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文章一大抄”吗？——机关文稿起草运用材料的问题

“天下文章一大抄”之说由来已久，至今仍然不绝于耳。记得2004年初，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前夕，我被抽调为浙江代表团服务班子工作人员，具体从事有关文字工作，包括会前起草有关文稿，会中撰写大会精神传达提纲等等。这次服务工作班子的带队领导是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机关党组副书记，他具有丰富的行政工作经验，但对于机关文字工作则在思想上认识不足。赴京之前，服务工作班子不断开会，研究落实有关工作任务，出乎意料的是这位负责同志竟然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们文字工作不就是抄来抄去吗。”别人跑腿跑累了，领导看见还要表扬。我动脑筋疲劳了，领导根本看不见，说出来的话反而近乎批评。我心里不仅非常生气，而且非常不服气。在浙全国人大代表在杭州之江饭店集中，我终于抓住机会把这位领导请到我的房间，向他进行了一次专题询问。我开门见山地质问他，“你三番五次在公开场合扬言机关文字工作不过是抄来抄去，是否可以由此断定你对于机关文字工作根本不值一提，对于机关文字工作者根本不屑一顾呢?”要说领导人的水平就是高啊，他没有作出正面回答，而是虚晃一枪，嘿嘿一笑，立即转移话题，拍着我的肩膀说，“时间到了，走，吃晚饭去吧。”幸运的是，这次专题询问并没有引起这位领导同志的不愉快。当年机关正在推进机构改革，人事调整非常频繁，有的人在领导面前说好话都来不及呢，而我却为了一个永远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与领导争论是非曲直，事后想起来也觉得有点可笑。为什么机关文字工作给人留下“抄来抄去”的印象呢?可能是机关文字工作确实存在一些实际问题，所以不能完全责怪领导同志的印象不好和认识不到位。事后多年，我一直在努力思考这个问题，现在准备就此正式作出回答。

总体评价当前机关文稿写作现状要有辩证思维。我国机关纵向层次多、横向序列多、从业人员多。机关工作内容如果简要地进行概括那就是办文、办会、办事三个大的方面，其中办文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办文自然而然地包括机关文稿起草。从某种角度甚至可以说，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到基层乡镇机关工作人员，整天都是围绕文件转，即使是办会、办事也都离不开办文，所以文稿起草在机关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替代和否定。国务院《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规定行政机关公文有13种，中办《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规定党的机关公文有14种，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大机关公文处理办法》规定人大机关公文有14种，加起来是41种，除掉重复的不过20种，这是法定文种。此外，机关工作实践中还有很多文稿种类，虽然没有列入法定文种，但同样非常重要。譬如，领导讲话稿，没有作为法定文种，但领导重视、使用频率高、写作难度大，只要在机关工作谁都不会忽视。总的说来，机关文稿的情况比较复杂，不仅种类繁多，而且要求各异，当然面目也是百态千姿。对此，要作出总体评价是有一定困难的。诚然，必须清楚地看到当前机关文稿写作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譬如，长篇大论、内容空泛、形式呆板、缺乏感情，等等，这些方面集中起来就是文风问题，已经引起高层领导的关注，广大机关文字工作者对此确实应该警醒。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努力写出真情实意好文章的同志大有人在。如果对此视而不见，把问题无限制地放大，然后一言以蔽之，曰“机关文稿写作都是抄来抄去”，则未免太武断、太简单化了。一般人开开玩笑也就算了，如果身为领导同志也如此看问题，则难免会让人觉得他的思维方法是否有以偏概全之嫌呢?

