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公文文风的演变
【小 中 大】【收藏】 作者: 张树文 来源: 秘书工作杂志(微信mishugongzuo) 阅读 次 【加入会员】
中华民族以历史悠久、文献丰富闻名于世。中国古代公文发展的历史,与中华文明一样源远流长。
原始社会术期,我们的祖先在原来记事用的图画符号基础上创造了文字。文字的出现为公务文书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据传说,黄帝以前的氏族首领,多以口头语言束发布指令,所谓“神农无制令而民从”(《淮南子·汜论训》),“自五帝始有书契”(《后汉书·祭祀志》)。“五帝”之首是黄帝,因此,我国公文的最初萌芽当出现于黄帝时期。
有据可查的我国最早的公文名称是“誓”。《尚书》中以“誓”为名者共五篇,其中《甘誓》是夏启讨伐有扈时发布的军事动员令,《汤誓》是商汤讨伐夏桀前发布的军事动员令,《牧誓》是武王讨伐商纣至商都城牧野郊外时发布的军事动员令。从写法上看,它们大多中心突出,要言不烦,富于气势和鼓动力。这些“誓”具有相同的名称、相同的功用、相同的格式,已经具备了公文的主要特征,是一种比较规范的公文。秘书史研究专家多认为夏启的《甘誓》是我国最早的一篇公文,依此说,我国公文的正式产生和国家政权的出现是同步的,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由公文的本质和功用决定的。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公文汇编,收录的是“上古帝王之书”。自汉代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 治哲学经典,是帝王和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修的功课,因此对后世公文的写作有很大影响。
《尚书》中的文章,篇章结构由松散逐步趋向完整严谨,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立意谋篇上用工夫。《无逸》、《盘庚》、《秦誓》等篇章尤称典范,条理分明.首尾呼应,结构非常严谨,而且具有一定的文采。如《盘庚》中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比喻煽动群众的“浮言”,用“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好像乘船渡河一样,你不开船渡河,船就腐烂了)”比喻群臣坐观国家的衰败,都很形象。
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活动频繁,变法革新运动兴起,文化教育事业繁荣,公文的体裁和文风出现了多样化倾向。当时的外交文书、法令文书以及士大夫向君主陈述政见的“上书”,散见于《左传》、《国语》、《战国策》以及后来的《史记》中,出现了李斯这样的公文写作大家。这一时期公文写作有说理透辟、文辞流畅而口语化的特点。
秦代国祚短暂,二世而天,在为数很少的公文中,大都具有“尚质而不文”的特点,即注重公文的内容而不讲究文采。公文是一种应用文体,“尚质而不文”是符合公文写作要求的。
西汉初期,出现了一批公文写作大家和一些堪称典范的公文名作。如贾谊的《陈政事疏》、《论积贮疏》,晁错的《论贵粟疏》,司马相如的《上疏谏猎》等。这些公文的主要特点是政论性强,写作者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面对现实,分析形势,针砭时弊,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今,写得深切晓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贾、晁的疏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从西汉后期开始,公文文风受赋和骈文的影响,出现了忽视内容、过分追求形式的不良倾向。赋是盛行于汉代的一种文学体裁,其特点是以铺叙描写为主,讲究辞彩,语句整齐,半散半韵,似诗而实文。它的行文特点根本不适合于公文写作,自西汉中期开始,有人用赋体来撰写章、疏之类公文,致使部分公文丽词满篇而内容不实。如东方朔一篇上书竟达十万余字,而汉武帝却大加赞美,这势必助长公文写作过分注重文采而又崇尚繁冗的不良之风。
