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王朝》序：一、“仁爱”和“民为本”是宋朝的主轴线

    同所有的朋友一样，我读书也是从“关关雎鸠”开始。先秦诸子的光辉思想的确让我陶醉，同样使所有读它的人陶醉，古往今来多少人都在研究它，哪里还会有我耕耘的土地？我只好往下读，秦汉六朝，血腥味太浓了，我不喜欢。唐朝，血腥味依然不减，我还是受不了。到了宋朝，我陡然发现，那个军阀出身的赵匡胤，在陈桥兵变时与众将相约：你们让我当皇帝，就必须听我一句话：回到汴京城，不准乱杀一人，违令者斩！这真是一句让人钦敬的话！要知道，赵匡胤的时代，是一个杀人杀了一百多年的血腥时代！或许有人说他是在做秀，但能够把秀做到这种程度，而且付诸实施，你还能责怪他什么？建国以后，他又立下严令：普天之下皆我赤子，绝不允许任何人草菅人命。他又为子孙后代定下规矩：除谋反者、贪污者、失入死罪者之外，所有大臣都不得处以死罪。这三条定得多妙：谋反当然罪不容诛，任何王朝都是如此；贪污受贿，今天也是死罪；只这第三条，恐怕还没有那个皇帝提出来过。什么叫“失入死罪”?就是官吏们误把不该判死罪的犯人判了死罪，朝廷会毫不留情地追究他的刑责。这样的仁政，恐怕是连孔子、孟子都难以想象的。我有些不相信，于是翻检所有宋籍，最后惊奇地发现，终宋一代三百多年，被明令误杀的人真的只有靖康时期的陈东、欧阳澈和绍兴时期的岳飞父子数人，就连指着鼻子骂秦桧的胡铨等人，也不过受了些流放之苦。这并不是说那些奸臣有什么好心眼儿，然而“祖宗法度”的约束力量一直起着巨大的作用，迫使任何人都不敢轻易妄杀臣民，则是那段历史中的真实，而这种真实又是今天许多人不甚了解的。宋代大大小小的党争不下六七次，如庆历党争、元祐党争，两派政治势力水火不容，但却没有哪个官员因为“站错了队”而遭受杀戮。按说王安石也算个铁腕人物了，但他不敢轻易杀人。不仅如此，就是那些被贬的官员，也很少有“永不复用”的情况，往往惩戒之后，重新启用。想想两晋时期，杀人比杀只小鸡还要率意；想想明朝，一个胡惟庸案，就杀了数万人，一个蓝玉案，又杀了数万人，至于蒙古贵族统治下的元朝，就更不用说了。元朝的戏剧家们为什么会塑造出一个包公的形象？一方面说明元朝统治的血腥，另一方面恰恰说明宋朝统治者明显而清晰的“以人为本”思想，元朝士子羡慕宋朝人，渴望有那么一个相对清明的朝廷，他们只能把这种渴望通过戏剧的形式表达出来，吐吐胸中的块垒。关于民本的思想，先秦时期就有不少思想家提出来，而“民为本”是要以“社稷次之、君为轻”作为前提的，一个帝王如果不是从心底里重视他的臣民，爱养他的臣民，甚至把自己放在与臣民差不多平等的位置上，怎么可能做到以民为本呢？如果我们还不信，那就把历史翻一翻，比较一下，自会得出结论。苏轼是大家熟悉的人物，在“乌台诗案”中，有人想把他置于死地，神宗大笔一挥，判他流放黄州。为了不伤朝廷的面子，也不伤苏轼本人的面子，还特地给他留了个“黄州团练副使”的官衔。“有人想把他置于死地”不足为奇，奇的是宋朝最高统治者却从不轻易把人置于死地！
    对官吏如此，对偏安伪国、域外异族、国内叛逆又怎么样呢？太祖赵匡胤在位时，几乎平定了南方所有偏国，在征讨这些国家时，他总要对出征的将帅千叮万嘱：除了非杀不可的顽固分子外，只要他们投降，决不可妄杀一人。大将王全斌征讨蜀国，为了防止蜀人叛乱，坑杀了两万多蜀卒，赵匡胤大怒，把他贬到随州十来年不用；征讨南唐李煜之前，赵匡胤又预先把尚方宝剑交给总帅曹彬，谁敢妄杀降人，不用请示，就地处决！吓得副帅潘美等人直吐舌头。他还悄悄嘱咐曹彬：对李煜的家属，一个也不能杀。几乎所有偏国的大臣，到宋朝之后都做了官，而且与宋朝官吏一视同仁。没有阔大的襟怀和对人的爱护，哪个帝王敢冒这样的险？太宗赵光义完全继承了赵匡胤的思想，所以才义劝杨业投降，才有了后来的杨家将。要知道杨业是个相当顽固的北汉大将，连北汉主刘继元都投降了，他还在顽抗。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太宗杀了杨业，有谁会说不应该？
    由于历史的原因，宋朝一直处在外敌威胁之下，北有契丹，西有西夏。宋朝对这两个国家的一贯政策是“和”，只有在他们入侵时，才不得不以刀兵相见。从宋真宗始，一句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就是“普天之下皆我赤子”，意思是异国的士兵也是苍生，不能随意杀戮。这其中固然有懦弱、畏战的心理，但不愿让自己的士兵和异国的士兵成为无定河边的枯骨，也是遵从着赵匡胤的一贯思想。对于国内的农民起义，哪个朝代不是坚决镇压？宋朝之前之后，谁听说过“招安”这个词？《水浒》里那个呼保义宋江，虽然犯了不赦的反罪，朝廷还是给他出路。《皇宋通鉴纪事本末》里明确记载，征讨方腊的三军之一就是宋江。
    宋朝大多数的皇帝对狱讼之事也十分重视，看看《宋史》、《宋会要》诸书，就会发现，大赦、减刑一类的记载触目皆是。逢到天气酷热或者严寒，“理狱囚”是皇帝必下的一道诏旨。所谓“理狱囚”，就是让狱吏改善囚徒们的生存环境，确保他们不要死在狱中。逢到大庆大典、水旱灾情，“大赦天下，减死刑、减徒流”又是宋朝皇帝必下的一道诏旨。大赦天下并不是把狱中的犯人都放出来，而是死刑减为不死，流放三千里减为流放二千里之类。宋朝皇帝最感欣慰的一件事是“狱空”，哪个州县真能做到牢狱全空，这位官员就会受到表彰和嘉奖，“狱空”这个词，在别的朝代很少出现，仅此一点，足能说明不少的问题。任何一个朝代不可能没有法律，但宋朝法官在执行条文时，大都就低不就高，这种做法反映的当然是最高统治者的思路。为了严防误杀，朝廷还特地在各路设有“提点刑狱”一职，目的就是监督州县官员在审理狱讼中有没有差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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