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俚语：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

　　八大方言区现在仍然存在，有的方言与方言之间，完全无法沟通。就是在同一方言之间，原本也有“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的说法。但是，方言的日趋没落，似乎是无法阻挡的。笔者出生地为湖南湖北交界处，语言虽然受湘方言影响巨大，但仍属北方方言区，二三十年时间一过，儿时天天讲的某些独特方言字词，现在已经很难听到，当地孩子甚至都已经听不懂了。可以想见，随着不同地域之间人员交往的日趋频繁，教育的不断普及，普通话的强势地位必然日益加强，方言也必将不断被弱化，说不定会最后完全消失。基本依赖于方言而存在的俚语，命运自然也无法好到哪里去，目前就基本上已经被主流社会语言所抛弃。——当然，也有方言俚语被收编，成为普通话之组成的。
　　多多少少还是有些遗憾。如果方言真的消失了，大家都卷着舌头讲普通话，听起来是不是有些单调？据说，方言里保存着一些古语，几十几百年后，有子孙研究我们这辈先人，或者我们这辈先人的先人的语言，活标本就没有了。
　　在这样的时刻，在先人们的笔记中，读到自己熟悉的，或者有点印象的，或者完全不知道的方言俚语，忍不住录了一些下来，并与自己知道的，可能就要消失的，或者被普通话收编了的当今类似说法，凑在了一起，也算凑个趣儿吧。

　　一、无赖
　　“无赖”指不讲道理、游手好闲、品行不端的行为，也指这些行为的行为人。此二字并非方言，正史提及某人少年无行，也喜用“某少无赖”的说法。就是现在，人们也还在按古意用此二字，不过，更多的时候是说“流氓”，或者“流氓无赖”连着一起说。
　　古时方言对“无赖”的称法，却是五花八门的。民国广益书局所编《古今笔记精华》，辑清西清《黑龙江外纪》载：“狗皮，无赖之称。” 清施鸿保《闽杂记》载，福建那地方的“恶少年游手觅食，讹索诈骗，官法惩之不悛者”，被称之“地棍”；钱塘“谓之聊荡，言无聊游荡也，亦曰滥聊，则尤甚之词”；“江南人谓之泼皮，亦曰赖皮；江西人谓之棍子，亦曰老表（笔者注：此说无理。江西人称老表实为老乡之意，与无赖无关。当是作者误解。）；广东人谓之滥仔，亦曰泥腿，盖古人所称破落户也；闽中诸府又谓之闯棍，亦曰匪仔；兴化人又谓之狼狗，言凶如狼贱如狗也；惟福州人谓之野仙，亦曰田罗汉脚，其义乃不可解……芜湖等处曰青皮，上海曰流亡，江西亦曰赤膊鬼。”仅此二书，罗列各地说法就近二十种。
　　细细回忆了一下，赫然发现：以上的不少说法，二十年前大都还以变异方式，“活”在我的家乡！
　　如果一个人言而无行，说了的话不认账，或者欠债不还，乡人谓之“癞皮狗子”，与黑龙江“狗皮”之称、江南人“赖皮”之称，何其相似。（方言字词之来历、演变、本意，均很难弄清，譬如这“狗皮”、“赖皮”之称，就不知是何来由。倒是家乡“癞皮狗子”之称，猜想无非是狗的皮肤上长了癞子，令人讨厌的意思罢了。）
　　如果一个人行事不合身份、规矩，甚至干些偷看女人如厕之类的下作事，乡人谓之“无聊荡”（只是“荡”发“呆”音，疑为“荡”音之讹），与钱塘之“聊荡”、“滥聊”又有多大区别？
　　如果一个人待人无上无下、无大无小、无老无少，对女人言语轻浮，欺善怕恶，乡人谓之“流子哥”、“流子”，也上海“流亡”（当即今之流氓）之称也大致相同。1982、1983年间，农村实行所谓联产承包责任制，因父祖辈即可包在家中责任田的所有农活，大量农村男青年可以不必下田劳作，纷纷蓄起长头发、大鬓脚，穿起喇叭裤，成群结队在城乡游荡，甚至公然在街道和公路上勒索钱物、调戏妇女，乡人又称之为“土流子”，与福建“地棍”、广东“泥腿”之说也颇相像。
　　如果一个人行为怪异，有理无理爱作弄人，乡人称之为“赤膊鬼”（音讹为“克包鬼”），与江西“赤膊鬼”之说完全相同。
　　“癞皮狗子”、“无聊荡”、“流子哥”、“赤膊鬼”，这些词在家乡也少有人讲了。前两年回家，发现“烂仔”二字却频繁出现在乡人口中。广东“滥仔”之称，自古传到了现在，只是写法改作了“烂仔”，想是乡人大批赴粤打工，把“烂仔”也带回了家乡——这“烂仔”二字，使用范围早已超出粤方言区，很有被普通话“收编”的势头。

