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王朝》序：五、一个传统文化到达颠峰的王朝

    记得曾经有学者讲过：宋朝的经济并不发达，其文化何以那样辉煌灿烂？我的研究生也问过类似的问题，甚至有人根据文化的发展必然与经济同步的“原则”断定，宋代的文化并不值得称扬，既然它的国力是积贫积弱，他的文化也必然是积贫积弱。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宋朝究竟是不是积贫积弱？什么又叫做不积贫积弱？积贫积弱的衡量尺度是什么？举例来说：清朝是不是积贫积弱？如果说是，那为什么乾隆时期金银多得没处用，竟用来铸造什么用处也没有的金钟？如果不是，那为什么又亡了国？答案出来了：康、乾是盛世，道、咸转衰了。再举个例子，晋朝是不是积贫积弱？如果说是，为什么石崇和王恺斗富连皇帝都感到吃惊？如果不是，又为什么饿殍遍野？答案又出来了：银子不缺，就看藏在谁家里。我们再来看宋朝。赵匡胤刚即位的时候，连个像样的皇宫都没有，不久南征北战，征服了一个又一个伪国，后蜀孟昶天府之国的大量银钱运到了汴京；南汉刘鋹靠广州港贸易赚的银钱运到了汴京；江南富国南唐更多的银钱也运到了汴京。一下子有了这么多钱，赵匡胤并没有用它来大兴土木，而是在汴京建了一座封桩库储存起来。这个库的性质相当于赵匡胤的小金库，别人不能过问，甚至连看一眼都不行。他的本意是把这些银子留起来，待时机成熟时，收复被后晋石敬瑭割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截止到他驾崩，库里有多少钱，一直是个迷。直到他辞世之后，赵光义才有机会打开封桩库，这一看把他惊得目瞪口呆：这么多钱，怎么用啊！此其一。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释掉的不仅仅是军阀们的枪杆子，还有财权。唐朝中期以来，地方军阀不买皇帝的仗，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手里既有枪又有钱。五代时期就更不用说了。赵匡胤一方面释了军阀们的兵权，另一方面在全国设立转运使，把财权收归国有，如此一来，地方官员得从皇帝腰包里讨钱花，还敢和皇帝对着干吗？所以说宋朝初期一点儿也不积贫积弱，太宗打北汉时何以气壮如牛？为什么又三番两次攻打契丹？真宗澶渊之盟，为什么敢许给契丹每年几十万的银绢？当时的国库里有的是钱！你能说这时的宋朝是积贫积弱吗？真宗实在是个败家子，澶渊之盟后，又是封泰山，又是祠汾阴，又是封老子庙，又是建玉清昭应宫，把家底折腾得差不多了，到仁宗时期，日子就不那么宽裕了。再加上西夏人要打仗，契丹人趁势威逼宋朝增加了将近一倍的岁贡，赵匡胤辛辛苦苦积攒下的家底越来越少。俗话说穷则思变，神宗开始思变了。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恰好符合了他的心思，当然也就势在必行。变法的结果是什么？是清明上河之图，是东京梦华之录，是修建比颐和园还要壮观数倍的艮岳，是方腊的起义，是宋江的起义！宋朝是富了还是穷了？恐怕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南宋积贫积弱吗？南宋官僚过的日子，看看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无名氏的《西湖老人繁盛录》，就能略见一斑。南宋人把杭州叫作“销金锅”，有多少钱尽管往锅里扔，顷刻间就化为乌有。整个宋朝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虽然被西夏切断了，但海上的贸易并没有断，广州、泉州、宁波三大国际港口，来钱比唐朝的丝绸之路多多了，照样有的是银钱，否则杭州怎么能成为销金锅呢？不管是正常的富有也好，畸形的富有也好，宋朝人并不像后人想像的那么穷。宋朝官吏的俸禄，比别的朝代都要多，这也是赵匡胤时期就定下的“以禄养廉”的方针。在这样的前提和背景之下的宋朝文化，怎么不该到达一个颠峰呢？宋朝的文化不但是一种很难超越的颠峰文化，而且是比较纯粹的本生文化，这是因为宋朝的士子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西域被切断，造成宋代文化大幅度、大面积、全方位的回归。与唐朝文化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风格：唐朝是个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交融的形态，李白的诗、张旭的草书、公孙大娘的剑、梨园里的《霓裳羽衣舞》，乐坊里的《菩萨蛮》、《苏幕遮》，洛阳的唐三彩，甚至以丰满为美的杨玉环、以剽悍为美的安禄山，无处不散发着西域文化的气息，如果用个标签式的词概括一下，应该是奔放和浓烈。宋朝士子则不然，他们大部分人的思维都比较细腻，善于思考。由于文人治国的方针长久深入人心，他们在汲汲于名利的同时，很注意保持自己的修养和尊严。在宋朝，学问不精深、文学不高妙，就会被人瞧不起，弥漫在士林之中的是一种文人相高、文人相轻的气氛。众所周知的“唐宋八大家”中的宋代六家，其实只是以欧阳修为首形成的一个文人集团，并不能说宋代的散文除了这几个人之外都是二流。类似这种性质的集团还有不少，诸如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党和以程颢为代表的洛党、苏门四学士、江西诗派等等。文人有他们自身的长处和弱点，长处是自以为是，有独立的思考，能产生出很独到的见解；弱点也是自以为是，人人以为握龙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封闭自我，排斥他人，其结果是心胸狭隘，互相攻讦，搞得人人都不愉快。宋朝心胸最广的要算苏轼了，高文虎《蓼花洲闲录》里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小儿。’子由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友，子瞻曰：‘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在苏轼身上，还能找到一些唐朝人的豪放，但他弟弟苏辙的劝告却很耐人寻味，或者说很能代表宋代知识分子的心态，他劝苏轼谨慎择友，不能见个人就当朋友，心里话都倒给人家。但这并不影响宋代文人的创造力，反而起到了一种敦促的作用，以至每个人都要不断地提高自我学养，否则便会在士林中失去位置。他们把从前人那里学来的东西进行重新的归纳和思考，使得六朝以来渐渐衰微的传统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宋朝的士子是一群勤于思辩的人，也是我们今天学习和继承传统文化接力跑中的前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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