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中你不知道的蒙古语借词

“大清”这一国号并非来自汉语，也不是满语固有词，可能是满语中的一个蒙古语借词，即“代青”（daicing）。因此，大清国的意思应为“上国”（“至高无上之国”），或“善战之国”。

[关键词] 大清 代青 国号

众所周知，满族及其先世曾建立过三个著名的国家政权：渤海国、大金国和大清国。关于渤海国和大金国的国号来源，史有记载，结论确凿，无可置疑。渤海国原称震国。武则天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大祚荣自立为震国王，震国王之名源自其父乞乞仲象拒受的唐朝所封的“震国公”。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大祚荣接受唐封渤海郡王等号，从此去靺鞨之号，专称渤海。[1] 关于大金国号来源，阿骨打（aguda）在辽天庆五年(1115年)正月即皇帝位时对群臣说：“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2] (P26) 大金之“金”乃女真语aisin的意译。而对于大清国号的来源及含义，《满文老档》、《满洲实录》、《清太宗实录》等官书均未作任何记载，只是后人有种种猜测而已。

一、大清的词源：蒙古语daicing

关于大清国的“大清”的诸种猜测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有的人从文义上释“清”为“扫清廓清”之义[3]；（二）有的说，清，青也。青为北方信奉萨满教诸族所崇尚，满洲（指满族）也是笃信萨满的，故取“清”为号。[3]（三）有人认为，明朝为火德，清为水德，以水尅火，故名。[4](P694) （四）金梁则认为：“‘清’与‘金’为一音之转，这两个汉字在写法上虽异，而在满语里发音却无差别。”[5](P267)（五）金启孮认为：“‘清’应是‘明’的同义词，有与‘明’比美之意。从太宗改元‘崇德’，可为旁证；‘崇德’与‘崇祯’亦有比美之意，此必出于汉大臣之谋划，非出于满洲语文之音近也。”[6](P13) 这些观点基本上是从汉语角度来解释的，又多把“大清”转换为“清”再予以分析的。既然清朝官书没有记载“大清”之事，说明它不是文馆的巴克什、举人们承拟的，因为他们的建议一般记录在册。我认为，“大清”国号实源自满语中的蒙古语借词“代青”（daicing），其蒙古语的正式写法应为daicin。我的根据如下：

第一，“大清”与“代青”的写法、发音相同。

“大清”的满文为daicing，不写作dacing；读为“代青”，不读“大青”。“大清”之“大”字应读为“大”的古音，如大夫、大王之“大”字读法。“代青”在蒙古文中写daicin，又作daicing，该词借入满文中，与“大清”的无圈点满文的写法相同；变为加圈点满文后，则与“大清”的有圈点满文写法相同。另外，大元（daiyuwan）与大明（daiming），二者虽有时亦连写，但依历史资料，皆为汉语合成词，为偏正词组，并不是固定的单纯词，简称为“元”、“明”以后，仍然有意义。而“大清”则不同了，其满文为连写（daicing），而不是分开书写的，即如dai cing，也不是da cing。这表明 “大清”不是由独立的“大”字和 “清”字组成的汉语合成词，而是一个音译而来的外来词。故“大清”源自汉语的可能性是可以排除的。

