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称“官”的思考

　　中国古代，人们通常把参与国家政事，担任国家或政府职务者，称之为“官”。
　　“官”是一种称呼，韩愈《唐故河南府王屋县尉毕君墓志铭》说：“国君笃行能官，请相见，署诸从事。”
　　“官”是一种职业，《国语·晋语八》：“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意思是说，好的医生是治理国家，其次是给人治病。所以这两种职业都叫“官”。
　　至于“官”的产生，历史学家有不同见解。司马迁认为自舜帝始。《史记·五帝本记一》有这样的记载。说是禹、皋陶、后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等人自尧时都已被任用，但还没有明确分工。于是舜到文祖庙，征求四岳的意见，开放四门，以畅通四方各地的见闻和意见，并选拔任用贤才，予以任职。舜根据个人所长，让“伯禹”做司空，让“禹”治理水土，让“弃”担任农官，指导百姓种好各种谷物。舜尤其重视稳定工作叮咛说：“契，百姓不和睦，百官不团结，你担任司徒，认真推行五常教典，做事要宽厚。”这一次，舜一口气任命了二十二人，分管不同工作。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由最高统治者任命的第一批“官”员。其产生原因是：明确分工，发挥个人所长，治理好国家。
　　班固著汉书，专列有官公卿表，以述“官”的产生。认为，官的产生实际自秦朝开始，其章云：“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变异。秦兼并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
　　至于“官”的职能，《易》系辞下说：“百官以治”，也就是说“官”的任务是“治”。
　　那么，“治”什么呢？与“官”相对应的是“民”，也就是老百姓。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老百姓叫“子民”，皇帝叫皇上，最低一级的芝麻官，也称之为父母“官”。倘若老百姓有幸遇上一位清官，还得称之为“青天大老爷”。
　　这种称呼一至延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皇帝被推翻。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中即有“同志”二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便是例证。
　　真正改变“官”称的，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始。
　　共产党把党员之间互称为“同志”，把担任一定职务的人称之为干部。（高级、一般）尽管“干部”一词是从外国学来的，但它表达了一种新的执政理念，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因此一位普通战士张思德烧木炭不幸牺牲，中共党的主席毛泽东为其致悼词，原因是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然而，近几年以“官”自居的思想悄然兴起，“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成为一些人任职的宣言；以“官”相称的风气亦广为流传。如，“大学生村官”等等。
　　201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讲话中指出：“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要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创新形势下社会管理新局面。要坚持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从毛泽东的论述，到胡锦涛的讲话，始终贯彻着一条红线，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由此观之，把我们共产党的干部称之为“官”，似有不妥：
　　一、与党的宗旨不符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谈到人民军队时就曾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在《两个中国之命运》中又强调，“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认为要实现这一宗旨，必须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群众。他说：“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 “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们的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①
　　胡锦涛讲的“要坚持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也是着重强调这一点。在这方面，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做出了表率。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同志病逝，江泽民在悼词中，转述了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在决定恢复他职务的中央全会上讲的一段话：
　　“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这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就是共产党人对“官”的态度。
　　二、不利于实行民主政治
　　毛泽东在延安期间，民主人士黄炎培曾向他坦诚提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兴亡周期率。毛泽东的回答是，要跳出这个历史兴亡周期率，必须走民主这条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政怠宦成”“人亡政息”。
　　要造成人人起来负责的局面，首先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不能把自己当作“官”。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说过：“善用人者为之下。”
　　美国艾博契特在其《二十二种新管理工具》修订本的序
　　言中对老子这句话推崇备至。他说：“《老子》中的‘善用人
　　者为之下’，是指不争之德，是指用人之力，这句话代表识见不凡的管理者长久以来都在努力，却仍未能趋近的一种‘道’的境界。”并且他还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管理的历史也就是试图实践这项基本观念的一段历史。”
　　在这里《老子》虽然讲的是“用人”但揭示的是“上”“下”之间能和谐相处的道理，对我们确有深刻的启示。
　　如果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把自己当作“官”，那势必处于“上”的位置。为保持“下”的态势，毛泽东对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的忠告是，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
　　“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法宝。胡锦涛担任党的总书记后，所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政治局常委们到西柏坡重温“两个务必”。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面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
　　三、不利于干群关系的融洽
　　毛泽东把党和群众的关系称之为“土地和种子”，胡锦涛讲话比作“血肉联系”。这与封建社会“官”与“民”的关系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封建社会，一些比较明智的统治者曾把“官”与“民”的关系比作“舟”与“水”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种认识在当时实为难能可贵。
　　但是从哲学角度看问题，水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惊涛骇浪的发生，这是自然规律。因此，翻船的可能性始终存在。
　　土地与种子，血与肉却不是这样，种子离开土地不会发芽，血与肉截然不可分开。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古代的“官”亦有特权，政治上所谓“刑不上大夫”。物质上属于“食肉阶层”，做“民”的处于被“治”的地位，更没有参政的权利。以《左传》“曹劌论战”为例：“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劌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
　　这里的“肉食者”指有权位的贵族，曹劌自然是虽有见识，但无官位的士人，他不顾别人议论，参与其间，提出对“长勺之战”的精辟分析，颇有些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之意味。
　　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与人民群众，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是主人与仆人的关系，与古代所称的“官”“民”绝不可同日而语。
　　由上所述，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
　　一、“官”虽然是一个称呼，但反映着形式与内容，也就是说，形式为内容服务，内容又决定着形式。既然我们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那么，把领导称为“官”未必恰当；
　　二、这种称呼，反映了我们一部分党员干部，执政理念的淡化，公仆意识的退化和群众观念的弱化，在思想上把自己同群众对立起来。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把县官称之为“七品芝麻官”，算是最低一级官员。如果我们把村一级干部也叫“官”的话，中国亿万农民头上该有多少“官”？
　　三、树立高尚情操，脱离低趣。毛泽东历来反对“官气”。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曾指出：“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这些观点，至今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四、对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党的优良传统，政治理论教育，应切实予以加强。有必要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全面地、系统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有一个大的提高，以实现胡锦涛提出的，“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创造更加良好的社会条件。

　　（作者：山西省翼城县  段维龙）

【来源：网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