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檄文的基本特征

檄文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军事文体，又称檄、战书等。它产生于政治、军事斗争的实践，反过来又对政治、军事斗争的实践有所影响，典籍中常有“传檄而千里定”“承檄而降”等语句，可见其威慑力和影响力;“策马立功勋，倚马草檄文”的风流人物，也历来受到后人的推崇。本文拟从古代檄文的共性特征、语言艺术和历史作用三个方面，对这一文体的基本特征作一考察。

一

古代檄文的共性特征

檄文的滥觞可以上溯到远古时期。到夏商周三代，《甘誓》《汤誓》《牧誓》等的出现可视为檄文的初萌。战国时，“张仪既相秦，为文檄告楚相”，即《檄告楚相书》是最早在正式文告中出现“檄”字的。秦汉时期，檄文在军政活动中得到广泛应用，如汉高祖刘邦就自称“以羽檄征天下兵”。汉魏以后，檄文使用的领域不断拓展，作用日益突出，在格式、文风、辞采等方面不断出现新面目，并涌现出一大批名篇，成为文苑中的一枝奇葩。

檄文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的檄文指“古代官府用以征召、晓谕或声讨的文书”，常常与移文并提，如刘勰《文心雕龙》有《檄移篇》。狭义的檄文约等于军事檄文，又称战书，指的是在军事和政治斗争中对敌方进行声讨和征伐的文书。在古代，檄文常常与移文、露布并称，但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檄文通常针对敌对一方而发，多用于声讨和征伐，文辞尖锐，重在扬己罪彼。移文通常用于内部的讨论、说服，语多晓谕和责备，文辞较温和，重在改变对方的看法。露布的定义是“军之奏捷之词”，与檄文有密切联系，但在发文时间(通常檄文在战前，露布在战后)、行文方向(檄文为下行文或平行文，露布一般为上行文)、撰文要求等方面又有着显著的区别。

檄文的作者多为文人名士或军事统帅。文人大多是盛名一时的才士，如作《谕巴蜀檄》的司马相如，作《为袁绍檄豫州文》的陈琳，作《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的骆宾王，等等。一些军事统帅也往往具有扎实的文字功底，如作《讨粤匪檄》的曾国藩就是后期桐城派文章大家。因此，古代檄文通常具有气势磅礴、文采斐然的特点。

檄文的内容通常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向天下昭示被声讨一方的罪责，矜夸己方的声威兵势和正义性，威之以势，晓之以理;二是宣布对敌方投诚人员的优待条款，敦促对方投降输诚，以瓦解敌方营垒;三是申明纪律，约束部众，宣扬必胜的信念。东汉末年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文》和唐代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可谓这方面的典范。

檄文的发布通常是在出师之前或征战之际，以造成强大声势，起到先声夺人的作用，也就是刘勰所说的：“震雷始于曜电，出师先乎威声。故观电而惧雷壮，听声而惧兵威。”檄文因其特定文体的特殊属性，内容上常常有虚妄不实之词，如骆宾王说武则天“弑君鸩母”，陈琳骂曹操挖坟掘墓盗取财物，而在宣传己方实力时又常常夸大浮饰，动辄“长戟百万”“胡骑千群”，大多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一点在考察檄文时应该注意。

檄文的发布载体，最初是木简，长一尺二寸，后来写于木板上或绢上，不加封检，宣露于外，又称为露版或露布。随着纸的发明与使用，檄文开始书写在纸上。若事出紧急，则在外面插上羽毛，称为“羽檄”“羽书”，多用于传递紧急军事命令和消息。“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王维《老将行》)，“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高适《燕歌行》)，描述的正是这种情景。及至近现代社会，法定公文中不再有檄文之名，但实际上檄文在特定形势下仍被沿用，如民国时期的许多讨伐通电，虽被赋以“电传”的新形式，但仍可以说是具有很高水平的檄文。

二

古代檄文的语言艺术

中国古代既有“慎战”的传统，又有支持“义战”的传统，强调兴兵作战必须抢占舆论先机，争取道义支持。所谓“齐桓征楚，诘苞茅之缺;晋厉伐秦，责箕郜之焚”，就是生动的说明。古代檄文的语言艺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情势感化、实力感召和文采感染。下面试举例说明。