第二，“代青”是后金国女真贵族非常熟识的一个蒙古语词，并用于贵族赐号之中，而多尔衮的赐号中“代青”的消失，正是移作国号的一个最有利的证据。

自元朝经营东北以后，东北女真人开始了蒙古化，做元朝土官，用蒙古语起名字，史见不绝。努尔哈赤（nurhaci）、皇太极（hong taiji）也非常熟悉和亲近蒙古语言文化。明末后金之时，努尔哈赤、舒尔哈齐（surhaci）就与蒙古通婚。自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部联军败于癸巳大战后，蒙古科尔沁部明安贝勒等与努尔哈赤“结盟修好”，壬子年（1612年）和乙卯年（1615年）努尔哈赤分别娶明安贝勒之女和宾图王孔果尔之女为侧福晋，开始满蒙联姻。皇太极遵循父汗努尔哈赤的遗愿，继续加强满蒙军事联盟，满蒙上层贵族间的婚姻关系进一步扩展，不但皇太极多娶蒙古女子为妻室，其兄弟子侄等王公贝勒也多纳蒙古女子为王妃。还有不少皇室格格远嫁蒙古草原。皇太极的中宫孝端文皇后（哲哲）、庄妃（后称孝庄文皇后，布木布泰）、宸妃（海兰珠）都是蒙古科尔沁人，博尔济吉特氏，他的西宫大福晋、贵妃（娜木钟）为阿巴该部人，博尔济吉特氏，东宫侧福晋、淑妃（璪）为阿巴该部人，巴特玛氏。后来他与孝庄文皇后所生的儿子福临（fulin）当了皇帝（顺治帝），又娶科尔沁女子为妻，是为孝惠章皇后。蒙古诸部中，科尔沁人与清朝的关系最为密切。

努尔哈赤的尊号及其设立的政府官职名称，有的就用蒙古语称之。万历十五年（1587年）六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自称sure beile（淑勒贝勒，或译聪睿贝勒）。三十四年十二月，五部喀尔喀蒙古恩格德尔台吉等把kundulen han（昆都仑汗，或译恭敬汗）尊号奉献给努尔哈赤。kundulen这一尊号即为蒙古语。1615年，努尔哈赤为强化国家政权，设置了“理政听讼大臣五员、都堂十员”[7](P9) 都堂，满文作“jargūci”（扎尔固齐）[8](P82)，即司法大臣。jargūci 实即蒙古语借词。努尔哈赤弟舒尔哈齐，赐号为达尔汗巴图鲁（蒙古语，“荣誉的”“勇士”），三弟雅尔哈齐事迹不详，异母弟巴雅喇，赐号为卓里克图（即“果敢”之意，译为“笃义”），另一异母弟穆尔哈齐，赐号为青巴图鲁（即“忠诚的勇士”，译为“诚毅”）。

努尔哈赤还用蒙古语给儿子、外孙起名。皇太极及其兄代善、莽古尔泰等人之名就是蒙古语。舒尔哈齐之女孙带格格与蒙古喀尔喀五部之一巴约特部台吉恩格德尔（enggeder，博尔济吉特氏）所生之子名额尔克代青（erke daicing），此名即是努尔哈赤给起的。天命七年四月初六，孙带格格请伯父努尔哈赤为其子命名，努尔哈赤便给外孙起了“额尔克代青”这个蒙古语名字。[9](P374)

皇太极曾用蒙古语赐予多尔衮、多铎美号。天聪二年（1628年）二月，清太宗征讨蒙古察哈尔之多罗特部，获得胜利，三月戊辰（初七日）还都盛京（今沈阳），于途中举行大宴。太宗说，蒙天眷佑，二幼弟随征异国，俘获凯旋，宜赐以美号。于是赐予多尔衮贝勒“墨里根岱青”（mergen daicing）之号，赐予多铎“厄里克出呼里”（erke cuhur）之号。[1][1][10][11](P881)

努尔哈赤为孙带格格的儿子起的蒙古语名字、皇太极赐给多尔衮的蒙古语美号来看，后金国的两位汗王对蒙古语及代青这一词汇是非常熟悉的。代青（daicing），为蒙古贵族中常见的称号，如与后金结盟和好的喀尔喀五部贝勒中就有奥巴代青（ooba daicing）、莽古尔泰代青（manggultai daicing）[12](P342)、扎鲁特部贝勒巴雅尔图代青（bayartu daicing）[13]。可见，代青既是蒙古族贵族经常使用的贵族称号，也是女真贵族喜欢借用的蒙古语词汇，其用法与蒙古族贵族是一样的。

