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处不胜寒

    在精神上渴求自由，古今并无大异，常人的心胸往往禁不住严酷现实的过度挤压而坼裂变形，最终陷身于苦难的齿轮中发出哀叫。因此古代的诗家登高眺远，种种梦幻泡影皆为之遁形，他们合该洞悉人生的悲剧底蕴。
    “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王粲生逢兵火交侵、人命危浅的东汉末世，楼头所见皆是白骨荒原，当然悲不自胜。“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古台，兴发的乃是对天地人生的大悲悯，这绝对不是无病呻 吟。
    也有超然的智者，一不小心就置身于红尘之外，回头另作开解之语：“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苏辙的《黄州快哉亭记》大有教人修心息念的意思。至于范仲淹极力倡导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崇高境界，则恐怕一万人中也难有一人能做到。
    西晋文学家左太冲的诗以“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最称名句。这种高洁的精神差不多都快要失传了。凡夫俗子身在妙高之处则蝇营狗苟，身在润泽之地则同流合污，实为人间常景，不足讶怪。灵魂若要居于高地，肉体就须栖于卑陬，可谓此事古难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往往双脚站在悬崖上，只要被哪位“醉汉”稍稍一挤一推，就会栽落下去，想伸手抓根藤蔓都来不及。有鉴于此，人们在精神上均不同程度地患有恐高症，说什么“峣峣者易折，岌岌者可危”，说什么“高处不胜寒”，说什么“爬得高摔得重”，其实是裹足不敢涉险。两千多年来，中国的读书人对于儒家的中庸之道奉行不悖，明哲保身的技术早已臻于炉火纯青的化境。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聪明人拿得起放得下，寄兴于绿水青山，赊取风月总比孔乙己赊取黄酒来得更便宜，绝对不会被店主逼债。聪明人能入能出，入则明修暗度，宦海轻舟一帆高挂；出则野鹤闲云，尘中细故不了了之。高也能成，低也肯就，于是就没有圆凿方枘之忧。这样的“聪明人”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
    苏东坡好像特别怕“冷”，说什么“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他看得太清楚了，反倒容易犯嘀咕。东坡一生流落如转蓬，险些被贬死于瘴疠之地，所幸他天性乐观，始终在精神的孤峰上自斟自酌，自歌自舞，冷是冷清了一点，但绝胜风景全在那儿。古代有名有数的文人，多半只能如此高踞于精神的极顶，傲视沧海横流。
    在高处，应以找寻自我为第一要义。自我的失落比神灵的失落更危险，个人的成毁往往就在一念之间。我们若只能安居“平野”，就不要措身“高原”，由于缺“氧”而受罪，纵使风光也枉然。有人甘于忍受曲高和寡的不遇之苦，背离世俗，皎皎而不自污，在高处依然纵情快意，这种抉择多半以失去现实享乐为代价，以保全自我本心为归结，高寒之地也就可以“嫦娥玉女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
    八百多年前，辛弃疾在建康赏心亭上叹恨“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他愤于志士无报国之门，英雄无用武之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爱民忠君，可是历代腐败的统治者对此类忧患意识并不领情，英雄豪杰的抱负也就屡屡落空。高处的壮歌变成了绝唱和遗响，其中蕴藏着万古如斯的悲凉。
    在高处，一个人最容易与历史会合，也最容易与自己会合。在这个会合点，歌哭多于言笑，沉默多于放谈。因为思想无所不至，它将洞察幽微，辨析出我们起始和结尾的那些虚虚实实的体验。在高处，可能我们的肉体有一个座次，心灵则无可立锥，反之亦然，此事古难全。身心同在高处的非神即圣，谁能看到他们横绝天际的背影？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袁克文写诗讽劝父亲袁世凯不要称帝，却被幽禁于北海公园中。不到一年，袁世凯就因为称帝而身败名裂了。高处既是让人去征服的，也是让人去毁灭的。难道征服的快感真要远远大于毁灭的痛感吗？
    在历史的黄卷中，那些猛人、恶人、奸人、贼人都曾作威作福过，但他们的朽骨终归支撑不起“灵魂高高在上”的奢望。灵魂的结算乃是完全不同的方式。
 

【来源：渤海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