当前机关文稿写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需要进行具体分析。我们思考问题要始终坚持矛盾的观点，矛盾的特殊性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目前，对于机关文稿写作存在问题的批评，最典型、最概括、最严厉的一句话莫过于“抄来抄去”了。有一位长期从事机关文字工作的厅级领导，在论述机关文稿的写作阶段时，把“抄袭”作为第一个阶段，他认为刚到机关从事文字工作的新同志一般都是从抄袭开始的。可见，他对新同志通过抄袭进行练习持赞同态度。我的观点与他不同，我在论述同一个问题时把“模仿”作为第一个阶段，我认为新同志应该从模仿开始，通过“模仿”阶段逐步向“入门”阶段过渡。我始终觉得写文章抄袭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如果有新同志跟随我学习写作，我绝对不允许他从抄袭开始，至于有的老同志写作仍然抄袭，那就是明知故犯了，甚至可以说是道德品行出了问题。为什么机关文稿写作会给人留下“抄来抄去”的印象和感觉呢?撇开批评者的思维方法不管，从当前机关文稿写作实际着眼，可能与这么几种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传统文化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和作用十分深远。纵观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历史，疆土从分裂到统一，思想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所以无论行政区域还是人们的思想意识都是趋于统一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带领中国人民不仅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马列主义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了的马列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时代任务要求我们坚持马列主义，坚持用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去观察当今世界、观察当代中国、观察现实问题，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开拓前进。由于统一思想是开展工作的前提，所以无论是文件还是讲话稿，首先解决的都是思想认识问题，统一思想认识的内容往往作为文稿第一部分内容予以安排、得到突出、显示强调，这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共识和思维习惯。不管是上级机关还是下级机关，都是按照这种既有的方式处理文稿的内容和安排文稿的结构，而且长期不作改变。于是，难免会给读者留下雷同之感、抄袭之嫌。第二，学习贯彻上级会议精神的基本方法一成不变。无论是党的机关，还是国家机关，研究问题、进行决策、部署落实，都是在会议上进行的，会议精神的载体包括领导讲话稿和会议文件。传达学习和贯彻落实上级会议精神，目前主要还是通过召开会议、领导讲话、出台文件等方式，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以讲话传达讲话，这种做法已经为人们诟病多年，但时至今日基本上还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更好的方法，因为这些做法与我们目前的体制是密切相关而且是完全适应的。尤其传达中央会议和中央领导讲话精神，往往特别强调原汁原味，这时的传达文稿只能抄录原文，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抄录。本来要从当地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精神，努力做好上下结合这篇大文章，但是有些地方受到原汁原味贯彻上级文件精神的影响，往往在地方文件中直接大量地抄录上级文件，这种做法在地方立法中同样地存在。除了上述纵向贯彻之外，还有横向借鉴、重复使用的问题。所谓横向借鉴，就是具有平行关系的机关之间相互学习借鉴文稿起草的方法经验。所谓重复使用，就是把过去的有关文稿拿出来换上今年的有关数据并简单地修改了事。这种简单化的处理方法，必然使得文稿毫无新意可言。凡此种种，也就难怪人们对于机关文稿写作要表达“抄来抄去”等不满了。第三，机关文稿写作方法缺少开拓创新。如果我们走进历史，认真拜读秦代李斯、西汉贾谊、唐代韩愈、宋代王安石等等政治家兼文学家写作的公文，则不难感受到他们写作的公文无一例外地注重文学特质，文章总是写得内容精炼、感情充沛、气势磅礴、琅琅上口，所以几百年上千年久传不衰，人们都不会忘记。这就印证了孔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丘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的名言。如果阅读我们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志的文稿，同样地可以领略公文的文学色彩，很容易看到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毛泽东同志既是政治家，更是辞章大家，他倡导领导干部拿笔写文章，同时他自己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历史的传统在他身上空前绝后地得到了发扬光大。战争年代，笔杆子犹如枪杆子，文章讲究表现力感染力说服力。和平时期的文章，总是写得中规中矩、不偏不倚、四平八稳，仿佛生怕得罪人似的。文章结构三段论，难免让人似曾相识而有雷同之感;文章内容上传下达，难免让人耳熟能详而有重复之感;文章语言平铺直叙，难免让人按部就班而有嚼蜡之感。加上现在书写工具的革命，使得和平时期的文章极其容易患上肥胖症。于是乎人们对于机关文稿如果没有意见那才奇怪哩。总之，机关文稿写作存在的问题，表面看来是文风问题，深层次实质上是作风问题。对此马虎不得，所以我们党早在延安时期就已经着手在抓。这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

“抄来抄去”的严厉批评击中了机关文稿写作运用材料的软肋和要害。无论写作学术论文，还是进行文学创作，抑或起草机关文稿，都需要搜集整理运用大量的材料，没有材料的写作等于无米之炊，那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但是，不同类型的写作对于运用材料的要求是不同的。譬如，写作学术论文，如果引用别人的观点，就一定要注明出处，否则就属于抄袭行为，将为学界同行所不齿。搞文学创作，材料就是自己的人生阅历，只要符合生活规律和文学创作规律，怎么运用、创造、想象都行。而机关文稿写作在运用材料方面有着自己的要求。一是直接引用，譬如直接引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原话，直接引用党和国家制定的政策文件等文献资料，以增强文章论说的权威性和说服力。二是间接引用，属于转述性质，引用的内容不加双引号注明，这是与直接引用的最大区别。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有点儿类似于英语里面的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三是融会贯通加以化用。在认真阅读有关材料的基础上，消化吸收、融会贯通、全面理解，然后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说白了也就是同一个意思换一种说法。有一位机关文字工作资深领导曾经当面对我说道，“机关文稿写作的难点就在于把ABCD全部打碎融化，然后再理出甲乙丙丁”。我曾经想请这位领导同志就机关文稿写作深入全面细致地谈一次话，欲借整理之机学习他的秘诀，后来这个愿望终归没有实现，所以上述这一句也就显得弥足珍贵。四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学习运用前人的材料，不能仅仅停留在重复旧说的基础之上，而应该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也就是在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相关内容的同时还必须亮出自己有别于前人的鲜明观点。总的看来，直接引用材料，材料必须简明扼要，由于加了双引号并标明出处，采用通常规范的做法，一般不会有什么异议。间接引用材料，虽然比直接引用自由方便许多，但拟稿人必须更加高度自觉，否则运用材料只是简单地堆积材料，从而成为增加文章篇幅的手段，就像古人进行文学创作运用典故容易犯掉书袋的毛病一样，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能够融会贯通而化用材料，既说明他可以从新的角度来认识相同的问题，也说明他可以用自己的思路去组织材料和结构文章，这都是机关文字工作者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大家都知道，文章要以思想观点取胜，运用材料的最终目的是证明自己的思想观点，所以古为今用，他为我用，最终必须推陈出新，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一切都要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这既是运用材料的最高要求，也是运用材料的最高境界。

改变我们机关的文风是一项长期任务，是一项系统工程。本文所述只涉及其中之一，角度是材料运用的方法。所以，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肤浅简陋，余实心知而肚明也，期盼贤者见而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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