质，给了他与汉武帝相遇成书的条件。他化历史为艺术，化文献为情境，化史实为审美，站在描人、写心、抒情的基点上，用宏大叙事的手法，表现了汉武帝开创大汉帝国顶峰时代的风貌，写出了这个立体、多面的人物形象。
　　汉武帝在作者笔下是一个心胸开阔，足智多谋，高瞻远瞩，任人唯贤，广开言路，善于纳谏，集思广益，励精图治，开疆拓土，敢为人先，有理想、有追求、有抱负、有雄心、有气魄、有才华、有远见的政治家。他为汉朝的强盛而图谋，他为匈奴的侵扰而忧虑，他为太皇太后的专权而压抑，他为凿空西域的壮举而高兴……他在朝议时，从不计较贤臣良将尖锐的批评。他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对好“黄老之学”的贤士仍一视同仁。
　　他是一个思想解放，善于思考，善于学习的封建帝王。卫青首战告捷后，汉武帝面对从匈奴缴回来的马与刀，果断地提出，今后一定也要给汉军配备这样的刀和马。
　　他在错综复杂的冲突中，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他大义灭亲，秉公护法，忍受着心灵的煎熬，艰难地推进着“新制”、“推恩制”和“元狩变革”，拓展强国之路。
　　当然，作者并不是一味地美化汉武帝，而是继承了司马迁“秉笔直书”的精神。他也写刘彻会玩弄权术，写他喜欢文士与喜欢天马无异，努力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的、符合历史真实的帝王形象。
　　作品中与汉武帝相伴的有近二百个人物形象，人人都出彩，个个有特征，或浓墨重彩，或轻描淡写，都鲜明生动，富有个性。如居功不骄、自律朝野的卫青；青春劲发、英勇善战的霍去病；察言观色、忠诚勤快的包桑；圆滑周转、逢迎揣摩的公孙弘；历尽艰辛、不辱使命的张骞；书生意气、固守己见的董仲舒；才华横溢、重情重义的司马相如；温婉恭和，却谄媚殷勤的李蔡；体恤民情、不务虚言的郝贤；宽怀大度的隆虑阏氏；左右摇摆的赵信；不愿投降的巴图鲁；狂妄的昆邪尔图；诡谲狡黠的伊稚斜；壮心不已的李广；桀骜矜持的长公主；内敛淑惠的卫子夫；忠君保国的韩安国；阴险狡诈的淮南王；莽撞的灌夫，精明的韩嫣……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杨焕亭先生是一个诗、书、画皆通，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作家。他推崇传统文化，塑造的人物大都是传统道德情操的主流形象。例如汲黯，一个官居主爵都尉的九卿，却让皇上都无法在他的面前随意放纵。为什么他的矜持和傲岸让卫青分外钦敬？原来，在他的背后是品节铸就的伟岸。
　　作者在汲黯这个典型形象塑造中，表现的是刚直不阿、坦荡磊落、实事求是、秉公执法、平等待人、直言陈理的价值观。当然，作品中也塑造了主父偃、张汤、江充这样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的政治投机者。即使这样，作者也没有抹杀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起的积极作用。
　　作者在一百多万字的煌煌大作中，用充满激情的文字展现了人的生存意义，人的食色欲望，人性从野性向理性发展的艰难历程；表现了在情与理、灵与肉、家与国纠葛中的心灵阵痛，在人性的剖析中表达对历史的思考，在良知与道德的拷问中表现人类文明价值的走向。例如：霍去病与阳石公主的相恋，张骞与纳吉玛的情感，刘彻与卫子夫的炽爱、长公主对卫青的牵挂、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笃深，赵信与可西萨仁的苦爱……
