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度

    
    在清朝统治史上，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一直都警惕贪腐。放大一点说，不仅清朝，任何一朝帝王都知道贪腐是蛀蚀皇朝根基的恶劣行为，因此大赦天下时都不包括贪官污吏。然而，警惕归警惕，重视归重视，贪腐现象仍很普遍。
    顺治十年(1653)正月二十六日，顺治帝到吏部视察，专门谈到对官员的考核情况。他对那里的官员说：贪官何其多呀，这些家伙平时侵渔小民，当遇大察考官之年，也应当小心谨慎。大学士范文程等人说，贪贿之人未做官的时候，也知道不该做贪官，可一旦做上官，就见利忘义、利令智昏。顺治说：这都是因平日不能严格要求自己所造成的，如果持守有定，怎么能被金钱财物所诱惑呢？顺治十一年(1654)四月二十七日，吏科给事中林起龙给顺治皇帝上了一道奏折，也是出于对贪腐的探讨。其中说：州县官员所以贪污有三条原由：一是日用之累，二是媚奉上官之累，三是曲承差使之累。林氏所言着眼于当时的现实。他在奏折中请皇帝对官员严加教诲，使贪官痛改前非，各尽职守。显然，林起龙的话颇合皇帝的心意，顺治闻奏后，命令有关部门研究讨论。
    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也许可以推测出顺治皇帝对付贪腐的措施。严肃考核，做好思想工作，提高官员待遇。不过，这未必管用。清朝不仅没有从贪腐的泥沼中挣脱出来，而且顺治子孙一代腐过一代，难以自拔，和珅大案即为明证。
    从根本上讲，专制皇朝不容易解决一个“贪”字。因为酿造贪腐社会风气的原因，在于专制制度本身。如果官员的命运是由身居高位的上司决定，而这个上司又只受皇帝本人的监督，实际上一切监督措施只是具文，都不存在了。古今中外，贪污腐败为共有的现象，但像清朝后期那样贪污成为常态，几乎无官不贪是极其少见的。
    据说，顺治非常崇拜朱元璋。顺治十六年(1659)，皇帝定下惩罚措施，曰：贪官赃至10两者，痛打40大板，流放到席北（吉林省境内）地方，其犯赃罪应杖责者不准折赎。衙役犯赃一两以上者同样流徙，赃重者处以绞刑。这些条例，不由让人想起朱元璋的“剥皮实草”。律令虽严，却仍然遏制不住贪风蔓延。
    揭露官员贪污案的多与少，与老百姓耳闻目睹的贪污行为并不是一回事。世人知晓的那些案件都是被曝光的，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决定曝光几率的，又与反腐体制和容忍度相关。朱元璋留给后人的印象是嗜杀成性，对贪墨者挺残暴。不能说这样认识不对，但失之于笼统。其实，在对贪污的容忍度上朱元璋超出大部分皇帝，几乎是零度容忍。他在贪墨还是清廉这件事上有洁癖，他总希望他亲手打造的社会没有一个贪官，让下层人都过安定的日子。所以，他容不得官员有丝毫贪污，贪一点，他就大开杀戒，几近变态。朱元璋慨叹：“我欲除贪官污吏，却奈何朝杀而暮犯！”未尝不是指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因此说，社会公布的贪官数字，很难说预示着什么，任何时候它都与朝廷对贪墨者的容忍度有关，与及时有效的监督有关。反腐成效，最直接的是要看老百姓的感受，而不单纯是数字。反腐措施起作用，主要还是在于先进制度的支撑。

【来源：网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