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贵自得，亦贵自省

学无止境，学贵自得，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

治学过程中，不免有失误，或反思，或兼听，或自我批判，以求学有长进，这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治学或许是学人对于一种崇高境界的追求，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才能善于反思，勇于自省，而学术上的大师们往往是达到这种境界的杰出者。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等几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具有重大影响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1944年7月，他写成《十批判书》中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就所用资料的时代判断及有关重大历史问题的评价之不确与谬误，作系统的自我批判。他写道：“我首先要谴责自己。我在1930年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那一本书，虽然博得了很多的读者，实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一直到现在还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影响。有的朋友还沿用着我的错误，有的则沿用着我错误的征引而又引到另一错误的判断，因此关于古代的面貌引起了许多新的混乱。这个责任，现在由我自己来清算，我想是应该的，也是颇合时宜的。”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47年版的《后记》中再一次申明这个自我批判的必要性。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九五四年新版引言》中，郭沫若指出本书的再度改排的原因之一，“主要由于材料的时代性未能划分清楚，却轻率地提出了好些错误的结论。这些本质上的错误，二十几年来我在逐步地加以清算。”郭沫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一方面是自己“在逐步地加以清算”，一方面是向学术界、向读者再三致歉，“把自己的错误袒露出来”，以便“读者可以从我的错误中吸取一些经验”。

1940—1941年，范文澜在延安写出了《中国通史简编》，这是第一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中国通史。1954年，范文澜撰写《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指出：“旧本《中国通史简编》有很多缺点和错误，我在1951年写了一篇自我检讨，希望引起大家的批评，帮助我改正。”他在检讨中所作的初步认识，一是“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二是“在叙述方法上缺乏分析，头绪紊乱”，并从九个方面予以说明。此文于1955年、1963年两次修改，作为“绪言”分别刊入《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版、第四版。由此可见，范文澜对自己书中的“很多缺点和错误”，也是再三作“自我检讨”，再三向读者致歉的。

侯外庐在1982年撰写、1986年修订的《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中，扼要地谈到了他的“研究原则和方法”，其中第九条是：“执行自我批判，聆听学术批评。我以为，学贵自得，亦贵自省，二者相因，不可或缺。前者表现科学探索精神，后者表现自我批判勇气。”他举自己对《老子》的研究为例说：“我自30年代撰写《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至50年代修订重版《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的20年间，曾四易其稿。每易一稿，都可以说是执行一次自我批判。”他还认为：“学术批评之所以值得欢迎，主要是自己可以借助于这些批评(哪怕连自己看来是不能同意的批评)来启发思考，帮助自己提高学术水平。”在他看来，学术批评同执行自我批判是同样的重要。

不论是从学术积累上“逐步清算自己”，还是从理论认识的升华上作“自我检讨”，抑或是在自省及与同好切磋中得到启发而“执行自我批判”，都不仅表明了大师们襟怀坦白、虚怀若谷的气度，而且洋溢着他们对真理的诚挚与不懈追求的科学精神，显示出崇高的学术境界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本色。尽管在当代，在未来，他们的学术仍将为人们所研究，被历史所检验，是非得失，任人评说，但他们的自我批判精神在学术史上已留下了光彩的一页，成为代代学人学习的榜样。

“学贵自得，亦贵自省，二者相因，不可或缺。”治学而欲求不断有所长进者宜书此于座右以自励。当然，这无疑包括笔者在内。

(《人民日报》1999年1月16日第六版)

【来源：何新国讲公文写作新浪博客（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