多尔衮的“墨尔根代青”这一美号，一直使用到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二十三日封亲王为止。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去汗位，即皇帝位，建国号“大清”（不再称金国、满洲国），建元崇德。二十三日，皇太极“论功封子侄”，册封多尔衮为和硕睿亲王。[14](P1440) 和硕睿亲王的满文为hoso i mergen cin wang。至此，多尔衮的原来赐号“墨尔根代青”（mergen daicing）在新爵位中只保留了“墨尔根”（mergen，汉译为“睿”）一词，“代青”一词不见了。从“大清”成立到多尔衮赐号中少了“代青”，前后相距不过12天。这不是毫不相干的两件事。这正是破解 “大清”国号来源的关键所在。我认为，“代青”一词不再用于封爵号，除了图简明之外，主要是因为“代青”一词已移做了国号，故不可以再用做爵号来封赐贵族了。

第三，满洲国（后金）改元崇德，易名“大清”，是在得到大元玉玺之后，皇太极此时即皇帝位，意在承继大元之大统，做满蒙汉共主。这从皇太极即皇帝位的时间和过程即可略见一斑。

皇太极即大金国汗时，是由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的推举而来的，其时女真仅大部统一，只有少部分蒙古人归服，明辽东尚未全部纳入版图，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尚未单设，女真人、汉人、蒙古人皆隶于八旗之内，继位的皇太极只能算是女真国汗，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改民族名诸申（女真）为满洲后，成为满洲国汗。其政权地位的改变，是与元玉玺的获得直接相连的。

天聪九年（1635年）二月末，皇太极任命其弟多尔衮和侄儿岳托、萨哈廉、长子豪格为统兵大将，率精骑一万，专程往黄河以西寻找林丹汗之子额哲。三月末，林丹汗的妻子囊囊太后率1500户归降。四月二十日，林丹汗的继承人额哲率1000户归降，并向多尔衮献上历代传国玉玺。据说，此宝自汉代传到元朝，元顺帝退回草原死后，玉玺失落，二百余年后才被发现，复归元裔博硕克图汗，后被林丹汗夺走。皇太极庄严接受这一意外获得的历代传国玉玺。传国玉玺在封建社会是全中国正统皇帝的象征。在皇太极和诸贝勒看来，传国玉玺落入后金之手，意味着“天命”归金，上天已经允许皇太极做天下命世之君了。十二月，诸贝勒、大臣做出了决议，遣弘文院的希福、刚林、秘书院的罗硕、礼部的启心郎祁充额代表他们给皇太极上尊号：“今察哈尔汗之太子及部众悉降，又获历代帝王争夺之玉玺，天助我国之象实可见矣。今请仰体天眷，早定尊号。”皇太极担心诸贝勒“心怀嫉妒”，明言谢绝。诸贝勒大臣反复上奏，皇太极仍不同意。其侄礼部承政萨哈廉看透其心事，便再派上述四位官员向皇太极报告：“请诸贝勒发誓各修其身，汗当受尊号。玉玺既得，各部皆服，此诚天意也。不知天眷，拒受尊号，恐反为天见责也。”皇太极这才表示可以考虑接受尊号，不过还要征求汉官们的意见。齐集而来的汉官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罗绣锦、梁正大、齐国儒、杨方兴等也劝说皇太极顺天意，合人心，受尊号，定国政。第二天，诸贝勒都写出了自己的誓词，送太宗审阅，十二月二十八日，代善、阿巴泰、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岳托、豪格诸贝勒都先后宣读了修改后的誓词（萨哈廉因病免誓），然后举火烧毁。恰逢此时赶到盛京的外藩漠南蒙古诸贝勒，也要求皇太极上尊号，于是满蒙诸贝勒联合恳求皇太极即皇帝位。皇太极认为，朝鲜国王作为兄弟，应与他共议，外藩诸贝勒没有来的也要知道。[13](P147-151) 天聪十年（1636年）三月二十二日，外藩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贝勒齐聚盛京，联合请求皇太极上尊号。这表明漠南蒙古各部“承认皇太极继承蒙古大汗位”。[15](P231) 几天后，都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尚可喜等各率所属官员请上尊号。崇德元年四月，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王公上皇太极“博格达彻臣汗”号。其意谓“宽温仁圣汗”。蒙古族学者认为，这“标志着漠南蒙古诸部尊皇太极为蒙古的大汗，全部归顺后金”。[2][2][16](P27&24) 四月五日，内外诸贝勒、满洲、蒙古、汉军百余人联合请上尊号。其中，多尔衮代表满洲捧满字表文，土谢图济农巴达礼（奥巴之子）代表蒙古捧蒙古字表文，孔有德代表汉官捧汉字表文，分别率群臣跪读表文。这一举动表明，皇太极登皇帝位，不但得到满洲国中的满蒙汉三族封建主的同意，也得到了外藩蒙古的承认。

