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的洋秘书：史沫特莱

她是被定义为“中国人民之友”的一个符号式的人物，在中国的13 年时间里，她募钱捐款、救助伤员，“几乎忘了自己不是一个中国人”。她被描述为革命的美国记者，写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佳战争报道著作之一———《中国的战歌》，甚至有人提议将她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她的才情曾经使她一度成为宋庆龄的重要秘书和毛泽东的挚友，她激进的见解和豪放不羁的性格又给她惹出不少麻烦。她的人生就是一出丰富多彩、高潮跌宕的大戏。她就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茅盾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她是难忘的，无论你喜欢不喜欢她……回想她哀乐的一生，颇觉其犀利(时或近于刻薄)、绝俗(时或近于愤世)、创新(时或近于纵奇)、嫉恶(时或近于无恕)、利他(时或近于虐己)……”这就是史沫特莱，如火焰般炽热灼人的性格成就了她光彩耀眼的革命和文学之途，也给她的命运烙上强烈的个人主义印记。

从柏林到中国

1892 年，史沫特莱出生在美国一个贫苦家庭。艰难的生活磨砺出她坚韧的性格，也培养了她对社会主义党派的“好感”。也许，正是这份“好感”，把史沫特莱和中国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1928 年12 月，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看着中国劳苦大众贫困、悲惨的生活，看着饱受凌虐的苦难中国，史沫特莱仿佛感到一股压抑不住的力量。她把对中国人民深深的同情和对中国革命的强烈支持化作一系列报道，这些报道后来集结成册———《中国人的命运》。

结缘宋庆龄

在上海，随着对中国现实的逐步认识，史沫特莱开始更深入地投身“中国革命盟友”的角色。她频频出现在支援中国革命事业的各项政治活动中，也因此结识了“国母”宋庆龄，开启了一段特殊的秘书生涯。

1931 年的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6 月15 日，牛兰夫妇被上海公共租界英巡捕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逮捕，成为轰动中外的重大政治事件。牛兰，表面身份为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实际却是共产国际驻上海情报站的负责人。他被捕后，各方面的进步政治力量都积极着手准备营救计划。当时正赶上宋庆龄回国为母亲奔丧。她刚一到上海，就意外地收到一封英文信。写信人受共产国际之托，请求孙夫人在百忙中给她5 分钟谈话时间，商量拯救牛兰夫妇的具体方法。这封虽然简短、语言和用词水平却很高的英文信立刻引起了宋庆龄的好感，这封信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史沫特莱。见信后，宋庆龄立即复信，答应在寓所接见她。两人如约在上海莫利爱路29 号的寓所见了面，很快商议出营救方案。7 月14 日，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成立，宋庆龄任主席，史沫特莱为书记。患难识英雄，这次特殊的营救活动使史沫特莱与宋庆龄走到了一起，来往越发密切起来。1932 年12 月，宋庆龄与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有很多对外事务要处理，宋庆龄急需一个文字能力卓越、英文水平高超的英文秘书。自然而然地，她想起了能干的史沫特莱。于是，41 岁的史沫特莱，应邀成为宋庆龄的英文秘书，承担起对外宣传报道的工作，还协助宋庆龄起草、处理了大量英文信件和文件。当时的史沫特莱几乎成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与外界联系的喉舌。一篇篇激昂有力的报道帮助同盟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最猛烈的抨击。或许是史沫特莱天生就敢作敢为，亦或许早年的运动经验孕育了她大胆的性格，史沫特莱对于“革命”的理解显得较为激进。她甚至敢把枪支装在手提箱里穿街走巷，堂而皇之地送到党的地下工作者手里。她如此“豪迈”的工作方式，不像是稳重的秘书，倒像是个勇猛的战士。

分歧的发生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史沫特莱的革命热情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但她激进的政治言论和高调的工作方式也一直让各界人士捏一把冷汗。毕竟这样的冒进和高调，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国统区显然是十分危险的。事实证明，这种担忧不无道理。

频繁的政治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疯狂打击，他们把狠毒的目光瞄准了宋庆龄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极为卑鄙的手段对爱国进步人士进行迫害，同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1933 年6 月18 日，杨杏佛父子乘坐汽车刚开出法租界的区域，就被埋伏的国民党特务狙击杀害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一切活动暂时停止。斗争中出现的一系列非常情况迫使宋庆龄开始正视工作策略的问题。她发现：史沫特莱虽然拥有丰富的阅历，却不太善于扮演秘书的角色。自小在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她，个性过于突出。处理事情强调自己的主张，有时候甚至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固执。这种作风在她成为秘书之后也丝毫没有改变。这在性格平和、温文尔雅，遇事冷静，非常注意工作方式和策略的宋庆龄看来，和中国式革命的现实格格不入。似乎就是从这时起，史沫特莱和宋庆龄在作风和性格上的差异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显。宋庆龄是个非常低调的人，“有数年的时间，宋庆龄不公开发表意见，也不许别人在国外发表文章或讲话时引用她的话。”《西行漫记》的作者、著名美国记者斯诺回忆道。而史沫特莱却常常擅自把与宋庆龄的关系公开化，以宋庆龄的英文秘书自居，对事件作一些具有个人风格的尖锐评论。她自行其是的性格和暴躁的脾气渐渐受到外界质疑，这些都是身为秘书的大忌，也正是宋庆龄所反感的。两人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一切仿佛都为两人日后的决裂埋下了伏笔。

决裂结束秘书生涯

时间来到1936 年，就在史沫特莱着手奔赴西北的前夕，她遭遇了人生最为严重的事件———她与宋庆龄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这一年春，宋庆龄在报刊上发表了一则声明，否认史沫特莱是她的英文秘书，也否认了史沫特莱对自己的代表权。毫无疑问，宋庆龄发表这则声明的目的并不在于说明史沫特莱是不是她的英文秘书，而是要与史沫特莱断绝关系。事件发生后，尽管外界对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件”并不十分清楚，但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在一些问题上的重大分歧显而易见，两人关系的破裂似乎是迟早的事。究竟是什么原因直接导致了两人的决裂?从2007 年公布的一封70 多年前的密函，我们可以窥得一些端倪。这封信是宋庆龄1937 年1 月26日写给王明的。信中宋庆龄对助手史沫特莱毫不留情地提出了批评。她认为史沫特莱在创办《中国呼声》时，私自组织左翼人士和地下党聚会，擅自向人提供资助，致使原本用于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坏，原有部署被全部打乱。这封密函为1936 年宋庆龄发表报刊声明作了一些注脚。就这样，史沫特莱自行其是、我行我素的个性毁掉了宋庆龄对她的赏识和信任，也终结了她那段并不成功的秘书生涯。怀着复杂的心情，史沫特莱踏上了前往西北延安的旅途。然而在延安，同样的性格再次导致同样的结局：在红色延安，她不识时务地掀起交际舞运动的热潮，引起部分革命女同志的反对，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她和爱好文学的毛泽东彻夜长谈，聊诗歌、聊人生，却尴尬地卷入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感情危机中，而最终被“请”出延安……回望史沫特莱的秘书生涯，我们不得不承认她因其独特的性格获得顽强的战斗力，但最终也因为她的激进和不羁走向不可逆转的结局。

【来源：互联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