(一)铁肩担道义，妙手草战檄——情势感化

凡兴兵以战，必注重“师出有名”。檄文作为战争中“先声夺人”的“急先锋”，注重把伸张正义、诛伐暴虐的“道义”因素放在首要位置，以宣扬己方出兵是“顺天应人”的正义之举，并以此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分化瓦解敌方营垒。以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为例，该文以慷慨激昂之势历数武则天的种种“失德”和“无道”，指责她“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李敬业作为“皇唐旧臣，公侯家胤”，“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誓清妖孽”，体现了当时社会认可的“正义”。为了争取朝中大臣的“分化瓦解”甚至“反水”，檄文中一方面慨叹：“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嫠帝后，识夏庭之遽衰”，引用前朝的教训来说明当今的危亡形势，暗含对当朝诸公任由形势恶化而无所作为的委婉批评;另一方面又发出呼吁：“公等或家传汉爵，或地协周亲，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指出他们如果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就可以“共立勤王之师，无废旧君之命”，共同完成正义的大。檄文以“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结句，大气磅礴，戛然而止，感召之音，久久不绝。《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的这种思路，代表了古代檄文“道义伸张”“情势感化”的基本模式。

(二)剑气冲南斗，班声动北风——实力感召

“笔阵横扫千人军”的檄文，既是舆论战的前奏，又是心理战的展开。军事斗争靠的是实力，所以历代檄文都对己方力量极尽渲染，以起到威慑敌方、不战而胜的效果。“檄不切厉则敌心陵，言不夸壮则军容弱”，只有夸壮威慑，才有望“传檄而定”。《资治通鉴》所记载的赤壁之战前夕曹操致孙权的一封书信，堪称最简短有力的经典檄文：“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余万，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得意洋洋之情，大兵压境之势，跃然纸上。这篇战檄也确实对东吴君臣造成了巨大压力，以张昭为首的大多数文臣就主张暂时投降曹操。陈琳在《为袁绍檄豫州文》中，也替袁军声威大作宣传：“长戟百万，胡骑千群，奋中黄、育、获之士，骋良弓劲弩之势，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济、漯，大军泛黄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叶而掎其后。雷震虎步，并集虏廷，若举炎火以焫飞蓬，覆沧海以沃熛炭，有何不灭者哉?!”

(三)吐纳成珠玉，卷舒同风雷——文采感染

前面已述及，历代檄文都是由当时的“大手笔”所撰。这一特点使檄文既体现了统治集团深思熟虑的决策，以磅礴气势压服人，又充满着奇思妙句、流彩华章，以斐然文采感染人。特别是汉魏以后，公文的框架与骈俪的形式、华丽的词藻相结合，檄文的写作逐渐兼顾了“唯美”与“尚用”的统一，文笔风流者比比皆是，许多名言妙句更是以“辞令之妙”闻名天下，流传千古，如“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触白刃，冒流矢，义无反顾，计不旋踵”(司马相如《谕巴蜀檄》); “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骆宾王《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等等。其“雄文劲采，足以壮军威而作义勇”，其华美辞章在文学史上亦可占一席之地。

三

古代檄文的历史作用

古人认为檄文的作用主要有三：“丧敌之胆，扬己之威”，“揭敌之罪，露敌之虐”，“摧敌之魂，晔己之说”。在历史上，檄文以其无情的揭露、热烈的讴歌、深切的感召、优美的辞采而屡屡收到壮己声威、挫敌士气的效果，在军事政治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致有“传檄而定”“承檄而降”等成语。一篇檄文及其背后的历史，往往就是一个心理战、宣传战的经典范例。

应该看到，檄文发挥作用首先应该建立在强大实力和良好信誉的基础之上，如果完全靠吹牛皮来“虚张声势”，靠自我标榜来自欺欺人，那么不仅不会收到“百尽之冲，摧拆于尺书;万锥之城，颠坠于一檄”的功效，反而会留下历史的笑柄。比如，1900年清政府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的上谕——《宣战八国联军谕》，实际上是一篇对八国联军宣战的檄文，其中宣称，“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定能“剪彼凶焰，张我国威”。不料墨迹未干，这次“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的战争就以清政府的惨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而告终。再如，“三藩之乱”中吴三桂的《奉思宗三太子伐清为明朝复仇檄文》，通篇是自我标榜、正义凛然之语，实为欺世盗名、无中生有，虽巧言令色，终难以服众。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中国的文化环境有着强烈的“人治”和“家天下”传统，一些檄文往往对敌方首脑人物或统治者进行人身攻击，而对政策层面较少关注。如陈琳在檄文中斥骂曹操“赘阉遗丑，本无令德”，这种攻击别人出身和妄下结论式的“口诛笔伐”，显然不足以服人。袁绍兵败后陈琳降曹，曹操仍然耿耿于怀地说，你攻击我也就算了，“何乃上及父祖邪”，陈琳也只能以“矢在弦上，不可不发”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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