天聪十年四月十一日是皇太极即皇帝位的吉日。满洲国的诸贝勒、大臣和百官，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名贝勒，以及朝鲜的两名使臣都参加了庆典。在庆典中，读祝官诵读的祝文是：“惟丙子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满洲国皇帝、臣皇太极感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神曰：臣以眇躬嗣位以来，常思置器之重，时深履薄冰之虞，夜寐夙兴，兢兢业业，十年于此，幸赖皇穹降佑，克兴祖、父基业，征服朝鲜，混一蒙古，更获玉玺，远拓疆土。今内外臣民，谬推臣功，合称尊号，以副天心。臣以明人尚为敌国，尊号不可遽称，固辞弗获，勉循群情，践天子位，建国号曰大清，改元崇德元年。……”[17](P19) 在举行“受尊号”礼中，多尔衮与科尔沁贝勒巴达礼、多铎与豪格双双从左边班列中站出；与此同时，岳托与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哲、杜度与孔有德双双从右边班列中站出，他们每两人合捧一枚皇帝御用之宝，跪献皇太极。他们以满洲、蒙古、汉代表的身份，把象征着皇帝权威的御用之宝交给皇太极。这表明已把多民族国家的最高权力授予了他，完全承认皇太极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

从皇太极即皇帝位的缘由和过程看，皇太极作为大清国的大汗，并不是自封的，一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愿或并不主动提出当大汗，而是同蒙古由各部推举大汗一样，也是由满洲各贝勒和大臣、蒙古各贝勒、汉军三王和汉军大臣、并不十分情愿的朝鲜国王共同推举产生的。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大汗，不是汉族式的皇帝，而是类似于部落联盟推举出来的大酋长、联邦中的总统、联军中的最高统帅。皇太极是在多尔衮获得元玉玺以后才改国号为“大清”的，他想当的是一个代表满蒙汉三大民族的大中国的皇帝，由于当时的明国的地盘仅有辽东并入满洲国的版图，他承继的蒙古汗国的汗统，此时成立的大清实为由满洲国扩大而成的满蒙之国。为了联合蒙古，熟悉蒙古文化的皇太极作为满蒙之主，很可能以蒙古语作为他的新国号。1998年，前全美亚洲学会会长伊芙林·罗斯基在她的《最后的皇帝：清朝机构的社会史》一书提出，清朝能够在中国成功地维持了近300年的统治，主要不是汉化，而是有效地得到了蒙古等中亚诸多非汉民族的支持，从这点上说来，满族统治者是以中亚诸民族的大汗而并非中国传统王朝的皇帝身份出现的。她认为，满族只是利用了儒家的很多东西而本身还是保留了诸多自己的特点，清朝与中国并非同义词。[18] 清朝一贯标榜和明朝“向为与国”，入关是受吴三桂的邀请，为明朝“报君父之仇”，是从李自成农民军手中取得政权的。也就是说，早年的大清并非直接承明大统，其所继承的应为源于蒙古大汗成吉思汗的大元汗统。因此，以蒙古语称呼新国家是适宜的。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还认为大清并非承继明之大统。至乾隆中期时，乾隆帝才提出大清承继明之大统。这离大清国号的最初确立，已经过去了一百几十年。

