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应慎待“隐权力”

青年学者吴钩以清朝官场为研究对象，在其著作《隐权力：中国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以下简称“《隐》书”)中阐述了“隐权力”的概念。他认为：在君主专制框架下的官僚制度内，官僚通过制度性授权获得正式权力，正式权力的大小可以通过官阶、品秩、俸禄、职位等来综合衡量，并且从理论上说是固定的。“隐权力”却并非由科层结构设定，而是由人情关系创造出来的。“隐权力”自成体系，有自己的隐秘来源，有自己的权力地盘，有自己的传递管道，与正式权力系统相互嵌接，又各自为政，共同规划着官场的权力空间。所以，一个官员的实际权力=正式权力+隐权力。

笔者认为，对于秘书工作者而言，“隐权力”概念无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足以引起我们对自身工作的警醒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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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权力的威力

《清稗类钞》中有一则“部吏索贿于福文襄”的记载，足以让我们感受到“隐权力”的存在与威力。福文襄即乾隆皇帝的宠臣福安康，史书上说他“荷父庇荫，威行海内，上亦推心待之，毫无肘掣”，但这样一位“毫无肘掣”的权臣却受部吏(相当于（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部委的办事员)“肘掣”。有一次，福安康打了胜仗回来，到户部(财政部)奏销军费，部吏竟向他索要好处费一万两银子。福安康大怒：“你敢向我索贿?”部吏说：“我哪敢向大人索贿呢?其实我是为您着想。您现在打了胜仗，皇上很高兴，报销的奏章递上去，很快就会得到批准。但户部的会计才十几个人，而您的账簿有好几麻袋，等我们全部核对好数目，恐怕要一两年，到时候皇上的热情已过，会不会爽快批准就难说了，不如赶快做好。但要赶快就要多请人手，要多请人就需多花销，所以我才向福大人伸手要钱嘛。”福安康只好给了部吏一万两银子，不到半个月，户部便将账目核好，按报上来的开支给予报销。假如福安康不行贿，这笔账就不知猴年马月才能算好。

作为皇帝宠臣，福安康为什么要向部吏行贿?这是因为，虽然在正式权力系统中，福安康位高权重，部吏职卑权微，但部吏能够在公费报销的程序上制造麻烦，拥有造福或加害大员的能力，所以大员在一定条件下要听从他们“指挥”。中国有“不怕县官，就怕现管”的俗语，“县官”自然指正式权力，“现管”则可以看做是一种隐权力。

秘书部门作为领导机构的信息枢纽，也经常处于“现管”的位置，对来往的信息、人员起着一种信息过滤和把关的作用，因此有人戏称秘书为“二首长”。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借鬼吏之口说：“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亲属，一曰官之仆隶。其四种人，无官之责，有官之权。”与纪晓岚同时代的邵晋涵也说过：“今之吏治，三种人为之，官拥虚声而已。三种人者，幕宾、书吏、长随。”

秘书之苦，人人皆知，但还是有李真之辈宣称：“给个1000万，秘书的位置也不换。”为什么?因为在这里他们的实际权力已远远超过了正式权力。背靠领导的大树，给某校领导打个电话，儿子进重点中学的问题就解决了;凭着工作上的交情，找下属部门领导批个条子，亲戚的调动就办成了……俨然人们心目中的“能人”，求之办事者多矣，这些不都是隐权力吗?李真的话虽然很赤裸，很暴力，却也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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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权力的获取渠道

《隐》书中提出的正式权力，是在科层管理体制中赋予管理者的特定职权，所谓“在其位谋其政”;而隐权力，则是通过特定的人情关系、人情手段攫取的。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人情社会，人情关系形形色色，包括了年谊、乡谊、门谊、儿女姻亲、结拜干亲、太太外交、私人效忠关系等。

清朝名臣左宗棠早年做过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客，为人非常狂妄。有一次，永州总兵樊燮进省拜见巡抚骆秉章，骆让他去见师爷左宗棠，谁知见了左师爷，却迎头遭到一通教训：“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樊燮也不是吃素的，回敬说：“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三品官也。”左宗棠大怒，起身踹他，并厉声呵斥：“忘八蛋，滚出去!”

师爷不过是地方行政长官的私人顾问，不领朝廷俸禄，没有正式职权，哪有朝廷命官见了师爷还要“屈膝请安”的道理?只是当时左宗棠深受骆秉章信任与器重，湖南的大小事务都交由左宗棠“专决”，上至布政使，下至州县牧令，到巡抚院报告政事，均由左宗棠定夺。时人戏称左师爷是“左都御史”，巡抚按例不过领右副都御史的品衔，左宗棠的权力竟比巡抚还大!

