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读书：意义在书外

    
    官员读书，本不该是一个问题。中国素有“学而优则仕”的优雅传统。曾多时，读书是为官的敲门砖。传统中国的科举取士为读书人进入庙堂打开了制度通道。那些有读书能力的人才能获得为官的通行证。像范进、吴敬梓之类的科场失意者，只能被挡在庙堂之外。“学而优则仕”的官员，进入官场，自然也会延续着读书的习性。因此，在传统中国的官场上，尤其是在文官制度坚挺的时代，不读书问题应是一个伪问题。
    但是，在眼下中国社会，官员们读书俨然成了一个真问题。《人民论坛》杂志曾做了一个关于党政干部阅读状况的调查，在“每周读书时间”的问卷中，33.4%的受访干部答曰0-3小时，27.6%的为3-6小时。也就是说，在一周之内，有6成以上官员读书的时间竟不到6个小时。这里还不考虑官员们在有限读书时间内究竟读的是什么书。虽然我们不能要求“日理万机”的官员个个都成书呆子，手不释卷，坐拥书城，成为文化GDP的主要贡献者，但在官场出现大面积的不读书现象，也是不正常的。眼下，“读书无用论”虽然没有明火执仗地又写在官场门楣上，但它甚为流行。流风所及，影响远于官场之外。官员毕竟不同于一般黎民百姓，他们属于中国社会精英阶层，其行为举动具有显性的示范效应。眼睁睁地看着公仆们举止粗俗，斯文扫地，雷人雷语不断刷新公众的围观记录，人们心里该作何感想？
    为什么在官场中流行“读书无用论”？因为读书不是“硬约束”，不是官场的“规定动作”，而是一种“软约束”、“自选动作”。如今的官员们很忙，但功夫在书外。很多官员忙于公务，忙于钻营，忙于应酬，忙于实打实的“硬指标”。如果在哪一块有缺项，就是实实在在的窟窿，若不及时补上，“后果很严重”。相比之下，读书则是一个“软指标”，没有外在的测度标准，依官员个人的旨趣或柔性偏好而定。在功利主义的官场，读书缺乏外部性的激励。读书或者不读书，看上去与官员的政绩没有明显的正相关。既然读书无用，何苦要有案牍劳形？不读书照样混得如鱼得水，读书的动力何在？失去外部激励，读书自然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相对于那些不读书的，读书的官员该算难得了吧？我看未必，这要看他们读什么，怎样读。既然读书是官员的“自选动作”，他们就有权支配自己的书架，书架上放什么书，床头边翻什么书，应该是官员自己的权利。官员的读书动机，往往受到两大因素驱动：一是趣味，二是利益。趣味有高下，利益有分殊。不同品味的读书趣味，不同方向的利益取向，会影响官员的读书选择。3月19日《人民日报》曾刊文《领导干部该读什么书》，披露贪官的读书菜单与他们的贪腐行为存在相当的关联度。比如，胡长清喜看《肉蒲团》、《金瓶梅》，而辽宁沈阳原副市长马向东钟情于《赌术精选》、《赌术实战108招》。《人民日报》的文章称干部读书不仅是爱好问题，更是严肃的价值观问题。文章在读书与价值观之间作循环论证。读什么书固然重要，怎样读书其实更要紧。在官场的功利主义之风大炽的今天，官员读书往往急功近利，形形色色的成功学、厚黑学、官场小说不断地向官场输送权力秘笈与职场指南。在这种背景下，又有多少官员怀揣纯粹的读书心态享受阅读快乐呢？在世风裹挟下的功利性阅读，会把读书趣味糟蹋掉的。这不仅对官员没什么好处，对社会的污染也很大。你到机场书店去转转，看看书架上畅销的，多是中国精英们钟爱的读物。这些畅销书，多是用欲望书写的东西。
    据悉，有关部门向党员干部推荐学习书目已经第6批了，这批学习书目包括5种图书：《论文化建设——重要论述摘编》、《科学发展主题案例》、《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雷锋》、《幸福就这么简单》。表面上看，有关部门向官员们荐书，似乎解决了官员盲目读书的问题。问题是，这些“规定动作”，究竟有多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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