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文风改向何处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提出“下决心改进文风会风”;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改进文风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文风问题为什么显得如此重要，其实质是什么，人民群众热议和关注之中又透射出怎样的期许?我想就这些问题，谈一些认识和体会。

不良文风的表现

改进文风绝不是一个口号，也绝不是要求一下就能够立即解决和改进，纠正不良文风是一项长期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新一届中央政治局之所以倡导全党要大力改进文风，就在于当前不少党政机关文风上存在的问题仍然突出，习近平同志将这些问题归纳为“长、空、假”。长：有意无意地将文章、讲话添枝加叶，短话长说，看似面面俱到，实则离题万里。空：空话、套话多，照抄照搬多，讲话稿大同小异，语言上下雷同，没有针对性，既不触及实际问题，也不回答群众关切，如同镜中之花，没味、没用，没可听性。假：夸大其词，文过饰非。不顾客观情况，刻意掩盖存在的问题。堆砌辞藻，词语生涩，让人听不懂、看不明、猜不透。我去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对84个中央国家机关问卷调查，有 79%的人认为“现在不少会议讲话内容枯燥，容易使人昏昏欲睡”。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前机关干部对改进会风、文风有强烈的要求。当前，不良文风是一个普遍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

第一，闭门造车。一些同志调查研究很不够，满足于对下级检察工作情况的一般了解，掌握基层情况不深不透，做起文章缺少针对性。有的同志写文章无论是给领导起草讲话稿还是汇报工作发言，往往在网上东抄西摘，七拼八凑。有的将其他材料改头换面，稍加增删即拼凑出新文章，不会抄的完全原文照搬，甚至连早已过时的内容也原封不动地抄了下来。这些文章，对上，不能为上级机关或者领导同志提供可供参考、有价值的信息;对下，基层同志如雾里看花，不知所云，听起来似曾相识，干起来无从下手。这样的文章没有针对性，不解决问题，基层同志不爱看、不爱听，也起不到推动工作、解决问题的实质性作用。

第二，网络依赖。这些年互联网发展很快，为大家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提供了很大便利。但也出现了一个问题，一些好的传统、好的做法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以前不少同志都有记读书笔记、随手剪贴资料的习惯，看到好的语句随手记下来，回过头来再细细地读一读、悟一悟，这是提高文字水平的一条“捷径”。在这条道路上，没有“厚积”就一定不会有“薄发”。现在这些东西越来越少了，不少同志习惯于网络上寻找所谓的资源、模板和公式，但写出的文章越来越没有自我、甚至越来越丧失自我。

第三，缺乏特色。一些同志文笔不错，但写出的文章总是没有特点，看了几遍还形不成印象，究其原因，在于这些同志缺乏艰苦思索的精神，不善于在理解领会上级精神上下功夫，不善于在上下结合点上动脑子，不善于在解决问题上想办法，不懂得在个性化语言上辟溪经。至少这方面做得很不够。这样的文章只能是不加分析地照搬照抄，通篇只会讲上级的话，讲别人的话，就是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基层同志批评这种文章是“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现在为什么一些干部讲话人们不爱听?一是旧，没有信息量。捕捉不到新思想，了解不到新情况，触及不到新问题，领略不到新思路，感受不到新办法，总是在说老话，举老的例子，老生常谈，甚至比群众知道的还要少，就像局外人给当事者讲故事，听者不好意思捅破，只好耐着性子听，说者滔滔不绝，甚至口若悬河陶醉其中。二是浅。讲话抓不住关键，把不住要领说不出道理，讲不出门道，听的人只能是昏昏欲睡、暗暗叫苦。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就给这种人画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三是虚，没有新意。一些同志讲话写文章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活的东西，没有实的措施，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缺乏吸引力，缺乏实践性，缺乏可操作性。

