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场称呼的学问

国学有一些很实用很热门并广为国人膜拜的“极品”，如同处世为官的“谋略学”、“厚黑学”、“权术学”等等。官场上的称呼也是一门大学问，而且能把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逻辑学等统统融于其中应用，成为一门很深奥很值得琢磨的官场国粹，我暂且称其为“官场称呼学”。

一般在官场，以你的身份地位不同，对官场各类人物的称呼也是五花八门。无论是高贵的牛逼的，还是卑贱的傻逼的，都会面对一个颇费脑筋思量又不得不注意的官场称呼揣摩。在我国，尤其是那些刚出校门步入官场的涉世很浅年轻人，必须注重这一课的规范训练。否则祸从口出，某个称呼不当得罪领导，很可能让自身未来官运堪忧。

在日常的官场交道中人们不难发现，一个身兼数职的官员，人们管叫他最高位或最有实权的官衔保准没错。结果是叫的流道听得心欢，各自呼应配合默契，倒也显得官是官、民是民、下是下、上是上，官尊民卑众生相格局一点不乱套。

唯官、唯上的传统氛围，更让国人对官员有种暧昧的心态;一些公务人员或管理人员以带“长”为荣，全然不顾自己宗旨究竟该是何物。

先前党内外称“同志”，是一种志同道合与共同信仰人群间的共勉尊称。随着一些人的地位变化养尊处优，没了早年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恶劣环境，“同志”一词在党内早已为等级森严的职务称谓所替代，对党外更是尊严地位的象征。

这点就连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前苏最高独裁统帅斯大林都望尘莫及，起码那时苏联人还敢于直呼“斯大林同志”。最高层几十年来发红头作指示限制官职称谓，有高层表率却也始终不见多大效果。最终“官场称呼学”的异常流行和称呼变异，虽然反映一种社会心理的敬畏，却是让社会风气更加官尊民卑。

1949年后，“同志”普遍成了党内外除“阶级敌人”或“敌我矛盾”外所有人之间唯一的互呼。那时，各行各业各阶层间称同志，是一种政治平等的待遇。一个犯错人倘若还能被称作“同志”，说明矛盾没转化，是个政治上的最低肯定。

对官场上的称谓，高层也是严格要求。1959年毛泽东就专门指示，要求大家互称同志，改变以职务相称的旧习惯;“文革”前的1965年12月14日，中央专门发了《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再次要求“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再再次强调“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党内如此反复强调党内间的同志称谓重要性，目的在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克服和抵制腐朽特权习气和官僚主义作风的。

遗憾的是，举国尤其是党内曾经广泛使用、表面没有高低贵贱差异的“同志”称呼，历经30多年的沧桑，并没有真正坚守下来。说好听的是民族劣根和虚荣心作怪，“官本位”思想始终没解决好;说难听的，就是一种大面积的蜕化和腐败。

如今除了在“红头文件”和“理论文章”上偶然出现或在庄重场合下煞有介事称呼外，早已成了出土文物的“非遗”怪物。而“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的规定，更当耳旁风成全了自身不践诺的失准。如今大小官员一开口，不管屁话废话空话虚话鬼话假话，统统冠以“重要指示”，官样文章或官方传媒的言词行文，已是满目疮痍的“重要指示”，而不加修饰的“指示”，也早销声匿迹了。

针对近十几年党内官场浮华之风严重，各地党委也专门制定下发了“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党内互称同志优良传统”的类似规定重弹老调。我就经常看到一些部门为规范称呼，在党委、支部的党员活动室设立提示牌和宣传栏，实际效果仍是按职务官衔照旧称呼。严酷现实证明，那只是在做表面文章忽悠人的对上应付。