　　二、野鸡
　　《黑龙江外纪》又载：“土人得野鸡例捩首于翼下，故关内有弯脖野鸡之称。”一个动物并不奇异的别称，难道值得花笔墨记录下来？因为我的家乡关于“野鸡”的一些说法，疑心此条笔记言犹未尽，藏着什么想说却又不好说的事儿。
　　过去在家乡是见得到野鸡的，长得很好看，羽毛五彩斑斓，尾毛高高耸起，在田垅间乱跑。它也奇笨无比，被追急了，藏好脑袋就以为安全了，不管暴露在外的身子和屁股。对它本身，包括它的名字，乡人并没有特殊的说法，但“野鸡”二字却被用作了其它指代，而且都不是什么好人好事的指代。
　　一是指代娼妓，这在全国很多地方都通行，以至人们现在把从事色情业的女子，一律称为“鸡”、“鸡婆”。
　　二是指代偷汉子的女人，或者说是指代男人婚外的女性性伙伴。人们大概认为，这些女子与野鸡有相通之处，即姿色诱人同于野鸡之羽毛色彩炫目，顾一时快活却不顾自己名声和家庭，同于野鸡顾头不顾腚。
　　三是指代在野外排粪者。农村没有公共厕所，如果出外劳作的地点离村庄较远，一时内急，无论男女老少，都会找个僻静处就地解决。如果不巧被个“赤膊鬼”碰上，“赤膊鬼”会大喊一声：“叭！打野鸡呀！”在平地排粪，姿势肯定是头低臀高，是有些像野鸡的样子。

　　三、买青
　　“青”指没有成熟的庄稼，如青苗、看青。小时候就干过看青的活，拖一条一头剖开了的、我们叫着响篙棍的干竹子，沿着田埂走过来走过去，嘴里“啊嘻啊嘻”地叫，轰赶贪嘴的麻雀、鸡、鸭、鹅，让它们远离田中刚结穗的水稻。
　　在《微阅草堂笔记》中读到关于乌鲁木齐“买青”一事，不禁大笑。文中说，“二三月间，田苗已长，商家以钱给农户，俟熟收粮，谓之买青”。倒不是因为小时候看过青，读这条笔记觉得亲切而笑，而是想到媒体上正大肆宣染的要发展所谓“定单农业”，即政府出面出拉生产某种农产品的订单，购买者先付给生产农户定金，收获时上田头将产品运走。据说这还是个了不起的创举，是解决农村和农业问题的一条妙计，哪晓得两百年前我们的祖宗就这样干过，而且取有“买青”的名目，完全不必花脑筋弄个什么“订单农业”的说法出来。