第四，心态浮躁。现在有一种现象，大多数人不愿从事文字工作，认为做文章是个辛苦活，出力不讨好。有些年轻同志即使从事了文字工作，却很少下功夫研究材料、研究文字写作，或者不能静下心来学习，不注意日常积累，肚里没有东西，临时抱佛脚，更不用说满腹经纶了。其结果是写的文章，看起来洋洋洒洒，大一套小一，大标题套小标题，但缺少思想，没有观点，逻辑不严谨、语言不流畅，既没质量也没味道，既不实用，也没价值。

第五，语言乏味。这几年机关新进了不少人员，不少同志学历层次较高，但是做起文章，语言不生动、不鲜活，不会使用群众语言，不善于把专业术语、法律用语转换成老百姓听得懂、容易接受的通俗语言。一篇文章，一个讲话，颠来倒去，总就是那几个名词，带有一些书生气、学生腔，这样的语言，拼凑不出好的文章、材料，体现不出省院机关的水平，起不到解决问题的作用。

第六，功夫不到。每年印发很多文件材料，客观上讲是工作需要，大家也很辛苦，但实事求是地讲，确实存在首精品不够多的问题。究其原因，有工作忙、材料多，疲于应付的因素，但学习不刻苦、基本素养不到、研究问题不深、掌握情况不透、信息量不大是主要原因。同时还与深入调研不够、个人基本功底不扎实、文字表达能力不强、缺乏提炼、挖掘不深、视野不宽、站位不高、深入思考不够有很大关系。其实，讲话写文章是一个人综合素养的体现，是工作作风的体现，是领导能力领导水平的体现，是务实重干与否的体现。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写好文章讲好话的前提，一定是不断学习、不断提高，埋头苦干的过程。

应当提倡的文风

谈了什么是文风、不良文风的表现，那么应当提倡什么样的文风?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强调，“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习近平同志针对文风存在问题，提出要在“短、实、新”上下功夫，力求简短精练，符合实际，富有新意。这是对全党的要求，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检察机关而言，我感到需要把握好以下几点。

好的文风必须讲实话讲真话。文章贵在言之有物、切忌空谈。毛泽东说过：一个人不讲真话建立不起信任。鲁迅提出写文章要“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范文澜有句名言：“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1958年的浮夸之风，“文革”时期的极左之风，延安整风前的“党八股”都使我国文风受到很大影响，大家不敢说真实话、说心里话。现在一些人写讲话仍有这些毛病，比如动辄爱用“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等貌似宏大的语言，如果不深入阐述、注重说理，都是语言上假大空的表现。“立言以诚”是为文的根本，实话实说、直陈肺腑，是一种品德，也是一种责任，这样的文章才有真情实感，也更能打动人。讲实话讲真话讲短话，就是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则是、非则非，不夸大成绩，不掩饰问题;能讲一不讲二，要做专家不做教授;要讲符合实际的话不讲空洞无物的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无病呻 吟的话，讲反映自己判断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毛泽东同志讲话形象、真实、生动、实在。他笔下的愚公、白求恩、张思德，活灵活现。我们今天仍记忆犹新，就是因为这些主人公在他的心灵深处产生过激烈震荡，所以讲出的话饱含深情、富于哲理，能深深植入人民心里，引起共鸣。这就是用心在说话。基辛格评价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他的文章产生了神话般的意义，他的讲话成了中国20年政治经济政策的蓝本。前外交部长黄华评价邓小平时说，他能很好地抓住主要问题，深刻理解，简单明确问题实质，果断并直截了当地做出了判断和决定。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大记者会上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些话实实在在、情真意切，字字句句牵动老百姓的喜怒哀乐，真诚朴实，印象至深。他关于“中国梦”、“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亚洲乃至世界搞乱”的说法，或生动形象、或斩钉截铁，或底气十足，或体现出一个领导人的真本和真诚，耐人寻味。

