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了好大一片树

我国古时曾有敬字惜纸的传统。为什么敬惜，想来大致有两个理由。

一是深畏文字。《淮南子》里记述“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这部书，神神怪怪的不少，但仓颉造字故事的这个版本，至少说明到汉代，人们对于文字的意义，已经有了强烈的认识。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里对此还有点解释：“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你看，文字竟能揭示造化的秘密，洞察无迹的灵怪，笔头落得好，甚至能“惊风雨”，下笔怎能不慎之又重之。曹丕做魏太子的时候，写了篇《典论·论文》，讲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后来杜甫把这句话翻译成了一句诗，叫“文章千古事”。人身易朽，文章不灭，重视身后名的古人当然更加不敢懈怠：你要乱写不堪文章，一想到要千古被后人指指点点，当时就羞死了。二是爱惜纸张。古时纸张加工不易，费时费力，好纸更难得，所以才有用废弃的公文纸印书的故事，而“洛阳纸贵”，也未必不是因为纸张本就难得。爱惜纸张，几乎成了一种本能，据说到了元代，才有了变化。

敬字惜纸，代表的是古人于文字慎重其事的态度。

不过现在，这两个理由，似乎已被推翻。除了少数有些自矜的，大部分人都不怎么在意“千古”——至少不怎么有文章千古的抱负了——文章写得好坏，夸奖当场兑现就行，至于这夸奖经不经得起时间考验，夸奖的和被夸奖的似乎都不怎么“执著”;知道了鬼神都是虚妄，也没人会再把文字当成一种近乎超自然的力量来膜拜。而托了工业发展的福，大树一片片被伐倒送进工厂，纸笔变得唾手可得，自然也唾手可弃。总之，时势造出一代人，终于可以摆脱字纸的束缚，鼓荡纵横起来。这当然有好处，人人都是李白杜甫的世界让人向往。坏处也不是没有，垃圾书遍地、大海捞针难找好文章。

说到底，无所畏惧偏偏又遇上充分供应，总会让人变得不那么懂得节制，文章这件事尤甚。

为文不再慎重，就容易向海市蜃楼看齐——堂皇而虚浮。时常见到房地产广告里扑面而来的浮夸口号，算是为文时无所不用其极的一例。“奢侈”、“至尊”、“贵族领地”等看起来独一无二，实际上滥了大街的且不说，“帝”、“皇”、“豪”、“郡”等更是被穷举排列组合而不息。更常见的，是越来越多拼命组了华丽词汇、用了洋洋洒洒排比的文章，读时锦绣满眼，回想起来却不知所云。这种用来夸饰自家富庶的“蜡”，经不起剥蚀咀嚼，就露出了寡淡的本质，甚至还有那么点朽味：皇帝被赶下龙椅一百多年了，再帝啊皇啊是给谁看的呢?

更可虑的是“文长公”纷纷涌现。不久前旁听一个交流会，一位网络文学写手坦陈，在网上写作时时速数千字，高峰期每天能更新万字以上，难免文字累赘情节拖沓，这些缺点在作品变成实体出版物后变得极为刺眼，成为最大缺陷。看得出来，这位网络作者对于落在纸面上的文字还抱着基本的慎重态度。传统的文学写作，情形也未必谈得上多好。不少人似乎形成了一个奇怪的观念，两千字能说完的，不到四千字绝不打住。似乎文章不长，就无以显分量，仿佛就屈了自己的才，于是争先恐后晋级为“文长公”——只是这样就委屈了周敦颐先生，《爱莲说》多好，唯一的缺点就是短，看来还是那时纸张紧张惹的祸。

不过，处在长不可遏的世界里，再回头读读卞之琳区区四行的《断章》，忽然有个奇怪的感慨：节制真是种美德啊——美德这种东西，你越缺的时候，越觉得它不可缺。

话说回来，行文到此，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又可惜了好大一片树。果然知易行难。

(《人民日报》2012年7月17日第20版)

【来源：何新国讲公文写作新浪博客（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