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优秀的秘书文化

在中国秘书工作数千年的演进过程中，先人们创造和积累了丰富而又优秀的传统秘书文化，这是中华文化的结晶之一。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秘书文化，能够帮助今天的秘书人员提高修养，弘扬正气，坚守职业道德，树立良好形象，也有助于改善社会风气。

秉笔直书

自西周初年起，秘书官吏在记录君臣言行、朝廷政事时，产生了“书法不隐”的规则，核心是“君举必书”和“秉笔直书”。“君举必书”是指凡天子、诸侯的言行都得直录，“秉笔直书”是指凡事都得如实记载。

这种“书法”使史官起草的文件和记录的大事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事件原貌，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同时，客观上对天子、诸侯的言行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要他们遵循礼治，“非礼勿动”，以维护统治秩序。

依据“秉笔直书”、“君举必书”的规则，史官逐渐形成了刚正不阿、威武不屈的职业文化。比如，公元前548年，齐国大臣崔杼弑齐庄公，立庄公之弟杵为景公，齐太史据此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命令他删改，太史坚持不改。崔杼大怒，遂杀死太史。太史的弟弟闻讯，继承兄长遗志，继续直书“崔杼弑其君”，又遭杀害。另一个弟弟仍然坚持直书如故。崔杼慑于太史兄弟的凛然正气和舆论指责，只得罢手，无可奈何地让太史记下自己的罪行。与此同时，正在外面的史官南史氏，闻知太史因据实记录朝廷大事而被杀，毅然手执记事的竹简赶回都城，准备继承太史遗志，走到半路获知太史兄弟已拼死记录在册，才返身而去。齐太史和南史氏为了维护“大事记”的真实性，不畏强暴、前仆后继、不惜以身殉职的精神千百年来为人们所崇敬，也说明实事求是历来是我国秘书工作者的优良传统。

又如，公元前607年，晋灵公企图杀死执政的正卿赵盾(即赵简子)。赵盾被迫出走，未及走出晋国国境，他的族弟赵穿已经杀了灵公。赵盾闻讯立即返回国都，迎立成公继位，自己继续执政。董狐时任太史，在记录这一事件时写下“赵盾弑其君”，并向朝臣宣示，以正视听。赵盾不服，辩解自己并未杀灵公。董狐反驳说：“你身为正卿，避难逃亡未出国境，返朝后不讨杀乱臣，罪责难逃，弑君的罪名应该由你承担。”可见董狐是严格依据礼治观念来记录史事的。他不畏权臣，敢于记载执政者的罪行，其胆识可嘉。故孔子称赞他“书法不隐”，是“古之良史”。

宋太祖赵匡胤在天下太平后疏于理政，常在后花园弹鸟取乐。一次，有官员来奏事，他玩兴正浓，不予理睬。那官员再三请求，才得以奏说。他一听所奏并非要事，怒斥道：“如此小事也来烦扰朕!”那官员辩解说：“臣以为最小的政事也比弹鸟重要。”赵匡胤气得抽出腰间的小钺，以背击其嘴，打落了一颗门牙。那官员也不求饶，只是弯腰捡起门牙。赵匡胤见了更加发怒，骂道：“你还想去告朕不成?”那官员俯首答道：“臣无权告陛下，只是将牙交给史官，史官自会记录下来。”赵匡胤一听，忙陪着笑脸说：“算了，算了，朕知道错了。”赶紧批复所奏之事，生怕史官真的会记录下此情节，有损自己的名声。

这种鲜明的职业文化代代相传，成为史官的特色，千百年来被人们所赞誉。古代史官留给后人的是一个可敬仰、可信赖的良好形象。

忠于职守

历代秘书官吏忠于职守、严守制度、一丝不苟的精神，令人钦佩。如西汉昭帝时，有一天，皇宫中出现了异常现象，群臣惊恐不安。执政重臣霍光担心发生变故，命符节令将玉玺交给自己保管，符节令按照制度予以拒绝，霍光发怒，欲自行去取，符节令猛然拔剑，挡住他的去路说：“要想夺走玉玺，除非先取走小臣的头颅!”霍光大惊，仔细一想，符节令的做法是忠于职守、严守制度的。于是，次日特地奏请皇帝赏赐了那位符节令。

古代不少秘书官吏为了严守制度，忠于职守，甚至对皇帝的不合理要求也敢于拒绝。唐高祖李渊的内史令萧瑀，敢于依据制度驳正高祖的诏书，曾将高祖考虑不周的诏书压下不颁。高祖训斥他，他以隋朝“内史宣敕，前后相乖”，致使“百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的史实，陈述政令不经仔细审核而颁发的危害，说明自己每次收到高祖的诏书都仔细审核，使其不和以前颁发的诏令相矛盾，以保证政令的一致性、连贯性。高祖听后心服口服，赞扬他尽心尽职，为自己分忧。

