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空间维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

现代资本主义已不只是生产物质产品，更主要地是将空间变成了生产和再生产的对象，资本主义生产已经扩展为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已经通过“空间生产”得以缓解。因此，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所谓的“现代”社会，空间正在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辩证法既是时间性的也是空间性的，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必须改造成为“空间辩证法”。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并非一种预先被给定的东西，也从来就不是空洞的中性的容器，相反，空间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社会产物，每一个社会、每一个生产模式、每一个特定的生产关系都会生产出自身的独特空间，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变化必定伴随着一个新的空间的产生。因此，“空间的生产”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和社会秩序的建构的实践性过程，在这一过程，空间不仅是被生产出来的结果而且也是一个能动的再生产者。具体地，列斐伏尔从空间的三个维度--“空间实践”(space practice)、“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表征的空间”(the space of representation)来解译空间的生产。在他那里，“空间的生产”不仅是生产方式的再生产，也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空间既是手段又是目标，既是生产的工具也是消费的工具，既是统治的工具也是抵抗的工具，既是生产力和生产资料也是生产关系，更是其再生产的一个部分。因此，列斐伏尔强调指出，人类的研究活动如果缺少了空间的维度，其他的维度就会被片面夸大;空间维度的引入要求我们必须“重构”社会理论的整个框架。

遗憾的是，列斐伏尔的理论尝试模糊而充满歧义，始终摇摆于生产的历史辩证法与空间的生产辩证法之间。但是，面对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空间转向”的冲击，列斐伏尔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维度的“重新引入”显然具有积极而多重的理论意义。受其影响，哈维也认为，“马克思、马歇尔、韦伯和迪尔凯姆均具有以下的相同点：他们在考虑时间、历史与空间、地理的问题时，总是优先考虑前者，而认为后者是无关紧要的，往往视空间和地理为不变的语境或历史行为发生的地点。……诸种空间关系和地理布局首先产生的方式，在大多情况下，往往不引人注目，被人漠视。……马克思经常在自己的作品里接受空间和位置的重要性，……但是地理的变化被视为具有‘不必要的复杂性’被排除在外。我的结论是，他未能在自己的思想里建立起一种具有系统性和明显地具有地理和空间的观点，这因此破坏了他的政治视野和理论。”而且，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和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空间矛盾与斗争以及这种空间斗争导致的中心-边缘结构有了较多关注，但是他们的空间分析主要针对一些特定的问题，如民族自决、城乡关系、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对于空间的争夺等，也未能构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过程的元理论。总之，“历史唯物主义由于明显倾向于对历史变革的研究而忽略了资本主义是如何生产自己的地理学”。

哈维认为，资本积累一直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地理问题，把不同的领土和社会结构非均衡地嵌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断地进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空间转移”，已经创建了资本积累的全球历史地理学。他明确指出，“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从当前的视角看，地理的调整和重组、空间策略和地缘政治要素、非均衡地理发展等等，都是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动力学的关键特征”，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地理维度在维护资产阶级力量与抑制工人权益和抱负方面发挥着并将继续发挥根本性的作用。因此，空间、位置、场所、环境等地理学概念应是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世界的核心因素，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但是，与列斐伏尔试图把马克思的资本的生产方式批判置换为资本的“空间批判”、用“空间的生产”取代马克思的物质资料的生产的理论诉求不同，哈维坚持不脱离物质实践活动来理解“空间的生产”，并且认为空间只有通过“服务于社会生活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才会恰当地创造出来，从而努力将“空间”及“空间生产”作为一个积极的因素整合到历史唯物主义主义框架之中，将时间和空间整合成一种整体的解释框架，以“升级”历史唯物主义。在《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1996)一书，哈维对于“以一种完全有别于传统社会和文学理论的方式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普遍倾向从六个方面进行了图式概述。由此，哈维紧紧围绕“资本主义怎样生产了它自己的地理(空间)景观”这一焦点，抓住资本积累/阶级斗争这个中轴，形成了一整套对于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批判性分析框架。

自1980年以来，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影响愈益广泛。爱德华·W·苏贾(Edward W.Soja)曾经指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并不仅仅是在空间上对经验结果的追溯，也不仅仅是在时间上对社会行为在空间上的诸种制约与限制进行描述，而是一声振聋发聩的呼喊，呼吁对总体上的批判社会理论，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对我们审视、定义、阐释事物的许多不同的方法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在他看来，“马克思将空间主要处理为一种自然语境，即生产的各种场所、各不同市场的区域等方面的总体，而这一总体将会通过时间和资本日益解脱束缚的运作而被‘消灭’”，尽管马克思也探究了社会-空间辩证关系的基本问题框架，然而“社会行为的空间偶然性主要被简化为拜物教化和虚妄的意识，从马克思那里从未得到过一种有效的唯物主义阐释”，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基本上是“呈无空间和封闭性体系的理论阐述”，一种封闭的民族国家经济和一种本质上是无空间的资本主义几乎像是“存在于针尖之上”。马克思之后，列宁、卢森堡等人的帝国主义理论隐含着一种空间的问题框架，但是这一问题框架主要存在于对于资本主义地理扩张的一种终极物质制约的那种简单认识。此后，囿于根深蒂固的“反空间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长期冷落了空间分析。今天，如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仍然还原论地强调物质生产决定论，就会消除一切历史和地理的具体性，成为抽象的、大而无当的“屠龙之术”。

苏贾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更广泛的批判理论框架引入空间，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增量变化，即将另外一种新颖的变项或模式并入那些古老且未受置疑的最重要的叙事，也不能以为在“历史的唯物主义”之中再增加一个形容词“地理的”便能够创立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相反，“正在崛起的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同时又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唯物主义”，它力求对历史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意义和意蕴进行重新登记和定位。具体而言，这种对于空间性的唯物主义阐释框架包含八个方面相互关联而有序的前提，它们框定了对于空间性的一种唯物主义阐释：空间性既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结果/具体化，又是手段/预先设定;社会的建构既是空间的又是时间的，社会的存在是在地理和历史之中才成为具体。

毫无疑问，马克思的著作蕴含着丰富的空间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空间”一直是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人类社会及其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维度。在马克思看来，“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随着生产的高度发展和资本的不断扩张，“城市”作为生产要素空间聚合的主要场所必然得以快速扩展，从而开创“城市统治一切”的时代，使“农村服从城市”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历史的重要标志;同时为了克服资本积累的危机，满足“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资产阶级必然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开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但是，资本主义拓展到何处，也必然将其基本矛盾带到何处，并使之在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发展激化，从而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亡。马克思之后，列宁、卢森堡等经典作家以其帝国主义理论与不平衡发展理论等内容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的空间思想。可以说，空间问题一直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焦点之一，历史唯物主义本然地存在空间之维。

因此，列斐伏尔等人对于马克思及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指责并非完全符合事实，“空间”也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的入口，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更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所必须的“重构”。而且，列斐伏尔及其学生苏贾试图以“空间批判”替代马克思的资本关系批判，生硬地“重构”出所谓的“空间辩证法”与“第三种空间”，淡化甚至抽空了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再生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的客观内容，最终必然滑入后现代主义的怀抱之中而导致历史唯物主义的“解构”。但是，面对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所谓“空间转向”，面对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关于“马克思主义存在一个空间的空场”、“空间维度长期被淹没于历史唯物主义所编织的时间维度之中”的非难，哈维等人的空间生产理论无疑提供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当代化的有益思路。

【来源：马克思主义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