　　四、多板、老板
　　清施鸿保《闽杂记》载：“市肆主人及船中长年等，闽俗多称多板，义不可解”。并说他的家乡——江浙一带则称老板，“义亦不可解”。
　　如果“多板”之“板”实指木板的话，这“多板”二字其实倒好理解：“市肆主人”和“船中长年”都有一特点，“板”多。
　　先说“市肆”。不管其店堂大小，门都得开宽敞了，方便接待客人。可古时没有什么卷闸门、大铁门，只得用一块块编上号、名字的木板，晚上收摊打烊的时候，把木板一块块按顺序竖起来，拼上去，然后在门后横着卡上一道甚至几道粗木闩，早上开张的时候，取下木闩，再把木板一块块取下来。这木板叫门板。店子小的，顺手放几把条凳在走廊上，再把门板放上去，还可用来摆放出售的货物。
　　再说船舟。大家都知道，机动船在中国出现很晚，以至文革前人们都称其为“洋船”。土生土长的船都是木头做的，而且90%的结构都是用铁钉、木榫连着的木板。
　　既然 “市肆”、“船”之中板一定很多，所以人们干脆以此特点代称了主人，把“市肆主人”、“船中长年”叫了“多板”。（“船中长年”亦称“多板”，当是施鸿保记录不确。大船上“长年”怕是会不少，难道个个都叫多板？船上被称为老板的，恐怕只有船东，或者船上主事的。）
　　至于江浙一带称“老板”，其中的“板”字，当与福建“多板”字意义相同。至于“老”字，则不过一语气助词罢了——这“老”字当无尊敬之意的，因为中国历来轻商贱贾，即使他们钱再多，整体社会地位却并不高。
　　施鸿保对老板不可解之义，也进行了猜测：“或系老贩之误。”他的这一猜测，想想也有道理：市肆、船舟，干的不就是贩买贩卖之勾当吗？不过，他的胆可真大，也不怕现在的人去掘他的坟——今天人们可宝贝此二字了，别说什么“市肆主人”、“船中长年”，就是大小衙门长官、学府教授，也都被“老板”、“老板”地叫着，你老施怎敢胡说什么“或系老贩之误”？

　　五、摇篮和嘎喏喏
　　清吴振臣《宁古塔纪略》载：“生子满月下摇车。”所谓摇车，“如吾乡（吴江）之摇篮”。“小儿哭不已，则摇之，口念‘巴不力’。”所谓“巴不力”，“如吾乡之‘嘎喏喏’也”。
　　宁古塔之摇车，吴江之摇篮，无疑是婴儿专用的床，可惜均无由得见，不知其究竟形状。印象中，从影视、照片中见过一些各地婴儿睡眠所有的物件，多是竹编的，大大的一个敞口圆底篮子，安放在床上，襁褓裹着的婴儿睡在里面，一哭闹，大人便扶沿将篮摇晃；或者吊在屋梁上，像个秋千，也可晃动。大约1990年代，商场开始有类似商品出售，铁质，四方形，四脚装有滚珠，可以推动，但刚开始出现时是不能摇的，这两年则大有改进，婴儿睡的那截板架，也可以摇动了，只是价格很贵，大几百上千的。家乡把这东西叫“摇窝”，木质，约六十厘米高，五十厘米左右宽，一米至一米二长；分两层，上面一层有二十厘米的样子，底为木板，四周是细木柱围成的小框，木柱都雕有凸凹造型，下面一层架空，两档伸出脚来，脚底弧状，摇起来不花什么力气；两档上面各还有一个木架，夏天用来挂蚊帐的。这东西现在在农家还能见到，听说也少了，大家也花钱到镇上买现成的铁家伙了。特别要说的是宁古塔“生子满月下摇车”中的“生子满月”。不知道那老北方宁古塔古时候“生子满月”才“下摇窝”是怎么回事，我的家乡的原因很简单，这“摇窝”男家是不需做的，等孩子满月，女子娘家要挑着担子到男家“送祝米”，担子的一头是箩筐装着的染成了红颜色的喜蛋，另一头就是漆成了红色的“摇窝”——孩子满月才有“摇窝”，自然满月才能睡上“摇窝”。
　　“巴不力”、“嘎喏喏”，无疑都是象声词，都是象大人哄婴儿睡觉之声音的。这种声音应该是含混的，不太确定的，用明确的汉字来象这种声音，肯定吃力不讨好，准确不了。乡亲在晃动“摇窝”哄小孩睡觉时，嘴里所发之音可用“摇窝窝”三字来象声，但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有的人，有的人有的时候，会把“摇窝窝”的“摇”字音发得较清晰，但后面的“窝窝”二字之音，声调可升可降可平，模糊得很。很多人噢咻此三字时，则完全是随心所欲，有全发声母“o”音的，有全发韵母“en”音的，有完全听不出嘴里所发音是什么的，而且声调、音长也是一会一个样。所以，如果不亲耳听到别人哼唱“巴不力”、“嘎喏喏”之声，吴振臣虽然好心地用文字记了下来，却仍是无法识得其真。