东汉末年和魏晋时期产生了骈文。骈文的主要特点是通篇句法结构对称,词语对偶;在声韵上讲究运用平仄,音律和谐;修辞上注重藻饰和用典。一般说来,骈文多注重形式技巧,往往束缚内容。骈文比赋文更加不适合于公文写作。
骈文对公文写作的影响有一个发展过程。三国时一些著名政 治家比较务实,公文写作也以散文为主,出现一些公文佳作,如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诸葛亮的《出师表》等。西晋时,骈文渐成气候,与散文分离,但两晋公文仍是散文为主;南北朝时,骈文达到鼎盛时期,尤其是南朝,多数朝廷的公务文书,几乎全是用骈体撰写。
受赋体和骈体文的影响,从西汉中期到南北朝,虽然三国时期有公文佳作面世,但公文文风总的发展趋势是日益追求词藻华美、形式奇巧,而忽视公文的内容。这种文风不符合公文务实的要求,是公文发展史上的一股逆流。
隋代初年,几乎完全继承了梁、陈讲求文辞华美而忽视内容的形式主义文风,一些有识之士看出这种文风不仅影响了行政效率,而且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提出了改革文风的建议。首发倡议者是大臣李愕,他于开皇三年(583年)呈《上高帝革文华书》,历陈浮华文风之害,请求朝廷“屏黜轻浮,遏止华伪”。隋文帝杨坚采纳了李愕的建议,于次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违者治罪。自此拉开了隋唐文风改革的序幕。
唐代立国之初,高祖李渊就于武德元年(618年)发布了改革文风的《诫表疏不实诏》,严厉批评了“表疏因循,尚多虚诞。申请盗贼,不肯直陈”,“乱语细书,动盈数纸,非直乖于体用,固亦失于事情”的现象。
初唐时期,唐太宗和魏征、陈子昂等都发表过改革文风的言论,魏征、陈子昂还在写作实践上作出表率,写出了许多朴实直言、不加雕饰的公文,对文风改革产生了很大影响。唐代中期,骈体文又有所抬头,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把文风改革推向高潮。经过几辈人的努力,唐代公文总体上呈现出词强理直、质朴务实的文风。
唐代文风改革一直延续到宋代,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不仅从理论上倡导文风改革,而且写作了大量文风朴实而又长于说理的公文。宋代公文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是我国公文写作的繁荣期。
元代统治者重武轻文,机要多由蒙古、色目族官吏掌管,公文写作不重章法,缺乏规范,因此元代缺少精彩典范的公文篇童。
公文是一种应用文体,行文宜朴实简明,而封建社会最后两个王朝明代和清代,却是文牍主义盛行,长而空的公文比比皆是。其中最值得人们思考玩味的,莫过于明代屡次严禁繁文而终无收效的史实。
明代开国之初,朱元璋亲自处理朝政,对公文动辄数千言上万言非常反感。洪武二年(1369年),他对翰林侍读学士詹同说:“古人为文章……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辞虽艰深而意实浅近……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
洪武九年(1376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呈一篇政事建言,竟达一万七千字。朱元璋让中书郎中王敏念给他听,念到六千三百多字时,还不知讲些什么,朱元璋大怒,命人将茹太素打了一百大板;次日又命王敏接着念,念到一万六千五百字时,才讲到要谈的五件事,可见,后五百字足可说明问题,而前边一万六千多字,多属浮文。朱元璋感叹道:“朕所以求言者,欲其切于事情,而有益于天下国家,彼浮词者,徒乱听耳。”于是命令中书省定立了建言格式,“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繁文”。
朱元璋的这些措施,当时对于克服繁文之弊确实起过不小作用,但由于朝政日趋衰败,繁文之弊在整个明代虽一禁再禁而终于未能禁止。文风是政 治风气和社会风气的反映,文牍主义与政 治腐败相伴而生,封建社会后期政 治日趋腐败的现实,决定了少数有作为的政 治家的努力无法改变公文写作的这种趋势。
以上都是对公文文风的总体风貌而言的,在文风颓败的朝代,也有少量公文佳作产生,多出于清廉务实的有为之士,如明代著名清官海瑞、清代名臣林则徐等人,都有公文佳作留世。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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