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之争

　　春秋以来，奴隶主贵族维护其统治的周礼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威力，旧有的典章制度随之而衰落，因而出现了一批改革家如管仲、子产等，他们颁布法令与刑书，改革田赋制度，成为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先驱。法家的创始人李悝任魏相时，废除了官爵世袭制，按照“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选拔官吏，与儒家的“贤其贤而亲其亲”的理德观有了差异。与李悝同时的吴起，在楚国进行政治改革，破除世卿世禄制，强迫旧贵族去边疆垦荒。吴起虽然使楚国强大起来，却为贵族所不容，其改革措施甚至被当面斥为阴谋诡计，最终为贵族杀害。商鞅在秦国实行两次变法，其主要内容是阡陌，废井田，承认土地私有，奖励农耕，有军功可授爵位；实行郡县制，主张严刑重罚以杜绝犯罪。他排斥道德教化，轻视儒家的礼乐，反对效法古代的治世之道。他的变革也使秦国富强起来，但却因得罪贵族而终遭杀害。而申不害、慎到分别强调重“术”和“势”，反对因循守旧。到战国末期，韩非集法家思想之大成，将“法”、“术”、“势”三者糅合为一，主张“以法为教”，厉行赏罚，奖励耕战。在理论上直接地批判儒学的治国方法。韩非继承荀子人性恶的思想，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依靠严刑峻法，而不能凭借仁义道德之教，认为“威势可以定暴”，“德厚却不能定乱”。韩非把“法治”与儒家的“德治”对立起来，认为人们根本不会有什么“恩爱”之心，嘲笑仁义道德不合时势，揭露了它的虚伪性。法家对儒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批判，顺应了当时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趋势，对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法家“刻薄寡恩”、过分压制的政策，显示出其残暴、不合人情的缺陷。秦亡后，其法治思想被汉儒吸收到儒学体系中，主张德刑并用，成为地主阶级维护统治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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