工作中不难发现，一个下属或平民不称呼某某领导职务直喊为“同志”，大约人们不是认为他有病，就会觉得这家伙肯定吃错药了。

记得上世纪70年代我在某企业工作。该企业有位年轻的女团委书记，或许是从小在大院长大的军干子女或许被原则熏陶过于单纯发呆，居然不谙官场称呼潜规则险恶，动辄在大庭广众面前直呼党委书记为“老X同志”。结果坏了官场论资排辈尊严使该书记不悦。不久女团委书记被免职调到其它单位工作，后继新团委书记接受教训也一口一个“X书记”奉承了。可见无意识或善意的“轻蔑”称呼，弄不好会成为“又进步了”的绊脚石。

或许有人不以为然，用“小平同志”这个词来反驳我。这个挺有意思。我觉得邓不同于毛，虽为二代铁腕领导人却表面没有党政一把手的职务，不太好称呼;而一封民间通天信的“小平同志”称谓，以及当年北京某高校学生被检阅时打出“小平你好”的标语，让睿智的邓审时度势认可了这个亲民朴素称呼，也就无人敢违背了。“小平同志”这个称呼，亲切中埋着威严，平等里藏着特殊，温柔中隐着强硬，是当年高层过渡时期的一种谋略，丝毫不次于某些人俗套直喊“邓主席”实惠，“小平同志”也就顺理成章为全党全民统称专用词并流行至今。

对官场的工作人员，如果某天上级领导突然单独约你谈话，并在你姓名后面凝重加上“同志”二字，那你得留神了，凶吉概率失衡皆有可能。在庄重的党内或官场发布会上，一个官员突兀遭主要领导抑扬顿挫语气点名“某某同志”批评，就得小心了，可能预示着你的“丧钟敲响”信号，你得有做好“托孤”的心理准备。当然，也可能被“同志式表彰”而委以“重任”，让更大喜事等待着你，不过你也早已心中有数预先幕后被先吹风。倘若在一般低规格的大庭广众面前被 “同志”点名，更多的是批评和“敲打”的警示。

官场称呼极有讲究大有忌讳，不慎触犯就会有人吃醋，所以在沆瀣官场生存丝毫马虎不得。现实里许多官场称谓现象大家见怪不怪，的确更是初涉官场之人的必修入门课程。

下面就我的经历继续再闲扯一会儿淡：

某领导姓氏为“副”谐音的正职书记或X长，一般工作人员不会有“十三点”之类傻瓜去叫“fu书记(X长)”。因为“fu”同“副”，容易联想副职或被降职嫌疑而令其不快，一般聪明下属或外人，会换位思考理解这个心理，主动去掉姓笼统叫“书记”(“X长”)。这是官场的公开惯例无人违反。同级别的领导，自然也会称其“名+职务”，既显亲切还避嫌。

而姓“代”谐音的主要领导，大家一般也会删掉这个“dai”字直呼姓+职务。因为“代”容易被联想没扶正的的临时代理的含义。实际上，由此及彼联想到，即便那些某市“人大”会议前尚未正式任命的“代市长”们，在公开场合绝不会有工作人员喊出“代”字而被误作外星人滴。

还有一种特殊现象：直呼“名+职务”的下级，通常是某些特殊身份的人物，或同级非领导的虚职，或官场老资格“看着领导成长”的长辈，或与领导关系极不一般的亲信……总之，这类人敢于直呼“名+职务”，一般不是吃素的。

至于那些姓+职务的简称导致的五花八门容易让人浮想联翩的称呼，更是官场的一大忌。譬如季院长的简称“季院”、范局长的简称“范局”、毛科长的简称“毛科”、代校长的简称“代校”等等，就统统免了直呼全称罢——毕竟“妓院”、“饭局”、“猫科”、“戴孝”喊出晦气，不啻为一种人格侮辱有损官员的尊容。

在一些各行各业高层会议上，同级官员碰面，其冷热关系一打眼就能断定，一捏一个准。倘若俩同级官员邂逅互称对方“同志”，让他人觉得过于客套虚假而困惑，就会觉得他们间不熟或有戒心，也就“私下谈”的问题无法进行。而见面互称“老X”或只喊名，寒暄玩笑段子不断老朋友般热乎，人们很难不怀疑他们间有猫腻嫌疑。这就是官场潜规副作用制造出的一种民间定向偏颇思维。