好的文风必须讲思想讲深度。思想性是文章的灵魂。清代著名学者刘熙载认为“文以识为主”，就是说文章的好坏首先在于其思想性。讲话和写文章如果没有思想的深度、哲理的启迪，严密的逻辑思维，无论辞藻多么华丽，技巧多么高超，文笔多么流畅，描绘多么细腻动人，都如同白开水一杯，淡而无味。有思想有价值的文章，会让人过目不忘。韩国总统朴槿惠很喜欢中国哲学，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我最困难的时期，使我重新找回内心平静的生命灯塔是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的著作《中国哲学简史》，她蕴含了让我变得正直和战胜这个混乱世界的智慧和教诲。其中该书引自《论语謘卫灵公》“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这句话，体现出的思想观点，更是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可见，文章、讲话的思想性何等重要。

文章的思想性需要挖掘，挖掘才能有深度出新意。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中讲道：“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思想如何挖掘呢?元朝有个文学家叫戴表元，文章清深雅洁，为文善于推陈出新，他有一个理论叫“三番来者”说。他讲：“凡作文发意，第一番来者，陈言也，扫去不用;第二番来者，正语也，停止不可用;第三番来者，精语也，方可用之。”这段话十分精辟，基本意思是：大凡我们落笔之前，首先想到的意思，是最容易想到的意思，是你能想到别人也能想到的意思，也一定是你以前见过、听过的东西，所以多是一般化、老一套的东西，没有什么新意，即“陈言也”，可以抛开不用。第二番想到的意思，就会比较深入了，称为“正语也”。第三番来到头脑里的意思，就不仅仅是一些具体的工作方法，而是上升到规律性的一些认识。“三番来者”之说，表明了人们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是很符合思维规律的。挖掘文章的思想性，就是要善于把本质的东西揭示出来，把阐述的问题剖析透彻，把辩证的哲理表达清楚，把具体的问题概括起来，把相关的措施明确提出来。1978年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就是经过反复推敲、十易其稿，经胡耀邦同志最后审定的，掀起了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思想束缚，奠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理论基础，吹响了改革开放冲锋号，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产生了空前深远的历史影响。

好的文风必须讲问题讲办法。马克思说，“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陈云同志讲，“文章都是围绕问题展开的。文章影响力的大小，根本就在于是不是真正抓住了问题，是不是针对普遍存在的问题去写的”。一篇文章只有抓住问题、抓准问题，写出来的东西才有意义，才会对解决问题有所帮助。问题越尖锐，文章就越实，起的作用就会越大。历史上的一些伟人就是善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才影响了历史发展，也成就了自己辉煌的人生。许多好的文章，就是抓住了时代的矛盾，反映了社会的需求和人民的呼声，才流传百世。

文章是不是反映问题，问题抓得准不准，能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既是一个文风问题，又是衡量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水平能力的重要标准。讲话做文章，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办法从哪里来?只能从调查研究中来，从群众的实践和创造中来。胸有成竹才能出口成章，找准症结才能对症下药，源于实践才能指导实践。毛主席的许多文章都是针对实际问题、为了解决问题而作，不管什么时候读起来，都会让人感觉到醍醐灌顶、发人深省。1930年，针对党内一些同志“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虑，撰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纠正一度甚嚣尘上的悲观思想;1938年撰写《论持久战》，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提出持久抗战，最终胜利属于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抗战时期，撰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解决了党内在统一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倾向;1941年撰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解决了党内长期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这是我们应该认真学习的。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也面临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检察机关要发挥职能，为大局保驾护航。同时，检察机关自身科学发展也面临不少具体问题，尤其是刑诉法、民诉法较大幅度的修改完善，国家司法改革深入推进，一些困难问题必将进一步凸显。我们一定要注意调查研究，通过深入分析、充分论证，有重点、有计划地逐步解决存在问题，扎扎实实推动工作开展。

