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李鹏当秘书心得

1988年春节后的一天，时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的刘华秋同志通知我:李鹏同志需要一个外事秘书，部里认为你去比较合适。干部司今天已经接到中组部的调令，让你尽快办手续。他说这是组织决定，不是征求我的意见。

说实话，对这件事，我事先一无所知。我当时也是美大司的领导成员之一，分管加澳新和南太事务，同时担任党总支书记。但对于我调动一事，刘华秋和其他司领导都守口如瓶，没有一点异常表现或暗示。华秋同志与我谈话后，我虽颇感意外，但内心还是很高兴的。因为能够到总理身边工作，是组织上对我的极大信任，对此我只有感激。

这时，正值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夕，李鹏同志作为国务院代总理正忙于大会准备工作，总理办公室主任李世忠和我谈了话。他态度诚恳地欢迎我的到来，并说已与国务院外办(现中央外办)商定，让我先在外办熟悉情况，主要负责与总理外事活动有关的事项，给我安了一个总理外事联络员的头衔。时隔不久，我的关系就正式转至总理办公室，中组部的任命通知明确我为总理秘书。

从外交部到中南海，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一个新的起点。从外交部的一个司到“总理府”，工作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给李鹏总理当秘书，是我人生旅途中一段难忘的宝贵经历。在总理办公室长达10年的工作中，我与李世忠、姜云宝、吴文昌、郑怀生以及万经常、赵留江、牛光明、王伟夫、申建波等同志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今天，我们这些人虽已各奔东西，很少能聚在一起，但在中南海共事多年的那份情、那份缘是难以忘怀的。

1995年2月9日，李鹏在福州听取福建省委、省政府的汇报(前排左起：陈明义、朱琳、陈锦华、李鹏、贾庆林)

1996年5月16日，李鹏、朱琳在云南大理与白族同胞合影

到中南海工作后，外交部的同事经常问我有何感受，我的回答往往就是一句话:当好秘书不容易。这不是敷衍之词，而是由衷之言。能为中央领导同志当秘书是幸运的、光荣的，但我心里很明白，从学识到能力我还有很大差距，工作确实有压力。这种压力告诉我也提醒我，当一个优秀的、合格的秘书确实不容易!

近日翻阅资料时发现，温家宝同志在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时就办公厅和秘书工作有一段很精辟的话。他说，办公厅工作十分复杂，但要突出三项重点:一是信息调研，二是督促检查，三是日常工作运转。信息工作要求实，要在深入上下工夫;督促工作要落实，不要走过场;日常工作运转要务实，不要摆花架子、搞形式主义。这段话把办公厅和秘书工作的范围、要求讲得十分清楚。当然，如何熟悉工作要领，掌握好这些要求，成为一个合格、称职的秘书特别是高层领导的秘书，从事我们这项工作的人，每个人都可能会有不同的感悟、经验和方法，但有一些却是共同的。我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归纳了这么几条:

政治上要过硬

秘书，作为领导人的侧近人员和直接助手，虽不是决策者，但负有为领导决策和落实决策做好服务工作的责任。服务是秘书工作的基本特征，只有通过高质量的服务，才能体现秘书工作的价值。服务的方面很多，如调查研究、提供信息、审核把关、提出建议、沟通协调、督促落实等，而要服务得好，就必须具备提供优质服务的政治素质和能力。要具备这个素质和能力，就必须不断地、持之以恒地学习。

秘书因工作关系，能在第一时间看到中央的文件，听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传递文件是秘书的工作，但不能只当“二传手”和“通讯员”，还要在职责允许的范围内认真阅读，掌握精神实质，这样才能发挥好参谋助手作用。此前我在外交部工作时，只管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业务比较单一，视野不宽。现在工作环境变了，业务范围宽了，要求更高了，迫使自己更加刻苦地学习，学会从政策上考虑问题，从全局观察问题，从事物的内在联系分析问题。