至于对那些副职的带“长”的官员，大约除了部队严格区别外，地方官场交往中，人们绝不会傻到再去节外生枝多个“副”字拗口呼“X副书记(副X长)”。省略“副”字省了个赘字扶正了大家都舒畅都有面子。这样还有一个好处是：在外界不摸行情的人，还真以为是“老大”，顿时肃然起敬起来。

论资排辈是官场一个历史传统。即便是同级同职的官员，也有亲疏之分在微妙处彰显先后排序的学问。说来我们干部一般只任不撤，闲置或扯淡官员多如过江之鲫，但在任命时，往往会在某个任命官员名字之后缀上个括号，内有文字注明“列某某之后”。这种大小差异绝不会乱套，让外国鬼子眼花缭乱迷惑不解，可见组织部门研究官场学问简直达到炉火纯青地步。

当然，平头百姓也深谙官场学的技巧，急于求实权人员办事甘愿屈尊，不管被求者是不是官一律称呼“主任”、“X长”或“经理”，图个嘴甜取悦对方好事快办避免夜长梦多，毕竟吹牛不上税哄死人不偿命嘛。

称呼终身制也是我们一种特色。一个退下的或免职的官员，只要没锒铛入狱，一般人见到他还会称其先前官衔，以显延续的惯性和对其“威严尚存”的敬畏。当然，这种现象在国外也有，如退下的军官或总统被称作“上校先生”或“总统先生”，但这种称谓范围很小，一般仅限于其家乡民众对其的尊称和对家乡的显摆，性质和我们完全不一样。

对于下属部门许多官员而言，只要是上级派来的不明职位，哪怕是个一般工作人员，下级部门官员多是听风是雨，就高不就低跟着他人叫。而被称谓者反正远离自家门庭无人纠正，倒也乐得个虚荣被捧过过瘾。

“叫大不叫小、叫虚不叫实”，也就常常是官场生疏或熟悉人员彼此称呼的通病。我在市局工作室时，省局办公室有位负责新闻的科长到我们这里指导工作。因是上级派来连我们局的处长们都喊他“X处”，他也不推辞欣然答应还牛逼哄哄指手画脚。可见对官员提上一两级恭维称呼，对一些人并不感到突兀，彼此心安理得。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说说。一个上级工作人员下基层，哪怕这个人员只是个科员或“办事员”，一般下级都会拿他当块菜捧着供着为座上宾的“上级领导”。如省局的人员到市局调研，常被冠以“省局领导”频频亮相。因为下属即便领导也不敢得罪天宫阎殿委派的不摸潮水小神小鬼什么德行，免得照顾不周被“无间道”所黑。

虽然传统民谣说“大小是个官，强起买水烟”。但是同称呼的官有大小，还是要在表面名分上理争一番，让名分在纷乱中占据强势。现在许多县级的对口局长多为正科级，但按惯例都喊为局长。因为“局长”称呼抽象好听大气，“科长”卑微小作露怯，毕竟上至国家局下至县区局都称局长，你喊个局长外人谁知你是哪级庙的大和尚?即便是国家或省、市上级局级的主要领导与其会面，也是彼此称呼“局长”，犹如古时正一品宰相接见地方七品县令，彼此称呼“大人”一个道理。前者“尊称”后者是一种礼节上的客套的虚假，而后者尊称前者却多了一份巴结逢迎的真实。

官场上的一些东西，说得了做不了。有些上得了“红头”实践中万万使不得。你若迷信理论或“红头”规定严格要求去办，你就“政治上不成熟”犯大傻，也就离调离或降职或离孤家寡人不远了。官场有一种不明说的执行上级规定的“潜规”，是对社会人际关系和处世哲学的官场体现，即“不可不认真，不可太认真”的圆滑，把握左右逢源灵活曲线救“己”，也就有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阳奉阴违。