好的文风必须讲简约讲短话。“简约是智慧的灵魂，冗长是肤浅的藻饰。”只言片语，可以掷地有声;三五百字，亦能打动人心。我国最早的文献汇编《尚书》中的文章都不长，最早的诗歌汇编《诗经》中的篇目也很短。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仅1052字。儒家经典的《中庸》含标点符号也只有4281字。《论语》都是一篇篇比较短小精悍的文章，然而表达出来的道理和意蕴却是非常深厚的。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只有114个字，却反映了一部中国近代史。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邓小平为周恩来起草的工作报告只用了5000字，反响却非同一般。惜墨如金，我们实在是应该好好学一学。

米淘三遍沙粒少，文改数遍质量高;千锤百炼出好钢，再三修改出华章。海明威对他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前后删改了200多遍，可以说是“砍伐了整座森林”，只保留下原稿篇幅的1/10。结果此书一问世便轰动世界，读者无不为他那无与伦比的洗练笔法所折服。古人说，文章的最高境界是“删繁就简三秋树”，深秋的树，经过数度秋风，干净得只剩下枝枝杈杈。我们要有这样的标准，有足够的耐心，做文章力求简短精练、要言不烦，能够三言两语说清楚的事绝不拖泥带水，能够用短小篇幅阐明的道理绝不绕弯子。

可能有些同志认为，这些要求太高了、太难达到了。没有入木三分的分析力，深刻准确的判断力，简洁生动的表达力，很难达到“立片言以居要，收千里于方寸”的境界。

好的文风必须讲群众性语言、个性化语言、耳目一新的语言。机关公文要求准确，法律文书要求规范，但也有一个语言表达方式的问题。讲话写文章是为了传播思想，要能打动人、说服人、影响人，首先要让人愿意读愿意听。有人曾经形容一些领导讲话是：与新社会群体插话，插不上去;与困难群体对话，对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训话，训不进去;与老同志谈话，给顶了回去。不全是文章不深刻，而是语言表达方式存在障碍，受众不感兴趣、听不进去的问题。时代在进步，环境在变化，要求在提高。讲话、写文章不仅要思想好，又要表达好，善于用群众性语言、个性化语言、耳目一新的语言沟通交流，拉近距离，才会有好的效果。这才是大家认可的好文风。讲话写文章要多用平实质朴的群众语言，特别是那些群众听得懂、能理解的语言，看似通俗，往往蕴含着耀眼的思想火花，比那些文绉绉的书面语言、纯理论语言和官样文章更受欢迎。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就很注重用群众语言来写文章，许多大道理在他的笔下让人一听就懂。郭沫若曾由衷地感慨，“思想内容很艰深的东西，到了毛主席的笔下和嘴里，就变得非常容易懂”。

讲话写文章要多用个性化语言，用鲜活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述深刻理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2010年在本科生毕业典礼的演讲，2000余字把四年来的国家大事、学校大事、身边人物、网络热词融合一起，没有官话、套话、大话，富有个性、生动活泼，真情溢于言表，贴近社会现实，贴近学生生活，受到学子们的热捧，16分钟被掌声打断30次，全场7700余名学子起立高喊“根叔”!其中几句话印象深刻，如白富美、甜素纯，道德要有底线、欲望要有上线、人生要有标线。

讲话写文章还要多用新颖性语言。所说的新颖性，并不是要去刻意求新，甚至搞文字游戏，而是有新的视野、新的角度、新的表达。唐代诗人崔颢在黄鹤楼上写下一首诗，有两句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感慨一种人去楼空、物是人非的场景，抒发一种一去不返的无奈和惆怅。后来诗仙李白到此也是百感交集，颇有诗兴，但揣摩半天未能跳出崔诗意境，只好作罢，并坦言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我们做文章也要有这种精神，要善于发现亮点，抓住焦点，找到新点，对准视点，写出特色，写出新意。

总之，好的文风必须讲实话讲真话，好的文风必须讲思想讲深度，好的文风必须讲问题讲办法，好的文风必须讲简约讲短话，好的文风必须讲群众性、个性化的语言。好的文风是思想的引领，是能力的体现，是素质的养成，是品牌的确立，是境界的提升，是我们每一位同志努力的方向。

(作者系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

(原载《学习时报》2013年04月29日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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