　　作者是一个谴责战争，敬民保家的和平主义者。对楼烦英雄主义精神的歌唱，实质上是对民族平等的期盼，作品中许多地方流露着这种人道主义的精神。
　　作者是一位充满激情的诗人。诗人是酒神的祭司，在黑夜中，他走遍大地，书写历史和现实。杨焕亭先生饱蘸诗情，书写着大汉历史。他“物我同一”的叙事笔端流露着一股“天人感应”的诗情。他的抒情，往往是在特定情境下，扼制住时间的咽喉，放大情感的波动，用特写的、凸显的、叠加复唱的句式，层层递进，反复强调一种心理感受。
　　例如：在写到太皇太后年老体衰，行将就木时，作者是这样记叙的：“建元五年九月最后一天的太阳把它橘黄色的光芒留给了秋日的万里云天，悄悄地隐没在苍山背后”，留下生命终极的意味。
　　在中卷中作者写道：“这是河西大战的最后一役，以血迹对土地的浸渍，以白骨对河水的激荡，以兽性对人性的吞噬而降下了它壮烈而又悲惨的帷幕。”紧接着有这样的文字：“王朝就在这样紧张的脚步中送走了欢欣鼓舞的春天，告别了头绪繁复的夏天，走进了秋风生渭水，吹落长安叶的季节。”
　　这是一种创作激情的喷射，诗化史料的抒情，优美散文的倾泻。作者以其饱满的审美激情，融化了历史文献的逻辑“硬块”，用他“神与物游”的诗心复活了冰冷的历史人物。作品中的抒情，是在叙事中抒情；作者的叙述，是一种携情带韵的叙述。这种融诗性与史实的叙事表达，使这部小说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
　　作品中不时夹杂着匈奴等民族的唱诗，这些唱诗写得都很有时代特征、民族风情。例如在中卷，楼烦人与白羊人在祭祀天地时唱道：
　　阴山高啊河水长
　　牛羊肥啊汉子壮
　　是太阳神给了楼烦人美丽的草原
　　是太阳神给了楼烦人温暖的阳光
　　是英雄的符离大王
　　给了我们幸福和安康
　　诗中有汉乐府的节律，有草原诗的比喻和象征，有英雄创世的诗情。看得出，作者是在神祇的祭坛上寻找草原民族的精神之根。
　　作者长于心理描写。其中君臣之间的揣度，将相之间的猜测，王侯之间的角逐，后宫妃嫔之间的争宠，朝野之间的利益纷争……都惟妙惟肖地展现在大家面前。作者写得很入微，很恰当，很感人。例如汲黯与郝贤在夜巡上谷时的对话描写；李蔡与张汤被拜为三公之后，两人共商对策时的心理描写……都是很见功力的。
　　长篇历史小说是结构的艺术。特别是一部超过百万字的煌煌巨著，要做到结构规整，前后照应，有进有退，有收有放，实属不易。作品中有纵横千里，宏大激烈的战争场面，又有花前月下，庭院闺房的爱情私语；有朝廷上你来我往的唇舌烽火，也有权力背后的陷阱暗箭。
　　线索多，丝丝入扣；时间长，条分缕析。这种前后照应，散得开，收得拢，抛出一根线头，钓到一条大鱼的整体构思，使这部小说都显得宏大中有细腻，整体中有个性。
　　作者化历史文献成情景描写，融历史资料为审美情思的艺术表达。读这部小说，我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如沐春风的舒适感，这是一种艺术表达的审美感染。
　　作者的创作思维是非常敏锐活跃的，他会讲故事，当情节发展到一定阶段，结构组合需要细节来填补时，他可以信手拈来一个故事放在那儿。这种虚构和调配细节的能力，常常使我感到，他有一种举重若轻的创作天分。
　　《汉武大帝》是当代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新收获。它以题材的重大，场面的宏阔，人物的众多，篇幅的巨大，思想的睿智，表达的诗意，揭开了汉武帝这个历史人物小说创作的新篇章。相信这部黄钟大吕式的作品会赢得读者的青睐。

　　本文作者系文学评论家、研究员、陕西省文学院院长
　　2012年12月于古城西安

【来源：作者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