2003年3月10日，李鹏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工作要勤奋

秘书工作是领导同志工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是领导工作的延伸和辅助部分，一刻也不能脱节。秘书确实很忙，每天接触的文电和资料无数，往往苦于事务缠身，不能多花时间认真钻研。我的体会是，事在人为，只要合理安排，是完全可以做到工作、学习两不误。学习也是为了做好工作。

我分管外事这一摊子事，不仅要安排好活动，还要跟踪形势动态，掌握主要涉外部门的工作情况。我经常提醒自己不要陷入事务主义，每天必须多看材料，重要的信息和想法要随时记下来。没有现成材料时，要主动去问、去找。如需向领导报告的信息，还要提炼和归纳。

说秘书工作是个“苦差事”，此话不假。时间总觉得不够用，加班熬夜习以为常，睡梦中被叫醒、饭桌上被请走、旅途中被召回的情况也不稀奇。工作的性质决定你必须做到招之即来，任何时候都能以饱满的热情领受任务，完成使命。所以，懒人做不了秘书，秘书不能偷懒。

办事要严谨

秘书工作最忌浮躁、想当然。任何闪失和疏漏，不单是秘书个人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领导人的工作，轻则打乱领导人的工作秩序，重则影响领导人的正确决策，错失处理问题的最好时机。因此，秘书要尽可能把问题想在前头，把事情做在前头。

作为秘书，办事要一丝不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不因事多而畏难，不因事小而不为，不因事繁而外推。对一些重要和敏感的问题，更不可掉以轻心。比如审核把关这一项。收件后，应认真阅读全文，对请示和报告事项的意图和所要说明的问题，搞得十分清楚，看有无修改和补充的必要，看是否符合法律、法规、政策和领导批示的精神，还要看文件行文有无不当，等等。审核把关过程实际上就是履行参谋助手职责的过程，因为审核中研究、分析的问题，都是领导决策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和必要依据。

我们干秘书这一行的都有这样的感受，如工作没做完，心里总是不踏实。我这方面的感受很深。总理重要外事活动的新闻报道的审稿、把关是我的工作之一。说实话，我每次处理稿件都是慎之又慎，小心翼翼，生怕出错，从吹风、定稿到播发，一钉一铆都要敲死。我与许多新闻单位的记者都很熟，有非常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关系，既是合作伙伴又是朋友，配合很默契。我的小本子上都有各新闻单位总编室和负责外事采编的记者的电话，这样，一旦发现有什么疑点或问题，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弥补和改正，直至所有新闻单位都交代妥当了，心里才踏实，才能放心地去吃饭或休息。

要摆正位置

不越权、不越位，这是对秘书的起码要求。在领导同志身边工作，接触各部门、各地方的机会很多。秘书根据领导的批示和授权办事，一定要把位置摆正，要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行事。人家出于对工作的重视和对领导同志的尊重，给予积极支持和配合，态度也很客气、和蔼。作为秘书，要有自知之明，千万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儿，觉得身价不凡，很了不起。

秘书工作的戒忌中有两条很重要:一是不“假传圣旨”，二是不发号施令。传达领导同志的指示、批示或意见，要做到忠实原意，不打折扣。如需作必要的解释，也应说明这是秘书个人的理解。与外单位的人商量问题既要虚心，又要耐心，要让对方把话讲完，还要善于采纳吸收别人好的意见。

有一次，某部门的同志同我聊天时谈到，他们同中央领导同志的办公室联系工作时有心理障碍。我觉得，正常的工作联系不应该有什么顾虑。既然确有这种情况，两方面都可找找原因。我们做秘书的人应采取主动，营造与各部门同志和谐共事的氛围。不妨想想对方为什么会有心理障碍，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态度有些简单生硬，是不是商量事情不够耐心，让人感到有架子，等等。如果我们确有不当之处，应设法加以改进，力求做到诚以待人、宽以待人、与人为善，让对方从内心感到温暖，这样就不会有心理障碍和顾虑了。