　　六、称谓
　　曾经用千多字比较详细地介绍家乡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称呼，贴到网络上后，有年轻一些的网友跟帖表示惊奇，说一直对称呼问题就很头疼，料不到会这么复杂。中国人的称呼，名堂之多，那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海外历史学家王尔敏先生在大陆出版有一本名为《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的著作，在《民间交往礼俗》一节中，专门谈了一种“帖式称呼”，并说清代以来民间传抄本有《帖式称呼》一书，杂抄当时“行用之种种称呼，使之归类，更加文词申解，即成一种备用之参考书”。王先生在书中转引绍介了八类帖式称呼的基本情况，谓宗族称呼、父族称呼、母族称呼、妻族称呼、子女亲属称呼、师弟朋友称呼、契家称呼、世好称呼，而这还不包括官场上官员之间的称呼、百姓与官员打交道的称呼，更不包括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口头方言称呼。
　　如果有心人专门对中国称呼问题进行研究，那绝对是可以分门别类写几本专著的。没有这种能力，但感觉民间方言口头称呼十分有趣，便在这里胡乱说说人们对父母的不同称呼。
　　清龚炜《巢林笔谈》载，《书仪》说“古人称父为阿郎，母为娘子，今则称子与妇矣”；还说“吴人称父为阿伯，是爸字之误。又称母为阿（女迷），本音寐，讹为埋”。《古今笔记精华》载，《汉书o高帝本纪注》说，“秦陇间谓父曰翁”；《临潼县志》则说当地“以父为达”； 清孙点《历下志游》载，“省垣谓父为爹，东三府谓之爷；谓母为妈，有嫡庶者嫡曰妈，庶曰娘，外府则嫡为娘，庶为妈”；《南史o始兴王蟾传》载，“荆土方言谓父为爹”；《巴东县志》载，“前里又称父为阿巴，母为阿姐”，“后里”谓“父为阿巴，母为阿牙”；《广东通志》，“广州谓父曰爸（音巴），亦曰爹。母为妈，音马，亦曰（母巴）（音拿上声）”。
　　人们对父母的称呼真是五花八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听当时当地人对父母的称呼，一定会如坠云雾之中吧？
　　语言的起始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先民们群居在一起，发声交流时，咿咿呀呀，或者某人叫喊父亲时发了一个“郎”音、“爸”音……，大家觉得好听，就都学着这样叫，又或者头领的脑子某天哪根筋突然动了一下，觉得母亲应该叫“娘”、“妈”……，大家听头领的话，便都这样叫。时间一长，在一个群体里面就固定下来了。这个群体与那个群体交往，那个群体没有称呼父母的固定发音，发现这个群体有，有意或无意学习了去，在一个区域里活动的两个群体、三个群体、四个群体，便都这样叫了。
　　《南史o始兴王蟾传》说“荆土方言谓父为爹”，至今湖北荆州一带，仍有如此称呼的。但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家乡的那一小块地区，虽也属“荆土”，却如清孙点《历下志游》所载，像山东“东三府”一样“谓之爷”。这种现象，很可能是人口长途迁徙造成的。据族谱记载和老人传说，家乡很多族姓的始祖，就是从山东移民过来的。

【来源：互联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