第四，“清”与“金”并非一音之转，“大金”改易为“满洲国”，“满洲国”才改易为“大清”，故认为皇太极改国号是为了泯灭汉人对“金”（前金）的仇怨的传统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金梁认为，“清”与“金”为一音之转，这两个汉字在写法上虽异，而在满语里发音却无差别。他说：“抚近门款识汉文之大金，满文却即系后来通用之大清。因知太祖称国号为金，至太宗改号清，不过改汉字之写法。其实满人读金、清同音，改号乃改汉并不改满，汉文之大金，称至崇德元年四月以前为止，满文之大金，终清世未有异也。”[19](P119)《清代全史》作者也附和说：大清为大金近音字。[20](P325-330) 太宗之所以坚持更定国号，是因为金曾激起汉族人民的仇怨太深，不称金可以减少他们对清朝继续扩张势力的阻挠。再则，这是太宗已定下入主中原之策，原来的金朝最多统治半个中国，太宗要建立全中国的一统天下，为适应政治上的需要，更定国号为大清，它是太宗重定国号的又一动机。[5](P267)

我认为，上述说法难以成立：

其一，“大清”不是汉文“大金”的一音之转。因为汉文的“大金”与“大清”的写法、读法不一样，满文“大金”与“大清”的写法、读法也不一样。大金的满文为aisin gurun [21](P409)[20] (P106)。韩儒林说：“建州努尔哈赤崛起时，称金国曰Ayisin Gurun，自建国号曰大金或后金，其满文原文亦用Ayisin Gurun。观于天聪四年（一六三四年）《辽阳莲花寺大金喇马法师记》‘大金’二字满文做Ayisin Gurun，可以知矣。”[3][3][22] (P543)达海（dahai）及额尔德尼（erdeni）等译《金史》的满文为：Aisin Gurun i Suduri (九册，1644)，Aisin Gurun即为“金”的满文。另据辞书，大清的满文为amba daicing gurun。[23](P161)

其二，皇太极对满语等满族文化情有独钟，不愿放弃，故很难推想他会以汉语命名其国家。通过学习北方民族史，皇太极发现北方民族如契丹、女真、蒙古进入中原后，都逐渐失去本民族的语言、服饰和骑射本领，变成了汉人，明确主张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曾下令“事不忘初”，将其统治下的后金官名、城邑名一律改成满语。 [24](P12-14) 时隔仅两年，他用汉语来命名其新政权的可能性不大，而用满语的可能性较大，但满语中又无daicing这一固有词汇，只有蒙古语借词daicing。所以，大清国号，实源自蒙古语。

其三，皇太极从未否认自己与完颜金朝女真人的联系。有关皇太极否认后金女真人与前金女真人的联系的论点，是对皇太极下述原话的误解。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率兵攻打锦州，致书明将祖大寿：“尔国（指明朝）君臣惟以宋朝故事为鉴，亦无一言复我。尔明主（指明朝皇帝）非宋之苗裔，朕亦非金之子孙，彼一时也，此一时也。”[25] 对此，有人认为，宋代深受金国的祸乱，汉人对女真人积怨很深。为避免汉人对女真的疑虑，从清太宗以后，清朝都矢口否认自己与宋代女真人的联系。[5](P266) 我认为，这里的理解有误。实际上，皇太极讲的意思是，作为后金之主，他属于爱新觉罗家族，不是前金皇帝完颜氏的后代，他们不属于一个家族，明朝皇帝朱氏家族与宋朝皇帝赵氏家族也不属于一个家族，朱氏皇帝不是赵氏的后裔。皇太极并不是说前金女真人与后金女真人、宋代汉人与明代汉人不是一个民族，他没有谈民族归属问题。家族与民族是两回事，不可混淆。因此，上述皇太极之话不能作为皇太极更改国号的目的在于避汉人积怨的依据，其更改国号必是另有他因。