现在官场流行一种介于正式和非正式间的称呼，如X(姓)科、X处、X局、X厅等官场称呼，就像我们看国统地区官场电影里对国民党官员的“委座、局座、处座”称呼一样。这种称呼言简意赅也含混其辞，揉入了官职认同、虚职恭维和中性温情技巧“三合一”，说明人们聪明也现实更“人性化”了。如一个科长可以称“X科”，一个相当于科长虚职的科员也可以称“X科”，大庭广众面前叫出来大家都有面子皆大欢喜，而且开口就来叫的也顺嘴流道，国产侦破剧里人们常常看到公安侦查员喊“X队”“X局”是也。

叫虚职不叫实职，更是一个官场称谓的一大禁忌。一个没实职只有“调研员”身份的干部，喜欢被称为“处长”而无人会去叫他“X调研员”，尤其是不愿被称“X调”，而且“调”与“吊”谐音，容易引起误解认为你在骂他。而免去局厅级领导职务、被冠以虚职的“巡视员”们，更是对“X巡视员”称呼深恶痛绝。所以大家都心照不宣言传意会，依旧按老规律办事仍喊其老官职，结果彼此都省心高兴：喊者不掉自身一块肉还乐得落个尊重老领导美名;老领导们也自然少些失落感多点慰藉，自我感觉还有在位的老虎威严哩。

其实，社会上有过对领导喊“头儿”的短暂时期。为什么瞬间夭折了?我估计这个儿化音很俗档次不高，且似有对领导有点不太尊重的调侃，所以不太讨领导喜欢。如今这个“头儿”称呼，也只能应用于最基层小范围的行当里，只能卡“小朋友”一级的低层次称呼了。

我退休前几年，时常听到同事背后称局长为“大老板”，而且社会上称呼官场“一把手”为“老板”也很盛行。下至基层上至市一级，工作人员背后挂在嘴上称“老板”已是公开秘密。我就曾在酒桌上听到某部门领导与另一部门领导就一件事争论。其中一人醉醺醺指着在座的“一把手”对另一个人说“只要大老板点头就行”，完全没有了政府机关的矜持和庄重。

后来“老板”称呼又过时了，称呼时髦的“老大”报到了。于是“老大”重出江湖成了下属对“一把手”的雅称，这种称谓甚至还蔓延到领导层。前年，我就曾听到一个分局的副局长喊分局长为“老大”，局长毫无反应并不做反驳，可见这种有违党内规定的江湖称谓在一些领导中适应，颇有点黑道的滑稽了。

从“同志”到“职称”再到“老板”和“老大”，让一个看似有序的党内或官场称呼，变得像沁浸在商业化和江湖化的庸俗沼泽中，简直不像先进组织的造化。

我从不反对随时代进步的称呼多元化，更不赞成社会上“唯同志”必称而“一棵树上吊死”的僵化。但官场称呼的不断更新变异呈病态，的确值得深思。

一般说，官与官间互称职务是一种礼节，民对官的称呼职务更多的是一份敬畏，这也是国人为何对官怀有“羡慕嫉妒恨”的复杂心理。当这种逢迎的双方有意无意形成了一拍即合的自然时，破戒这种陋习是件很难的事。官场的职务称呼在我国有着历史的必然，更有至今各时期人们继续推波助澜的社会基础。我们不可能指望一蹴而就某天一早杜绝官职称谓，但也不能继续做鼓吹称谓的推手。

我从来不反对必要场合下的官场身份必要亮相的交代，否则人们不知你是何方神圣或何山小鬼。但我认为，过度看重职务称谓和过度渲染官场称呼呈庸俗状，说到底，就是一种阿谀谄媚的陋习。

一个社会，一群国民风靡这种逢迎，官员乐于这种招摇，实质就是一种社会病态。人们热衷计较官位的大小称呼并风靡不衰，只能证明这个社会的官场极度不正常，大小官员喜欢逢迎拍马这一口。所以斯蒂尔说得好：“喜欢被人谄媚与阿谀，是所有疾病中最流行与最恶性的一种疾病。”

【来源：官场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