唐德宗贞元年间的门下省给事中李藩，掌文书封驳之权，每当皇帝下颁的制诏有失宜之处，他都在上面批注修改意见。同僚提醒他谨慎为妙，说这是御笔亲批的诏书，你还是另用白纸写上自己的意见，附于其后为妥。李藩却不以为然，依据给事中有权在认为不当之处“涂窜而奏还”的“涂归”制度，仍然在诏书上批注意见，其敢于尽职的精神令人感动。

隋唐时期，每当皇帝召集大臣议事，都有“起居郎一人执笔记录于前”，记录必须真实，记录后任何人不得更改。记录日积月累，按季度转交史官编撰成册，无关人员不得阅读，连皇帝要查阅也不容易。唐文宗李昂时，统治集团骄奢淫逸，文宗特地召集宰相们讨论此事。起居郎郑朗在场记录，宰相们的谈话涉及不少内部丑闻，郑朗都一一记录下来。事后，文宗担心这些丑闻将来见诸史书，会受后人耻笑，想查看记录。郑朗拒绝道：“微臣所记录之事，要编入史书，按照制度，陛下是不能索取查看的。”文帝也只得作罢。

落笔神速

拟写公文是古代秘书的主要职责之一。古代秘书大都来自于士人，具有很高的文字修养，撰写公文的技能很过硬，多能落笔神速。

三国时期的阮瑀，曾受学于大学者蔡邕，擅长拟写公文，被曹操礼聘为司空军谋祭酒之职，掌管记室。一时，曹操府中的章、表、教、令，军国书檄多出于他和陈琳之手。有一次，他奉命作檄文《为曹公作书与韩遂》，在大军待发之际于马背上飞笔疾书，不加修改，一挥而就。曹操审阅时，竟不能增损一字，大加赞叹。可见，阮瑀撰拟公文的技能已达到炉火纯青、下笔成章的境地。

南朝梁时的裴子野，一生中历任录事参军、记室参军、尚书比部郎、中书舍人等秘书官职。他学识广博，文思敏捷，落笔神速，起草文书、檄文都不拟草稿，一挥而就，首尾贯通，颇具气势。他对自己的落笔神速曾作过自述：一曰文书“人皆成于手，我独成于心”，即腹稿酝酿充分;二曰“剪截繁文，删撮事要”，即反对辞饰，提倡简练朴实的文风，重在辞能达意。

唐朝的陆贽，德宗时被召为翰林学士，参与机要，负责撰拟诏书，擅长撰写表、疏、奏、议等公文。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朱泚叛乱，陆贽随德宗避乱于奉天，当时军政事务繁忙，一天要下颁数十道诏书，都由他撰写。他写诏书时，略一思索，操笔即成，而且能忠实传达德宗的旨意，文笔又洗练畅达，议论深切，说服力、感染力甚强，同僚无不钦佩。著名的《奉天改元大赦制》就是其杰作之一。此诏书原由别人草拟，他看后不满意，自己动笔。诏书一开头就为德宗引咎自责，痛切检讨。所以，诏书一经宣谕，士卒无不为之感动哭泣，效果显著。陆贽的这些公文被后人编辑成《陆宣公奏议》22卷传世，成为古代公文的精华。

宋朝的翰林学士都是落笔神速的快手。当时规定，凡遇拜相或有重大决策时，皇帝于当晚宣翰林学士进宫，口授机宜，令他们神速记下后回到学士院闭门撰写，当晚必须拟毕，立即呈送皇帝审阅，再由他们誊清于白麻纸上。清晨，即由阁门使将诏书送出，交中书舍人宣读。重大诏命的撰制于一个晚上完成，不可谓不神速。

清朝军机处的军机章京负责拟写谕旨，从接折、拆阅、进见请旨，到草拟、审阅、誊清，整个过程多在当天完成。遇到紧急谕旨，当时交下，立即撰拟，动笔千言，从起草到誊清只需一个多时辰。遇到夜间送来的紧急军报，皇帝宣他们入宫授意，命他们当场撰就，由皇帝审阅后立即发出。如果皇帝出巡，有所旨意，向他们授意后，他们立即歇马路旁，挥笔撰写，写成再上马，赶到下一行在进呈皇帝，其速度着实惊人。

古代秘书官吏的落笔神速这一传统，对今天的秘书人员当颇有借鉴意义。

处变不惊

处变不惊是我国古代秘书的又一优秀传统文化。他们遇变不乱，临危不惧，或以高超的专业技能补救窘局，或以聪明才智化解危机。

南朝高帝萧道成在位时，负责起草诏书的是中书舍人。当时，萧道成欲废撤苍梧郡这一地方建制，以加强中央集权。这天，他命值班的中书舍人虞整起草诏书，次日早朝就得颁告天下。不料，虞整因整夜狂饮，昏睡不醒，失职误事。清晨，萧道成只得另召中书舍人刘素宗拟制。刘素宗仓促受命，却不慌不忙，当即挥笔拟就，经萧道成审阅后，刘素宗又立即指挥主书十人，书吏二十人，抄录数十份，完成了任务，补救了同僚的失误。萧道成为此对刘素宗大加赞扬说：“今天地重开，赖卿之力也!”