其四，皇太极定大清国号的前一年，他的国家已不再称大金了，而称满洲国。他更改族名，即起用原部落名满洲取代诸申（女真），与此同时，也就把大金改为满洲国了。他这时已不再是大金国汗，而是满洲国汗了，在崇德元年的称帝仪式中，读祝官的祝文中使用的便是“满洲国皇帝”。日本满学家神田信夫在《满洲（Manju）国号考》里指出，《满文老档》中第一次出现“女直Manju (满洲) 国Sure Kunduren Han （淑勒昆都仑汗）” 是在万历四十一年九月，查阅《旧满洲档》的荒字档，“女直”二字乃后来插入行间添加上去的，“Manju国”几字却是原来写就的，字体为无圈点满文，当在天聪六年有圈点满文创制之前。由此证明，至少在书写荒字档时，已称万历四十一年的努尔哈赤国为Manju (满洲)。努尔哈赤是以Manju (满洲)国统一了建州女真。直到改国号为大清之前，原来的满洲语国名应是Manju，只是针对明和朝鲜时称Aisin国。[26][P450-451] 这表明，努尔哈赤时期，满洲概念的外延小于女真，他并不满足于女真满洲国，而要统一女真各部，把满洲国扩大为女真国，即大金，做统一的女真国汗，即金国汗。他的儿子皇太极所处时代与其父不同了。统一的女真国已经建立起来了，又有了辽东大部分土地，他先是放弃女真国即后金国的称号，径称满洲国，后来又改为包含满蒙汉三族人民在内的大清国。欲把国家建大的心理，父子二人是共同的，但就心理情感而言，皇太极比其父努尔哈赤更多了份寻根意识及发扬传统的愿望，其表现就是重视本民族的部落名称和传说，并用满洲替代通用已久的民族名称——女真，取消内外公知的国名——大金，恢复古老的满洲之号。把满洲国改建为大清国，这表明他是承元而来的中国大皇帝（或蒙古大汗）了。从天聪九年十一月至十年四月改元，满洲国之号虽只用了不到半年，但它说明，大清国号的起用，并非是取代大金之号，而是取代满洲国之号。由此，所有关于立大清之号是为了避汉人积怨之说，都是没有根据的。

二、大清的含义：卓越或善战

既然“大清”源自满语中的蒙古语借词“代青”，那么作为国号的“代青”到底为何义呢？从各种蒙文词典及各种论著中的解释来看，“代青”的含义颇多。

在蒙古语中，“代青”有“（1）卓越，善战，先锋；（2）光荣，艰巨”[27]之义。或谓（1）善战的，能征善战的；（2）战斗的。[28] 或谓“（1）战斗的，（2）尚武的，（3）善战的。”[29] 可见，“代青”有“卓越，善战，能征善战的，尚武的，战斗的，先锋”之意，以及“光荣，艰巨 ”等义。

郑天挺于《清史探微》中称：“墨勒根于满语本为善射者之称，引申为聪明之义，代青daicin则蒙古语‘统率者’也。”[4][4][30](P91) 周远廉也认为：“多尔衮号为墨尔根代青，就是聪明的统帅之意。”[31](P411)

薄音湖称：“所谓岱青——大成，是明代蒙古封建主中常见的称号，或谓汉语大臣的意思，或谓Daicing 即Daicin，战士之意。”[5][5][32](P73)

蒙语中daicin又作daicing，daicin与daicing的意思相同。双山博士认为，从蒙古语构词上看，daicin的词根为dain，意为战争，在古代蒙古语里还有“敌人”之意。dain+ci（-ci有“喜欢……”的意思），有形容词和名词两种词性：好战的；勇士。daici的复数形式为dain+cin，即daicin，在人名中或指人时，当名词用；作修饰词时，为形容词。daicin的复数意义后来消失了。在蒙古语里，-n和-ng可以互换，故daicin即为daicing，daicin之意亦即daicing之意。[6][6] 在墨尔根代青、额尔克代青中，代青为名词，其义为勇士、战士，或统率者。在大清国一词中，大清（即代青）可能是名词，也可能是形容词。作为名词，大清之意应与上述称号中的代青词义相同，为勇士、战士，或统帅者之义；作为形容词，其义应为“卓越”、“善战”，大清国之意即是“上国”（即“至高无上之国”）、“善战之国”。大清作为名词或形容词，其词虽异，其义实相通。