我同外交部上上下下都很熟悉，联系工作很方便。有一天，我突然听说部里定了一条规矩，意思是凡与中央领导人办公室联系工作，事先应请示，而且只能由司领导打电话。定这条规矩一是避免给领导同志办公室带来不必要的干扰，二是办事要慎重，要讲章法。部里这样规定不能说不对。对此，我倒有点不习惯，我同礼宾司和地区司熟悉的人说，凡是同我联系工作，不必非要让司长、处长打电话，为了不误事，谁打都可以，这样解决问题比较快，我这里24小时“开门”。我同部里的这种默契一直延续到我到人大工作以后。

不以权谋私

在有的人眼里，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一定是“神通广大”、“一呼百应”。这种看法绝对是误解，但它倒给在中南海工作的同志敲了警钟。如果说从没有人找我“说情”或“办事”，也不是事实，但违规的事我不会去做。为此，我给自己定了一条戒律，即不贪权、不贪财、不越轨，放在办公桌玻璃板下面，每天以“三不”警示自己。我认为，看重名利的人不配做秘书，当秘书就要淡泊名利。要做到立身正直，经得起名利的诱惑和冲击。一旦思想放松警惕，就很容易掉进腐败的泥坑。

树立严格的保密观念

在领导同志身边工作的秘书，虽业务分工不同，但中组部任命时通称“机要秘书”，可见工作具有高度的机密性。领导同志办公室经手和处理的事务和文电，含有大量党和国家的机密，包括核心机密。因此，保守秘密是秘书的天职。工作中，不该外传的事项守口如瓶，自己不该知道的事情不去打听，不属自己职责范围的事不去介入，别的领导人分管的工作更不允许议论和干预。对领导人的威信要顾及和维护，对有损领导人威信的事要想办法妥善化解，对某些正确的批评意见也应及时向领导人如实反映，不能故意扣压和隐瞒。

说到秘书，不能不提到“秘书之长”。作为秘书队伍的领军人物——秘书长或办公厅主任，不仅要具备上述一般秘书应有的品质和素养，而且应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身为管好机关事务的领导者，其岗位处在领导机关的中枢位置，担负着承上启下、协调四方、内管外联、拾遗补缺、保证机关工作高效有序运转的责任。人们常把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称为机关的“大管家”、“参谋长”、“总调度”，可见责任之大。如果说一般秘书有具体分工，其职能具有单一性、局部性的话，那么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的职能则是整体性、全局性的，工作难度更大，做好更加不易。

分工不分家

总理办公室是个小集体，几位秘书年龄不相上下。世忠、云宝、文昌、怀生到总理办公室时间都比我早，干秘书这一行，他们是我的老师。相处那么多年，除了有时为工作中的某个问题有过争论，我们从未因个人之间的什么事红过脸。我们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但互不干扰;有分工但没有门户之见。当时，白天我们几人一起上班，而夜班是轮流值，值班时内事外事都可能碰到，从没有发生因不是自己分管的事就敷衍的情况。在总理身边工作的还有警卫、医生和服务人员，秘书同他们的关系也很融洽，相互理解、相互关心，工作上密切配合。

总理办公室与国办、中办的工作联系十分频繁，信息沟通非常顺畅。我们经常讲，“两办”是管全面的，是领导机关，我们的工作离不开他们的支持、帮助和指导。我们也很重视同中央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办公室建立融洽的工作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事。

我1998年初离开秘书岗位，此后在全国人大又工作了几年，仍没有脱离机关和秘书工作。2008年人大换届，我已不再担任实职。因近日得闲，同几位同辈、同行老友聊及尚未尘封的往事，抒发情怀，小结感悟，顺手记下以上心得体会，权且算是本人从事十多年机关和秘书工作的一点拙见，是否可资从事秘书工作的同志借鉴、参考，实在没有把握。

【来源：互联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