咸丰九年(1859)夏，已被革职的樊燮控告永州知府黄文琛勾结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客左宗棠图谋陷害他;湖广总督官文也参劾左宗棠，称左是出名劣幕，骄横跋扈，把据湖南，越权干政。

平心而论，二人的控告并非捕风捉影，但是不要忘了，左宗棠也不是好惹的：湖北巡抚胡林翼是他的好友兼姻亲，两江总督曾国藩是他的同乡兼姻亲且“极相友善”，翰林院编修郭嵩焘也是他的好友兼亲家。事实证明，这些人在后来的“保左”运动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左宗棠不仅有惊无险，还因祸得福：咸丰颁下诏书，着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的身份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其后，左宗棠平定太平天国、追剿捻军、收复(名称替换)、主持洋务运动，官至巡抚、总督，拜东阁大学士，封恪靖侯、太子太保，成为与曾国藩、李鸿章齐名的一代“中兴名臣”。

除了盛行的姻亲关系，作为官场中人，有个“长袖善舞”的太太也很重要。晚清学者傅崇矩提到，成都官场上有一种所谓的“女子运动”：人情应酬往往由太太出面，比如支使太太联络同僚太太，因为“妇人女子之运动，尤捷于老爷之运动也”，或打打麻将，或喝喝下午茶，或结成干亲，或拜为门生，或认为同姓。所以太太的衣服首饰必讲究珍贵，即使老爷无衣无褐，太太还是要绮罗摇曳，“不如此，不能入太太之(单字替换)派，即不能得意外之富贵”。

胡林翼任湖北巡抚之初，朝廷忌他手握重兵，特派官文总督湖广，暗中监视，有识之士都为他担忧，但胡林翼很聪明，极力讨好官文，每月给总督府送上丰厚银两，又让母亲认了官文的宠妾为干女儿，从而与官文建立了非常良好的私人关系。

诸如此类的人情手段，无法一一列举，时至今日，我们还能看到它们的影子。笔者身边有秘书坦承，对领导的父母、孩子、夫人的生日记得比自己家人的还清楚;给领导夫人买过菜，但为自己家一年也去不了三次菜场;给领导家送海鲜、带特产，自己过年回趟家却舍不得坐飞机……没办法，权当“感情投资”呗，总有捞回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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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权力的维持成本

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想捞到更多的隐权力，需要交易成本，更需要维护成本。《隐》书收集了清朝官员张集馨的相关记录，让我们见识了此类开销的巨大与多样。这样的开销绝不是个例，它已经在清帝国官场上发展出一套半制度化的送礼名目，如“别敬”、“程敬”、“炭敬”、“冰敬”、“三节两寿”等，是每个做官之人的“必修课”。“别敬”是指地方官赴任前向京官告别时致送的礼金;“程敬”是以路费名义送出的礼金;“炭敬”“冰敬”是冬夏两季送给京官和地方领导的礼金;“三节两寿”则是指春节、端午、中秋及领导本人、夫人的生日，这也是必须送礼的日子。

张集馨对自己送出的别敬记录较细：任四川按察使时送出一万五千余两，任贵州布政使时送出一万一千两，调任海南布政使时送出一万二三千两。关于别敬具体如何分配也有记述，大致按京官的权力等级分配。

据张记录，自己被任命为陕西督粮道时，出京之前向京官送礼辞行，一为感谢此前的照顾、提携，二为拜托以后多多照应。此笔别敬共一万七千两银子，折合人民币约250万元。张集馨当时并没有钱，是向广东洋行、朋友和西洋人借来的。不过，他任督粮道一年，不但连本带利还清了借贷，还给仪征老家寄回一万多两银子。他的钱从何而来呢?当然是对百姓钱粮的浮收。张集馨心中有数，因此表示“心每不安”。

通过这个案例不难窥见，维持隐权力所必须付出的经济成本和代价是多么的庞大。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实中，某些身处高位的秘书容易与一些公司老板、利益集团互相勾结，沆瀣一气。这些公司老板、利益集团提供资金给秘书，帮其购买、维持隐权力，甚至“升官发财”，借款的利息就是秘书对他们的服务，比如在招投标、政府工程等项目上提供方便。两方互相利用，坐地分赃，各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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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权力的危害分析

可以看到，权力不仅可以在正式的权力结构中流动，而且可以通过私人的关系网络向外辐射。科层结构与关系网相互嵌接;正式权力与隐权力相互渗透;公共规则明修栈道，私人关系暗度陈仓;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隐权力最大的特点和最大的危害，就是其主要依赖私人关系网络维持，并沿着这个网络随意流窜，完全不受正式权力机构和制度的约束，它的泛滥势必冲击和破坏正式权力系统。

它破坏了权力授受的公共性——不管是察举制还是科举制，至少在形式上为进入体制的人创造了相对公平的机会。但是，隐权力系统的存在使得公共权力的获得不再取决于制度的安排，而是看你是否有关系、有背景、有后台、有门道、有面子、有人情，最终必然会强化人们对私人的效忠与信赖，削弱对制度与程序的忠诚与信任。可悲的是，有很多领导不能清醒看待这种私人的效忠与信赖的危害性，甚至还引以为傲。

中兴老总侯为贵在此方面的观点和做法颇具正面意义。他掌控者一个净利润达5.7亿元、主营业务收入达93亿元的国家重点高科技企业，却规定，公司从他开始，所有高层都不配秘书，因为他认为，尽管秘书可以帮助处理一些日常工作，并建立沟通的桥梁，但秘书是山头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为此他身体力行，出差时不让下属给他拎行李，不住豪华间，甚至不要车接送;支持创办专门揭露中兴内部阴暗面的《中兴内参》，每期都在上面写批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秘书工作并不必然产生隐权力，隐权力的涤清有待社会思想道德的进步、管理理念的更新、相关法规制度的完善。但扪心自问，秘书自身的坚守是不是也很重要呢?这是秘书力所能及的。如果秘书能够正确看待权力与荣誉，看待物欲与诱惑，看待得失与成功，明确自己的角色和位置，就不会被拖入隐权力的漩涡而越陷越深，难以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