唐武则天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寿春郡有五兄弟出就藩封，需在朝堂上举行仪式，同时颁授册命。朝廷各部门做了许多准备，却于忙乱中遗忘了制作册文。待百官到齐，仪式即将开始，才发觉这一失误，宰相们相顾失色。中书舍人王教得知此事，处变不惊，立即召来五名书吏，命他们各执毛笔，自己口授，书吏分别录写，不一会儿，就写成五份册文。宰相们审阅时，见册文写得既合礼仪，文辞又美，大为叹服。此事在朝中一时传为美谈。

唐朝名士令狐楚曾任节度使郑儋的掌书记，郑儋暴卒后，因未能及时处理后事，手下的骄兵悍将喧哗骚乱。令狐楚在白刃相迫的险境中镇定自若，挥笔疾书，顷刻拟就遗表，并声情并茂地向三军宣读，将士们听了感动落泪，甚感满意，军心稳定下来，一场暴乱被制止。

富有气节

民族气节是我国古代秘书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一。由于古代秘书官吏多来自士大夫阶层，以治国安民为己任，所以民族气节都很强。这在两宋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高宗、秦桧要向金称臣求和，受命起草国书的翰林院直学士曾开极力劝谏无效，乃请求辞官，拒绝起草。秦桧劝他要识时务，他凛然反驳，并联络许多朝臣联名上书，反对屈膝求和。

历任起居舍人、起居郎、中书舍人、直学士院、翰林学士等秘书官职的洪迈，于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受命出使金国，国书中对金以敌国相称，高宗亲手将国书交于他手，寄予厚望。洪迈至金后，金主见国书不悦，令他删改，并欲以臣礼接见，洪迈坚决拒绝。金国遂封锁使馆，三日不供应水和食物，洪迈仍不屈服。金人无奈，只得放他回宋。洪迈出使敌国，不辱使命，表现出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为时人所赞誉。

擅长书法

古代秘书对文字的改进和书法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因书法成就而入仕或名垂青史者不计其数，但因书法影响到个人的生死荣辱、命运大起大落者，当首推秦朝的程邈。

程邈，字元岑，下杜(今陕西省西安市南)人。起初，他担任县衙中管理监狱事务的小吏，一直喜欢研究书法。后来，他因触犯刑律，被判处长期监禁，囚于云阳(今陕西省淳化县北)牢中。秦朝的法律繁细而严酷，像程邈那样的重刑犯，即使不囚死于牢中，也会被送去服苦役，十有其九死路一条。面对绝境，他没有颓丧悲伤，仍然潜心研究书法。他发现当时推行的小篆笔画很复杂，写起来颇为费事，于是将自己多年搜集的民间流传字体加以整理，去其繁复之处，省减篆书笔画，将长形改成方形，圆折改为方折，经过整整十年的努力，终于成功地将小篆改造成一种新的字体。这种字体先在徒隶(地方官衙中办理文书的小吏)中试用，人皆称便，大受欢迎，故称为“隶书”。

后来，程邈又将隶书上呈皇帝。正在推行“书同文”的秦始皇，正苦于小篆笔画繁复，加上他实行君主集权制，全国各地的官员事无巨细都得具文奏报，一时公文浩繁，他每天得阅读、批示一百二十斤重的竹简文书，感到十分吃力。因此，一见到程邈上呈的隶书，秦始皇十分高兴，立即下令释放程邈，并破格升任他为御史大夫。秦朝的御史大夫是朝廷最高官爵“三公”之一，掌管收受和处理公卿奏章、四方文书并监察百官等，相当于皇帝的秘书长。秦始皇还命程邈迅速推行简捷易写的隶书，使隶书很快取代小篆成为文书工作中通用的字体，并促成了汉字发展的重大变革，对我国书法艺术和文书档案工作都产生了重大推动作用。程邈因书法成就从阶下囚一跃而为高官，也算是中国秘书史上的一大趣闻。

到了汉朝，朝廷对秘书官吏书法上的要求更高，尚书台、御史府等中央秘书机构选拔秘书时，须考其大篆、小篆、刻符、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等八种字体，合格者才能被录用。东汉灵帝光和年间，朝廷还特地设立了鸿都门学，专门教授辞赋、书法等，毕业后授官，其中不少学子被用为秘书官员，使秘书官吏的书法水平显著提高。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大有发展，楷书、行书、草书流行。统治者都聘请书法家担任秘书官吏，如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王徽之，梁武帝萧衍时的王褒，北齐的赵彦深等。自此，任用书法家为秘书，秘书精通书法，成为历朝秘书职业的一大特色。这大大提高了公文字体的艺术性，使公文面貌整洁、美观。古代秘书的优秀传统文化还包括知识广博、富有谋略、敢于直谏等。所以，几千年来秘书的主流形象一直是正直干练、博学多才的，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

【来源：秘书杂志（微信mishuzaz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