综上所述，“大清”这一国号并非来自汉语，也不是满语固有词，可能是满语中的一个蒙古语借词，即daicing，大清国的意思是“上国”（即“至高无上之国”），或“善战之国”。

[参考文献]

[1]《旧唐书 o 北狄传》，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

[2]《金史》卷二《太祖纪》，中华书局1975年7月（1995年8月重印），第26页。

[3]参见陈述：《哈喇契丹说》，《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

[4]转引自孙文良主编：《满族大辞典》，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694页。

[5]转引自孙文良、李治亭：《天聪汗—崇德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页、第267页、第266页。

[6]金启孮：《从满洲族名看清太宗文治》，载于王钟翰主编《满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7]《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第9页。

[8]《满洲实录》第82页。

[9]《满文老档》太祖皇帝，第四十一册，天命七年四月至六月，中华书局1990年汉译本下册，第374页。

[10]《清太宗实录》卷三，天聪二年三月初七日。

[11]《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九册，天聪二年正月至三月，中华书局1990年汉译本下册，第881页。

[12]《旧满洲档》册1，页500。转引自关孝廉《

[13]《天聪九年档》，关嘉禄、佟永功、关照宏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4]《满文老档》太宗皇帝，崇德第九册，崇德元年四月，中华书局1990年汉译本下册，第1440页。

[15]江应樑：《中国民族史》（下），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231页。

[16]达力扎布：《清初内扎萨克旗的建立问题》，《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27、24页。

[17]《清太宗实录》卷28，页19。

[18]EVELYN RAWSKI.1998.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the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金梁：《光宣小记》。转引自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页。

[20]李洵、薛虹：《清代全史》第一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330页，第106页。

[21]《旧满洲档》第8册，第3978页。转引自关孝廉《

[22]韩儒林：《女真译名考》，载于其《穹庐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43页。

[23]胡增益主编：《新满汉大辞典》，daicing 条，×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页。

[24]《清太宗实录》卷18，页12-14页。

[25]《东华录》天聪五年八月。

[26][日]神田信夫：《满洲（Manju）国号考》。参见 [日]松村润：《满学家神田信夫教授》，载于阎崇年主编《满学研究》第一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450—451页。

[27]《蒙古语词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8]《蒙汉词典》，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75年版。

[29]《蒙汉词典》（增订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0]郑天挺：《墨勒根王考》，《清史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1页。

[31]周远廉、赵世瑜：《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411页。

[32]薄音湖：《俺答汗征卫郭特和撒拉卫郭尔史实》。载于《蒙古史论文选集》第二辑，呼和浩特市蒙古语文历史学会编印（1983），第73页。

A Tentative Discussion about Its Origin and Meaning of Daicing as a Name of a State

Borjigin Erdeni

Abstract: " Daicing " as the name of a state is a word in manchu language， borrowing from Mongolia language， namely daicing， not coming from Chinese language， and also being not a original phrase in manchu language. the meaning of " Daicing state " is "the highest state"， or "a state that fights well".

Keywords: Daicing（大清）； daicing（代青）； name of a state

（原载《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作者简介]：鲍明（1965-），男（满族），辽宁凤城人，沈阳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满族历史与文化、民族学理论、中国政治思想史和行政学说史。

[1][1] “墨里根岱青”，《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作“默勒根代青”，《东华录》作“墨勒根代青”，《清史稿》本传作“墨尔根代青”。“厄里克出呼里”，又译写为“额尔克楚虎尔”。

[2][2] 严格地讲，此“后金”应改为“满洲国”，因为天聪九年十一月时，皇太极已正式改国名为“满洲”，不再称后金了。

[3][3] Ayisin为aisin的旧转写法。

[4][4] 多尔衮的赐号“墨勒根代青”是满语中的蒙古语借词，故上述引文中的daicin应为daicing。

[5][5] Daicin为蒙古语的转写形式，按照通用的满语转写法，则应为daicin。

[6][6] 以上对蒙古语词daicin的分析，是根据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古学学院副教授双山博士的解释整理而成的，特此致谢。

（原载《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